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据报道，此前国务院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规定了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不过，需要上海市出台细则具体落实。
多年来，上海市政府都在谋求上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这“四大中心”，从上述报道看，这一设想正在逐步实现。
说实在的，我也认为上海应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认为，不设上海自贸区，并不影响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至于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则认为有些牵强，因为从地理位置看，从上海与国际贸易航海线的距离看，从我国漫长海岸线造就的诸多港口看，上海港并不占优。对于全国来讲，深水港每年的吞吐量存在一个总量，如果上海争当国际航运中心，势必减少其他深水港的吞吐量，因此，从实际出发进行布局来讲，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并不利于中国经济均衡发展。
大国有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布局，不能像城邦小国新加坡那样，将“四大中心”赋予一座城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超多，刻意发展某座城市，让其集“四大中心”于一身，是人为地制造经济失衡，我国的经济改革怎能人为地制造经济失衡呢。
海上运输是国际贸易的主渠道，如果上海不能形成国际航运中心，就未必能形成国际贸易中心，那么，定位于自由贸易区的上海自贸区功能将大打折扣。
按照上述思路推理，在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大量引入外商投资实业不现实，何况中国经济面临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目前需要的是为国内天量储蓄寻找投资渠道，此时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实业，将导致资本和产能进一步双过剩。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我国在引入外商投资实业走得太远，对民营经济必然形成压制和打击，这将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形成主动让西方人来中国经济殖民的恶果。或许，皇权文化“宁予洋人，不予家奴”阴魂不散，才会乐此不疲地引进、引进、再引进外资。
如果说在自贸区推行金融制度改革，那么引进外商投资，就是引进外商投资中国股市、债市、期市和货币市场（如在自贸区落户外资银行分行），这就与媒体同时报道的人民币利率自由浮动和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联系起来了。
上海自贸区挂牌前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被炒得炙手可热。实际上，在我国股市存在事实上的股权分割制度缺陷情况下，在资本利得税等税制不配套的情况下，推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存在极大风险。我国的高层领导并不知道，我国金融体系存在这样严重的内生性缺陷，“打铁还需自身硬”，带着一身的毛病划一块地方（自贸区）与国际资本抗衡，犹如上了拳击的擂台，被击倒的几率极大。
当今，在互联网将各国联接在一起的情况下，设自贸区吸引国际资本来中国投资金融市场显得过时，因为你住在欧洲，坐在电脑前按键，也可以介入美国股市炒股、炒期货。如果中国的政策允许外商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外商（国际资本）在海外，也可以炒中国的股票、期货，由此可见，设上海自贸区吸引外商入住炒中国的股票和期货意义不大。
无论外商投资中国的实业还是投资中国的股市、期市，都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存在资本转移和套利的风险（投资实业的厂房设备未变现除外）。如果外资流进1万亿美元换成6万亿人民币炒股，炒期货等，当收获100%的利润时（有一个累计过程），就有将连本带利的12万亿人民币流出国门的冲动（兑换成美元意味着流出国门）。问题在于，当初中国央行购进的1万美元不能迅速获利100%，现在要央行为其支付2万亿美元，将使央行发生支付危机。
以史为鉴，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泰铢暴跌是一例，之后卢布暴跌是一例。泰铢暴跌众所周知，卢布暴跌报道得不多，实际上，卢布暴跌更为惊心动魄。1997年10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到1998年再度爆发金融危机，曾经的卢布十分坚挺，兑美元汇率为1:2，即1卢布换2美元。然而，到1998年金融危机最甚时，1400卢布才能换1美元！使卢布几近废纸，使俄罗斯政府只得重新发行卢布，旧卢布与新卢布的兑换率为1000：1，即1000旧卢布只能兑换1新卢布，让俄罗斯人惨遭损失。卢布之所以巨幅贬值，与俄罗斯推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导致国际资本控制了俄罗斯金融市场密切相关。
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说明各国对美元有需求，这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一个原因，美联储可以无限地印刷美元，使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成为可能。然而，中国央行不能印刷美元，允许国内外资本自由套汇，将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国股市存在内生性制度缺陷（实质性的股权分割）导致的资本定价混乱，还是美元可以无限印刷的外部因素，都需要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兑换进行管制，不能盲目地推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因为一旦让其自由兑换，存在中国央行手中的美元被耗尽的风险。如果资本外逃对美元的需求急增，就会导致人民币暴跌。当前，我国需要做的是理顺国内金融市场的关系，制定适应融入全球的金融政策，在强身健体的基础上，才有实力应对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换，避免给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自贸区即自由贸易的一块地方，需要政府为中外投资者自由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具体表现在人民币利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减免税等方面。这样一来，自贸区的机构给全国各地的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时，自贸区的利率自由浮动了，全国的利率没有自由浮动，按哪个标准进行利率结算呢？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也涉及到全国，各地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美元，如果通过电脑发往自贸区，按哪个标准进行汇率结算呢？一言以蔽之，金融行业是一张大网，金融业务存在互联互通的问题，单独给自贸区的人民币利率自由浮动，人民币与美元可自由兑换，会给自贸区与全国各地的企业往来制造麻烦。这说明，推出自贸区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产物，具体实施中会麻烦不断。
上海自贸区挂牌后，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当中，10月9日张宏良老师的“上海自贸区——拆掉羊圈的栅栏”一文，10月10日发表的余永定访谈录“资本项目自由化应循序渐进”，都是振聋发聩的好文，说明不少学者在分析设立上海自贸区的风险，在不竭余力地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下面引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应循序渐进”中的一段来说明。
余永定老师认为，“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需要用国际资本（包括内资）自由进、出来“倒逼”呢？这种“倒逼”相应作用机制是什么？有何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支持？…… 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发生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冲击将是致命。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偏好比较高。例如，尽管目前有汇兑限制，据某些研究估计，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外币比例可能已经达到8%。与此相对比，在货币兑换完全自由化日本，外币存款在居民储蓄存款中比例在2003年只有1.6%。不仅如此，中国储蓄存款大部分可能集中于少数居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我也认为，盲目地放开资本管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我国的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花掉1万多亿，买美国两房债券花掉4000亿美元，买欧债花掉6000亿欧元（2011年数据），还买了日本债，还有中投公司海外投资花掉一部分外汇储备，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多借给了西方国家，央行手里剩下的外汇现金并不多。
央行手中的外汇现金有多少？我无法知晓。估计除了为进出口企业正常换汇外，预留了适当比例的周转用外汇。如果国际炒家和国内居民换汇意愿强烈，央行手里的外汇现金不足以应对用人民币换美元的强大需求，一旦耗尽央行手中的外汇现金，导致人民币汇率暴跌，中国央行将输掉这场对人民币的货币战争。
目前，通过上海自贸区推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自贸区成了去主权化的资本王国，成了给国内外资本构架一个洗劫国民财富的平台，让外资在全国各地获取的暴利、贪官污吏的黑钱、炒作房地产的中国富翁、股市的大小非摄取的股民的财富，可以通过上海自贸区这个平台，源源不断地、大摇大摆地流出国门，让《反洗钱法》形同虚设。
或许，我们的高层领导没想到，搞开放倒逼改革，搞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是在主动丢掉金融主权这张王牌，是自废武功。前清的洋务运动以清朝覆灭告终，那是在极端腐败和没落的背景下的必然结局。现在中国内部的矛盾虽然很多，但经济实力依然强大，不可因为制定的货币政策不当遭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如余永定老师言：“中国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上海自贸区还涉及税收制度改革，这让人联想到在自贸区设保税区，即给自贸区免征、减征税收等优惠政策。当年设立深圳特区，让深圳从免征、减征税收等优惠政策中获得发展机会，然而，建深圳特区的意义在于突破人们禁锢的思想，在于消除我国与西方国家的长期隔离。现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化改革不是再给某些发达地区税收优惠的问题，而是要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改革。如果给自贸区税收优惠，就是对非自贸区不公正，导致非自贸区的全国广大地区处于经济发展劣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不是经济改革的目的。
尽管国务院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没有涉及博彩业，但媒体的报道已露端倪。如果在自贸区搞博彩业，将国内的赌徒（主要是用公款豪赌）到澳门、香港、新加坡去赌钱，转而来上海自贸区赌钱，让上海政府收点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赚大钱的是开赌场的老板，老板摄取的赌资不是国内私人的钱财，民营企业老板大多不会将赚得的钱到赌场挥霍一空。当今的中国，敢于豪赌的是通过各种渠道挪用公款豪赌，用受贿的钱豪赌，另外，股市里的少数大小非瞬间成为亿万富翁，炒房地产暴富之人也会去豪赌。这样将国民财富通过腐败份子之手转移给赌场老板，为国内腐败分子提供一个合法销赃的场所，不是建上海自贸区的初衷。因此，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在上海自贸区搞博彩业百害而无一利。
据说，广东申请建立粤港澳自贸区的方案最近也上报国务院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谁更有经济实力，谁跑中央跑得勤，谁与中央关系亲密，就有希望批准设立自贸区，拿到中央给的优惠政策。这种利用行政权力推动的争取中央给优惠政策，对非自贸区的全国广大地区不公，导致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向自贸区集中，是在人为地制造地区之间的差距，制造贫富差距。
这几年，我国的经济改革成了不停地折腾。一会儿批准长三角经济圈，一会儿批准珠三角城市群，一会儿批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一会儿批准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一会儿批准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一会儿批准各级政府建3600万套保障房，现在，又批准建上海自贸区，下一步还要批建粤港澳自贸区。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可谓高潮迭起，与此相伴的是，在我国掀起一轮又一轮炒高地价和炒高房价，爆炒个别股票直至股价翻番。这些措施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配套， 竭泽而渔地消耗着我国的宝贵资源，以污染环境，透支子孙的财富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繁荣。当前，需对这种大跃进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需对为创政绩而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
对于政府来讲，经济改革应该是对事关全局的财税体制和预算体制进行改革。面对关系民生的高房价，面对政策不当培育起来的暴富阶层，面对矿产资源的高速开发，需通过开征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资源税等加以调整。
税制是政府治理国家的法宝，通过税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引导产业升级，才能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金融改革，特别是消除股市存在的股权分割的改革，才能为金融改革夯实基础。总之，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让中国经济身强力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