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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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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是最近学术界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大家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可能实施的问题。支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的。而且有的是强烈反对,包括很大一部分左派学者。

    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激烈争论,并不在支持与反对本身,而是学术界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惊讶。改开四十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把政府关进笼子带上手铐,也就是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用债务规范政府的财政透支,而且已经建立起相关的法律和体制。大家不理解,怎么会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理论上出现了一点突破,也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出现是一个诱因。现实上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也就是疫情的影响,需要用货币对经济进行刺激。但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还是有些人感觉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政府如果不举债,社会经济就很难向前发展。而政府一直用债务维持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总有一天会维持不下去,也就导致政府在选择上出现了一个两难,有必要给政府提出一个解套的办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越累越高的债,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偿还,也就说明这样一个举债维持社会经济运转的选择方式的不合理。看看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个不是债台高筑。而且债务越累越高,最后走到破产的边缘。然后又不能破产,最后不得不赖账。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对于政府的赖账,还就真的有债主能够接受,并且和政府进行谈判,来解决欠账的问题。这就更让人感觉,这样一个举债欠账的方式选择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学术上的理论突破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体制上的问题肯定是不可能允许你选择的。不要说其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中国,也是不允许的。资源的市场配置好像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是不允许谁来进行改变的。剩下的就是学术上的问题了。这就让我们的学者们走上了一条死路。本身就是用学术解释现实的,现实不改变,让我们的学者们解释什么?触碰了体制不能说,不去触碰体制说了还有什么意思?这不,鼓起勇气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马上就给你怼回去了。

    所谓的有些突破的“现代货币理论”,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大的突破,不过是给了政府一个换一种方式处理债务的理由,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债务”的问题。上面说了,对于政府欠债的问题,还是肯定还不了的,那么记在中央银行上的债,也就还是抹消不了,反而激发了政府的欠债欲望。谁上来都想多发一笔,不然就没有办法兑现选举承诺,最后还是看体制了。体制能够赋予他们发债的权力,他们就能发。体制如果没有赋予他们权力,他们还是发不了。因此,这样一个所谓的理论,倒不如说是一个假说,没有实践来验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用这样的理论来作为依据,根本就说服不了那些反对者。可能有些人连看都懒得看。

    问题在那摆着,不欠债无法维持社会经济运转。欠了债又还不了,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然,社会经济就运转不下去。怎么解决?还是要从根本上进行解决。什么是根本?货币的本质问题就是根本。货币的本质还是价值尺度,其它的职能都是派生出来的。如果一个货币不能具有价值尺度的作用,这个货币实际上就失去了货币的意义,而是变成了一种人们生产出来用于金融投机的产品或工具。反过来,如果货币真的要体现价值尺度的功能,这个货币就一定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法体现价值尺度的职能。现行的货币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政策和机制,就说明现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货币理论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就有必要发展完善。

    由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价值的生产也就一定是处于发展变化中。但是,这个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人类的价值生产过程是在促使价值生产不断增长的,而且这个不断增长是可以、也必须用货币体现出来的。如果是有规律的,而且是稳定增长的,那么货币跟着做一个稳定增长就是一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相应地对货币做出一个增长性的调整,也就变得是一种合理的经济活动。谁应该来承担这个调整职能,自然是政府。所以,赋予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增长来相应地增加货币,进而稳定货币的币值和商品价格,避免货币升值形成通缩的职能,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

    因此,我们回头再看政府的那个困惑,不增加债务,就无法维持经济运转。增加债务,就还不起。他们对赤字的需求,实际上就体现了他们对货币增加的一种合理认知,只不过这样的一个合理认知,被导入到一个错误的认知体系中,最后变成了债务,把政府对货币增加的合理认知给否定了,变成了一些人加以利用货币和政府进行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的工具。这时的政府实际已经不是政府,而是他们的工具,这些掌握货币的人才是真正的政府。如果政府增加货币的认知是一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并赋予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增长增发货币的职能,而不是用债务把政府困住,利用政府和货币进行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政府的职能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还可以使政府的货币增发,和社会经济的增长发展相适应,使得国民经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实行可以控制的稳步增长,就不仅可以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可以限制政府滥发货币的行为,实现对人类经济活动组织的科学管理。

    当我们把一定时期的货币量作为基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根据社会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的通缩程度,来相应地增发货币,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费劲去寻找什么货币的锚,而是已经把货币给锚定了。因为我们只要把一定时期货币的量作为基数,然后根据经济增长和通缩程度,也就是价格变化程度来调整货币量,稳定价格和币值,实际上就说明我们本身就已经锚定了货币。至于这个锚定货币的锚是什么,当然还是价值。由于体现了货币的增加是随着价值的增加来进行调整的这样一个规律,当我们稳定了币值的时候,也就等于我们用行政手段锚定了货币。然后我们就可以循着这样一个价值和货币创造的过程来组织调整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不是一直在货币数量和变动上动脑筋进行投机了。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对于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认识,还是需要我们好好地做一番反思。如果不能回到劳动价值论上,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价值的问题解决不了,货币的本质问题就解决不了,理论上揭示锚定货币的锚就找不到,让一些人放弃既得利益,接受用行政手段来稳定货币,就不会让他们心服口服。货币价值效用化,并掌握着货币的发行,控制着货币的流通,商业银行有着创造增量货币的权力,并根据投机需要来控制货币量,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和敢于实践这个科学理论的过程,是不会让他们接受他们现在实行的体制、机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错误的,他们信奉的、用于指导和解释他们组织领导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是错误的。

    我们是坚持劳动价值论,坚信价值是守恒的。也就坚信反映价值的货币是可以被锚定的,而且一定是有锚定物来锚定的。我们也相信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不断发展,创造的价值也是有规律的不断增长的。而且一旦我们掌握住这个经济规律,就可以实现人类经济增长的有序可控。因此,我们可以给出结论,作为反映价值的货币的量应该是有规律的增长的,是支持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一个提议的,并且认为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是可行的。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能够决定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因此,我们也坚信,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合理调整货币量的职能,是政府的天然职能。

    尽管我们从理论上并不接受“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提法,因为我们反对赤字财政,坚持政府应该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希望政府通过透支自己的财政收入来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不论是从理论上的认知,还是从实践上的现实考虑,我们还是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一个改变现有财政货币政策的设想。因为这样一个想法,符合我们认为的、存在着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反映了价值和货币的本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增长和货币变化规律。起码这样的一个组织调控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是可以促使我们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形成新的认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的。

    当开始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后,必然要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控制政府增发货币的行为,如何给政府制定一个增发货币的依据和标准,也就必然的要促使人们反思对价值和货币的认识。至于有人说的可以不受限制的滥发货币,要么是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不尊重和无知,要么就是有意在恐吓百姓,企图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外的手段来阻止“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实施,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是出于利益需要而提出的,是不值得进行反驳的。因为这不是学术探讨,而是典型的政治蛊惑。

    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政府债务问题的困扰,货币政策的无效,都已经证明,全面私有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制度尽管理性,却是无效的,而且是具有负效用的。这就必然的要促使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去反思,从实践的角度去探索,来解决他们的无效和负效,而不是非理性地去反对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反思和探索,用一些根本就不是经济现象的实例,比如国民党滥发金圆券等来吓唬百姓,企图阻止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国民党滥发金圆券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完全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影响下的政治腐败,是不能拿来简单对经济活动进行否定的。中国很大,发展也很不均衡,对于这样的新政,即便我们不想即刻在中央一级实施,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实行控制,拿出一个省或一个市进行试点,也没有必要非理性地盲目否定。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金融学家,及我们的精英和公知们,理性看待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理性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形势,理性看待我们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问题,理性看待我们的改革开放,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不要急于进行否定,而是要认真进行反思和论证。既不要迷信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要忽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合理成分,也不要拘泥于改开四十年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所谓现代财政货币体制,还是要继续进行改革创新的。不继续进行改革创新,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只能走到全面私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要改革创新,就必须首先改变思想,从西方政治经济学迷信中走出来,进而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来指导我们的改开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总结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也要从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些非主流创新中汲取灵感,来创新经济学理论,进而创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建立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迷信错误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走他们全面私有的自由市场经济老路,最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导向背离工业社会的、农业分封和垄断投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定不是我们的改开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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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强。草野思想库理事会理事成员,民间思想者,民间智库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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