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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日趋老龄化条件下的养老体制建设
20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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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最近一次调整成品油价格的具体时间,但看到网上有人议论成品油和原油价格的关系变化。主要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是说成品油价格涨多跌少,第二是说这次成品油涨价时原油价为每桶一百二十美元左右,而现在已经跌到八十多美元,却仍然不见发改委发文下调成品油价格,发改委是彻头彻尾的“涨价委”!

  其实我想,只要公民能体会到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属于全体国民,涨价也没什么不好。怎么让他们体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把国有企业“税后红利”中的一部分注入每一个公民的养老账户。包括目前我国养老基金中的部分资金{大约20000亿}都通过统计和核算,放入每一个缴费公民的账户中。我想国家领导者如果这样做了,一定会赢得全体国民的热烈拥护。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无不关注这个严重事件。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是要给后来人造福,还是给后人扔下一个烂摊子,这是关乎我党形象的大事,更是关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大事。

  我国目前有1.77亿老人,占总人口的13%。到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达2.16亿,占15%。2050年达到老人人口高峰,为4.7亿,约占总人口的31%。老人比重2010年1/8,2015年1/7,2050年1/3。目前我们是六个人养活一个老人,而三十年过后呢,三个或三个半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这其中还要除去需要抚养和教育的未成年人,而且这一局面几乎要从2040年一直持续到下世纪初。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现实!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养老体制产生质疑。他们说教育缺钱,医疗缺钱,福利缺钱,却有大量的钱借给美国,让美国人拿着这些钱买了武器反过来威协我们。又说个人养老账户成了空账,政府“三公”却不差钱,叫人怎么相信这个体系?等到他们退休时该领养老金了而这个体系崩溃了怎么办?更有人说出现空账是因为政府退休人员拿走了这笔钱。因为这些人的退休金是普通工人的好几倍,不用这笔钱怎么养得活他们?

  这是政务不公开造成的国民对于政府的不理解,更是国家重宏观经济建设而轻公民个人利益带来的民冤和“官民鸿沟”。

  我认为,要避免以上情况发生,消除国民对于政府的误会,必须尽快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将部分国有资金注入个人养老账户。在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任内,我们已经看到免征农业税和给予种地农民农业补贴。这充分证明了我党勤政为民的先进性。向个账户注入资金,不仅可以提升我党清明形象,调动公民参政议政积极性,强化公民法律意识,凝聚人心,稳定国家,而且可以拉动内需。因为只有消除了国民的养老顾虑,才会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使我国真正走向富民强之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国营或集体企业关闭,剩下生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中,从业人员成为国民中的少数。更多的人感觉不到国有企业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国家天天说国企怎样赚了钱,怎样做大做强了,可是关他们什么事呢?甚至如文章开头说的燃油等能源涨价,他们还有被国企搜刮的感觉。所以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只是别人的赚钱机器,和自己没有关系,因而牢骚在所难免。

  国有资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一部分为股权转让或国有资产转让后化入国家社保基金中的那一部分资金。现有社保基金中的资金可以全部划入个人账户,而企业税后红利则继续放入社保基金中以备后用。这需要形成制度,国民红利、企业提留、投入扩大再生产资金等的比例应是多少,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利于操作。从总的方面说,还可以用法律的形式把国有企业利润的去向固定下来,比如只准用于社会保障等等。

  划拔到个人账户并非由个人随意支配。根据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个人养老应该设立两个账户,第一账户为基本养老保险,或现收现付账户,和我国当前正使用的体系类似,第二账户带有补充性质,一般称为基金账户,由企业和个人交存入账,国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并由保监会、人社部、国家税务局、证监会等机构对这些资金的投资和增殖进行运作和监管。

  目前的社保基金怎么放入个人第二账户,具体做法可以研究。但总的讲,可以先由个人交存后,国家再向其账户注入。这样可以提高个人的交费积极性,加快养老保险全覆盖步伐。

  养老基金注入个人账户后的收益调剂问题,可以通过将投资所得按比例提成的办法处理。个人和国家按比例各得一份。

  二、统一社保体系,消除条块分割。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我们的现状是待遇相差太大了。例如农民每个月可领55元,而城市职工每月1300元,事业单位是4000元,公务员则是5000元。差距如此之大,肯定造成收入和心理的严重失衡,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和谐。更为不公的是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根本不用交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和企业及其职工却要按照工资比例向社保机构交费。交费者的养老金只是不交费人员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是极不公正的事情。

  养老体系无关乎实体经济,也即是说养老金领取的多少,应该无关乎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大小,而只能考虑其对于养老体系贡献的大小。正所谓“退休前挣钱吃饭,退休后吃饭挣钱。”大家都从劳动者变成消费者,即便有差距,也不能55元比5000元,悬殊差不多一百倍。而且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养老体系,也是我党是否能取信于民的形象体现。一个政党只有主动地去实现公平与正义,去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才不会把国民中的大多数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如果要说贡献大小和回报相适应,那也是每个人在工作期间的薪酬中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要想在退休后获得更多回报,那么他可以向第二账户存入更多资金,然后由前面提到的部门通过统一的投资运作,达到增殖的目的并和本金一起成为个人退休之后的财产。

  第一账户基本可以理解为现收现付制。支付水平以可以满足退休人员的生活、文化娱乐、旅游、礼尚往来等基本开销为宜。大体和二○一一年的退休金平均水平相当,即1500元。养老金过高不仅不利于国家繁荣,也不利于后代思想健康和事业发展,这一点后面再详细论述。但是为了调动国民的交费积极性,适当拉开差距也是必要的。幅度在1:2:3:4:5左右为宜。而且根据目前青壮年和老人的比较例,基本上是交一分领四分这样一个水平,即交一百元领四百元。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养老账户的收入和支出将很难实现平衡,这就需要国家在税收收入中拔付一部分以作补充。根据国际上福利和保险同财政收入的比例一般为30~50%,而我国不足2%的情况看,提高这一比例很有必要。

  打破养老体系的条块分割以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也开始交费,这一部分人员的数量在4000万人以上,每年至少可以为社会保险账户增加4000亿。而这一类人员的医疗和养老社会化,对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极大帮助,可以打破铁饭碗,提高机关办事效率,改变机关工作作风,对那些触犯国家相关规章的人员给予坚决清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纯洁性,同时也树立了我党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三、压缩财政支出中的建设性经费和行政管理成本。

  我国的财政管理仍然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重宏观经济调控而轻直接的国民收入调控。所以我们往往把财政收入的一些钱注入国有企业,而不是把这些钱放入养老基金中。我们始终想的是把国家这个蛋糕做大,却很少考虑国民个人的利益。强化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财政投入对于处在发展期的我国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大步迈向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缺少对于公民的直接关注是不能允许的。市场化是所有企业包括政府的市场化,财政不能负担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由市场承担的支出,造成财政职能的越位。如给予某些国有企业的补贴和对对价格的补贴。这些情况如果得到遏制,至少可以节约近财政收入5%的资金,用于公民养老保险,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从各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偏多,因而说明我们的国家机关人员数量庞杂,效率低下。大致比例对比是:中国1∶30人,印度尼西亚1∶98人,日本1∶150人,法国1∶164人。而从单位GDP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看: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39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8人:百万美元GDP。中国每百万美元供养39人,法国最高也才3.46人。单从公务员比例看,剔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我国的比例也是8.31人。当然这样的数据可能并不准确,对比方法也不一定科学。但是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膨胀和冗杂却是事实。如果适当裁剪,不但可以增加社保投入,更可以提高机关工作效率,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根据国际一般行政管理财政支出比例看,英国4.2%,韩国5.1%,泰国5.2%,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6%,美国9.9%,而我国大致为25.7%。即便比例降低一半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却可以节约近10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目前一年的五险收费收入,国家财政总收入的近八分之一!

  精减人员的最好办法是用几年时间,通过实行“严进宽出”等措施,使退老人员退出部门以后不再招人,而通过部门之间富余人员的调剂来补充,不懂业务可以培训。

  同时控制“三公”支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400万输左右公车,每年消耗30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国防开支。但是根据一般观察,实际上公车私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多为部长、局长或处长所霸占,真正用在公务上的开支并不多。

  随着信息化和交通便利化发展,我们传统的区划设置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如川西平原各县,一方面财政归省,一方面“官帽”归市,成都集中了大量资源发展城市,而周边城市的资源配置却受到行政区划等各方面限制。像石家庄,成都,南京,洛阳等城市,完全可以将周边地级市吸收,其余划归北京、上海和开封等城市,取消部分省和地级市行政设置,并在全国取消乡级政府设置,将原有的行政村三个合并为一个,适当增加现有村委会成员在计生、环保、联防、乡村规划等方面的职责。缩减人员,节省开支。

  四、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我国目前供有约9亿应参保人员,但是实际参保人员仅约3亿,其中农民参保人员不足1亿,城镇参保人员2亿多点。就是说起码有6亿农民尚未参保。

  让农民加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除了上述将国家社保基金中的一部分存入已交费人员第二账户之外,还可以通过高利息,补贴等办法鼓励农民参保。但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正处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手里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收入外,结余不多。怎样挖潜节流,确是一个伤脑筋的事。据笔者看来,只要农民改掉爱面子等许多传统习惯,把钱花在刀刃上,加上免费义务教育的真正实施,以及城乡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随着就业形势的好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每年凑足五百元到一千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我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目前的丧葬习俗是一种浪费。为亡者举行安葬典礼很必要,但不必过于破费。然而火葬之后还要土葬,大操大办,特别不值。如果国家在这方便出台相应政策,不但可以杀住“轻生重死”的风气,而且还能为社保基金筹措到一笔不小的经费。比如你把原先计划用于请端公道士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并存入死者后人的养老账户,国家即补贴一定数量的养老费等等。由于规定了第二账户以第一账户为前提,所以这一举措实际上也促成了农民积极参保局面的形成,使现收现付的第一养老账户更加饱满和充实。

  五、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和增值管理。这或许又是一个难题。社保基金在CPI不断攀升的社会背景下,经营不好,不但不会增值,反而还会缩水。所以具体运作的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压力。其收入与支出虽然简单却很严格,所以不容易出现黑幕交易或贪腐事件,因而对于那些操作这一基金的人来说也许没有太多的动力。尤其是转入个人基金账户以后,里面的油水可能更少。所以社保基金的投资增值运作需要一群既内行又品行端正的人来做。对那些为基金增值做出巨大贡献的操盘手,要有硬性的法律规定,给予奖励。在基金的投向问题上,既要有法规保障,又要有具体的政府高层插手干预。一旦集体通过了基金投资去向决议,政府相关部门就要给予协助和支持。在基本建设等高盈利领域获得通行证可能有点难,因为基金属于全体公民,没有私企那样的对于钱的自由处置权,如果某些发包方暗箱操作,基金可能没有“竞争力”。这中间也许会出现有违市场经济准则的事情,相关法制机构应该多研究,尽快出台法律法规,完善基金增值计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保基金增值,帮助国家度过本世纪下半叶近半个世纪的人口老龄化难关。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措施到位,方法得当,我国的社会保险每年至少可以增收20000亿人民币,同时还有500亿的国有企业税后红利入库。而且这还是一个动态数据,第二账户的资金也没有计算在内。这样看来,养老金结余不成问题,而根据医疗基金和失业基金结余较多的情况看,如果操作得当,整个社保基金定会产生很大结余。而设使我们采取了以上各项措施,到二十多年后老龄化来临时,养老经费还有缺口,则我们还可以适当借债。总之,只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相信是可以战胜任何困的。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的压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了。但是老人的问题解决了,或许年轻人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那就是啃老族现象。或许我们有点杞人忧天。但是从国家角度说,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尽量想得远一点,宽一点,我想是没有坏处的。

  所以我们必须制定相应条款,严格控制“好逸恶劳”和依靠父辈或祖辈养老金混日子的社会现象发生。如一旦发现,可以向当事者课以重税等等。这样既可以促进年轻人就业,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健康发展,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社会更替魔圈。具体做法,需要法律规范。向老人征税,也许有人会说有点违背汉民族传统美德,而且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社工”制度的完善,政府处理宏观社会问题,而社工则从微观角度协助政府针对个人处理具体问题,对心理或能力有问题的青年给予心理疏导和职业培训,这一问题终会解决。

  对于企业主和将有可能会出现的农场主的养老金领取问题,应当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做出严格规定。如农场主领退休金前必须交出农场,企业主继续在自己的企业领薪则要对企业所发薪水部分课以高比例的重税等。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开公,是我党凝聚民心,树立勤政为民良好形象的必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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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不能靠撒钱来求稳,欧债危机下的政治动荡,提醒我们要处处事事从长计议,早做安排。这届政府把钱都花过头了,下届怎么办。这好像是另一个话题。
    2011/11/28 14:29:40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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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醉麻草。生于天府之国,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为教师,做过编辑。现为私企合作者。写长篇小说,关心政治,关注民生,致力于社会管理研究和世界未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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