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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知的由来及命运
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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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代表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左翼知识分子,那么,世界人民没有太多的物质剩余滋养你,你只能凭着良知说真话、做学问,并自己养自己。

    如果你是代表少数大资本阶级及其财团利益的右翼知识分子,那么,你大致可以得到这些社会财富主要占有者的丰厚赏赐,过上优裕富足的生活。

    这是当代知识界生活的现实。

    所有知识分子,不得不依据自己良知的坚定程度和学问的品质做出选择。

    所以,资本主宰的世界里,知识一定是雇佣的,包括媒体和文学艺术。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是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

    由徐昕在翻译理查德·A·波斯纳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首先引进中国的 。

    公知(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定义:

    定义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定义2: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定义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共知识分子本是中性甚至于褒义词,经社会博弈,后逐渐演化变成贬义。

    在时下中国,“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

    《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推出这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在社会进入迷茫期,尤其是发生内部大分裂时期,公知会格外引人瞩目。

    这些分裂包括官民分裂、意识形态分裂、国内外分裂、文化分裂等等。

    理想意义上的公知,正是一种发挥理性力量,解构这些分裂,推进共识和社会弥合,实现社会进步。

    但是,由于知识的雇佣性,现实的公知脱离了理想和理性,成为了社会撕裂的加剧者,逐渐为社会唾弃。

    任何社会,大致都有‘’劳动——资本——公权力"三个基本力量构成的一组矛盾,即劳动——资本矛盾、劳动——公权力矛盾和资本——公权力矛盾,推动着社会演化。

    所谓社会分裂或撕裂,主要就是这三大矛盾的激化。

    如果附加其他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撕裂将更加剧烈。

    官民分裂:

    失去群众监督的政府及官员长期不作为和乱作为,如特权腐败和官僚形式主义等,积累性引发民众不满,无处表达,造成仇官局面。在中国,人们常常难以区分政府腐败与党的失治,造成治理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意识形态分裂: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其独创的经济共有制与政治一党制,与其时占世界主流的经济私有制与政治多党票选民主制相冲突,也与此前同为私有制系列的传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等相冲突,由此形成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冲突。

    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历史的必然冲突。

    国内外分裂:

    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目标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解放劳动阶级,也是后来者和少数,他们必然遭到数百年历史积累的全球资本主义和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封建权贵主义势力的对抗性压制和攻击。这种攻击既有国内,也有国际,而且二者必然会走向联合,造成根本国家利益分裂。

    文化分裂: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借着迅速横扫世界的当代资本主义烈火,传播到全球。

    由于基督特性的西方文化固有的排他性,全球非西方文化受到空前的压迫和撕裂,先有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灭绝和非洲文化的同化,后有中东伊斯兰文化和印度、中亚游牧文化的萎缩,最后是东亚中华圈文化的抵抗。

    这场人类文化的同化与反同化战争,至今不见结局。也给反同化国家带来严酷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族群撕裂。

    经过“薄弱链条”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及中共中国两大社会主义政权,就历史性地面临着这种多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剧烈考验。

    社会主义的反对势力,也看到了这些分裂,他们一定会诱导、利用这些分裂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前苏联七十余年历史中,先后尤其是后期,也诞生了一些著名公知:

    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克申、“文学炸弹”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巴科夫、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女诗人德鲁宁娜、季诺维也夫、

    马克西莫夫、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的索尔仁尼琴等。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是呼吁“撕开苏联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张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苏联急剧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实际上“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分析得出结论:

    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已”,“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

    在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

    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

    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

    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

    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几乎是仰天长叹。

    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

    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前苏联公知,由于其时代的狭隘和知识功底的浅薄,事实上成了西方世界的知识贩子,把并不成熟的知识体系贩卖到自己的祖国并泛滥,极大破坏了原本知识体系的合理合法性,造成更大的思想和社会混乱,最终成为导致祖国被敌对势力顺利颠覆的强有力帮凶。

    中国公知,也毫无创见,迄今为止,也在重复着前苏联公知的错误。

    由于知识功底的浅薄及良知的逐渐丧失,他们也正在变成其祖国的颠覆势力的历史性帮凶。

    只是由于有前苏联惨痛教训的一定的免疫性,中国党和人民对中国公知获得了一定的警惕性,才对冲了一部分中国公知的危险性。

    中国人民及中共,与公知及其后面的颠覆势力的历史性决战,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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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7年生。大学毕业,学士学位。主修化学。无党派,国企中国石化担任工程师。工作地点: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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