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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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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大音希声”,什么是“曲高和寡”。

    “大音希声”,语出春秋时代老子的《道德经》,是谓:“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它的意思是说:最大、最美的声音,就是那种凌驾于其它声音之上的、虚无缥缈的声音。

    “曲高和寡”,语出战国时代楚国人宋玉的《对楚王问》,是谓:“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意思是说:曲调越是高深,能够跟着唱和的人,就越少。

    “大音希声”,是最美的声音。

    然而,“大音希声”,美则美矣。

    它被其它的声音所阻隔、不能够被听众们所听到,那又有何用呢?

    那又何来的、能够令人感动的美呢?

    “曲高和寡”,是上乘的曲调。

    然而,“曲高和寡”,上乘倒是上乘矣。

    它不能够让众人跟随着唱和,也就产生不了同声共气、同气连枝、同声相应、同声共振的宏大效果。

    那又有什么实际的社会效用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声音,无疑就是最美的、最大的声音。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最美的、最大的声音,就也曾经遭遇到“大音希声”,与“听众”相阻隔、不能够被“听众”们所听到的遗憾,以至于使中国革命,多费了许多的曲折,多流了许多的鲜血。

    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力量源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和依靠对象。

    但是,他的这个声音,被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流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声音所阻隔。

    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不允许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发表,以至于毛泽东的这个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最美、最大的声音,不能够被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们所听到。

    这就必然地导致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1927年4月11日,国民党军队,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次日,又向罢工示威的工人们开枪。

    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他提出了"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却没有得到讨论。

    5月21日,在长沙,何键、许克详开始捕杀共产党员,中共湖南省委,却选择忍让和退避,取消了10万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

    为此,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从而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一词: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这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因为没有取得党的领导权,他的声音,虽然最美、最大,却因为被其它的声音所阻隔,而不能够被“听众”们所听到。

    这就是毛泽东的“大音希声”。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的“曲高和寡”呢?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

    在起义中,他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改变战略与策略,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期间,他还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决定把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思想和决定,并不是能够得到大部分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进入井冈山后,所重点依赖的当地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袁文才、王佐,十分崇拜毛泽东,也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

    可是,当毛泽东带领一部分部队,离开井冈山后,袁文才、王佐,就被作为异己分子给处置了,从而直接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这就是毛泽东“曲高和寡”的表现。

    而在离开井冈山,到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建立了新的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更是因为“民主选举”,而失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这就是他的“曲高和寡”的无奈了。

    这就是说,即使是毛泽东取得了领导权,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由于他鹤立鸡群,格调高深,一般人,都与他不在一个层次上,根本就不能够理解他,那么,他也是很孤独、很无奈的。

    毛泽东的“曲高和寡”,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层次,都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而应有的高度,是在挫折中达到的;错误,就必然要付出错误的代价。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损失惨重。

    这时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这时候,毛泽东,终于被一些人所“理解”,终于被推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只是,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曲高和寡”,使他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根本就不能够被人们所理解,只能是被人们所仰视和崇拜。

    而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那种仰视和崇拜,就必然,是由流血又流泪的惨痛教训所形成。

    往事如烟。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已经成为过去。

    而在今天的中国现实中,有没有其它形式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呢?

    在今天的中国现实中,像老曹这样的“民科”,是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正规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的。

    那么,是不是老曹的观点,就真的很“民科”呢?

    这里,老曹就选一些历史学方面的自己的观点,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在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还是“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段论”。

    就是把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代,定为奴隶社会;把秦朝到清末,定为封建社会。

    而这样的划分原则,最早,是由马克思基于欧洲社会的历史现象所提出的,马克思本人曾经说过,自己提出的“封建社会”,仅适用于西欧。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可是,这个划分原则,后来被列宁、斯大林所发扬,进而就被中国一些学者,依样画葫芦,也套用在了中国历史的头上。

    而到现在,是有相当多的官科学者与民科学者,不满意这种划分了。

    那么,这种划分方法,有什么问题呢?

    新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虽然是吵吵嚷嚷,却并没有一个学者,发出自己的时代最强音。

    所以,老曹便就这个问题,来向大家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段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她是从欧洲历史出发看问题。

    她的根本错误是在于,她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本质性的基础上,去定义历史上的各个历史阶段。

    她没有遵循一个统一的逻辑原则,去定义各个历史阶段,而仅仅是根据发生在欧洲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殊现象,去定义历史阶段。

    这样就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

    “五段论”中的原始社会概念,是基于这时期的历史现象、与后来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而作出的;奴隶社会概念,是基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作出的;封建社会概念,又是基于当时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作出的;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概念,又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而作出的。

    这样,每个历史阶段的概念之内涵,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基准,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本质,而仅仅是基于其各不相同的社会现象。

    这就是她不适合于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根本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划分历史阶段呢?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就是最根本的、具有历史特点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应该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点,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这样的划分原则,中国的夏、商、周时代,就是奴隶式大农业生产时代;秦朝到五代十国,就是家庭式小农业生产时代;宋、元、明、清和民国时代,就是工商业生产与小农业生产竞争并举的时代。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就能够看清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本质,从而,就容易理解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不同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秦朝到五代十国的对外斗争,就没有主和与主战的分歧?

    为什么到了宋朝,对外战争就有了主和与主战的分歧?

    为什么秦朝到五代十国的对外斗争,都没有彻底失败的现象;而到宋朝与明朝,对外斗争,就一再地彻底失败?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我们从两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本质,就很容易找到原因。

    秦朝到五代十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统一的、唯一的,就是农民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

    而宋朝到明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工商业生产与小农业生产并举。

    这就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不统一、不唯一。

    工商业生产依赖的是每天的工作;小农业生产依赖的是一年的运气。

    这样的生产特点,联系到对外战争中,就是工商业生产者,害怕每一场战争,所以主和;小农业生产者,希望以战止战,所以主战。

    所以,工商业生产者的社会意识,与小农业生产者的社会意识,是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这就可以解释,秦朝到五代十国的对外斗争,为什么没有主和与主战的分歧;而到了宋朝,就有主和与主战的分歧。

    这个主和与主战的分歧,就是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因为社会意识统一,所以,秦朝到五代十国的对外斗争,就没有彻底失败的现象,

    因为社会意识不统一,所以,宋朝到明朝,对外斗争,就一再地彻底失败。

    当然,老曹的观点不止这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也就是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老曹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老曹又认为这个观点不完善。

    老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生产力(客观)是“左腿”,民族文化——价值观(主观)是“右腿”。

    很显然,中国社会从唐朝进入宋朝,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工商业生产大发展的结果。

    但是,中国社会进入工商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与西方社会进入工商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是大不相同的。

    西方社会产生了“羊吃人”的政治政策。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产生了“王安石变法”。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虽然“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她却反映了中国“肉食者”——秩序制定者,对于工商业生产发展的态度,是反对工商业生产对于农业生产的挤压。

    这就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对于社会发展的干预。

    同样,西方社会“羊吃人”政策的推广,也是西方民族文化——价值观对于社会发展的干预。

    不同的干预,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西方社会,是大踏步地前进。

    而中国社会,却是一再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完败。

    还有,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同样都经历过一个“封建时代”。

    而中国“封建时代”,是发生在奴隶式大农业生产时代的末期——周朝。

    西方“封建时代”,却是与整个家庭式小农业生产时代同步。

    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对于社会发展的干预。

    中国的“封建”,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是为了遏制部落战争。

    总之,是为了维护天下稳定。

    西方的“封建”,却是为了对抗集权专制、维护被“封建”者的个体自由。

    同样的“封建”,其“封建”的目的,却是绝然相反,也产生了绝然相反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封建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发展时代。

    西方的“封建时代”,是一个文化至暗的“中世纪”时代。

    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有力证明。

    这些历史现象,充分说明,人类社会,是用“两条腿”走路的。

    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哲学原理。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老曹的第三个历史学方面的观点,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受生产力(左腿)制约;社会主要矛盾受价值观(右腿)制约。

    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各不相同。

    奴隶式大农业生产时代的基本矛盾,是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受生产力水平(左腿)制约的。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由于生产力水平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即便是夏、商、周改朝换代,这个基本矛盾也没有变化。

    而一旦生产力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则这个矛盾解决,奴隶阶级变化成农民阶级。

    奴隶式大农业生产时代的主要矛盾,是部落与部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兼并斗争,这个矛盾是受价值观(右腿)制约。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讲究和谐与稳定,所以,中国社会的政体是王朝专制,王朝是站在弱势部落与弱势诸侯的立场上,制止强势部落与强势诸侯对于弱势者的兼并的。

    每一个王朝的衰落与灭亡,都是王朝不能制止部落兼并,社会的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讲究民主与自由,所以,西方社会的政体是贵族共和,朝廷为了维护内部稳定,就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社会内部矛盾。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家庭式小农业生产时代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受生产力水平(左腿)制约的。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由于生产力水平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即便是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和唐朝,不断地改朝换代,这个基本矛盾也没有变化。

    而一旦生产力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则这个矛盾解决,农民阶级变化成工人阶级。

    家庭式小农业生产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大地主阶级与小地主阶级的兼并斗争,这个矛盾是受价值观(右腿)制约。

    毛泽东的“大音希声”,与“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讲究和谐与稳定,所以,中国社会的政体是王朝专制,王朝是站在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制止土地兼并的。

    每一个王朝的衰落与灭亡,都是王朝不能制止土地兼并,社会的主要矛盾加剧的结果。

    工商业生产与小农业生产竞争并举时代的基本矛盾,就是雇工阶级与雇主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受生产力水平(左腿)制约的。

    由于生产力水平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即便是宋、元、明、清改朝换代,这个基本矛盾也没有变化。

    工商业生产与小农业生产竞争并举时代的主要矛盾,就是工商业生产者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南方工商业生产发达,北方工商业生产落后,这种矛盾还转化为地域性矛盾。

    正是由于工商业生产者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无法克服,才导致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改朝换代。

    关于老曹的以上观点,网友们服不服呢?

    这样的观点不能够在正规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网站上发表,是不是属于“大音希声”呢?

    当然,“大音希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不是同时也“曲高和寡”的话。

    老曹,其实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以一个崇拜者的身份,将自己和自己所崇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这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心理折磨,有着很大的负罪感的。

    可是,面对当今的网络现实,我不如此,又何以引起关注?

    又何以骗得一些标志着成功与失败的点击量?

    “大音希声”不是悲哀,“曲高和寡”也不是悲哀。

    “大音希声”而又“曲高和寡”,这才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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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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