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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
20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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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届九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这就要讨论,什么是新的发展格局,或者说与过去的发展格局有什么不同?这涉及到对国情的基本判断,从而确定新的发展理念,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还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为主线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我党长期以来倡导的工作方针。建国七十年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证明,我们能坚持这一方针,事业就前进,背离这一方针,事业就遭挫折。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速下滑,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不振。究其原因是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2019年仅为38.79%。低于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58%。

    这是由于中国贫富差别过大,两极分化严重。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意味着64%的人口,还处在温饱阶段。

    我国最发达的是广东省,然而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29倍。

    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因为孩子小没有出去打工,结果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

    面对宏观的数据与微观的现象,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要使中国持续发展,必须花大力气,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别,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十分明确:“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国首席经济智囊刘鹤在《比较》2012年第5辑发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即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无论实际生活,还是理论逻辑,我们都应该从分配入手,向城乡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倾斜,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但是我们将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直接的结果是投资率持续居高。中国改革41年,投资率在30%以上为24年,投资率40%以上为17年,尤其从2004年到2019年的16年中,除2006年为39.9%以外,其余15年全超过40%以上。2010年至2011年则达到最高为47%。发达国家投资率为15-20%,发展中国家投资率为20-30%。

    我国经济增速是从2011年9.2%开始逐年下滑,直至2019年6.1% 。这个阶段恰恰是投资率最高。

    明明是产能严重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不在扩大内需上,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上下功夫,反而加大供给投入,完全违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关心民众需求、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

    供给侧改革的主张是照搬了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社会的购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生产能力,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社会的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的问题。

    注意供给创造需求的前提是“信用货币制度”,也就是用高负债提供需求。美国的国债、企业债、私人债已高达55.9万亿美元,即每个美国人(男人,女人,儿童)背负的债务为18.6万美元,或每个纳税人为40.5万美元。这是中国能学的吗?

    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各种刺激增加供给,过多的福利只会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人们不储蓄、不工作、不学习也能生存,这就不利于增加投资,不利于扩大就业,不利于鼓励进取。对于贫富差别很大的美国,要不要增加社会福利,一直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分歧的焦点。但对我国来说,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在城乡间、户籍与非户籍间、官员与民众间差别很大,共享、公平、均等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的必须,更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还是主要解决基本民生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指导下,一方面扩大供给,提高投资率,另一方面宣布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高水平、高档次的供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是企业行为,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政府可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或直接投资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而民间资本没有力量或回报率低、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

    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就使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从宏观上表现为投资率畸高,在微观上就出现不顾市场需求、不讲投资效益的倾向。

    以中国高铁为例,中国高铁总营业里程达3.5万公里,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半个世纪建设的高速铁路总和的2倍以上,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缩影。与此同时,高铁的债务和运营亏损为世界第一,并导致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目前,除京沪、京广的高铁运输能力得到较高利用外,其他高铁项目的运能大量闲置,存在严重亏损。例如,兰新高铁每天只开行4对高铁列车,其运输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电费,而兰新高铁有每天开行160对以上高铁列车的能力。中国高铁主要靠债务融资,大规模高铁建设导致中铁总(原铁道部)的负债从2005年的4768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4.72万亿元。

    大规模高铁建设导致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从2005年的50%,以每年3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到2016年只占有17.1%。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货运量都在增加,公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到2016年49%的市场份额。

    由于铁路货运能力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大量用汽车运输煤炭等基础原材料,用稀缺的石油资源运输廉价的煤炭资源,大幅度提高了物流成本,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铁路货运市场份额的急速下降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铁路投资大部分用于建设只能运人不能运货的高速铁路,铁路货运能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是中铁总靠铁路货运不断涨价来弥补高铁。

    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评价基于2009年-2013年数据,测算出中国铁路货运价格水平是美国的1.3倍。

    长期以来,中国大量用柴油重型卡车运输煤炭钢铁等基础原材料,超载现象屡禁不止,几千公里的汽车运输中时常造成严重交通事故。对这些现象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而对这些警示中国交通运输结构已经严重恶化、铁路货物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明确信号视而不见。

    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没有人对投资效益和投资风险负责,同时也就往往成为培育特权利益集团的温床。

    中国疫情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称为新基建的5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计划很快出台。所谓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中心、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我丝毫不反对中国要发展高新技术,新建基提供的供给,只是满足中国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需要,对绝大部分月收入不到5000元的城乡居民,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比如用20万亿元投入新基建,30万亿元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这样就能提高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从而救困于中小企业、振兴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承担着99%的就业岗位,就业保障、收入稳定,又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同样投入1元钱,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

    现在对中小企业减免税收、提供融资,但中小企业的困境是产品过剩、卖不出去。供给侧改革忽視了扩大内需的根本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14亿人口,据估计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10亿人还处于低收入水平。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1万美元,目前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如果“十四。五”发展规划,以“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为方针,而继续忽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的民生需要,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别扩大,由此中小企业困难、实体经济不振的局面依旧。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能有效提升,国内循环就大不起来,只能是小循环,也就成为不了主体。

    是以物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

    中国41年改革,完成了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中国融入了全球现代化,以财富最大化为理念,政府以发展第一、民众以挣钱第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国家面临经济崩溃、人民不能解决温饱的当时中国来说,确立发展第一的理念、方向、目标,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一直以物为中心,大高楼、大马路、大广场,缺乏对人的关注: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得怎么样?从改革开放中受惠程度如何?他们幸福不幸福?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的根本是解决为谁而发展,发展为什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完善、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劳永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坚定不移、坚忍不拔、坚持不懈,才能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的发展理念就要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以财富为目标向幸福为目标转折。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就要向需求侧改革为主线转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安排供给、改善供给。

    人民幸福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这就要通过公平分配,实现共享。当前最廹切的是保障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活,提高救助标准,比如农村的五保户、贫困户、养老金,城市的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失业救济等。扩大社会救助面,对城市非户籍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发生意外事件而生活困难的,实行临时救助。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群体,逐步缩小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

    保障与改善民生,不仅能拉动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巩固执政基础、提高道德水平、保护生态环境。

    民生问题十分复杂,建议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改变一年办几件实事的打补钉、碎片化的办法。

    人民幸福来自情感层面的关怀。我创造了情感护理新学派。情感护理以关注情绪为出发点。一个人的心理,只有专家才能了解,但情绪如何,大家都能感知。情绪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第一信号。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会通过表情、神态、语言、肢体表现出来,所以情绪是关注、观察、研究人的最佳切入点。

    从广度来说,人人都有情感困惑,人人都需要情感关怀,人人都有责任、义务关注、关心自己的亲人、同事、朋友的情感,可以倾听、抚慰、疏导。

    从深度来说,情感护理从情绪入手,了解求助者发生了什么情感矛盾和冲突,他的行为反应,他对事件的认知,从而进一步了解他的性格、素养、品行、人格,找到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帮助他认识自己、提升自己、改善自己。

    我已在深圳培训情感护理师、情感护理志愿者,在社区成立情感护理站。情感护理概念提出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突破专业局限,业余与专业相结合,在全社会创造情感关怀的理念和氛围,温暖我们的家庭、企业、学校、社区以至每一个有人的地方。

    人民幸福来自精神层面的追求。超越有限生命而实现永恒是最幸福的。这就是因你的生命存在给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创造幸福。

    信仰缺失,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

    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人生幸福是终极目标,要过得愉快、快乐,过得有价值、有意义。

    这不是为了上帝、为了来世、为了父母,而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十分短暂。确立了这个信仰,就会自觉产生两个动机,一是物质利益驱动,为获得而幸福,二是价值意义驱动,为付出感受更大的幸福。

    总之,老的发展格局只是为了物,新的发展格局是为了人。老的发展格局只是为了财富,新的发展格局是为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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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邮箱:xujingan@vip.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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