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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第一次上行
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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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以来三次大改革开放与三次经济增长上行回顾专栏之一

    节选于周天勇著《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75到第80页

    1976年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主模式国民经济U型增长的最低点,为负增长1.6%。“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科技教育受到重创、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10年,后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呈L型格局。

    1977年虽然没有正式改革开放,但是,工作重心或多或少从阶级斗争转向了推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走上治理整顿之路,加上大兴引进国外项目,投资规模增长较快,财政赤字刺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1978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1.7%。

    1979到1984年的6年,应当看作是中国摆脱“左”的体制和发展模式后,第一个J型增长的时期。1979年到1981年是J型,也即第一个S型增长的开始。GDP起初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反洋冒进,平衡财政及外汇,控制1980年7.5%的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上碰到1958到1960年生育大幅度下滑造成20岁左右劳动力供给和结婚生子人口增长收缩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1%。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是短期较小的调整性降速。

    一、工作重心转变与改革开放启动第一次J型增长

    从1982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高速度增长的时期,最高时的1984年达到了15.2%。这种高速度的增长,动因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

    1. 整个国家体制的功能,从从事政治运动为重,转向了动员力量发展经济为主要工作。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擅长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向了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执政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国有经济在资产规模、引进装备、人员数量等方面,加大了财政、土地和信贷等投入,增加了员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

    2. 对一大二公体制颠覆性的变革,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活力和动能。如废除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大队和小队体制,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探索资产承包经营改革;城镇允许个体户发展,兴办国企和街道大集体经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城市工程师下乡,以及城镇机器设备等向农村转移,乡镇企业产品市场自由交易;扩大城乡农产品贸易市场交易规模,国有企业生产完成国家任务后一部分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价格实行双轨制。

    3. 对外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当时工业现代化需要外汇,中央决定建立经济特区,进行来料加工,出口创汇,当时的劳动力来自于东部农村和乡镇。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显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际产品生产和销售中得到有效利用,使劳动力比从事农业创造了更多的国民收入。而外汇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当时引进国外先进装备的规模,增强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4. 前20年左右人口增长上行的因素,助力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1956年到1965年间,除了1959到1961年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和低于10‰以外,其他年份除了1962年为17.24‰外,在20‰到38‰的高位增长率之间。

    图1  中国1960到196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这些较高速度增长的人口20年后,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包括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末期陆续回城,这些劳动力进入个体工商户、城乡国企和街道办的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农村联产承包经济,既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又获得收入,增加储蓄,结婚成家,扩大消费,强劲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观念、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进行突破性的调整,如果没有这些扭转乾坤式的重大改革,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长达8年的J型增长。

    二、1989风波及改革收缩触发增长下行

    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15.2%后开始下行,中间虽然有1987年和1988年两年反弹,但1990年降低到谷底3.9%。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6年的L型增长。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动能下降的情况看。

    1. 第一步改革释放活力的边际作用递减,动力释放殆尽。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制、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城镇中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改革,开始的几年作用显著。但是,从时间过程看,越到后期,活力就越来越弱。比如,农村联产承包制产量增加,但收益不如城镇中务工高,农民不再安心种粮,从1988年开始,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再如,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和资产经营承包等形式的改革,出现拼机器设备、轻积累改造、鞭打快牛、积极性减弱、冗员不能分流等一系列问题。

    2. 理论上公有制比重争论兴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质疑,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处于停顿,甚至收缩阶段。如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和就业人数,1978年时为15万人,1984年增加到339万人,规模爆发式增长。1985年到1988年速度放慢,四年间只从450万人增加到659万人。而1989和1990两年,则分别下降为648万人和614万人。城乡个体私营创业就业受到一定的冲击。

    3. 近千万知识青年回城创业就业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结束。1977年开始,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快速返回城市,到城镇国有集体个体经济中就业,形成新一波的创业和劳动力供给潮。一部分1977到1979年三年间考入大学,1982到1983年间毕业,形成“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波人力资本进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这部分动能,在1984年后也释放殆尽。

    4.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消化“价格—工资”联动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遇到1989年政治风波与国际经济制裁。1987和1988两年,推进放开市场和价格改革,以及工资增长过快,消费物价两位数上涨,开始用压缩投资规模的方式,给国民经济降温。而1989年春夏开始的政治风波,交通运输等受阻,职工工作受到波及,与国外间的经济联系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围堵和制裁,加工贸易和投资受到影响。如1985到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分别为38.73%、22.69%、21.51%、25.37%、-7.20%、2.43%;实际利用外资年增长率分别为65.85%、60.25%、10.80%、20.99%、-1.16%、2.27%,国内投资和吸引的境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

    图2  中国1978到1987年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而1986至1987年的经济上行,主要源于两点,一是1986年行政事业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增加形成国民收入,并扩大消费需求。二是19年前1967到196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小幅上行,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力供给,获得收入,增加消费需求。二者重合作用,引致第一轮S型国民经济增长的略微上翘。总的S型趋势中,可以平滑处理。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到1987年,我们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S型增长时期。其特点是,第一个阶段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体制改革、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知识青年回城、从国外引进先进工业装备、来料加工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各种动因形成的时间前后、长短不同,逐步从边际动力递增转向了边际动力递减。但是,从1978年到1990年看,中国GDP总规模从3650亿元增加到了61130亿元,人均GDP则从381.8元增加到了1653.9元,基本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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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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