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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随感(60)从思想视角解读民主误解(一)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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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包刚升从其既定的政治学说出发概括了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二十个误解,并且讲出了一些道理。敝人读之思之,仍觉欲清未清。分析其原因总体上应该还是包刚升所持的政治学视角有所局限而致。从整体上看,政治的问题说到底,也与其他各种社会性问题一样,都是被既定的思想类型所决定的。民主问题集表面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从根子来源上看,却是一种思想的政治化问题。所以仅用政治学说来解释终究是说不清的。因此,我想尝试着从思想决定论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民主的误解,希望于思考者有所裨益。

    误解一:民主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解读:民主的政治哲学在其思想性。包刚升认为的政治哲学是思辨政治事物优劣而寻找应然道路的过程,而世界上实际发生的民主却是一种政治转型的实然过程,人们偏于前者忽视后者才造成误解。其实也不尽然。

    其一,政治哲学如果仅仅只是比较制度优劣必然会有许多事情说不清道不明,原因还是其思辨的立脚点低了,仍是就制度说制度就政治说政治。必须提升到思想性的高度来看政治才能处处清晰事事周延。这里的大逻辑是:依据什么信仰即有什么思想,便有怎样的政治。

    其二,由上可推,世界上实际发生的民主为什么成败互现?根本原因还是这种民主制度与主体思想状况的适宜性程度之与否。换句话即是说,如果民主实施国的人们尚未确立好与“那种”移植来的民主相配套的思想则很可能失败。反之,适宜其思想的则会成功。

    其三,所以,从这个思想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由集权转向民主的过程不是仅由民主本身带来的,实质上是思想的转变才能促成的。思想不变,制度即很难转变。强变则乱。因此,这里的问题便变成了如何适宜现有的思想状态创造民主方式来促进观念慢慢改进。

    误解二:转型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进程?——解读:转型是渐进的曲折的多样的。不能以美国“旧政体的瓦解、新政体的创建和新政体的巩固”的转型三部曲来框套各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美国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精神信仰的不同及思想的不同。人家的观念主流是新教思想,是典型的西方思想,其契约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求真意识等与我们儒家思想的关系意识、等级意识、依附意识、求功(名)意识等恰好是相反而存的,我们的民主政治创建与他们没有思想可比的基础。

    也正是在这种极其迥异的思想基础上,我们的政治制度就应该与人家有着一些基本性的差异的。就民主政治而言,其本质无疑在于依靠投票多数来抉择以影响政治,它与传统的集权政治既是一个矛盾,又是一个制权的补充。所以,基于我们不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最大国情,我们的整体政治制度也一定要有不同于人家的特点。简洁的说即是,集权与民主都要适宜于我们的思想基础。集权多一点,还是民主多一点,应该根据我们的思想状况逐步调整渐进。

    误解三:政体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解读:民主与集权都需要。上问讲到我们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民主与集权的程度。其实,这种调整对其他国家未必没有普遍性意义。比如中南美洲国家在民主化浪潮中普遍出现了软政府,致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性乏力的问题。即使是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一条高速铁路的修建也是议论了近二十年,由于意见不统一而至今迟迟不能开工。

    另外,民主政治程序中投票的自由性、公正性、广泛性代表了民主化的水平。但是不少实际的民主过程中都有选举舞弊和欺诈,当选执政者利用行政资源压制反对派和媒体,操纵选民,甚至为一己之私而推动修宪。这种情况究竟如何评价便很复杂。简单说好或坏并不妥当。比如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其长期执政党所操控的,但新加坡的管理成效却是公认的好。这种情况的背后还是思想决定论在起作用,即思想进退决定政治优劣。

    误解四:不民主就是因为不民主?——解读:不民主是因为没有民主思想。为什么民主不能等于一个可以拆卸安装的政治装置,不能等于民主宪政的文本?就在于民主政治的真正施行,根本上在于参与者大脑中必须首先确立与民主政治相关的观念意识。比如契约意识,即共同议定好的事情便都要遵循并且尽力去办。如果还是传统落后的非契约意识——如关系意识,那么大家办事就还是找关系,不按契约办,民主当然运行不了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的落后,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国思想的落后并非就那么铁板一块,就那么找不到突破口的。其实,中国思想的落后主要是传统思想的落后,其主要表现在于现在主流的儒家思想。相比儒家思想而言,过去几十年革命者的许多思想却要先进得多(当然他们也有一些落后愚昧的思想!),而造化蕴福之处在于现今的政治当局却正是革命者的后代,他们从其传统和名分上都需高扬革命先进的思想,这样将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提供可贵动力。

    误解五:民主搞不好是因为民主本身不好?——解读:民主搞不好是因为施行的民主方式不适宜参与者的思想。从本质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各个社会,乃至各个时期,人们为什么那么千差万别,风格迥异?根本还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观念文化在起作用。这种思想的东西就是追求,就是欲望,就是动力。民主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管理方式,当然要以适宜人们的思想特点为主旨,如果违拗了这点,民主如何能够搞好?

    从民主这个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上看,自它诞生以来历尽2000多年,实现方式逐步发展完善,不断提升,人们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从思想决定论这个总角度去观察,是不是存在其实现方式的提升总体上是与参与主体的思想水平提升紧密相关的?而其它人们常说的什么经济水平、富裕程度、阶级上升等与此并无很大关系。由之我们不难推论,在一个社会思想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之时,搬用那种更高阶段的民主方式必然很难搞好。

    误解六:民主重在选举竞争与权力制衡而政府效能无关紧要?——解读:民主与传统秩序都重要,两者相比,后者还要摆在前位。亨廷顿名言曰,转型国家改革中,秩序先于自由。政府效能建基于秩序。没有秩序根本谈不上政府效能。秩序来源于传统思想的实现。如果一种外来的政治方式不能满足于既有的传统思想,即会破坏既有的秩序,政府效能也会悉数遭到破坏。由此,国家将会陷入乱局。新的秩序建立将会特别困难。

    拿我们中国的情况来看,历来的政治状况要求的是“一权制”秩序。所谓一权制,即一个稳定的最高权力制度,古语叫做“国不可一日无君”。“君”就是一权制的代表。这便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所有的政府效能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不能不适宜这种思想,破坏这种秩序。这是基本的原则。那么什么才是适宜这种思想的民主方式呢?比如党内民主就是。但党内民主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党内分派或者竞选执政者,那样还会损害一权制,应该从民主监督创新机构机制上渐进才妥。

    误解七:不同国家的民主模式都是相似的?——解读:不同国家原则上应有不同的民主模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常常意味着其发展经历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经历实质上是在其不同的精神信仰观念文化引导下出现的发展的不同。如此,不同国家才需要按照其不同的思想基础创造相应适宜的民主模式。

    遗憾的是,在为什么不同国家应该有着不同民主模式的问题上,包刚升这里所分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原因,但他并没有作出深究。仅仅停留在经济社会这个表面很容易堕入普遍存在的“经济决定论”谬误的,这在我们的过去即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陈词,现在则有不少思考者都在企望等中国经济发展了,等中产阶级普遍发育了再来搞民主的滥调,我们应该不难认识到,按照这些立论既不能周延地演绎民主的发展历史事实,又不能符合中国当下急需民主制权的现实的。

    在举例证明不同国家应有不同民主模式命题上,作者讲到了乌克兰的半总统制的不适:总统与议会之间、总统与议会任命或选举的总理之间容易发生严重的政治对抗。出任总理的女性政治家、主要政党领导人季莫申科被总统亚努科维奇投入监狱,正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发生。这种政治架构和此类事件逐步瓦解了亚努科维奇作为总统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我以为,作者这种就政治论政治反而肤浅了。其实,乌克兰混乱的根子还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拥有不同思想而造成差异冲突的基础罢了。所以乌克兰的民主模式也应该充分注意到这种思想状况来创造,其中还要特别注意集权的味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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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夜啸,男 岳阳市委史志办 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 一直喜爱学习思考论写,曾发表论文70余篇,全国性征文竞赛获奖17篇 出版《中国理性改革思考系列)专著6本,近300万字 研究特点是尽量从本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民族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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