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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就是一个高度士人化的社会
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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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懂古往今来的中国,就必须首先关注和最先搞明白一脉相承了几千年的一个特大群体------士人。

    因为,我们这个文明体国家的中国,原本就是个高度士人化的社会!原本就是历经两千多年,一步步发育成极具典型性的士人国度!

    什么“官僚社会”呀,“官本位社会”呀,不能说一点儿也不符合事实,但却一点儿不全面,没有看清中国社会的根本本质。

    “官本位”与“官僚社会”的说法,是那些特别关注和纠结于统治思维、极端阶级对立,或多以政治史、国家统治、权力视角看问题和搞研究时,所常常产生的一些片面与有害话语。

    如果说,仅作为专门领域的研究,不是扩大、拔高到对整个社会认识与定位的高度,以至于成为当今社会上很多人污名中国的学术理论来源,我们是不应将其视作毒话语的。但现在,既然已经影响到了社会认知,成了社会话语的一个支撑,我们就不能不将其扩大、拔高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官僚社会”、“官本位社会”一类言论,列入推荐应该清算的“毒言”名单了。

    客观地看,这不是某些专业领域研究者的错,而是整个西学分科体系的错,是社会大众轻信了这些结论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错。因为,搞政治史探究的人,或持有以统治阶级思维看中国角度的人,只管自己这一块,根本不会顾忌其他。哪会再去在意另一些游走在官方权力边缘地带的广义士人、甚至土里吧唧的士绅们呢?-------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我政治学或政治史所应关注、研究的,那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才该去研究的问题。

    而在另一方,社会学家们,的确也在关注着他们的只关注、做着他们的专门研究。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中国,就有“士绅之国”的说法;中国社会学的泰斗费孝通先生,也著有《士绅中国》一书。然而,这些都还只是主要将目光,投射到了后期古代中国较为偏下层之士绅阶层身上,所形成的一些不够全面看法。在他们这一领域,又不会去关注和重视另一大块-------士大夫阶层以及分布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整个“士之组系”。所以得出的结论,便又把中国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种“士绅社会”了。

    这种西式分科学术所必然导致的“分裂症”、片面话语,我们见的多了。这是它们的一种常态,倒也不必太过大惊小怪的。咱们,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绝不要被他们那样的路子带偏。

    必须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是:认识中国的士人、或者如我所提出的庞大繁复的“士之组系”,既不能只看士大夫、不讲士绅,也不能只看见士绅、而不论士大夫;甚至,把士大夫与士绅这两方面全都纳入进来,作以考察和分析,仍然还不能称得上是极尽全面、一览无余的。

    在我看来,不包括进捍卫我们国家与文明体的一代代军中“武士”,不包括进以智慧养生之道始终呵护着中华民族的中医人士或自修他治的“医士”们,不包括进所有操持着敬天法祖、从事着化育文明、张罗着邻里乡间红白喜事的所谓“热心人”,甚至不包括进所有构成我们中国社会最基本“社会人”与总在依循着中华传统节庆礼俗的亿万普通民众们,都还不能在最全面与最广大的范畴上,称得上是系统和严谨的。

    简单说,历经数千年的文明体之建构、文明体国家之沉淀、文明教化之熏染,中国这个本就是以文明体立国的国家社会,已经变成了整个地球上举世无双的另一种存在、另一番社会模样了-------其不仅,成就了中华之国位居第一的“士之组系”庞大集群或群落;而且,将自己的整个社会,早已变成了一个“无士人、不社会”的“士人社会”了!

    或者说,这样一种文明体性质的基础社会,是靠着分布于各个层级领域之士人们的穿线、编织,才得以组织成了一种关联度奇高、凝聚力超强、承载性特大、坚韧性无以伦比的多元一体超级大社会。

    为什么要说是“超级大社会”呢?因为,它,既能支撑与保有整个文明体的不散、不覆,即便遭到征服与亡国、也不曾中断文明;又能令整个地球上存在过的最为强大有力、几乎统揽了人间一切现实权与利的大一统集权,也得让她三分,甚至将自身替天行道、反映人心、兴亡存废、行舟翻船的最终话语权,都得无奈地交予那些响应时代的士人手中。这,是不是够得上用“超级”一词呢?其实,20世纪初期背负起国家救亡、民族解放的先辈们,尤其是以马列主义打造出的中国共产党,乃是士人群体的新聚集与士人精神的新体现。

    这种情景,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或现当代国家里出现。甚至,即便是在曾经辉煌存在过的其他文明古国里,也似乎极少出现这样一种突显大社会、强社会特征的典型建构形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其他文明古国,即便于一定时期内也成就了一个类似的文明体,甚至也做到了自身文明体与国家的二合一整合,但是因为没有天人大道的坚实信奉,没有形成上至帝王与教皇、下到大字不识百姓统一高高擎起的“文明大道统”,没有锻造出一个庞大繁复、衍育生息的,起着文明“卫道士”与社会基石之作用的士人集群,也就不可能长久地将自身的“类文明体国家”呵护与维持下来。

    不可否认,宗教信仰与教会组织,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起到维系其自身文明、文化、民族、国家的作用的。但它们毕竟属于宗教的范畴,跟世俗社会本就是“两股道”、“两张皮”;加之教义与信仰,根本地还是分之道上的分力表现形态,所以,顶大只能达成一定范围内的(比如自身教派、信徒中的)、有限层面上的(比如非世俗化社会生活的)、局部领域里的(比如在理性阶层、科技行业就难扎根推广)、形式上的(靠宗教礼仪与教规戒律等做表面行为的约束)有效性。

    而在道化文明、或“文明大道统”长期整合下的中国大社会,由于不是教会让你非得信仰的教义,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宗教理念;而是道、文明大道话语通过启发你自身的自明与自觉,是令你在信的过程中、还能不断以实践验证与修正自己的身心托付-------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明自觉与身心托付后的转而“士人化”、成为有社会公心担当的士人,在实现大道文明的社会教化之同时,也造就、衍育出了一代代一批批层出不穷与体量庞大的真正“社会精英”,而且还是不那么精少的“菁英之士”。

    只要有这庞大且基础性的、足以整合整个社会与天下的士人们存在,文明体的根基就不会动摇!文明大道的话语就是天道天理与人心民意!再强势的国家集权统治,也没法在残害文明体、抛弃文明的路上滑的太深与偏的太远。这一点,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尤其是外族主政中原后将集权之道有所拉偏、滑向专制(集权治理,乃独裁专制统治与极端民主自治模式间的中道),但却仍然无法将整个中国,变为西方和其他地区历史上“专制帝国”的这一事实上,可以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反面证明。

    士人集群与超级“士人化大社会”,以其超强生息力、超强稳定态、超大隐形能量体的存在,所具有的大于国家政权之超级威力,还在另一个历史现象中可以得到印证。那就是:当大一统王朝分裂之时,甚至是在大一统国家当年未曾覆盖到的有影响区域,之所以后来总会发生如北魏、金、辽、元、清等这些当时所谓的“外族”“外国”并入中原文明之事,其中除去中华大道文明自身的巨大感召力与强大影响力外,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大批汉人或华夏文明的士人,流落或进入到了这些异族或国家,成为一种影响其取向、走向的谋划乃至决策力量。

    正因为如此,虽然不受往往中原王朝和社会认可,他们却总也以炎黄子孙或中国自居着。这种大道文明的引力与中华向心力,没有一批批于内教化、于外教授的所谓“华夷”士人们,有可能实现吗?

    希望今天的人们,能够拨开西式话语的迷障,用自己的双眼去认知士人和高度士人化的中国社会。而只有很好地认清中国的士人化社会的基本性质;我们才能在今天与今后,为中华大道文明成功立言,为中国与人类未来新文明时代找准指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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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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