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中华之道 - 王岩林首页
士人,是否应被看作中华社会的文明之心?
2020-10-16
字号:

    大道至簡: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士,是斧钺形和玉珪形,古代“士”与“王”同形。通天道地道、人道地道、天道人道为王;又曰行天下号令斧钺者,为王。所以,士为王的一部分,士师为官职、掌刑法,又合十为一为士。因此,为王行道者,为士。

    王岩林:咱们这一期探讨的主题是------士人,在中国古代主要都包括哪些类别的人?用“儒生”、或“读书人”、或“士绅”、或“知识精英”、或“获取功名者”,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他们吗?其实,主要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存在了几千年的士或“士之组系”,究竟是什么?

    古今中外,在士人的界定上,一直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特别是西方人看中国的这个庞大阶层、社会群落时,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与文化里边没有这个,更可以说是一头雾水了。

    惠自强:关于士,老子实际上早已给出了三分法的界定: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我觉得,士,应有一种基本的品格,就是“可杀不可辱”。现在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大多丧失了这种“士”的品性,已经不算做士了。

    文天祥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抱着小皇帝崖山跳海的壮士们,才是捍卫中华的真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士,才是真士。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捍卫一个我中华族群的生存,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即便很多是普通人,是大字不识的战士,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士人。

    王岩林:惠老师讲的两点提醒了我们:一是,在老子眼里,即使是耻笑道的那些“下士”们,也还是没被清除出“士”的队伍的。这就比很多文化人直接以是否信道、行道、卫道为标准,要宽容、宽泛得多。二是,士也未必非得是“读书人”,大字不识的英勇战士,也可以是士啊。

    惠自强: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被各个诸侯国的国王礼遇。

    王岩林:我觉得,士,似乎不能只是简单地以阶层、特定群体、某些行业从业者论。

    比如悬壶济世的古代医者,算不算“士”呢?根据咱们搜到的那些资料显示,早先许多朝代把他们当做“工”、“匠”一类对待,但有些朝代又设有大小“医官”、甚至还以“医士”称之。即便给他们较高地位的,也并不是将所有的从医者都当士人对待;而且,中国古代朝廷或社会,由于重人文轻技术的缘故,没将许多科技类的“古代知识分子”纳入“士人”的范畴,但咱们今天是不是也该重新地予以界定和看待呢?

    甲士:医者,就一般意义而言,似乎可归为“士”。但就严格意义讲,算不得“士”。因为“士”在社会生活中,要能起到上通下达的粘合作用,这是医者所不具备的。

    王岩林:但就某位士人、或某个特定的士人群体而言,往往都是非常局限的,也没可能做到上通下达呀。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个人认为,用“儒生”、或“读书人”、或“士绅”、或“知识精英”、或“获取功名者”,其实,都难以全面、准确地概括中华士人。

    甲士:士,的确不是那个固定的群体。他们不仅仅活跃在乡村里,比如士绅;而且也活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城镇、都城、甚至皇帝皇族的身边与朝堂上。

    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总体上把对士人的理解,局限在了乡村社会的士绅上--------这个,不够全面和系统。

    慈天元:士,我认为是对成年人的普遍尊称。成年人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所以小娃娃如果有了责任感,也就是士风的形成阶段。士风要从娃娃抓起,不然他们长大了,就是乱局。

    君吏佐使兵民侯霸,是我对士分化之后的一个勉强分类,仅参诸君参考:

    老师在九鼎图中,是什么身份呢?是文化使者。传道、授业、解惑,因为有这个使命,才会得到社会尊重。

    王岩林:是要重视广义的或最大基本盘的。从基本盘的角度看,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能不能总体上讲就“社会人”?其基础性的软中有硬标准是:与社会具有较高粘度的社会人。而这个庞大复杂集群或群落的核心部分,则是那些维护社会与升华社会文明(或今天所讲主动担当“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的、信道为公的那一部分。

    爱爱:中华民族是一个史学的民族。我们在思考问题或者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从历史流变的这个角度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士,他是和中国的广义“人文”或“人文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当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些特定的物质基础以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不需要直接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一些实践活动的总结与升华。伴随着人文需要和发展,士这个群体与阶层,便产生出来和不断衍生壮大起来。

    当然,光是与人文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还不能够称之为士。士,在进行人文活动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还要担任一些具体的职能,主要是政治事务和伦理教化。

    用这种必须肩负的主要职能,就可把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了。现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担负这种政治事务与伦理教化的职能,所以,他们不能算做“士”。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主要待在象牙塔之中,与中国的农村与社会明显产生了疏离感。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反倒是起着一种消极的作用。

    王岩林:同意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一看法。所谓现代知识体系,本就是从西方引入的一套失道与封闭体系。所以这百年知识分子们的集体性不明道、无大道担当,也就一点儿都不奇怪了。

    不过,对您说的------以参与政治事务和伦理教化为标准,去界定中国的士,我感到还不够全面。比如从医的医士、战场的武士、经商的商贾人士等,似乎也不能被排除在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许并没有明道、行道、卫道的自觉,甚至也没有参与政治与伦理教化事务;但他们在一个本身就是“大一统文明体国家”、或已经实现了“道化”的大社会里,事实上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承担起了行道、舒张道统的社会责任来。

    游侠:中国古代实现“君-仕共治天下”体制。仕(士大夫)来源于士,后者通过科举成为前者;士来源于全体人民,凡读书、有见识者,皆可为士。因此,士是联通庙堂与万民的中间体,上行为仕,下流为民;科举是确保这一联通的机制保障。

    士,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卓越的制度设计,西方中世纪“僧侣-君主-贵族联合体制”望尘莫及。一方面以知识为中介,保证了仕民之间的流动性,保存了政治活力;一方面以知识普及的方式增加了民的创新、创造能力。

    爱爱: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从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那些把自己从学校或文化界的象牙塔之中,重新解放出来,再度回到城乡现实社会的“战士”阶层------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一批新的士。

    这个广义的“战士”,是红色年代催生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他们以毛泽东思思武装起来,开始从事着新一轮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活动。

    王岩林:这样说来,的确很有道理。文艺工作者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我们当年上学期间的学工学农劳动等,其实都是接续了中华之士的一脉相承传统的。

    爱爱:中国共产党,根本上,就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士人集团。共产党,本身就是有着民族道义担当、有着“兼济天下”情怀的一个政党组织。虽然众多的党员,文化水准有高、有低,但是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成员,他们都在一个特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保持着高度的信仰和忠诚,他们实际上就是现时代的士,不过是战士。

    当年提出,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要改造外部的客观世界,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个所谓的“改造主观世界”,其实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修身正己、明道践道的继续。觉悟,主要就得靠修身获得;改造世界,就是大道担当。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结合,也就是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

    闻双全:民国以至解放后六十年代,说书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承载体。古代,也有说书职业和说书世家,当然还有艺术化了的相声。

    但这些,都好像不是我们在研究的“士”吧?另外,读书人有研道者有不研道者,差异大矣。研道者有悟者有未悟者,差异亦更大矣。

    王岩林:闻老师,我个人倒主张都应算在内。总范畴或基本盘,要尽可能地大而全,至于内部则可以进一步地细分嘛。

    还举医生的例子。中医,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成今日这样的一个全球大族,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吧?可从咱们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时候,这些城乡的大量存在的江湖郎中、悬壶济世者们,却并不被统治者甚至儒家显学认可做士。现如今,我们恐怕不能沿袭古时的老观念、老说法,还不把他们看作是为社会、为中华文明做出长期重要贡献的“士”了吧?

    中国古代的他们,行中医跟明易道二合一,且秉持“医者仁心”以济世;甚至整个中医体系,本就是为公和少藏私的------这就已经与西方之行业垄断性、职业红利性、资本化商品化的西医,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他们虽也借此谋生,但少的是为己,多的是为人,是救死扶伤、服务社会。这文人总在推崇的“士”之品质,其实全是通着的。

    爱爱:群里所发资料中,余英时有篇文章谈到一个问题:到了明代晚期,阳明心学提出要和百姓的日用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个萌芽。日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群众路线”,可以说正是把这个萌芽发展成了一个参天大树。

    但我不赞同他的另一个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士,发展到现在就变成了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不对的,更主要的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不单单是文士,更转化成了战士。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政党集团,它提高了士的行动力和战斗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不单单是文士,他也真正成了一个战士。

    王岩林:从这个角度看,的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使士的传统在现代得到了新的提升与发展。

    您所讲的“战士”,其实古代最初的“士”就包含这部分。还有人考证认为,“士”,就是从执兵器的“武士”演化而来的。我更愿意认为,士,早期是也由多类、多股参与氏族与部落联盟中心建设的群体,一步步演化和聚合成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与我们这个大道文明贯穿始终、万变不离其宗的那种合之道表现。

    大道至简:士,从字源看,本就有道德与杀伐之义。

    爱爱: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儒士们虽然负有伦理教化的职责,但它仍然高高在上,与普通的百姓很明显地有疏远。

    反观佛教和道教,对普通的百姓展示出了一种亲切感,从而它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精神生活表现出了一种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而佛学和道教的文明教化影响力,反而比儒学的大。

    王岩林:发现对于士人,经常有两种倾向不同的界定:一种是,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士,或者说是有些类似老子所说的那个明道行道的“上士”;另一种是,作为一个社会实际存在的阶层、群落,也就是中西方学者后来多关注和研究的“士绅”一类。

    我觉得,这两类都应该是“中华之士”或“中华士人”总称下的一部分,但却都不是全部。为了更全面与综合地看,我提出“士之组系”的说法,就是把他们视作中华文明体国家特有的一套统系性衍生存在或一个复杂与立体的动态稳定系统;他们因共同信奉与撑起了一套天地人合一的文明大道统,从而打破了阶层阶级与行业职位界限,令中华任何服务于道化社会和为文明大道统做出贡献的人们都能够容纳了进来。姜太公、诸葛亮等等那样的军师、帝师、太子傅、文武之士、以才学入仕为官的,是士人;士、农、工、商业者甚至隐士、教会、三教九流中,为社会以及社会文明做出了贡献的,也是士人。说得更大胆点,甚至昔日中国的许多皇帝、国王,本都是有着明道践道之心和为文明大道统社会做出了贡献的,是不是也可以称作“士”呢?------文明国的大多数有社会作为者,都被视作“文明之士”,这似乎反倒更合乎逻辑些。

    爱爱: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士,就是一个结合体,是将人文和具体的社会事务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文,不单单是知识,它还包含了德性的修养以及理想主义。

    王岩林:我为什么对士的思考,要把它的范围放到最大化、或者说要勾勒它的总体轮廓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总的看到,中国是个文明共同体国家。既然是文明体国家,总有一种集体性或社会结构上的对文明体之支撑吧?而且世世代代文明未曾中断,也还是要有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负载着文明存续发展重任的庞大坚实群体吧?

    如此这般考察下来,不仅相较于国家统治集团与个体百姓之间的、庞大繁复之中间场域的社会人,一看就是那压舱的中坚力量;甚至由于中华这较近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大大地被道统化文明所“浸灌”透了,所以,说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实现了文明化或成了程度不同的“士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我觉得,中华,之所以能够以强大社会支撑起一种伟岸、顽强的社会文明来,既有大道自觉与文明大道统的一半功劳,也有将文明精神和社会文明化之作为变为自己一生所思所行的一代代士人们的一半功劳。甚至从开拓社会、生发社会文明、乃至创造整个大道中华文明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士人,就是中华的“文明之心”!士,乃天人之道的定盘力量和恒久代言人。中国的文明话语权、甚至政治合理性认定,其实一直都是掌握在一批批悟道明道、不谋而合的士人集群手里。正如此,即便遭遇外族征服、夺去了国家统治权的情况,因有文明之身、之心、之声、之活的气息在,所以总能令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一骑绝尘地延续至今!

    爱爱:这样看,的确有些开脑洞。接着我刚才的说的“政治事务和伦理教化”。这个正好对应了王老师所讲的国家和普通个人百姓之间的中间层,他们通过执行政治事务和伦理教化,连接起了官与民,并深度介入到普通百姓的精神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去了。

    乙士:称得上“文明之心”的,恐怕是思想家或宗师吧?

    王岩林:我理解,文明之心,就像人体的心脏,应该是一个系统,而并非几个伟大的圣贤。比如周公、老子、孔子、孙中山、毛泽东等,只是这强大文明之心的经典发声者、代表人物,却不是整个几千年世代传承组系的全部。我们这个博大精深之文明的心脏,一定是一个庞大且持久的群体或社会核心集群。“士之组系”,显然最有这种地位与担当。

    另外,个人觉得,“士”这个称谓,最好要从他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作为上给出一种界定。比如说,一个做手工艺的人,如果他不跟社会做过多交往,他只是养家糊口,是木匠就只干木匠的活,别的社会事务不参与,人们就不容易把它纳入到士人的这个范畴里来。

    但如果这个木匠,他既养家糊口、干自己的活,适应生存需要;还关心社会事务,比如还充当着村里、乡里的什么婚丧嫁娶或纠纷调节方面的事,甚至说还信教呀的,他就更多地进入到社会层面了,就可以看做是一个程度有限的士人了。

    爱爱:我赞同王老师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眼光是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集团,无论它内部成员的文化水准有高有低,但本质上都是属于士的范畴。

    王岩林:这样说起来,现在中国并非已无士,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转进、变形了。不过,我觉得,我党在未来,要想更好地体现出士人的社会与文明担当精神,还需要在走群众路线和紧密贴近社会民众上,在进行一系列机制性的改革与完善,并调动好各界社会士人的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爱爱: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社会。

    因此,中国传统士人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其实主要是在宗族之中进行的,比方说他修族谱、建祠堂,在祠堂之中亦是设立义田。

    王岩林:这是一方面。主要是乡村士绅一类。而“士之组系”,又不仅仅限于此。这个组系,非常庞大,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有不同表现。比如办学为师的,比如城市开铺子经商的等等。不过,他们共同的基本立足,都是社会。我觉得,要多从中国本就繁复多元的大社会去考虑和看待。

    这一点,在中西方比较的视野下,就更能看清自身的国情和更能说明问题。

    因为西方,不是没有社会,但却是典型的扁平化结构。它基本上是被国家及其宗教、法律等这些上层系统和原子化了的个人们,给排挤、消解得极其稀薄和贫乏了。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社会,一直以来就是发育不全、没有长大的社会。这样的一种社会,就无法支撑和滋养社会文明,故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中华这样的文明国家。

    反观中国,恰恰不是这样的。虽然,国家政体层面上的中央集权系统非常地强大,甚至常被人们称作皇权国家;但统一信奉着“文明大道统”的这个丰饶繁复且位居中心场的大社会,同样地因为更根本、更持久地掌握着天道人伦的话语权,不仅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地大多数个体或小家庭,吸附于坚实的社会,而且令大多数时候最高无上的天子皇权,也不得不按着他们解释的天人之道(皇帝也需“奉天承运”、不违天意)和他们洽合出的社会意志(水可以载舟覆舟的民意)替天行道、为民奉公。

    爱爱:是的。总而言之,士,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具有广义“人文”的抱负与社会角色,主要指知识、技能、德性修养和理想主义的超越性;二是,具体事务的实践才干,主要指的就是从事政治和伦理教化事务的实践才干。

    王岩林:中国,一直有这样一个多元丰厚的大社会之基础、之中心场,极其地重要。没有这样的大社会,就难以承载和生长出一个文明共同体来。而这样一个文明大道统“化”了的大社会,无论统一、还是分裂时期,都能批量地、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这样一些有担当有作为的中华士人群体来。西方呢,它本身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它走职业化、专科化、体系化的路子后,他们西学的知识分子们,便必然脱离社会,对国家与文明也就没什么集体性的自觉主动担当了。

    爱爱:这里,再一次体现出来,中国传统的合和西方传统讲究分的不同。中国的合,令古代士人很多都能知行合一;而西方呢,它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而不可能去关心社会与文明。

    而他们的政治家,实际上都是政客。只关注具体的事务,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追求以及学习研究的色彩。

    王岩林:这是西方自身分之道的必然。咱们中华,行合之道时,所有的人包括被视为“家天下”、皇族私权的代表着皇帝,也都是合的思维;而西方呢,即便近现代理性与科学发展的这么高深了,却在神学教会和政坛政客那里,几乎就从来没有扎下什么根来。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中国古代读书人、学士们,同样跟现代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走的也不是一条道。现代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学科化设定的学术体系内,或者学术的象牙塔里,就自己的一方、一点专业搞研究,所以他们做的叫“学术”,是“小学”,就不是“大学”,不能叫“大学问”。毛主席当年对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一再强调要“开门办学”,要让广大青年走向“社会的大学堂”。

    爱爱:这正是清代以来,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分野所在。自由派主要强调以专业化的、没有社会关怀的方式存在;而马克思主义派,强调的正是与社会、与人民的结合,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体现。

    王岩林:爱爱老师前面讲到的“战士”。在古代和解放前的旧社会,很多都是务农的,他们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当进入了军事集团,他们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为这个国家、社会做事了。我觉得,这就已是广义的社会人士和士人了。这种现象,过去在农村更是相当地普遍。过去的乡村里,有不少并不识字、但却明事理的人,同样也被尊为主持集体事务、甚至公务的长者。这其实也是一种事实上的社会之士、甚至之师。不要看不起普通百姓,孔子不是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爱爱:在革命队伍之中,正是具有这样一种学习文化、并向群众传播文化的职能,它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人政治和伦理教化事务的一个组合。

    王岩林:这让我想到现代西方的这条道路或体系,他们大量制造着“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精致利己主义者”,如果要看经济物质地位的话,应该说要比普通的公认农民高。但他们总体上都能算做“士人”吗?我认为就不能算。因为按照“社会人”的界定标准,他们未必乐于参与、服务社会,这些甚至从取向上往往总是远离、弃绝社会,是与士的取向背道而驰的。所以,西方和西方化了的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少有孕育士人的土壤,出不了士、也形不成厚实的士人集群。

    风行九天:好!今天的“报告”听得非常过瘾。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谋。”

    从惠自强始,经党老师、闻双全启,至王岩林、爱爱琴瑟和鸣,妥妥的一曲严肃的交响乐。

    尤为突出的是亮亮老师的思想路线:士(系)--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文明共同体。所谓纵接古今,横贯东西,如是足矣。

    此思想,无论是形成“万言书”(讲演稿),还是著作大部头,势将在经世致用的中华文明共同体中闪耀出璀璨光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思想为轴心的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都亟待一部思想史著,以播扬其光芒,从而照亮人类、生态文明。

    士者,载道用世之民也。上可溯源于巫、王(人)、君、官,下可达于吏、兵、民。要在利世,而非为我。所谓“用世”,即经济天下、可持续发展之事也。

    英久多杰:风行九天老师说,士者,载道用世之民也。这话说得好。士,分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有家国情怀的,有社会担当的,就是士。比如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这个队伍里什么人都有,但是他们都干的是士的工作,所以是不能拿知识来分,而是要有一种士的精神存在,有这种精神存在的,就是士。

    王岩林:@风行九天 ?有画龙的,还有点睛的

    风行九天:画龙点睛,是一,而非二哦。

    这里就不仅仅涉及“开发”自然能源各类资源的科学理论,而是尚须“补天”、造人的女娲精神。

    所以“知识分子”窄、狭,而“士”宽、宏;知识分子专,而士杂。专而为蛇,杂而为龙;春秋战国,文心雕龙。

    目前的中国,思想落后于现实,这是知识分子的常态。咱们群的士子杂家都在“新常态”。大赞一个!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