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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危机迫近,中国该怎样准备?
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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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战略斗争给中国带来重重考验,而摆在眼前、首当其冲的是战争危机加速迫近,如何应对,正日益成为火烧眉毛的头号问题。

    日益迫近战争危机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是诸般过去一时间曾脍炙人口的战略逻辑,现如今遭遇颠覆性的冲击,比如和平崛起论、战略机遇期论,迫使这些光辉灿烂的理论体系不得不做大幅度的整容,以便在新的语境下能够自圆其说;二是一些中国人的精神情感遭遇沉重的打击,比如那些高度西化的精英人士,同美国及西方有密切联系的现代资产阶级等,他们的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本来是实现中国与西方的和谐与同归,但残酷的现实却恰恰是较量与决裂,这怎样不令他们肝肠寸断而充满绝望呢?因此,中美战争危机将吓倒乃至吓死一些中国人,而另外相当一些中国人则将在空前的恐惧之下,选择躲避、逃跑与投降,更还有人将卖身投靠、为虎作伥,就像当年的汉奸一样。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化分裂是一种必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期待。

    但真正的冲击并不在此,战争危机所带来真正的冲击在于,中国将不得不再一次遂行全民族保家卫国的战略任务。

    坦率地说,在此之前的四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有这样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全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相当严峻,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性空前,因而必须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做好准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全球形势作出新的战略判断,即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中国应抓住机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准备打仗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当代中国一次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型,这个转型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期间提出有关“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理论,但就基本战略形态而言,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

    现如今的情形则越来越大相径庭了。在霸权的威逼之下,现如今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紧迫的战争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躲开美国的打击,他们也无法搬家移民,更不能卖身投靠,所以只能立足于发起一场新的反对霸权战争讹诈与战争危机的抗战,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当代中国的“新抗战”。这场“新抗战”的规模、烈度以及破坏性究竟有多大,现如今中国根本无从把握,不管任何权威的“专家”、“学者”,也不管他们如何神吹胡侃,其实都不过是在盲人摸象,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蒙事儿”。因此,从底线思维出发,为着万全之计,当代中国要经得起战争危机的考验(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原文附后),赢得这场 “新抗战”而不是像七十多年前那场旧抗战打得那样窝囊,就必须充分、全面、周密准备才行。

    具体都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具体的准备事项可谓千头万绪,历史欠账与现实的短板实在都太多太多了,这里只能就原则问题进行一点儿大致上的描述。

    其一,仅仅军事准备不够,还要进行政治、经济等准备

    法国著名政治家克莱蒙梭曾经说过,战争这事儿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把它交给军人们。笔者以为,这句话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军事同政治的关系。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面对战争危机,任何单纯军事路线的行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有关战争的准备工作也是这样,也必须把军事准备同政治准备、经济准备有机结合起来,政治准备和经济准备要先于和高于军事准备,从而把军事准备建立在雄厚的政治经济准备的基础上。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政治准备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牢牢掌握反霸斗争的政治大方向。在中国国内,要同那些如影随形、几乎无处不在的买办、亲美势力划清界限,清除暗藏在社会内部的第五纵队与汉奸势力,首先打赢反对霸权的政治战争,在这个前提下去从事抗击霸权战争威胁的准备工作,否则,奢谈什么“新抗战”,简直就是水中捞月了。经济准备就是建立起强大有持续发展能力的自力更生的工农业经济体系(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自力更生,中国面向未来的战略底线》)否则,像现在这样,今天被人家揪住了耳朵,明天被人家薅住了辫子,还奢谈什么“新抗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其二,仅仅物质准备不够,还要进行精神准备

    尽人皆知,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能从事战争活动,所以,任何战争准备在直观层面都表现为大量的物质技术准备。但同样尽人皆知的是,战争又不仅仅是物质的运动,因为物质具体怎样运动是在人的精神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这就是同样的条件下具体的战争类型却大相径庭的原因。对当今中国而言,物质准备层面最急迫的任务是补上各种高技术关键技术的短板,从“物”与“术”层面解决被人家“卡脖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代中国在精神层面被人家“卡脖子”的问题更大更严峻,“新抗战”的精神准备其实比物质准备更加重要。对今天的中国而言,精神准备的根本任务是思想上要拨乱反正,在全社会全民族树立同霸权斗争的思想观念,没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做基本支撑,奢谈什么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抗战”,就简直连放屁都不如;

    其三,仅仅部分准备不够,还必须做全面、全程、全方位的准备

    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即便战争危机迫近中国,即便中国需要为此做相应准备,但让军队以及相关部门、相关地方做点准备就够了,其它人该干什么还该干什么,过去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不影响全局,不影响大局,更不具有促使整个中国发生转型转变的意义。

    我们说,这是最惊人的片面抗战,是比当年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还更浅薄、更恶劣的消极抗战,任何人只要眼睛不瞎,看看我们的敌手美国霸权在怎样广泛发动、深入动员、全面组织这场“战略竞争”,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可掉以轻心、不以为然的理由根据吗?比中国实力强大的对手都如此认真严肃,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以嬉戏应对、轻松为之心情吗?

    中国面对的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号、最猖狂的霸权帝国,面对这个帝国所发起的全面战争挑衅,危机是如此严重,需要中国最大限度的调动与激发全民族的力量、意志和勇气,需要动员全民力量,动员人民大众,而不能让这项工作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也不能允许任何一个爱国中国人当看客。当代中国的 “新抗战”要成为新时代更伟大的全民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一个姓袁的前外交官员,大造所谓“外交不能被民意所绑架”的舆论。这个袁某人借用被他自己所改造了的诸般“历史”为证据,极力证明外交被民意绑架的恶果,鼓噪今日中国外交务必不要理会中国老百姓的声音与诉求,借此抹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否定中国人民反抗霸凌的积极性,用心极其恶毒。事实上,把外交与民意对立起来,捏造出一个“外交被民意绑架”的题目,本身就是荒唐透顶的伪命题,不过是在为妥协绥靖乃至屈膝投降制造理论根据而已。外交活动是国家利益、国家意志的具体表达,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心与勇气恰恰是国家利益国家意志集中性的体现,二者从来不对立,也根本不对立,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绑架与被绑架的关系,只有那些背离人民利益,视人民为寇仇的人,才将这二者对立起来。强大的民意呼声是外交活动的力量基础与思想源泉,这是人民外交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而不是少数精英人士的外交,中国人需要牢记这一点,中国的外交官更需要牢记这一点。

    外交是战争先声,外交工作是应对战争危机准备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述事例说明,中国外交在应对战争危机准备方面还差距巨大,还远没有转变到为中国“新抗战”服务的轨道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也说明中国“新抗战”准备工作之不足。

    人类历史上因为对战争危机准备不足而遭受挫折的事例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不能称之为有实力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战略实力如何,关键看它应对战争危机的水平与能力,可以说,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参阅笔者2017年文章《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譬如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不管有人怎样宣扬这个王朝的富足与繁荣,但在殖民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足以充分证明其麻木、衰败、腐朽和没落。这样的历史教训可谓十分深刻和惨痛。

    现在,战争危机又一次迫近中国,我们相信中国能够经得起这场大考,但需要全力以赴做好相应的准备。

    附: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郑重说明,本文写于2011年,网上发表于2011年)

    “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和平的”。这大概是当代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理想了,试想一下,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实现伟大复兴不需经过血火洗礼,而将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地一路走来,这是一种多么美好而又温馨的憧憬呵!但是,这样的美好憧憬,却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广泛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韬光养晦”策略下的一个说辞,还有人干脆将其斥之为神话,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更有的人甚至明白干脆地说:同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

    尽管有如此广泛的质疑,但中国国内却一直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对此笃信不疑。在中国国内,他们竭尽全力地为“和平崛起”而奔走呼号,要求全中国人民都要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和平崛起的大业中,对任何质疑都必扼杀之而后快。于是,在他们强力宣传和强制推广下,“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国策。用一句简单直白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拒绝战争。

    一方面有人说同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又拒绝战争,到底孰是孰非,我们该怎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呢?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这是“不可不察”的一件国之大事,那就做不到“国人不可与闻”了,更何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和“杞人忧天”的癖好,于是议论汹汹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从一个相反的方面提出问题:如果万一某一天战争不幸降临中国,目前状态的中国,还能经得起战争考验吗?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考验呢?

    一、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

    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要说明当代中国是否面临战争的危险。如果这个危险根本就不存在,讨论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就变得毫无意义。只有明确判定,当代中国实实在在面临着战争的风险,这样的讨论才有价值。

    那么,当代中国是否面临战争的风险呢?

    有人认为没有。理由概言有四:

    其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

    何谓主题?潮流、趋势、方向之谓也。也就是说,世界将越来越趋向和平,非和平的战争的因素将日趋黯淡没落直至彻底消亡。这大概也是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础,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世界无论如何也是和谐不起来的。按照这样的观点,既然全世界都日趋和平、更加和谐,中国哪里还会面临战争的危险呢?

    其二,中国将与西方实现一体化。

    他们认为,全球化、一体化是中国崛起发展的出路和根本方向。在一般中国老百姓心中,中国的发展崛起就是要实现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使西方不能也不敢再欺负中国,也不可以再将他们所谓的规则强加到中国头上。但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却不是这样解读的,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崛起就是使中国融入西方的体系之中,成为西方所认可、认同的一员。他们认为,当今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西方充分认识和理解到这些,比如要求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下一步,通过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还要要求西方承认中国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坚持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努力沿着西方期望前进,西方向中国诉诸武力的可能性是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认为,上述两点根据,等于是给中国上了第一道保险

    其三,中国与欧洲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

    这一观点见诸于前一个时期有关方面权威人士在英法报刊上的文章与谈话。这一观点认为,人类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与欧洲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既然是这样,欧洲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向中国发动战争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欧洲对中国就显然也就没有战争的威胁了,又有谁听说自己的左手与右手打架,或者自己的右脚去踢自己的左脚呢?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崛起得以避免战争的第二道保险。

    其四,中国与美国已经谁也离不开谁。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经常发动战争、正在进行战争、并准备新战争的第一号国家就是美国。但中国的“专家”、“学者”指天发誓地保证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承受不起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损失。既然美国离不开中国,也承受不了与中国关系恶化带来的损失,那么中美两国就只能越来越相濡以沫、相伴终身,更遑论战争了。按照这样的逻辑,甚至毋宁说,如果有哪一个家伙不自量力敢对中国动武,连美国都不会答应--世界上还有谁敢碰美国人不可或离的东西呢?

    显然,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三道保险。

    有了这样多重的保险,中国的那些“专家”、“学者”自然就要理直气壮地质问了:上了多重保险的中国,哪里还会面临着战争的危险呢?

    于是,在理论上,他们坚决主张,“美军在亚洲的存在利大于弊”;在态度上,他们坚决反对中国造航母,公开声称“不要用我的税款去造航母”;在行动上,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靠拢,极力推动西方价值体系实现在中国的“普世”。在他们看来,一个和谐的世界已如夺目之朝阳,正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但是,我们认为,这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居心叵测。因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中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战争危胁,理由如下:

    第一,世界一直面临战争,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必定也还是这样。

    尽管中国的“专家”、“学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实际上,战争的手段仍然是西方集团第一的和最重要的手段。他们用战争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用炸弹铲除与之对立的政权,用血火涤荡扩张吞并的道路。这已经为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最近的利比亚战争所累次证明。现在,世人皆知,在美国的战争打击名单上,目前排列着一长串国家名单,而且越来越长,位居前列并且已大白于众的有: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朝鲜等,至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半公开的、云山雾罩还没公开的,更是数不胜数。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完备、最为全面、最为详细的战争计划,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美国军事战略策划人员智力、能力的藐视,这恐怕是连美国人都不能同意的事。描述美国的战争计划,从空间上说,有海洋战争计划,最新的词汇叫“海空一体战”,有大陆战争计划,如美国最新开发的隐型武装直升飞机等,有空间战争计划,如X--37B等,总之涵盖了从地球平面到宇宙深空;从类型上说,既有高科技精确制导战争,如美国正在打造各种型号的反导系统,也有低档次的“反恐”战争,如美国还在想办法对付路边炸弹等;从时间上说,美国既有应对当前局部热点地区的战争方案,也有在广阔亚洲太平洋地区展开持久大范围战争行动的规划,也就是说,有些国家是美国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首先解决的,有些则是在未来长远计划中要予以消灭的。至于到底谁先谁后,那完全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了。

    总之,美国及其帮手是不会停止战争的。在他们的导演下,炸弹的轰鸣将在全球范围内演出持久不停的交响乐章,只要美国主导下的秩序存在一天,人类就得在这样“美妙的”战争“乐曲”中度过每一天,中国也毫不例外。

    第二,有人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过去是这样,现在已经加大了力度,加紧了步伐。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都曾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过去的事实。那么,现在冷战结束了,是不是就没有人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了呢?

    事实显然与此截然相反。现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与中国战争。

    首先是美国。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对象,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的位置,坐上了头把交椅。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战略重点已经转到亚洲,转到太平洋方向上来。应该说,这已经是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但美国当局仍然怕有人听不明白,还不断派遣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高官绕着中国高喊“威胁”,不厌其烦地表白美国不会放弃所谓的责任云云。就是这样,美国还是嫌一些国家靠得不紧密,措施不力,步伐不快,于是赤膊上阵,联合中国周边国家举行一波又一波名目繁多的军演,假想敌概不掩饰的瞄准中国。现在看来,美国根本就没有想掩饰它的战略企图,相反,它正在极力渲染彰显其控制亚洲、独霸世界的决心、意志与力量。对于这一点,除了中国那些外交及军事战略方面比较“权威”的“专家”、“学者”外,所有关心一点国际战略形势的人,都完全能够领会霸权美国的良苦用心。

    面对中国这个第一位的战略对象,美国会没有相应的战争计划吗?

    这简直就是一个常识。只要了解一下过去美国是怎样对付前苏联的,就能知道美国将会怎样对付中国,因为今天的美国人并不比昨天的美国人傻,那些对付前苏联行之有效的办法完全可以拿来对付中国:因为据观察,今天的中国人也并不比昨天的苏联人有多少高明的地方。

    其次是日本。日本历来包藏祸心,它总是以最恶毒的心态看待周边邻国,总要以最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民族,这是它过去历史的一贯表现。那么,今天的日本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了吗?

    显然没有!今天的日本非但没有放下屠刀,种种动向表明,现在的日本打着防范中国威胁的旗号,又一次举起了屠刀,具体地点有钓鱼岛周围、南海海域以及台湾周边。它还积极地为虎作伥,准备配合美国封杀中国进出大洋的通道,一旦时机到来就绞杀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它还准备借刀杀人,要借印度、越南等国手里的刀来对付中国,目前正起劲地帮上述国家磨刀。所以说,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一匹时时在用恶毒眼光盯着中国的恶狼,随时都可能疯狂地扑到中国的身上。

    此外还有印度。凡事都要与中国比高低、较短长,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印度的不治之症。军事上也不例外,拿中国来说事,以中国为假想敌,拉开架式要同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战略较量,这已经成为印度的基本国策。如果不是因为1962年惨败的余悸,印度很可能就敢率先向中国发难。现在,印度获得了难得的机遇期:美国宠着,欧洲哄着,日本捧着,将极大地助长这个志大才疏家伙的扩张野心,它已经瞄准缅甸、越南,把手伸进了阿富汗、伸进了中亚,最近还伸进了南海,在对付中国的战略合唱中越来越活跃。按照这个趋势,有朝一日印度或将急不可耐地把要它打击中国的军事计划付诸实践,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中国不能丢掉应有的警惕。

    第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地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过去是这样,现在日趋紧迫,将来还有可能变得一触即发。

    台湾、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等,事涉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些地方,中国没有妥协让步的余地。如果说,钓鱼岛、南海诸岛问题还可以“搁置争议”,采用“托”字诀的话,那么台湾问题甚至连“拖”都有丧失的可能。2012年的岛内选举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在美国抓紧培育战略代理人与战略走卒的今天,在美国加紧从战略上围剿中国的大背景下,哪一种势力顽固地与大陆政权对抗,哪一种势力就能到美国的扶持和培育。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再次丢掉政权的可能性相当大,届时,台海局势势必就又要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战争的危险将如黑云压城般,再次笼罩在海峡乃至整个西太平洋的上空。

    第四,针对中国的间接战争如火如荼,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有新的发展,今后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有些战争可能在中国之外打响,但中国却无法置身事外,就如当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一样。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作“地缘战略危机”。概括而言,对中国来说,这种危机大致上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赤裸裸明白无误针对中国的。

    目前看来,最为危险的是朝鲜和巴基斯坦。

    朝鲜面临被美韩吞并的危机,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黄海就将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而京津乃至整个华北则门户洞开,全部暴露在美军的剑锋之下,东北三省也将永无宁日。这是一个中国绝不能坐视的危险。

    巴基斯坦现在已经被美国打入了另册,动武的借口和舆论都已经准备充足,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又正是印度梦寐以求的,现在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印很可能要合起手来做巴基斯坦,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说今天的巴基斯坦已经危如累卵也不为过。

    这里不得对巴基斯坦的危局多说几句。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念。美国之所以盯上了巴基斯坦,完全是因为其巨大的战略价值。其实,在所谓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给了美国巨大的支持,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着实偷了巴基斯坦许多回,如无人机的轰炸、特遣队的袭击,政权内部及情报机构的插手等,但是,美国从来也不懂得知恩图报为何物,仅仅 “偷”已经不解渴了,现在要恩将仇报了。一旦把巴基斯坦收入囊中,中国费心尽力修建的瓜达尔港就将成为美军的基地,北上就能打开与阿富汗及中亚的通道,激活一大片,死棋做活;东面可以给印度撑腰,使整个印度次大陆连成一片;东北方向实现在战略上压迫中国,让中巴铁路、石油管道之类胎死腹中;西南方向前出控制印度洋,牢牢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运输;西北方向威逼伊朗,与海湾美军配合,两面夹击,使之护了头顾不了腚。这样巨大的战略价值,能不让美国垂涎欲滴吗?

    第二种是对中国明显构成威胁的。

    如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能说明显针对中国,但在中国背后插上几个芒刺还是会让中国浑身不自在,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条件中,中国坚持把苏军撤出阿富汗列为其中之一的原因。其实,这样的芒刺还有美军在中亚的基地,还有美军在蒙古打造的“战略之眼”,一旦缅甸的局势有变,美国照样也会大举进入。类似的战略追求将是无止境的。

    还有一种是隐性针对中国的。

    如刚刚结束的利比亚战争。这样的战争事实上打击了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给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的战略保障带来强烈的冲击。未来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战争,将更多地针对中国的海洋通道而展开,这将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而排兵布阵的有机部分。

    所以,综观战略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即将进入迎接严峻挑战的时期。结合这样上述四个方面理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国正面临实现而紧迫的战争危险吗?

    二、由此带来严峻的考验

    既然战争的危险客观存在,鉴于现代化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考验之一:是奋起反击还是忍辱屈从

    自从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中国纠缠。

    一直都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要用西方的模式改造自己,这样才能争取到西方的认可与认同,才有出路与前途。为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顺应西方的要求,按照西方设定的秩序,在其规定的框架内确定自己的行动和取向。其中的激进者甚至放言:中国的不幸在于没有彻底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中国能当400年西方殖民地,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正因为这样,他们坚决认为,普世价值适应中国,也必须推行于中国。这是世界潮流,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才能避免与普世价值冲突,才能找到国家与民族的归宿。

    于是,他们把西方霸权采取的一切遏制围堵行为,都归咎于中国的“过错”:专制,封建、傲慢、威胁等等。显而易见,在他们那里,西方又一次代表了真理正义与圣洁伟大,中国就又一次沦为了魔鬼、撒旦。

    显然,这是一种主动投靠、积极卖身的理论逻辑。按照这样的逻辑,最终的结果将是消灭中华民族,因为按照这样的主张实行下来,即使中华民族的躯壳仍然还在,但灵魂早已归了人家。所以,尽管这种主张一直叫得欢、跳得高,但其实应者寥寥、和者甚寡。

    另一种主张与之有所不同。这种主张认为,现今世界的秩序就是西方世界塑造的,中国无力也不应该试图去改变、去冲击它,而应该努力适应,谋求在此条件下取得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主张的实践,结果也给予此类主张以相当的支持。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曰“机遇大于挑战”,一曰“韬光养晦”。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机遇大于挑战”是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韬光养晦”将无从提起,也立不住脚。所以,尽管三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机遇大于挑战”却始终不变。照这些人目前的论调,估计今后一百年都要坚持不变。“韬光养晦”是“机遇大于挑战”的逻辑结论,既然机遇是如此之多,自然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动辄就能听到“从XXXX大局出发”的原因。

    显然,这是一种忍辱屈从的主张。按照这种主张的逻辑,当代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其中特别是来自西方霸权的遏制围堵,都可以用“韬光养晦”来“韬”掉“晦”掉,只要紧紧抓住那个“大于”“挑战”的“机遇”,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去的山,为此,忍受屈辱也好,躬身服从也好,一切都在所不计了。如此说来,这的确是一种“大谋”,也堪称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因为谁都知道,考诸历史,凡“韬光养晦”者,无一不是顶尖罕见的智谋之士。

    但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机遇大于挑战”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充其量都是权宜之计,根本不会成为一种永恒。“机遇”取决于外部环境,随着外部环境的激烈变化,“机遇”和“挑战”的大小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有多长时间的“机遇大于挑战”,紧接着就要有相应时段的“挑战大于机遇”,这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有的国际体系能给中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完全取决于这个体系主人的意愿。当中国的发展成为他们一件难以忍耐的事情后,所谓的机遇就将日渐萎缩。据说奥巴马表示,“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种以为现有国际体系将支持中国长时期发展下去的想法,那种信誓旦旦地所谓 “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完全都是些主观臆想,既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也没有任何一点实际可能。从战争危险的角度出发,一旦战争降临,所有的一切机遇都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再想搞什么“韬光养晦”而不可得矣。当年刘备对曹操搞过“韬光养晦”,但当曹操83万大军南下的时候,刘备就再也“韬”不下去“晦”不下去了。越王勾践也是玩这个把戏的高手,也确实把夫差蒙混住了,但如果夫差不听伯嚭的而是听从了伍子胥的意见,那么勾践还玩得下去吗?

    “韬光养晦”在激烈的冲突面前将一筹莫展,这将成为当代中国即将到来的一场深刻的危机。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重大的命题:当代中国的命运还能寄托在 “韬光养晦”之上吗?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前景,相当多数的中国人主张,面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压迫,中国应该奋起抗争,应该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给予坚决的反击。这种态度,大概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的主流精神,这种精神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才有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的伟大壮举,并在此后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拥有了比之当年不知强过多少倍的物质资源,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今日的中国理应比当年有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决心。

    我们认为,在总体战略形势日趋恶化,中国面临越来越明显战争威胁的大背景下,是奋起反击还是忍辱屈从,关键取决于抱有什么样的意志,下定怎样的决心,这成为一个极其突出的大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意志和决心是战略威慑的核心要素。

    人们往往以为,以武器为代表的物质力量才是战略威慑力量的源泉,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人挟高科技武器横行世界,使得人们对先进武器的迷信到了空前的程度,以为只要武器先进,战略威慑能力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把先进武器简单地等同于战略威慑力,这是现代唯武器论的一种典型。

    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事实上,以武器为代表的物质力量固然是战略威慑力的基础,但它却不能自动生成为战略威慑力量。只有把武器与人的意志、勇气有机地结合起来,战略威慑力才勃然焕发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战略威慑力=(意志+勇气)×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武器并不能简单的决定战争胜负的道理。当然,实际的战略能力与战斗能力,还要考虑战略指导者的运筹水平与指战员的战斗水平。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坚定的意志,缺乏足够的勇气,必将给其战略威慑能力带来颠覆性的破坏。正是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向世界明确喊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口号,也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奉行永久中立的瑞士实行的却是全民皆兵、全国武装的政策。任何一个合格的战略指导者都完全明白,只有明确地表明自身的战争意志与战略决心,才能产生应有的战略威慑力,让任何现实与潜在的对手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

    霸权主义是深谙此道的。美国的战略学界在界定战略威慑的时候,是用这样几句话来描述的:你必须有力量,你必须证明你有力量,你还必须证明你确实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勇气和决心,他们认为,这三个层次的内容缺一不可。正是在这样一种威慑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才死活不愿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因为美国清楚地懂得,一旦做出这样的承诺,核武器的威慑力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国之所以做出核武器方面的战略承诺,原因在于中国掌握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美苏的核武器,打破核国家的核垄断,只要中国的核武器能对核大国的核讹诈产生应有的威慑就足够了,中国并不想像美国那样,拿核武器去威胁世界各国。

    第二,战略威慑力不够的后果极其可怕。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你说得对,意志不够决心不足将影响战略威慑力,但这又能怎样呢?武器也好,物质也好,该多少还是多少,不减一分,不少一毫,又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了呀?

    我们说,战略威慑力就同一个人的威信一般,一个人要是丧失了应有的威信,地位自然就要一落千丈,各样的白眼和各式的羞辱将纷至沓来、接不旋踵了。国家也是这样,威慑力降低就意味着,不但主要对手将变本加厉地步步紧逼,就连阿猫阿狗也敢登鼻子上脸、骑在头上拉屎了。在这种情况下,意志不足、决心不够很可能演变成畏敌如虎、不断妥协退让的绥靖主义,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样惨痛的教训不胜枚举。目前我国周边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实在令人揪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敢打小仗就不敢打大仗,不会打小仗也更不可能会打大仗,风起青萍之末,小患不除,日积月累,终究要酿成代价高昂的大祸。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强烈呼唤应奋起反击,这首先需要拿出应有的勇气,下定必要的决心。

    由此,我们不妨提出另一个重大命题:今天的中国还有足够意志、勇气和决心面对战争吗?也许,任何一场与中国相关的战争,都将成为一次严峻的考验。

    考验之二,谁肯付出应有的代价和牺牲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今天的中国社会谁还肯为奋起反击承担牺牲与代价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进行这样的事业,当今中国,那个阶层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呢?

    在任何一场重大危机面前,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将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持有不同立场。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新兴的市场力量:

    这是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股强大的势力,其高端以闻名遐迩的富豪榜为代表,人们称之为资本家;低端是各式各样的小业主,人们称之为老板。这些人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当前经济与社会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掌握大量资产,在中国社会有越来越发展壮大的话语权与支配权。他们依赖国内市场,依赖国际贸易,欧美市场与海外关系是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因而他们是全球化、一体化的主要拥趸,他们害怕中国经济社会进程发生左转,害怕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逆转。虽然不能就此说他们没有爱国心,但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移民,转移财产,甚至在没有风吹草动之前,他们就已经狡兔三窟预留退路了。当前风靡一时的老板外逃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深刻反映新兴市场力量属性与本质。

    鉴于这样的生态,指望他们付出代价、做出牺牲,显然是极不现实的。

    开放的知识精英:

    这也是伴随改革开放壮大起来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具有世界眼光,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欧美教育,经过欧美模式的深刻熏陶。他们在推广普及西方思想的活动中成长起来,获得地位,产生影响,是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除经贸关系以外另一条重要的联系纽带。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说话越来越有一言九鼎之势,资源的分配权和社会的支配权日渐突出。在这部分人群中,怀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凤毛麟角,而以普世价值为己任的比比皆是。他们一般都是趋同论的支持者,心中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也过上西方世界一样的生活。因此,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中,民主压倒一切,个人自由至高无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他们看来,不管西方是怎样欺负压迫中国,不管西方是如何剥削压榨世界,也不管西方是如何把第三世界炸得鸡飞狗跳,但西方模式始终都是他们梦中的天国,他们不赞成也不允许中国与梦里的天堂对抗,更遑论为此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了。

    基础的工农阶层:

    这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以普通农民(确切地说是以户籍为准,与是否从事农业毫无关联,三辈不摸锄头也照当不误)、普通市民为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劳动力,为市场所雇用,收入与上层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把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比喻为生物链的话,那么这个阶层就处在链条的最低端,所以又有人形容其为草根阶层,不掌握任何资源,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更没有支配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雇用化、贫困化和边缘化了。

    这个群体具有朴素的国家感情和民族感情,同西方没有任何瓜葛联系,反对西方及霸权主义完全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在中国历史的任何时候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的力量基础,如果组织得法,动员得当,能够成为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反之就是一盘散沙。日本侵华时期国共两党演绎出的不同抗战历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问题在于,现代武装斗争的形式,或者说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危险,很大程度上将超越保家卫国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吗?

    有力使不上,这很可能是中国基层社会在考验面前的尴尬。

    传统的民族志士:

    这是一个继承了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勇抗争精神的群体。在他们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西方的一切枷锁,只有通过最坚决的斗争,才能打退霸权的战略进攻,才能获得应有的战略空间。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民族压倒一切,国家至高无上,反对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改造中国,因而也被当今中国的主流社会称之为“左派”势力(有人还要给戴上“极左”的帽子),话语权不多,更没有社会的支配权。这个阶层之所以还顽强坚持,不被扼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基础的工农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源泉深厚。但也同基础的工农阶层一样,相当程度上已经被雇用化、贫困化和边缘化了。

    记得抗战的时候有句口号,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大概是任何一个国家应对危机时都要采取的办法,但是,这在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大问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旦战争来临,中国社会很可能出现“有条件的不愿付出,能够付出的却没有条件”这样一个两难局面,我们认为,这将构成一个严峻的考验。

    考验之三:武装力量的能力水平是否足够。

    应对战争的基本手段是军事斗争,进行军事斗争具体地要由武装力量来实施。武装力量的能力水平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斗争的能力和水平,决定战争的成败。这些年来,中国军事技术装备水平可称是突飞猛进,但军队战斗力是否实现了同步增长呢?窃以为这是大可疑问的。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但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一是腐败已经蔓延到军队。这已经有目共睹、尽人皆知。至于多深多广,言人人殊,但每一个公开曝光的案件都触目惊心。谁都知道,腐败将给战斗力造成严重的破坏,武装力量最需要的就是牺牲精神,财尚且要贪,还会有什么牺牲精神,所以说,腐败的作用与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二是未战之兵将临大阵。未来的战争冲突极其复杂,针对中国的几个热点一旦爆发战争,如台湾、钓鱼岛、南海、朝鲜半岛、巴基斯坦等,都将是大国插手、多方介入,时空广度与力量规模难以逆料。中国过去的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现如今的准备与把握又有多少呢?三十年没有经过战场洗礼的军队,靠演习、反恐、维和是难以做到心中有底的。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不敢打小仗就不敢打大仗,不会打小仗也更不可能会打大仗,如果不牢牢地掌握战略主动权,一旦以未战之兵而临大阵,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难免成为一场冒险、一次赌博。

    这样的担心应该不是没有道理的。坦率地说,近日中国的武装力量应对任何一场规模的战争都将是一个考验。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当年满清八旗其祖辈是何等骁勇无敌,但不到百年的时光其子弟就把祖宗的精神与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变成不堪一击,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但愿这样的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

    考验之四:国家机器的功能作用是否足堪大任。

    任何战争都是对国家机器的考验,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战略决策与运筹是否得当。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国家最高层面没有坚强的核心,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扎,各谋私利,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左右摇摆,软弱昏暗,愚蠢无能,凡此种种,都要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目前来说,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存在,但加强战略运筹水平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

    二是政权机构是否得心应手。官僚队伍是国家应急响应的中坚,面对战争也不例外。如果动员迅速、组织高效,战争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破坏就可以降到很低的水平,有时候甚至可以籍机激发出新的社会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反之,如果支撑国家机器的官僚队伍自私腐败、脱离群众,如何能凝聚力量、团结一致?如果存在很多全身皆裸的“裸官”,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或者干脆开门纳降,这不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吗?这种现象多了起来,结果必将如萨达姆政权、卡扎菲政权那样,貌似完整强大却轰然崩溃,倒塌之快,甚至都出乎入侵者的意料。今日中国的危险不在于物质财富的不足,以今日中国的人力物力,抗击任何一个大国的全面战争都没有问题,更不用说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了。今日中国的危险恰恰在于精神层面,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官僚队伍的精神状态,如果腐败已经蔓延深入国家机器的五脏六腑,不要说应对战争,就是没有战争,国家的前程也有可能彻底葬送。

    考验之五:经济发展会不会因此断送。

    这大概是当今中国奉行“韬光养晦”主张的那些人最有力的武器,他们不断发出严厉的警告说,不与欧美搞好关系,就可能失去欧美市场,发展成就就得断送,而与西方抗争对立,结果就是亡国,就如伊拉克、阿富汗、南斯拉夫一般。总之就是一句话,没了欧美中国就要活不下去!

    我们说,对这个问题应进行辩证的分析,简单地肯定和简单地否定都失于偏颇。从大量中国官员、富豪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他们有很多金钱存在了西方银行,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夏威夷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地购置价值不菲的房产,一些子女也已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户,可说毕生积蓄和努力奋斗的结果都寄托在那些地方了,一旦中国与西方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美国等定要冻结中国人的资产,多年的心血岂不顷刻间化为乌有!所以,对他们来说,与西方关系破裂是万万不可的,那无疑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付诸以东流。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从本质上讲,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生存:一是“生”,因为生活的需要,因为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就要求科技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二是“存”,就是活着的权利,为了活着,就要捍卫自己、保卫自己,就是支撑武装力量建设。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让自己的经济既能满足生活,同时也支持战争,两者的关系必须兼顾。一味地考虑战争的需要,把国民经济搞成了战时经济,如前苏联那样,结果自然是糟糕的;但如果只满足了生活,甚至只顾花天酒地、西湖歌舞、悠哉游哉,结果照样是“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正如一句中国古语所言:“国虽强,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果说今天中国经济太过依赖欧美市场话,那只能说明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结构出了大问题,这个“危”,或者说这个考验,完全就是“忘战”带来的恶果。难道自从1949年就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60年后反倒离开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吗?这到底是出息了呢,还是黄鼠狼生耗子,一辈不如一辈呢?

    所以,毫无疑问,战争危险的逼近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峻的考验。为此,现在就应该着手准备,应改弦更张,把对欧美的依赖减低到最低水平,这样才能在战略上制人而非受制于人,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今天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大笑话:成为别人最大债主反而却被借债人玩弄于掌骨之上,这是一种何等的滑稽!如此滑稽下去,大债主最后只能屈膝向借债人屈膝求饶,不需战争也可能断送经济发展的成就了。

    三、怎样去赢得胜利

    考验如此严峻,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中国还能够战胜考验赢得胜利吗?又该怎样去赢得胜利呢?

    第一,勇敢应对而不能消极退让。

    进入严峻挑战期的中国将面对一系列战略摩擦与军事冲突,必须勇敢应对之,而不能以“韬光养晦”为借口当做战略上的消极者,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当缩头乌龟。当然其中有些摩擦与冲突可以继续采取忍隐的办法,也就是继续“韬光养晦”了,比如,对于美国加强与蒙古的军事联系,美国在蒙古建设侦查中国的“战略之眼”,中国可以忍耐(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换做是中国在墨西哥或者古巴建立针对美国的战略之眼,美国是绝对不会忍耐的,早就大打出手了),南沙群岛的争端,也可以继续搁置,维持现状不变。其它如美菲联盟、美越军演,印度加强中印边界军力,在南海演习,进行军事挑衅等,这些都可以继续忍耐,以等待时机、等待变化;有些则不能容忍,也无法忍耐,比如针对朝鲜、巴基斯坦的战争,比如越南、菲律宾试图改变南沙群岛的现状,比如印度试图重操“前进政策”等等,现在。有关朝鲜崩溃、对巴基斯坦开展等问题早已挂在美国一些政客、谋士的嘴边,并不断用所谓“战略互信”或者战略讹诈的办法试探中国的底线。前几天,美国方面出台了一个什么报告,说什么五种情形最有可能引发中美核战争,其中包括中菲冲突、朝韩战争、中日海上冲突、中印领土冲突、东南亚冲突等,其实质就是用核大战威慑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略讹诈,其目的就是要连蒙带骗稳住中国,以便能稳稳当当地搞定朝鲜或者巴基斯坦,获得充分的战略行动的自由。现在甚至连印度都学会了这一招,大肆宣扬什么扩军10万要派往中印边界云云。虽然这都不过是一种讹诈,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已经磨刀霍霍、要直奔中国的战略要害下手了。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必须坚决奋起,勇敢地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特别是朝鲜和巴基斯坦,这是中国目前硕果仅存的两份战略遗产,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和战略高地,绝不能丢掉,否则将因此发生极严重的连锁反应,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孤立。至于台湾、钓鱼岛等主权领土,则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出现危险的苗头,则必须做出最坚决的反应,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有这些斗争只能胜利不许失败。特别是初战,任何懂得一点战略常识的人都知道,初战的意义至关重大。在应对即将到来的一系列摩擦和冲突的时候,初战失败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敌人的气焰将因此更加嚣张,国内投降主义绥靖主义势力更为猖獗,下一步应对挑战的工作将更加艰难。须知,霸权主义者都是些战略和战术上的高手,一方面他们要凶相毕露地将大打出手,一方面他们还要装扮出一副极其善良的面孔,用什么“互信”呀,“合作”呀,“国际社会”呀,“负责”呀等软刀子忽悠中国、欺骗中国,降低中国的警惕性和斗争性,他们将两手并用、两手并举,一步步地诱骗中国进入他们陷阱。现在,他们正在寻找可以第一次向中国下手的地方,或者是巴基斯坦、或者是朝鲜,或者台湾,或者是钓鱼岛、南沙群岛,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虚实结合、奇正相生,这正是当前战略形势的复杂之处。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环伺寻衅吗?网络上的一些文章经常吹拍,说什么中国强力反击,美国日本等要么吐血了,要么呜呜直哭,还有什么极度恐慌、逼上绝路云云,其实都是子虚乌有,无非是为拍马抬轿子制造的噱头。就实际情况来看,出于“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迄今为止中国基本上都是被动应付,这大概也是经常被民众骂为软弱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样一直被动应付,等于将战略主动权拱手相让,将越来越难以适应严峻的形势。要不要主动出击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地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第二,仅仅靠GDP增长是不够的。

    如何打破战略困境,我们认为,仅仅依靠GDP远远不够。长期以来,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灌输下,许多人以为只要GDP上去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战略环境也不例外。现在,中国的GDP已经第二,他们又找借口说关键是人均水平还不够,言外之意,只要人均水平够,问题全都不在话下。

    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他们也根本就不承认今天中国还有什么战略困境,放眼望去,欧美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而中国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外汇储备节节攀高,让西方政客眼热心跳、垂涎欲滴,这是一副多么美好的图景啊,完全可以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哪里还有什么困境呢?

    我们说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难道萨达姆的伊拉克和卡扎菲的利比亚人均GDP少吗? 为什么还要身死国破呢?难道1840年的中国GDP少吗?为什么还要屡屡挨揍受辱呢?纵观人类历史,GDP少的打败GDP多的屡见不鲜,无论是总量而言还是人均而言,都是如此。以为靠GDP就能走向未来,基本上是醉生梦死的欺人之谈。

    仅仅靠GDP、一门心思地做GDP的文章是不行的。靠别人持续不断地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也无助于战略环境的改善,说得更干脆一些,就算台湾所有的口袋都装满人民币,也无助于祖国统一的大业。

    这样说法,并不是说我们不要GDP。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基础,就不能从事现代化的战争运动,也不能赢得战略上的胜利。中国不仅应该把GDP做大,还应进一步把它做强,优化结构,强壮骨骼,为战略运筹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加强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中国今天当然不能搞全民皆兵,但改变各阶层社会地位,进一步优化各阶层的思想话语权、资源支配权,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中国不能把自身的安危寄托在不可靠的群体身上;今天的中国也不能把国家机器军事化,但激浊扬清、强本固元从那个角度来说都迫在眉睫,应多给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以空间,少唯洋派海归是举。记得当年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阁成员个个都是留学欧美获博士头衔的洋务人士,其结果又怎样了呢?

    第三,要有明确而清晰的战略指导。

    中国实行“韬光养晦”政策也已经很多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此也早已是“耳熟能详”了,按理说应该得到他们的表扬才是。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基本上没有表扬反而尽是批评责难,除了最近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表扬过中国对此次美台军售的反应外,其它表扬尚未看到听到,相反,对中国的批评责难却多如牛毛,除人民币汇率、网络黑客、经济间谍等问题外,战略上还给中国扣上了“傲慢”、“威胁”、“咄咄逼人”等一大堆帽子,把亚洲国家的军备热,把强化日美韩澳军事同盟的责任都一古脑地都推到了中国头上,中国成了亚洲乃至世界不稳定的策源地。不客气地说,“韬光养晦”“韬”到这个份上,‘晦”到如此地步,可说是既可悲又可叹了。

    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值得深思。我们认为,不能说“韬光养晦”完全不对、一无是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韬光养晦”为主要策略是正确的。但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去“韬光养晦”就是错误的了。胜利从来都是靠奋斗争取来的,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双赢”,大概也是要讨价还价的,也不可能人家拱手送来,或者天上掉下来。获得军事战略上的胜利更完全是靠斗争, “和”是绝对无法“和”来的,最终还要靠“斗”来解决,就如伟人的比喻,“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和”之外不能没有“斗”,只有“斗”,才能实现对立统一的“和”,而不是无原则的“和”、妥协的“和”、屈辱的“和”。“斗”与“和”,其实是一体两用,都是手段,不可偏废。只“斗”不“和”不对,只“和”不“斗”也是不对的。只有交替为用,灵活掌握,才能无穷似天地,不绝如江河。

    这不是什么绕口令,而是最基本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而且仅仅几个人心里明白还不行,还要大多数中国人明白,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笔者必为,这是当今中国诸多战略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

    第四,不能自我孤立、单打独斗。

    当今中国各种战略伙伴多如牛毛,世界总共也就不到200个国家,中国几乎大小通吃,个个都是战略伙伴。这大概也算做是一种战略“泡沫”吧,是当今中国诸多“泡沫”的一种,其实没用。吹破“泡沫”,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在战略上相当孤立,可靠而坚定的盟友实在少得可怜。而别人恰恰是用大体系、大联盟来孤立我们围堵我们,他们正依托不断扩大和强化的联盟来围剿中国,这样的围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直至扼杀,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中国的一些人一直指望经贸联系能消弭这个“围剿”,他们往往要掰着指头津津乐道数着中国是某某最大贸易伙伴云云,但事实已经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痴心,别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已经当了人家最大的债主,人家也照打不误、毫不留情。

    吃亏就要长见识。中国的战略见识应该超越经济决定论而再上一个台阶。既然霸权国家帮手如云,中国为什么不见样学样呢?世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受美国西方欺负压制的国家是如此之多,同病相怜,同气相应,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不缺少朋友的,问题全在于你自己是否坚定可靠,自己有关敌友的立场是否明确。比如,中国高调宣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照此逻辑,那么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显然就是次重要、不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了;中国还大肆鼓噪说,中美谁也离不开谁,显然是在说自己离不开美国。这样的态度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当着中国说美国的不是了,更不会有谁会傻到去设想联合中国对付美国。特别是每当美国横行大打出手的时候,中国总是溜得比兔子还快,总是躲得远远的,很怕让鲜血溅到身上。这样一来,越来越孤立不是应得的报应吗?一些人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忽然间中国周边国家一风吹地倒戈,其实,这样不值得信赖的国家,还有谁会倚为靠山呢?

    不管当代人类社会怎样现代化,世界总有敌友之分,对于这一点,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阿拉伯世界也好,都如此看待,特别是美国,更是时刻有着鲜明的敌友观念。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则很少讨论,除了所谓“三种势力”、“五毒分子”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能成为中国的敌人,这大概也是中国战略伙伴遍天下的缘由吧。但事实已经粉碎了这样的妄想。现在来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中国已经被无情地推到了战略对立面,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称职的战略对手,就应该摆脱美国所谓“合作”、“负责任”等战略咒语的束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一切与霸权对立的集团,把一个又一个可堪一搏的对头送到霸权的面前,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

    这样一来,也许中国的战略地位在美国的心中会更加重大起来,许多战略问题可能就要认真地与中国磋商了。

    第五,该出手时就出手,刚柔相济、恩威并用。

    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因为有抗美援朝的先例,所以美国侵略越南的时候始终不敢跨越中国的底线。记得约翰逊说过,他们就是轰炸中越边境的一个厕所,也得经过他的批准。还有回忆录说,当时美国最高当局讨论如何打击越南,有的说要把越南炸平,有的说应该把越南打回石器时代。约翰逊总统沉默片刻说,你们说得都对,但中国出兵怎么办?此言一出,刚刚还热闹非凡的议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谁也没有主意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当时提出要打出三十年的和平,目前看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用当年的余威。这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美国在越南会那样顾虑重重、畏首畏尾吗?没有62年的反击作战,今天的印度不知将张狂到何种地步。

    所以,一个战略大国,只有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才能彰显其可信的威慑能力,该出手时就出手,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才是泱泱中华大国的风范。以为从中国发展获得了好处,别人就能感恩戴德,不过是自作多情、自我感觉良好罢了。日本民族就是中华文明哺育起来的,日本什么时候对中国感恩戴德了?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总要如恶狼一般扑向中国去撕咬吞噬。对于这样的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打趴下,打得越狠它就越服气老实,越是软弱可欺,它就越发变得疯狂。

    记得1886年的时候,北洋海军巡航到日本长崎,中国水兵与日本人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当时北洋舰队中的一些人极力主张就此开战。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果然开战,以当时北洋舰队的绝对优势,痛歼刚刚起步的日本海军当不在话下,日本军国主义将在萌芽中就遭受致命的一击。惜乎当时的主政者以息事宁人为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日本通过此次事件,痛感海军之弱,大力经营,仅仅十年后,日本帝国海军就已坐大,终于酿成甲午大害。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这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所以,军事上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不能养敌玩寇。西方军事学界有个公认的原则,即预先防御的原则。意思是说,既然敌人明确表示要发动攻击,那我们就不能坐视敌人动手而等待挨打,完全有权利主动发起进攻。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三番五次地表示要揍你,那么你就完全有权利主动揍他。按照这样的原则,中国完全有权利对周边不断制造摩擦进行军事挑衅的家伙实施打击,这样既能震慑宵小,警告外部势力,同时还可以战养战,通过实战培育发展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促进部队成长。应该感到高兴的是,周边一些国家已经把机会送到了我们门口,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可不慎乎?

    当代中国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吗?

    我们说,中华民族从来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任何考验,包括战争的考验也吓不倒这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能未雨绸缪、早为之计,战争就有可能在强者面前却步,相反,如果不知危险地躺在和谐的梦幻中,那么巨大的危险就将从天而降。

    要想和平发展,就必须准备战争!这大概就是中国在当代战略环境下的全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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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本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属于普通一族,草根是也。但正所谓“在行恨行”,本人对教育的研究不是很深,相反却对国际政治、战略问题情有独钟,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文章,尽抒杞人忧天之俗情,浑不知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这大概也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面貌,即:当今中国今虽则处在市场经济下欲望澎湃的时代,但来自于基层老百姓之爱国、忧国与强国的呼声及冲动依然强烈,这必将形成一种巨大地政治力量,造成巨大地战略威慑。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本人乐此不疲,只管耕耘,不计收获,冀以愚者之千虑,俾达人之一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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