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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税主义宣言
201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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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财税体系,摆脱经济萧条

    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不是一届政府、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当今世界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最核心的问题就在财税问题上,如果没有财税改革,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期待其他产业热点的出现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本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学者走在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前列,先后有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主张,滕泰、贾康等学者也提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但是如果没有财税改革做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源做基础,无论是新结构主义还是新供给主义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口号学派,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全世界都必须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

    一、罗斯福新政成功的秘诀在于财税改革,而非财政扩张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目前唯一有效解决“大萧条”的成功实验,其经验弥足珍贵,上世纪人类遇到的经济危机很多,如拉美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危机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经过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萧条时间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都没有能够像罗斯福新政一样成功克服萧条,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人们往往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但根据我的分析,美国走出大萧条,并不完全是靠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赤字投资政策,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和第二大税种都是罗斯福新政时建立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是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进行财政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即使经历了二战,美国政府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欠下多少债务,其债务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美国目前现在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立的,因此罗斯福的财税改革不仅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奠定了战后美国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二、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

    关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改革措施,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罗斯福主义”以区别于凯恩斯主义,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探讨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两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而罗斯福是财政平衡主义者,其次凯恩斯主张减税,而罗斯福则主张采取加税的政策。

    罗斯福拯救大萧条是按他自己的思路进行的,因此我们认为真正拯救大萧条的是罗斯福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赤字加减税的经济政策只能拯救小萧条,大萧条则不行,因为大萧条需要动用的资金太多,仅仅靠赤字根本不可支撑,因此中国之前的经济危机完全用凯恩斯主义的周期性投资政策解决,而现在中国与世界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长周期危机,凯恩斯主义面对长周期危机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因此本次经济危机,如果 再用凯恩斯主义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因为大型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经济周期问题,而是财税危机,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体系无法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危机。如果中国与世界不进行财税改革,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像上世纪的拉美、日本、东南亚经济危机一样陷入一个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三、新财税主义的核心经济思想

    1、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

    新财税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的财政水平与财政方式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一般纯农业国家的财政税收会占到这个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中国和欧洲的古代都是这种状况,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的财政税收占到GDP的20%左右是合适的,在非洲和南亚的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处于这样的税收水平,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财税税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而在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甚至更高,有人认为美国、日本税收没有达到50%,这只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医保是私有化的,并没有纳入社保税的统计范围,美国存在重多的私立学校,这也没有纳入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比如日本的社会保障缴费很多也没有纳入宏观税负统计,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则过大,比如中国的事业单位、商业团体、科研单位都是公务员编制,甚至不少的清洁工都是有编制的人员,导致中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过大。

    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

    新财税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的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水 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就会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更高等的学校教育和更好的医疗水平。回顾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频繁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的进行了大幅提高

    3、经济危机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的结果

    新财税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往往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满足不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而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还认识不到这点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形成长期的经济萧条,直到财税体系得到根本改革,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本轮经济危机也是人类财税体系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经济危机前人类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都进行了财税调整,但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人类走出本次经济危机也要靠财税体系的调整,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之前,人类还必要靠财税体系来维持政府运转。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必要时刻。

    同样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是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他们国家的财政水平没有响应提高,从而才爆发了经济危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实现半发达之后都没有提高税收,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以这些国家会出现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等情况,所以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同样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最重视社会保障的经济体,所以新加坡的人均经济水平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而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则不注重社会保障建设,尽管拥有众多世界顶级企业,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只有正常发达国家的一半。

    4、减税只能是阶段性政策,违背社会发展潮流,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纪美国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还利息,而不能用于经济建设,政府财政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四、新财税主义的政策主张

    1、一个国家必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财税水平水平

    新财税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不断的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以及财税体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使财税体系真正适应并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大多数都是以提高税收为指向的。

    2、财税调整并不完全是税率的调整,更体现为是税收思想与征税方式的革命。

    在当前美国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人类需要创立新的税收思想与税收框架。因此笔者所主张的”增税”也不是主张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其实质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

    五、人类未来的增税空间在哪来?

    1、富人品牌消费征税

    很多人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高收入进行征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伤害到高收入人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遗产税则存在太多的避税空间,所以在税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遗产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税种,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各种信托机构来避税,因此现在不少国家都取消了遗产税,向高收入人士征税应该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进行征税,高收入人士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将财富传承给子孙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

    对于消费税笔者不主张通过品类来征税,而是通过品牌来征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后,品牌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进行征税,比如在中国化妆品一直征税比较高的税收,但是很多化妆品已经是大众消费水平,而非奢侈型消费,只有部分品牌才是奢侈型消费,我们只向其中部分品牌征税即可。

    2、低价产品的税收

    商品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产品的价格是升高的,有些是降低的,有的产品一个阶段价格很高,到了另一阶段价格就会很低,对于价格比较低的产品我们可以适度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机器密集型产品以及技术成熟成品的价格就非常低,可以通过适度多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科技密集型产品则可以适度减税。

    六、新财税主义改革建议:“四增四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中国实行“结构性调税、增税”的四条建议: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对于生存必须品可以按类别划分,对于奢侈品则可以按品牌进行认定,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就可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奢侈品认定,增加征税,并且增税的空间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期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对于需要手工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

    4、 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中国应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比如燃油税就可以适当提高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

    增加税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根据世界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一般占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地GDP的比例为40%左右是合适的,发达国家税收一般要占地GDP5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0%左右,这样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社会问题,   而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老百姓也是不会发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以上是是关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竞争,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创新出一套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的制度,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我们中国。

    以上是是关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竞争,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创新出一套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的制度,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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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中窥豹--散议税收与财政原则》读高连奎《新财税主义宣言》 附议(2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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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跟帖评论,一点击提交就“消失”了,显示的英文看不懂,不知何意思?
           2016.4.17-20:40发、丢失!
    2016/4/17 20:43:47
  • 税收充其量只在二次分配角度上起作用,毕竟作用是有限的,不要寄予厚望。理论上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削弱贫富差距是治本之策。但是如果在现有体制下用税收抹平贫富差距,富人有的是办法躲避税收,大不了卷钱跑路,你又不能像50年代那样“三反五反”地控制资本的流向,所以结局多半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富人想办法避了税,穷人没办法,沦为“纳税人”。这样贫富差距不但没有减少,矛盾反而更严重了。

    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需要给经济体减负,要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工资,以免打击到脆弱的制造业。其实,只要政府除掉高房价带来的“超级地租”这个主要的阻碍,中国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制造业的活力将瞬间增强。一般中国城市劳动者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房地产“按揭”了,而制造业工厂里不断提升的人力成本也主要是用于工人支付房租等生活成本。房地产收取的“超级地租”是中国人民头上的最大一项负税。收取这一超级地租的是由房地产商、房叔房婶等地产官僚和控制印钞机的金融寡头集团组成的“房奴主”阶层,根本就不是中国税务局。这笔“超级地租”税的绝大部分被房奴主集团瓜分了,一小部分用于支付公务猿的公共开支。

    房奴主集团完全是经济肿瘤,是吸血的寄生虫。它对中国经济体和劳动者阶层形成了残酷剥削,程度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房奴主”集团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除掉了“房奴主集团”这个封建地主势力,不但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瞬间就能提高,而且连民族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可以被解放(因为暂时不需要再被动增加工人工资了)。

    建议左派同志们抓住当前经济领域里的主要矛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最最反动的“房奴主”封建势力,这场斗争会赢得广大房奴、刚需、民族制造业资产阶级的共同拥护,得道多助!
    2016/4/17 20:26:17
  • 像中国这样以地产党执政,通过垄断在住房医疗教育上对人民予取予夺的国家,什么财税主义实际上是屁话,正如21楼黄松明所说,毫无新意.
    2016/4/17 20:04:48
  • // 本轮经济危机也是人类财税体系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经济危机前人类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都进行了财税调整,但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人类走出本次经济危机也要靠财税体系的调整,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之前,人类还必要靠财税体系来维持政府运转。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必要时刻。//==

      博主的挂冠不少,但学术水平平平,把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到财税改革上面,这都风马牛不相及。
      经济危机由市场经济平均水平的利润枯竭模式所决定,是板上钉钉的事件,这与财税改革有关系吗?
      财税改革怎样改?其中仅仅是企业多一点收入或财政多一点收入的区别,此消彼长,税费加重就会宣布更多企业的死刑,使得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
      税费的祖先源自夏朝的“贡”模式,将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就成了税,这种土匪巧取豪夺的方法也要“宣言”?还要为其提供政治合法性?博主怎么不回想历史,哪个朝代的动乱不始于苛捐杂税、苛政如猛虎?
    2016/4/17 17:04:19
  •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有了充足的财政以后用来做什么呢?主要是用来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派出大量士兵到欧洲和西太平洋战场,而美国本土的工厂征用大量的女工进行生产。尤其是军火工厂更是生产无数的军火。
    还好美国完胜,“战争红利”多得不得了,战后美国“对外援助”虽然数额巨大,但都是锦上添花,使美国经济越来越强。
    但如果美国打输呢?那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作为独立学者,不能只成为政府的应声虫。政府说“改革红利”,你就更大声赞扬“改革红利”的大好处,而实际上就算有“改革红利”的话,并不是平均分配给各阶层的民众,有一些人的利益是因“改革”受到损害,三千万工人下岗难道已经忘掉了吗?而现在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将造成多少职工下岗呢?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根本看不到中国国内各个地方、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经济和商业结构的失衡现象,就是这种失衡现象吃掉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成果。人贵有自知之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内有什么东西呢,我再一次进入他的电子书内,从上到下拉一遍,还是没有见到有什么新东西。
    至于滕泰的供给侧改革有三方面:
    第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二:减少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的三大供给约束。
    第三:解除供给抑制,围绕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以及金融和资本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根本就没有加上什么新东西。
    至于贾康最新的讲话是:“两岸年轻人有很多共性,都把握到了新一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大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正在推动年轻人进行一波接一波创业,各个地方都设有孵化园区的配套设施。“我感觉大陆的经济市场潜力空间是相当可观的。”贾康说,“而台湾则在过去积淀的经验和商业文明意识方面,拥有相对优势,与大陆形成互补。”贾康认为,应在已有交流、合作的基础之上,共同努
    力,促使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创新和创意。
    贾康说了什么新东西呢?没有。这就是“中国学者走在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前列”吗?中国需要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多给中下层民众自主和自我改善的机会,而不是所有资源集中在政府和知识文人手上。
    2016/4/17 14:16:51
  • 朝鲜这样的专制政权对国企有时不但不征税,而且国家要化巨额资金给予支持,因为国企是权贵的家族企业。
    2016/4/17 14:16:42
  • 楼主的新财税主张是好。但要实行需要政治条件——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如果一个国家反对民主宪政坚持集权体制是不可能实行的。向享受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者征税是行不通,因为权贵是通不过的。集权专制国家恰恰是对大众的生活消费品是暗中加税的,对不攀附权力的中小企业是随意征税的。当年罗斯福能做到通过加税实现财政平衡,那是因为华盛顿等老前辈给美国人民奠定了美好生活的政治基础。
    2016/4/17 14:11:34
  • 用天之道初衷来规划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正确的,可是社会的发展又不能脱离人来主导,于是天之道必然会向人之道上倾斜,最会异化为赤裸裸的人之道,所以设计税收就不能只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而要考虑非理性成分,制定出合理的提前量,并作出正确的方向判断。
    然而经济萧条只是社会生活的软指标,而人与人的融洽和社会的延续性保障以及赖以活命的吃和穿才是社会生活的硬指标,不了解这一点的决断,很可能作出喧宾夺主的判断,
    只有把握了这个主线,才能沉着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题,
    社会和人一样,首先是活着和延续,其他可有可无。
    2016/4/17 13:49:26
  • 14楼楼沙子:“经济体的货币一靠增发 而靠把死血(死货币)变活血(活货币) 二者不能偏废。”说得极是。
    2016/4/17 13:22:00
  • 新财税主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经济危机和共赢经济学的思路大方向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细节和理论依据还是有很多不同。新财税主义用的实证法找证据,共赢经济学通过事实和因果关系逻辑推理。具体政策制度设计上共赢经济学更加具体细致,逻辑上更加无懈可击。
    2016/4/17 12:09:33
  •       此文原来一个月前草根网发过。怪不得我疑惑文后沙子先生就博主抄袭沙子的评论找不到了。原来那是前次发的文章后面的。
           经济面临困难,这是世界性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更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会遇到的问题。
           财税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这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是如何调整,才利大于弊。
           财税政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唯一问题。
    2016/4/17 12:00:38
  • 财税改革就是一句话 不让越来越变为富人个人拥有的资金、财富沉淀在富人个人手里 再一代代遗传沉淀在其家族中 应该通过征税使之死血为活血再次参与货币大循环。

    征收是门与人性斗争的艺术 是温和的革命 是温柔的剪羊毛 ;

    富人避税 那就完善法律 让其不能避。

    经济体的货币一靠增发 而靠把死血(死货币)变活血(活货币) 二者不能偏废。
    2016/4/17 11:37:07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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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现担任英国牛津大学东西方战略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发起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栏目嘉宾或评论员,同时兼任美中经济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北大青鸟金融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股市意见领袖三十人成员,《现代国企研究》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镇江市京口区政府经济顾问等社会职务,同时也是新华社高端访谈嘉宾,中国ted大会演讲嘉宾等。高连奎研究成果多次得到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高层领导重视,其代表作《中国大形势》在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中得到了中国出版业最高领导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特别推荐。其作品《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高度赞誉,成为国家部署未来十年的重要参考,近著《反误导》和《美国政经通史》也得到高层领导重视。 高连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多次受邀为国内外机构或人士提供咨询或授课,国内如北京市委讲师团,云南省委省政府,国外如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公司,世界最大主权基金挪威中央银行,新加坡驻华大使馆,英国剑桥大学等,也曾为美联储货币委员讲解货币政策,并多次受邀与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等世界级政要一起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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