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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农民已经非常通情达理
201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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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怀宇

  当思想界左右之争不可开交之际,曹锦清笑道:“这没有意义。但是研究左右之争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毕竟反映了各种思潮,思潮是一个社会事实,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思潮,这个时候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来加以表达,大概多少人会信奉这个东西,原因何在,本身是个社会研究的对象。如果自己介入这种争论里面,我觉得毫无意义。反正所有的主义,我觉得都片面。”

  城市让研究者力不从心

  曹锦清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一生志业,尤以三农问题著称。这与他的早年生活经历息息相关,5岁至10岁,曹锦清生活在农村外婆家。10岁以后到读高中,每年或者隔一年他就会到农村去,“我对农村、农民、土地、山山水水、田野还是保留一种亲切感。”10岁以后,曹锦清到了上海,对高楼、马路、陌生人挤来挤去不太适应,他对稍大一点的城市有一种陌生感。他说:“如果要作为研究对象,一般来讲,县城就不行。要研究,乡镇还可以,自然村这一级还可以,那里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像上海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大都市,几千万人怎么生活,怎么组织起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城市就有一种巨大的陌生的流动感,要从理性的层面驾驭它,就觉得力不从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提出‘社区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社区,他对社区的界定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自然村级的社区,再大一点,乡级的自由社区,县也是一个社区,最大的社区是都市。都市作为一个社区,怎么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根本不可能。用他的方法研究社区,大概是自然村的范畴。原来他的姐姐那个江村—开弦弓村,最多也就几百户人家,后来云南三村,户数也不是很多的,这样可以直接参与研究,况且这个村的土地、人口、劳动力、家庭结构、收入来源、怎么消费、各种阶级关系,这里面可能引出一些结论。他从来没有把县作为一个社区来研究。”

  曹锦清小时候生活在浙江龙游一个丘陵山洼里面的小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到上海以后,他发现农村和城市的反差大,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阻碍。因而,他对“什么是上海人”感觉比别人敏锐一些。他对农村有一种亲和感,研究的时候还是以农村为基础,到农村去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理解透彻这样一个村落,一个乡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城市到处是秘密,满街陌生的人来来往往,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吗?但是在农村,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开的,你只要有一种亲和力,老百姓信任你,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乡村研究跟城市研究不是一回事,城市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各种统计,所以城市对于研究者来讲,它是巨大的、流动的、陌生的,要在理性上、概念上去把握是很困难的,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首先思考的是人生问题

  1968年12月上山下乡,曹锦清被安排到崇明农场。当时他已经读到高二,读书的习惯基本养成了。在农场里,下雨天就不干活,闲暇时间不少。他在农村待了四年,基本上都在读书。

  1972年,曹锦清被上调去当中学老师。那一届培训了一年半,他进了华东师大历史系,1972年到1974年大量读史,他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是在那一年半储备起来的。他看了中国的五六种通史,细读《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同时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马恩的二十几卷通信都看了。他回忆:“我是基本没有中断读书,因为我们这代人当中,不断地有大量的社会问题来冲击,要获得一种理解、解释,凡是有助于理解的书我都找来看,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

  1974年,历史系的学习结束,曹锦清分到蓬莱中学当了两年历史老师。1976年,他有机会到西藏去援藏教学,在拉萨待了两年。他说去西藏主要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那时候我28岁,我以为青春就是20岁-30岁,这个观念哪里来的我也没搞清楚。我的20-28岁基本上就是为国家干活了,还有2年,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保留了,都献给这个国家算了,30岁以后就自我做主了,我对国家的债就还完了,我就可以自主了。第二个动机是,看看祖国神秘的西南边陲,看看藏族,当时对喇嘛教也有点兴趣,当然主要是为了看看西南高原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

  1977年恢复高考,曹锦清还在西藏,1978年赶回来高考,报考复旦哲学系。他考哲学是因为在读历史过程中出现困惑:“历史是什么,历史何为可能是真实的,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对历史的变革和延续性,在历史学本身也很难加以理解。”读哲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本身不仅对社会问题感兴趣,我也对自己的人生问题感兴趣。那时我十几岁对这个问题就有点着迷,跟梁漱溟有点接近,因为他早期也对人生问题发问,对人活着干嘛的问题发问,后来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他的一生就为了这两样东西纠缠来纠缠去。

  曹锦清觉得自己的问题意识跟梁漱溟相似。首先思考的是人生问题,“文命”来了就考虑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就切入到想从历史里面寻找答案,又从历史重新返回到哲学。到了很晚才知道,人生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里面最具哲学意义的问题。当曹锦清写完了《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一书,看了普列汉诺夫美学著作谈到“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当中最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意义问题”。看后,他蒙了一天。曹锦清说:“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相反的,当一个时代,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层,而是整个的阶层都开始提出人活着干嘛的时候,就表明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动,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提出社会学的解释,这也引导我转向社会学,我后来就转向社会学领域来了。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一直认为是有答案的。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些人谈意义问题,人生问题,就觉得好笑。”

  现代农业内含着不安全

  历史不会消失

  时代周报:“文革”中,你在农村能读什么书?

  曹锦清:当时估计到农村去最多两年,我们还相信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认为是短期的锻炼,将来总是会起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也读了一些书,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积累知识总是有用的。也安慰自己:有才能有知识,国家不用是国家的错,没有才能是我自己的错。所以,在这种心理之下,在那里还是继续读书,至于读什么书,是有所变动的。因为当时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出路,想搞一些文学创作,写点古典诗、小说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先把中国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的重要著作,能够收集到的,也拿来读了,从《离骚》开始,读得比较多的就是唐诗宋词,还有小说。我也把俄罗斯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都记录下来,能够拿到的重要著作也看下来,从普希金看到肖洛霍夫。

  后来有两个原因,我没有走上小说创作之路。写点东西,但是总觉得写的东西不行,缺乏形象思维,写出来的小说干巴巴的,不好。另外,隔壁农场有一个人,写了一部反映农场的小说,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说反映了太多的农场生活阴暗面,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我们原来的读书小组等于就散掉了,大家都有点怕。我对文学的兴趣渐渐淡了,转向了读历史。读的第一部历史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以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倒很冷静。因为我想到了大唐时期的武则天和几个酷吏来俊臣、周兴之间的关系,武则天是利用这两个酷吏来收拾那些不服从她的李氏集团,收拾得差不多之后,她要平息怨愤,要平反冤假错案,用那些打服了的老家伙来清算周兴和来俊臣,“请君入瓮”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历史很有用,历史还活着,历史不会消失。

  这就成为我研究当代社会的主导想法,因为近代以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历史不断地被切断了。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切断了,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制;1949年也被切断了,认为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阶段;到了“文革”也切断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和后30年也被切断了。总而言之,近代100年被切断了好几次,而且都是自觉地要切断。在“文革”当中,我觉得历史在延续,历史当中的很多内容可能就改换了名称,甚至是制度包装,但实际内容一直在延续。

  时代周报:原来你的兴趣是文学,后来是史学。

  曹锦清:读历史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也问了一些老师,老师也解答不出来。历史本身是永久地消失了,我们谈的历史是当事人和后人的追忆,这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关系。后代人是通过史料来复原当时的史实,这就有何为可能的问题,就牵涉到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史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当时以为哲学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所以考上复旦大学以后,原来我是报了历史系,后来转到了哲学系。

  时代周报:读哲学系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人生问题?

  曹锦清:因为哲学里有N种回答,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有一种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佛家整个认为人生就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也有各种回答,吃喝比较有意义,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有意义,还是光宗耀祖比较有意义,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哪个是绝对的真理,谁能够判断?

  时代周报:所以就从哲学转到社会学?

  曹锦清:我本科在复旦毕业,但是后来都要回流,就到华师大读助教进修班,读硕士的课程。

  时代周报:那时候已经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了吗?

  曹锦清:1985年、1986年我已经基本转向广义的社会学领域了,就看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一些著作,主要是理解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尤其1982年公社体制解体,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后,整个农村社会就开始变动起来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城市改革开始提到议程上,城市也开始变动起来了,成立文化研究所,当时还是讨论文化问题,整个研究要转向国情,转向实证,转向历史,就等于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刚写完,就转向社会学研究。所以,社会学我也是半路出家。

  传统农业已经终结

  时代周报:到农村去调研,你的生活都习惯吗?

  曹锦清:我本来是农村出来的,再说原来在上海条件也是一般的,又到农场里待过几年,在西藏也待过两年,什么样的环境不能适应呢?40岁以前都没有问题,都很习惯。

  时代周报: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这三十几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变化非常快?

  曹锦清:1982、1983年分田到户,农民就获得了支配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一定农产品的自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1972、1973年开始,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生产化肥的设备,还有直接进口的化肥,所以1974、1975年以后化肥投入量持续增加,一直到1984、1985年。化肥投入量的曲线跟粮食产量是同步增加的。另外,前30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建立,灌溉面积增加了,种子改良,加上1978、1979这几年,国家第一次对农民大规模的让步,提高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翻了一倍多。这几个要素加起来以后,我们就看到1992-1995年,粮食产量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有较大规模的提升,1976年粮食产量大概5900亿斤,到了1984年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8000亿斤了。这样,中国人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100多年以来的大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饥荒问题、饥饿问题基本解决了。

  时代周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科研,是不是对中国农村改变很大?

  曹锦清:是。改良种子是解放以后一贯的事情,上海原来有很多好的品种,像老来青有N种,各个地方、各省都来搞。一直到了袁隆平,有了重大的突破。但并不是袁隆平一个人,像这样的研究机构非常之多,像小麦、玉米,还有其他杂粮都是改良粮种。所以(上世纪)90年代粮食提高方面,粮种占主要地位。因为农田水利建设前三年搞好了以后,后来基本没有动,水利设施还衰败了。所以袁隆平的功劳是不可没的,所以这三十年如果有最大的功劳的话,第一就是袁隆平。

  时代周报:我们小时候,乡下都是山清水秀的,现在水都是臭的。

  曹锦清:以前山区穷,依靠原始的生产力,那种农业是可循环的。传统的农业是无垃圾农业,没有一种被称为垃圾而扔掉的。南方每个家里面都养一头猪,吃剩的东西都由猪吃了,菜皮捡下来都是猪吃了。所以,一般猪的生产期很长要十个月。粪便,还有狗粪老早就给人捡掉了。中国传统农业是循环农业。第二传统农业是种植业、手工业和饲养业,是三业合一的,保证了劳动力的一年当中的合理使用。它和自然的关系不断地进行循环。现在,虽然农户的种植面积非常狭小,全世界最小的,而且是非常相似的单位,我们俗称一亩三分地。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现代化了,依靠的是除草剂、化肥、农药,这样把农村的粪便处理了,不再还田了,所以它成为垃圾了。现在农村大量养猪场,也成了污染源。过去上海整个粪便都化成近郊的肥料。现在农村产生出来的废物变成垃圾了,另外,农村人学会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了,所以城市的大量消费品进入到农村,它的包装品、塑料袋等,也变成垃圾。

  这样狭小规模的农业,化肥、除草剂一用以后,土壤怎么可持续使用。所谓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单位面积要生产更多农产品,必须利用化肥、农药乃至于将来的转基因。从田头到仓中,之间的生产面积也会加长,食品加工业就有大量添加剂。所以,现代农业就内含着不安全,因为都有化学物品,而化学物品是人类创造的物品,不是自然的物品。所以绿色农业怎么可能呢?真的有机农业,就是我们的产量也恢复到解放前,粮食一少是城市振动、恐慌,是个政治问题啊。到了2004年,中央马上给农民让步,第一农民负担开始减轻,第二种粮开始补贴。

  道德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时代周报:《潜规则》的作者吴思说,2004年是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曹锦清:是。从农民负担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征收了几千年皇粮国税,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了:农业税降低一个百分点,5年内取消。结果到2006年地方政府都比较节俭,取消完毕了。原来8亿农民要向地方政府交1500亿左右,都不要了。中国2002年加入WTO,2002-2004那几年GDP和财政上去,兜里有钱了,那1500亿元不要了,当时还仅剩一个百分点,2006年全部取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古以来国家、官僚、军队,是建立在农业税赋之上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也是建立在更沉重的农业税赋之上。从发展历程来看,应该说2004年是标志年份。

  时代周报:农业税的取消有什么重要的背景?

  曹锦清:整个税收高度依赖于工商业了,工商业能交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不要农业税来养了。一般的国家,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由农业来养工业的,以乡村帮助城市的。到第二阶段,是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城市可以来引领乡村了。证明整个工商业能够自主成长,不需要农业输血了,相反它有能力去帮助农业和农民了。所以2004年到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当然和加入WTO是有关系的。兜里有钱了,不必要为了1500亿元把8亿农民搞得鸡飞狗跳,就第一次可以对农民让步了。当然再往前追溯也是划时代的,那就是1997、1998年。当时朱镕基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因为1995、1996年粮食丰收,又进口了大量的粮食,国家兜里有粮食了,所以不怕了。

  时代周报:你到各地去走,发现农村不安的因素潜伏严重吗?

  曹锦清:有点被夸大了,只要说为了国家,中国农民非常通情达理,比如过去为了公路征用要土地,征用就征用了,没补偿的。实际上,现在整个价值观念变化了,过去从国家利益来考虑,现在以个人为本位来思考问题。按照个人来计算利弊得失,要补偿。

  总体来讲,生活水平在上升和提高,尤其近十几年提高比较快一些。回顾这十年生活,大部分人对目前的处境是满意的。如果把他和别人比,就开始牢骚来了,牢骚发了以后,回去还睡得着觉。我们知识界的讨论也在骂来骂去,骂完回去照样睡觉了。如果睡觉的时候也愤怒,那就证明事情来了。农村的情况是:第一,自由了。第二,富裕了。然后,有的老人会怀念过去:第一,没有偷盗,道德社会比较好,安全感好。第二,官吏比较廉政,不腐败。第三,贫富对立没有那么厉害。现在左派感兴趣的,也是这三个问题的解决。

  时代周报:你研究农村这么多,觉得农村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吗?

  曹锦清:从物质的标准来看,总会发展一点的。三十年来大量造房子,泥墙都改成钢筋水泥了。家里面抽水马桶、空调、冰箱、电风扇、电视机都有了。从物质指标来看,应该说是比过去好多了。凡是可以用金钱购买的,那些指标,我觉得总是会进步的。总的来讲生产力会发展起来,人均享有的物质水平会逐步地提高。以此为标准而言,我说会更好。那么,人际关系会更和谐吗?谁敢说。人民会变得更自足和更满足?谁敢说。一般来讲,人都是忘恩负义的,能记仇、记恨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指望人类的整个道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这是谎言,不现实。道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归根到底每个人要有一个自我约束。道德流失以后,只能走向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并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那样那么好的一个国家。第一,它是一个高成本国家,第二,它是人与人之间高度利益化和冷漠的国家。所以要一切依法,法制铁面无私。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成本都很高,要养活多少的律师。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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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农民想不通情达理都不行!就粮食直补,和退耕还林已经很多年了!我们这里一直没有发放,通过群众的不段上访,今年终于发下来了!多年累计一人派发了175元,有人嫌少!知足吧!不给你一毛你又能怎么样?重上井冈山不成?
    2013/7/11 11:12:22
  • “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有足够的粮食就什么都不怕,因此粮食问题绝对不能马虎大意。“

    同意11楼的上述观点。
    管好我国既辽阔又有限的土地,应该是我国最基本的国策。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消耗大国,保护好耕地、保护好不可再生资源应该是我国的长期国策。保护好土地,充分利用可耕土地,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能解决好诸如城镇化、几亿农民进城定居等等国计民生的问题。而我谈到的农业税取舍问题,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形成的。
    中国不是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很少(大概是二三百万人),国土面积很小,新加坡不需要农业,不需要农民,拥有一个马六甲海峡、靠赚世界各国的钱就可以生存下来,就可以越来越富裕。
    我国必须发展农业,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农民,这是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主流意识模仿新加坡、香港的发展模式构建我国的发展模式,是把中国引向歧途。
    2013/5/27 8:11:33
  • 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道德,是法制,是宪政,是民主选举,是人心,是风俗,还是别的什么呢?
    明朝末年做过几任地方小官,编著《天工开物》出名的宋应星,还著有一本《野议》。在《风俗议》中有以下的一段话:
    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
    这就是易经的思维方式,人心风俗交相环转,道德法制交相环转,法制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人们变得道德。如果像美国那样,用法制大力惩罚犯有小罪的人,把他长时间关进监狱内,美国就会成为最大的监狱国家。
    我们的精英崇拜美国,但在我眼中,美国社会正在解体,美国的桥梁、地铁等设施正在老化坍塌,美国学术难于出现一流人才,美国的转基因科技贻害无穷。
    美国在70年代出现微电脑和互联网,美国金融使一些小公司成为垄断性的巨无霸企业。但成也金融,败也金融,30年美国金融的繁荣成功使美国腐败,失去了劳动勤劳致富的观念,变成一个把政府的救济金拿来做为金融高管的花红,而中小企业因没有贷款倒闭。
    说也奇怪,美国也败在那些学历很高的文人手上。
    2013/5/27 0:12:07
  • 致[10楼]dinglimin:取消农业税后要恢复征收农业税,是不容易的。但农田还在,种田的农民还在。中央如想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可以组织大学生下乡实地详细调查农村的各种情况,60年代在“四清”运动的时候,就曾经组织大学生到农村进行“四清”运动。
    现在没有这种政治本钱了,但可以把下乡调查作为大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分数”,是可以吸引一些大学生去的。
    中国不能再搞“政治运动”,大家都了解。但大规模的仓促决策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运动”,常常是根据不完善的信息,以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实际上里面是有很多因素需要先做细心的调查工作。
    现在中国准备做的大规模城镇化是没有回头路的,面对的风险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以为城镇化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农村耕地集中起来采用农业大户或农场主的模式,将分散土地集中起来,农民通过做工获取报酬,就可以解决中国未来的吃饭问题。如果以后中国粮食不够怎么办?不要怕,茅于轼说在国际粮食市场买粮食,就像买牙膏那样简单。
    现在中国的石油不够要进口,采用石油农业使石油的进口量增加,而中国高级一点的出口商品现在受美国欧洲限制,日本通过日元贬值要和中国抢市场,中国传统的廉价农民工产品也难保继续增长。当中国需要大量粮食的时候,粮食价格肯定飞涨,到时中国不一定买得起粮食,而连累贫穷的缺粮国人民挨饿。中国的国际声誉此时就彻底完蛋了。
    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有足够的粮食就什么都不怕,因此粮食问题绝对不能马虎大意。
    2013/5/26 23:16:06
  • 上面谈了我对取消农业税的独特见解。由此而论,我自然是主张恢复征收农业税,以形成国家对土地监管的长效机制。相信只要设计的税收制度和辅助措施得当,既能够管理好土地,又能提高农民缴纳农业税的积极性,又能实现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将解决三农问题落到实处。
    2013/5/26 10:36:49
  • 关于增加对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现金补贴,我有一套自己研究得出的观点,这反映在我的《漫谈土地制度改革》(1—7)中,文中谈到了农产品价格低的事实,以及政府通过现金直补的办法来解决,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二次分配方案,可以避免雁过拔毛,避免在转移支付中政府给三农的补贴被中间环节吞噬,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我在《漫谈土地制度改革之七:村民自治与经济改革》中,谈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摘录两段来说明。
    “我国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大宗农产品——粮食价格低,只要为9亿低收入的农民增加收入(含亦工亦农家庭),就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换言之,农业生产的价值不能在粮食价格上体现,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体现,并定期调整补贴力度,形成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农民通过耕种土地为社会创造财富,生产的农产品是人类生存必需品。向农民发放现金补贴,需重点给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补贴,使从事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收入。这也是解决粮食定价过低,又避免粮价调整过高过快引发通胀的政策性选择。”
    2013/5/26 10:20:30
  • 如果保留农业税的情况就不同了。
    有了农业税,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每年就要交农业税,并且只有种了地的农民才缴农业税,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大家是乡里乡亲,谁种了地谁缴了农业税是公开透明的信息,这为政府对土地有效监管打下了基础。
    为了减轻农民缴税的负担,政府可以采用先缴税后补贴的方式管理土地,只要保证补贴大于所缴农业税,就会得到农民的支持,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假如,现在政府给农民每亩地综合补贴100元,要求每亩地缴农业税20元后,就把直补100元增加到200元,即农民缴20元农业税,政府返还100 元,相当于政府给每亩地增加80元的补贴。
    政府增加对农户的补贴,有如政府要求企业增加企业职工工资一样。随着物价上涨,广大农民能够与工商企业职工收人同步增加,才能将政府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落到实处,而不是一句空话,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待续)
    2013/5/26 9:55:46
  • 我认为,取消农业税弊大于利。
    或许我搞过计划统计工作,看重社会经济发展中统计的重要性。因此,当年得知我国取消农业税的决定,直觉让我感到不安,觉得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政府对全国的土地失去了一个最基础的管理资料,其负面影响有多大,当年我难以预料,只觉得这会埋下隐患。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对经济的管理等,往往要落实到政府设计的税制体系上。政府通过开征的税种,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进行监管,与此同时,也解决了政府运作所需资金的来源。
    取消了农业税,对土地的利用情况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情况,政府只有通过行政的方式由基层权力机构逐级上报。这样不依托经济管理制度(农业税),而依靠行政权力提供数据,就难免受到人为地干扰,人为干扰土地利用情况就可能造假,由下而上地年复一年地拼凑数据是一条不归路,会导致土地数量和利用情况成为一笔糊涂账。政府失去了最基础,最可靠的土地数量和利用情况,怎么能管理好国家呢。就拿政府给农户现金直补来讲,谁能保证没有吃空饷的呢。(待续)
    2013/5/26 9:18:50
  • 我认为,博主夸大了2004年取消农业税的作用。
    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阶段,社会财富主要是农业领域创造的,我国古代主要靠征收农业税(皇粮国税)维持运转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主要是工商业领域创造财富,政府靠征收工商业领域的税种维持运转是顺理成章的。现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阶段,政府逐步转为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增值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也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在征收农业税已微不足道的情况下,我国取消农业税有积极作用,但没有博主想象的那么有重要意义。
    (待续)
    2013/5/26 8:54:22
  • 博主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研究三农问题很深刻,这很难得。
    博主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譬如“分田到户,农民就获得了支配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一定农产品的自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符合实际。遗憾的是,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甚至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个别人),否认分田到户的巨大意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还健在,那段历史就被扭曲,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历史被人为地扭曲就不奇怪了。
    再譬如,对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博主“相信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等,确实是当时许多人的想法,可是现在很少有人将类似的历史真实记录下来。我想,只要尊重事实,并贯彻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就有了正确的逻辑起点。
    不过,我与博主的取消农业税的作用存在分歧,不妨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待续)
    2013/5/26 8:47:48
  • 美国的律师已经成为非常注重自己利益的阶层,他们从政,通过竞选当议员、州长,甚至当总统。他们会怂恿人们打官司,索取天文数字的赔偿金。大公司一定要有大批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
    总之在美国这个律师大国中,律师是天之骄子,美国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也和律师的高收入有关。
    2013/5/25 21:07:40
  • 讲的都是实情。
    2013/5/25 15:40:16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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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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