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之问（上）

    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搞？

    我们不妨把当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翻出来，合理借鉴一下。

    一 小岗村的故事

    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当时的小岗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句当年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

    穷思变，变则通。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的夜晚，村西头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严宏昌、严金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弱的煤油灯，酝酿着一件惊天大事。为了活命，大家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冒死在契约上留下了红手印。如今，这张10多厘米见方的纸片原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静静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就在那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严宏昌一家分得近30亩地，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1979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争着比着往自家的田里跑。第二年秋收后，严宏昌家里稻谷、花生、红薯堆得到处都是。小岗村里没人羡慕他，因为家家都丰收了。

    这是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至今仍然有据可查的史实：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贫瘠村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

    分田单干在当时并不符合政策，严宏昌明白，这件事弄不好就得坐牢。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不给农资和种子也不屈服。

    以上文字，全部摘自《小岗之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纪事》。

    二 小岗村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曾盛赞小岗村的壮举：“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总书记的评价，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当年小岗村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在充分表达对小岗村的赞美和敬意之后，本文还想换个角度，提出如下一些问题，供大家品味：

    1 分地之前，为什么淳朴的小岗村人，哪怕穷到衣衫褴褛、住着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宁可连年逃荒去要饭，也不拧成一股绳，靠共同劳动来脱贫？

    而把地一分，立刻像换了一群人似的，当年就翻身了？

    2 十八个村民，为什么可以一起冒着坐牢的风险按手印，也可以一起咬紧牙关守秘密，都这么同心协力了，为什么就不能合起伙来共同致富呢？

    3 再看看按手印的十八个村民的名字：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严学昌、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家芝、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关延珠；韩国云。

    看到这名单，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会心一笑的。从名字上看，就知道，13个姓严的，肯定是同一个家族的；4个姓关的，应该也是同一个家族里的两代人；只有一个姓韩的，可能是外来户，也有可能是前两个家族里招来的上门女婿。

    如果按手印的十八个人，每个人代表一个家庭的话，则说明小岗村一共只有十八户人家，全村至多共有一百多人而已！

    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亲套亲、亲连亲的这么小的一个圈子内，大家还是不能同甘共苦，非要“分家另过”不可呢？

    4 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在广大农村成立互助组、生产队和人民公社，不就是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好做事吗？可为什么小岗村的生产队，和《金光大道》、《山乡巨变》里描述的互助组、生产队就不一样呢？为什么合在一起大家就一直受穷？而一旦分开了，粮食产量反而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呢？

    上述几个问题，我们暂且叫它们“小岗村之问”吧。

    三 提出“小岗村之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本文提出“小岗村之问”，绝不是要讽刺小岗村人分地前不团结，更不是在挖苦小岗村人把地分到自己手里后才认真是自私。

    “小岗村之问”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样两个核心问题：

    1 本来有能力在一年之内就翻身脱贫，为什么不分地就一直做不到？

    2 分地的实质作用到底是什么？其魔力到底在哪里？

    如果搞清楚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核心要素，用于今天政治领域的改革，使“嘉兴平板电脑案”之类的问题，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