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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老佛爷”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根据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编大量故事。但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规律的,可不敢这样说。我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很多事件放到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现下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探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恰是压垮清朝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

  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崛起,使得客观上已经解体的清王朝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接着,各个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即所谓风云四起,军阀割据成为大趋势。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以前的历朝历代不都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因此,我们讲“半殖民地”时,不要漏掉“半封建”,讲对外救亡时,不要忘记内生矛盾。

  中国人实在是被迫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无论用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可惜谁也没有成功,是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
2017-07-25
评论对象: 麻木不仁的知识精英与文明分道扬镳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2.中国百年工业化的真实经验
  
  1. 地方实力派主导的清末洋务运动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毫无疑问作为工业化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100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这对于后世统治集团,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径依赖的作用。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一再强调要有军事工业。邓小平说过: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有数亿吨的钢产量了,但忧患依然。因为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当年的问题。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的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相当于国军的八旗已经完了,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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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资本家们自己的积蓄,也不允许随意转移国外,因为资本家们的钱多来于国内商品产销利润,回馈国内是资本的天职。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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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超主权货币   查看评论专辑
资本家们在为社会提供正价值时,得到回报,我们不眼红,但若用股民的钱胡作非为,不答应!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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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意志必须受制,必须为国家强大服务,除此,它根本没资格存在。
2017-07-25
评论对象: 麻木不仁的知识精英与文明分道扬镳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两者性质根本不同,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英模。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产生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他们确实不是奴隶,而是英雄,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真正的英雄。

  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价值贡献给了国家。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即使退一万步说,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要好得多!今天的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那时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否定中国前三十年的奋斗,这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中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个客观经验过程,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表达,特别是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构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于怎么去表达,取决于各种学者群体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种政治家们从属的利益集团内生的价值观。

  我这种肯定革命的说法,也许会引起很多的批评,现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的这种说法。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识形态的国民动员作用,尤其是它在资本极度稀缺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这对于当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认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正外部性。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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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必须以富民强国为根本,这个必须管理,没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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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超主权货币   查看评论专辑
风筝底下的那根线,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这才是根本!
2017-07-25
评论对象: 麻木不仁的知识精英与文明分道扬镳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像外部的帝国主义一样,这些内生矛盾也在瓦解着清王朝。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之下,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会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2500年有余。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
  当我们不再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清王朝是反动政权呢?不是简单地说它反对现代化,而是说清王朝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误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是唯一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地、而不是个体地,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它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是资本,L是劳动。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2017-07-25
评论对象: 麻木不仁的知识精英与文明分道扬镳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第二,政策体系与制度取向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与过剩时代不同,资本稀缺派生出来的问题是: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的第一个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2.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研究框架
  还是从近代说起。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用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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