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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社会 - 曹豫生首页
关于革命的邮件
201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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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苏老师:

  看了你的文章,我虽不是学者,也没真正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也想说几句。

  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砖窑里的残疾人,小说《那儿》中 的舅舅,南方冰冷机器上的断指,我想说:当心啊!当心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於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的如何好听,它取决於你们做了些什麽。

  看来我早就同意纪苏老师的观点了。

  时过境迁,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 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 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但在我看来,对于革命的正经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 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前三十年我们都知道反革命的凶残和暴力,却不认为革命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如历史教材何如何不 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和他们指控的对象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 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没解决好的问题是革命的成因问题。也就是纪苏老师说的“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这个解释极度欠缺说服力。当年我就疑惑既然那些地主,那些士绅被今 天文人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得,为什么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非要革命?要知道革命不是儿戏,是提着脑袋干的事,那么多的普通民众,放着那么“好” 的日子不过, 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吗?这说的通吗?要说有那么几个傻的是可信的,要说那么多都傻的不要命,怕是难以服人。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的无比的黑暗,好像多数也 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就是通钢这样的事件,停止和民营合作后,也不再闹了,也没有要革命的意思。可见,革命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也是很难 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批判革命的常见说法,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题,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首先 ,“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还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这里把改朝换代也称为“革命”,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很多时候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的多,比如唐代对隋代 而言,宋对五代十国而言,明对元而言等等,当然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老百姓的日子就苦的没边了。还有一点,很显 然,革命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就像有人说无非是革命者成了新“皇上”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即使现在的网络上,知识分子不是老是指 责社会层级固化的问题,认为能上能下的流动才是健康的,批判现在出现的上层“二代”和下层“二代”的现象。当社会层级固化难以撼动的时候,革命无疑是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毛泽东 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他还想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结果失败了。以毛的能力尚不能解决此问题,以后我只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层级流动的问题,不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分 层的问题。公平是我最重要的价值观,但是我知道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社会分层的现实其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当下的社会里,革命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让官方和知识分子非常的纠结。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高声调的宣布告别革命了,但是其实只是自己告别革命了,骨子里却希望民众积极的 革命,他们羡慕阿拉伯之春,羡慕颜色革命,抱怨中国民众是“圈养”的,不起来反抗他们所说的专制政权,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革命”这个词汇,也为自己的不行动有了借口,心底 里却希望民众去革命,去替他们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和当年闹革命的共党完全不一样。你说今天嚷嚷者告别革命的家伙,到底要不要革命?

  为革命纠结的另一个是今天的执政党。我们的党其实是支持知识分子引吭高歌告别革命的,原因在于党的位置变了,当年是革命者,今天是执政者,今天要革命,那还能革谁的命呢?所以在 党的支持下,告别革命的曲儿唱的格外动听。但是共产党又怕把革命完全否定了,原因就在于党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党可以改正错误,比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所以党是有执政合法 性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革命,那就不是共产党犯了错误了,而是党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这个党实际上产生于革命愿景中。因此,党要掌握好革命与告别革命之间的度,关键在于这个度实 在不好把握,因此就会纠结。

  其实,我这里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不是为了促进革命,恰恰和纪苏老师一样,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防止革命的发生。仅仅是知识分子嚷嚷“告别革命”,屁用不顶。要真正的追求共同富 裕,当然也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防止革命的爆发。

  附黄纪苏老师的邮件:革命的前因后果

  ——《君主立宪之殇》出版沙龙黄纪苏发言

  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最重要的一个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 然如此,那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虽然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刚才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谢先生和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谈作为思想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学问家也好的梁启超,我想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 还有另外一种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谈她周围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 概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 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天长地久、长宜子孙,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样东西“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 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于是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一 路走高。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 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 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 的豪宅还是让我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其实都是有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个节奏啊,跟革命倒是一个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 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的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 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 是:“我在想,革命时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够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 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向孤儿寡母一皱眉头 ,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 租界里诗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差,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 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跟他的孩子 通信谈到这些,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 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并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 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落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 院里的幅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生动,我用手机拍下来了:“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星墙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 近任志强他们鼓吹“乡愁要有乡绅”,我这算是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一代人之间,就集聚了几十万亩土地。靠的什么,院里还有副对联其中说得 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就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二合一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会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不就出 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的社 会结构,而不会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 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或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 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望中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 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 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大行其道。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 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 。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谢谢。【本文经本人审定,在 原录音稿基础上有所增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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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装革命解决社会层级流动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革命解决社会分 层的问题。
    2014/4/17 22:42:59
  • 革命者们用不着这么悲怆!不应该为了“革命”而去“革命”。时势造英雄。只有当老百姓需要革命,呼唤革命的时候,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和平时期,或者说阶级调和时期,该融入社会的要融入社会,跟群众打成一片总是应该的,心中有“真理”,在哪里都可以修行。其实,我比较反对出家式的革命修行者,脱离了社会化大生产,脱离了群众,纵然有“真理”在手,也没有实践能力。
    2014/4/17 15:43:55
  • 前日在《观察者》网上看到李零的一篇采访漫谈.其中有这样一段:假如社会主义失败了.我也不会去拥抱帝国主义..这里尽显左翼气节.可是气节有何用处?明末那些大小知识分子还不得到清朝去做官领米?感动之余.我想到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亡后有殉国殉君的.大概是要一份”名节“.青史留名啊.不如在国末亡时致力于国事.也免去了赴难之日的许多悲戚.
    2014/4/17 11:23:17
  • 革命,一个在今天看来多么新鲜的事情。
    2014/4/17 9:34:4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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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学的理工科,毕业后也从事的是技术工作,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我希望了解社会,思考社会。把自己对社会的所思所想写下了,尽量给大家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视角。联系方式cyspd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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