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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初衷的教改为何总成“背锅侠”?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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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教育“减负”、“增体”及其现实反映

    一、为何本着良好初心的教改措施,总会变成“背锅侠”?

    近日,教育部提出: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增加分值,要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同时,在此基础上要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立即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有此一举,可能要说到,今年9月22日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专门指出了我国中小学生的近视问题和身体体质下降问题,并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显然,教育部这一政策,是对习总书记此重要讲话的积极回应。

    但此政策一出,社会就有反应。见有学者说,“教育部门提出强化体育在中高考中的分数、建立体育竞赛体系、增加校内外体育活动时间等举措,初心是好的,但结果是否能如其所愿,还需打个问号”。

    并指,“可以预见,在体育教育改革中,收益最大的一定是教育培训机构。当然,家长的经济压力和学生的精神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大,届时学校作为‘背锅侠’怕是会被骂得更惨”。据说,在教育部相关司长有相关说法的第二天,就有培训机构开始布局体育培训项目,积极将体育项目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教育相关部门的这一决策,恐怕最后将“肥了机构,废了家长”。

    人们不禁想到,此前“减负三十条”,有被认为是有利于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和收益,增加了家长负担,现在体育进中高考,是否也会被认为“这是否在为学生和家长制造新的负担?”

    应该说,无论是“减负”还是“增体”,其本来的确是有“良好初心”的,但为何这些本着良好初衷的教改措施,总会变成“背锅侠”?

    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政策上,还是出在“文化”上?出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乃至出在各方的“利益”驱动上?

    应该说,无论是教育部门此前的“减负”,还是本次提出的“增体”,的确初衷是好的,对全面、更好地培养“后来人”确是必要的。而问题产生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问题,是有出在“政策”上,例如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配套措施、动态跟进保证落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贯彻力、利益纠葛乃至惰政,乃至还有“歪嘴和尚”),可能是有、或将会有不足之处。

    不过,也要看到一个此问题产生的重要源头,问题可能还出在“文化”上。出在文化传统的惯性上、后代培养的理念上。

    我们也要看到和承认,人们培养后代,是普遍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的社会心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将军愿”的家长们,还是期望能尽最大努力将孩子培养成“尖子”,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但要升学,还要上重点学校、名牌高校,……因此,就几乎是必然的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虽然“减负”是对的,但是“减负”对学习深度、广度也必然有影响,这使得有“将军愿”的家长们,受到“剧场效应”(第一排站起,后排坐不住)影响,担心校内减负使孩子可能落后,而在校外、课外出自己出“对策”——自愿和不自愿的“加码”。是“争先恐后”,导致减负中也有“增加负担”。

    人们也不妨自问、他问:减负反而加重负担,是减负的目标本身造成的,还是担心校内减负使孩子可能落后,而在课外寻“对策”自“加码”造成的?

    “减负”如此,现在的“增体”,其实是一样的。为了提高后生们的身体健康水平,要增加体育,增加相应的考核,乃至“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这也可能会让一些家长为了“冲高”,而自己再在校外对学生“加码”体育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分值,同时也增加了培养孩子的投入和家庭经济负担。

    但是,如果说,就因为会出现这种自己“加码”的情况,就不“增体”,那“增加体育”以提高后生们健康水平的目的就能达到吗?恐怕是未必。

    应该看到,“减负”和“增体”政策的初衷和目标,都没有错。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主要在这两个政策的目标上。问题的产生有多因,其中一个的主因,还有人们培养后代,普遍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争先恐后的社会心理。虽然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且不容易改变,但是,这样解析一下,我们就可能对应该谁“背锅”?是不是政策目标本身就该负主要责任乃至应该放弃?就清楚了。

    三、怎么办?应该全面解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逐一析因寻解

    如果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配套、动态跟进保障,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贯彻力、利益纠葛乃至惰政,乃至还有“歪嘴和尚”)有不足,这要管理部门结合实际加强管理,动态跟进,保证落实。

    ——这里还想说个大实话:若与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强度相比,增加学校教育中体育的分量和考核,其作用和意义可能大于“减负”。这会直接有利于用考核的“指挥棒”,切实提高后生们的健康水平。因为,多读书、多背书、多刷题,未必就能提高学生的“智育”水平,也还可能多造就了一个乃至一些“书呆子”。

    ——当然,“增体”,也要防止走偏。有人已经担心“以后会出现体育考试磕兴奋剂”。这也是应该切实注意和防止的。

    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大众化的体育教育,不同于精英化的体育竞技。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完全不需要通过分数和竞技体现体育的价值,其目标是强身健体、磨砺意志。体育的目标,是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的指标,应该不仅是通过“磕兴奋剂”才能考的项目得分来体现的。考核学生健康水平,不是、并不同于体育竞赛,也未必要用动态量化指标来表现。考核体育(身体健康程度),未必全部都要用动态的“跑多少米用多少时间”这样的考试来证明吧?身体健康的指标,也可以有相对静态的指标,例如:肺活量,就不是临考磕兴奋剂可以提高的吧?

    ——同时,对培养后代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争先恐后”的社会心理,也要加强正面引导和疏导。

    见有人担心,“增体”,“最终培养的有可能是具有综合能力但水平不高的凡人,以及少数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天才”。这里以为,如果是这样,可能倒并不算很糟糕。或许还可以稍稍改变一下此提法,如果能“最终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但知识、技能水平未必相同、或各有所高的凡人,以及少数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天才”,可能要算不错。因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本来就是“金字塔”,难道真能培养所有的人成为“爱因斯坦”?人人都能有拿“诺奖”的水平?

    其实,人的能力和天赋,确有不同,培养的结果、水平会有不同、高低。但行行出状元,卖油翁和庖丁,不是知识深广的探索天才,是技能高手,社会同样需要。

    如果全面的看,或许还应真确的看到:其实人人都可以、可能成为不同方面的“引领者”。只是,这些引领者所引领的范围、项目不同而已。卖油翁、解牛的庖丁,也是有专长者,只是其所专长的领域是操刀、举勺,而他们的操刀解牛、举勺注油的本领,也能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

    民众,乃至所谓“普罗大众”,其实是参加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项目、任务的直接、间接的具体操作、行动者,也是对成果、成功出力最多、最必要、最不可缺者。

    振兴中华,我们需要“科学巨匠”,也需要“大国工匠”,需要“爱迪生”,也少不了无数身怀绝技的“解牛的庖丁”和“卖油翁”,以及亿万的基层劳动者。

    这里也还想提请过于迷信“名牌高校”的人们,也还可以注意一下现今人才成功的一个新现实:202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八位科学家只有一位本科毕业于全球顶尖高校;有三位本科学位在新兴院校取得:其中毕业于巴黎大学解体后于1971年开办的;有1959年才获得大学地位和1963年才开张的。还有两位,是在小型大学或文理学院获得本科学位。

    也就是说,八分之五的诺奖获得者,不是来自名牌高校。据此,有人认为,“未来诺奖得主的教育背景可能与过去大不相同,将更加多样化”。这是因为“新兴大学往往不像老牌大学那样拥有众多学术权威,这可能更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创新。此外,小型大学提供更紧密的师生互动机会和本科生科研项目,有无与伦比的奇特作用”。

    如果人们全面的看到以上这些方面,对孩子就学时“争先恐后”,升学时“就高不就低”,是否能再“看得开些”?从而在后代培养上不跟风,不盲目攀比,而更有主见、更现实并更有效?从而在培育后代上不增加不必要的过多负担、“性价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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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陶文庆,笔名文磬。江苏紫金标准草书研究院副院长,南京财经大学退休教师、管理干部。早年参军,转业后曾历任南京物资学校副校长十年,在南京财经大学中专部、总务处、校产处先后主持工作十年,并曾兼任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爱好业余研思,发有数百篇台海时评、时政评议、社会管理、学术探讨等文,为境内外网、刊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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