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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极权主义的根源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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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与信仰和价值体系,但是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失败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而极权主义的失败又是自由主义兴起或者回归的根源,由此循环往复,形成西方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对此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到: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不了多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新自由主义认为19世纪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而新自由主义就是要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信仰,以此重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但是,新自由主义很少提及19世纪末自由主义体系的大崩溃,那次崩溃的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三大主义的产生,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二是德意法西斯主义;三是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标志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人们发现历史不仅没有终结,相反而是又回到了一战前那似曾相识的革命与战争的前夜。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法化源于对宗教特权与封建王朝君权神授的一次革命,它以契约取代了以身份地位成为社会的法律基础,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核心是法制下的民主与法制下的自由。在这一体系中,国家是中立的,既不偏向少数富人,也不偏向多数穷人,其职能是对内维护法制,对外抵御入侵,同时提供社会的公共品,比如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但是,从一开始它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偏向少数富人,偏向资本。对此就如马克思揭露的那样,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所谓自由只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而且,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崩溃,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其次,所谓自由契约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因为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双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反之无所谓契约自由。比如就童工问题,自由契约的原则就是不适用的。如果儿童是无助的,那么成人的处境是否就好得多呢?事实上,弱者表示同意的方式,就好比一个失足掉进深渊的人同意把他的全部财产送给那个不肯按其他条件扔进一根绳子给他的人。这不是真正的同意。所以,显然在不平等基础上进行所谓平等的竞争,结果只能是富者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对此后来就连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道:“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

    可以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在19世纪中期就遇到了危机,而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催生出了三大主义。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当时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可以堪比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那么俄国革命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以社会需求而不是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当时许多文人墨客纷纷到访苏俄,就像19世纪人们到美国去朝圣取经一样,尽管有些失望,但都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明与新的社会。二是德意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不仅出现于德意,也存在于英国,美国,法国,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欧洲的这一悲剧解释为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三是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历史又发生了一次大转型,法西斯主义早已灰飞烟灭,社会主义成了体制僵化,经济无效率的代名词,而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又遇到了一次合法化危机。人们认为自由放任才是合法的,国家干预是不合法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由于国家实行干预政策,违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保护个人首创精神和信奉企业自由的合法的意识形态。所以,无论是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可以说这是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化基础的一次大逆转,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民粹主义只是原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和表现呢?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兴起是欧洲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瓦解的结果,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同样,群众的绝望也是理解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的关键。显然,民粹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结果;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民粹主义无法创建新秩序,新价值观和新社会秩序来取代已经崩溃的秩序,价值与信条。旧的秩序瓦解了,但是又无法从旧基础设计出任何新秩序,结果就是一片混乱。那么,由此民粹主义会演变成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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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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