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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西方中心论
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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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重新解释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是一门“沉闷的科学”,之所以说是沉闷,这是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历史被认为是一部停滞不前的历史,是没有变化的历史,以至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而近代以后,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因为闭关自守,到处挨打的历史;至于“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创的现代历史又由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所以根本谈不上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但是由于照搬斯大林模式,又走上了一条错误的发展方向;最后到了1978年,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认识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近代以前的中国并不是一部停滞不前的历史,相反中国不仅有着绵绵不断的灿烂文明,而且在近代以前一直比西方先进,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位置,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A阶段。而西方之所以兴起,原因在于搭乘了中国的便车。而近代以后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也不在于闭关自守,而是在于国弱,以至于国门洞口,市场遭受西方列强瓜分;至于1949年以后的70年,前30年与后40年也不是截然分开与对立的关系,相反是相互延续的前后推动的关系,没有前30年,也就不可能有后40年的辉煌。

    一

    中国有没有历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同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宅观运动之问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黑格尔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 中提到:“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为 肥沃,耕作最为优良,人民最为繁多,且最为勤勉, 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深思》中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在中国国内,梁启超是最先提出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激烈抨击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同时也是最早将西方的“长期停滞论”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人。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论进步》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违反一般历史进化的公例,发生了“凝滞之现象”。自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便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定论。

    但是,所谓中国没有历史,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一个处于永恒宁静状态的社会,是一具木乃伊,实际上是一种以“西方至上”、“中不如西”的“西方中心主义”为衡量世界标尺的历史观。对此质疑早已有之,而且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批判。首先,中国历史并不是停滞不前的,比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率先提出了宋代的“近世说”,扭转有关古代中国发展停滞的论调。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内藤将他这一出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宋朝的文明程度是中国历史的巅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 书中说:“自中唐到宋末(8到13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 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制的书本、算盘、钞票和 信用票据、火药、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 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 丝棉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 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 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 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 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 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雅加-热纳特把南宋首 都杭州描绘为当时肯定无疑的最大城市”

    同样,在中国国内,1985年,历史学家田昌五率先写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质疑》一文,提出不能以“长期停滞”来概括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1989年,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在《百科知识》第五期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一文,直接否定了“长期停滞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是一个假问题。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两千年封建史,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国走上农业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绝没有"长期停滞",像欧洲那样处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愚昧无知。相反,中国是长期发展、长期兴盛,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有在近代开始处在落后地位。

    其次,近代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位置。美国学者罗伯特-B-马克斯在《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从1400年到1800年,世界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地 区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直到1750年或1800年,无论人口、工业还是农业生产方 面,中心都在亚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贡德?弗兰克写的《 白银资本》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 或者“闭关自守” 、“停滞落后” 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宋朝之后,文明出现回落,但是商业经济没有停止。元朝商品经济繁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写道,中国元朝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面印着皇帝的玉玺。明朝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清朝是末代王朝,专制黑暗,也是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根据《中国古代经济》统计,宋朝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约为1500-1600万两,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仍是达到了8000万两白银。弗兰克在著作《白银资本》中统计,在1500-1800年期间,从美洲运到欧洲的9.8万吨白银中,有3.9万吨运往中国。中国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得到的是白银。

    最后,关于始于1500年的东西方大分流,即西方兴起,东方衰退的原因也不应该单纯从各自内部制度与文化,宗教等方面去寻找,相反应该从外部即世界体系的变化中去寻找,这样才能够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历史偏见。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即1400-1800年左右),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洋,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实际上仅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但是,美洲的发现使欧洲获得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它们用美洲的白银以换取亚洲与中国的商品,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弗兰克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中国早就如此发达,欧洲甚至发展了五个世纪还追不上。实际上,中国当时还要更发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经济还在扩张和发展。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

    二

    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是因为闭关自守吗?100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认为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也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目前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被误读了100多年。因此,现在是需要对鸦片战争原因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用“闭关锁国”来解释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一种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叙事,忽视了历史真相。

    中国近代并没有闭关锁国,著名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自从和西方直接开展贸易以来,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都是顺差。那个年代,中国虽然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能够生产出自己需要的生活产品。结果,中国大量输出茶叶和其他西方需要的产品,但又不怎么从西方进口货物,导致欧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有人可能会说,乾隆帝在《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写道:“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又曾说“民俗易器,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但乾隆此说,不能作为闭关锁国的证据,而是表明大清物产丰富、自给自足,这更多是体现了乾隆的自信,而且事实就是如此。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英国企图通过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加大鸦片贸易,以最快的速度平衡贸易逆差。

    既然近代中国并没有闭关锁国,那么其衰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国弱。复旦大学教授周文在“穷富的秘密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一文中分析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在15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上,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成因一直是困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项重大难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固化于西方理论共识。一种观点认为,相较于欧洲,近代中国处于政府的高压管制之下,劳动分工受到人为束缚,国家可以肆意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阻断了市场的自然发展,把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摇篮里。近200年来,中西方学界大都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中国崛起的现实却给这种解释带来了挑战。不论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西方掀起的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思潮,都显示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蕴含的问题。因此,重新审视“西方中心论”,更为严谨地分析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用,或许可以找到解开历史大分流谜团的真正钥匙。西方何以走出中世纪迷雾?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欧洲之所以能走出中世纪的迷雾,正是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探索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通过国家构建和殖民扩张,把整个世界席卷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与此相比,近代中国落后在“弱政府”。对于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影响比较大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长久的“闭关锁国”将中国从前进的列车上甩掉。事实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经辉煌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走向衰落,并非是由于没有推行市场经济,而恰恰是因为有市场化而无强大政府。1840年以前,由于市场缺乏管制、鸦片泛滥,而禁烟影响了英国的利益,才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五口通商以及更多的口岸开放并没有让中国经济迎来腾飞,相反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同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在“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一文中也认为:在我看来,我国历史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值得历史学界深刻反思。关于中国近代以后为什么会落后?学术界一直以东西方大分流与中日大分流作为比较对象来加以研究说明。也许后者更能说明中国衰弱的原因。作为东方国家,为什么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呢?长期以来对此解析是因为中国闭关自守,而日本是门户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但是,贾根良认为事实正相反,中日大分流与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晚清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战略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一直以来认为是断裂的关系,后40年是对前30年的否定,前30年是照搬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后40年是市场经济模式,正因为这一改变,中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两者关系是一种连续的关系,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40年的成功。前30年是中国站起来的30年,后40年是中国富起来并开始走向强起来的40年。没有站起来,就不可能富起来,没有富起来,就不可能强起来。可以说从1949年后中国又处于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A阶段,当然在这个长周期中又包括许多小周期,但是就整个长周期来讲,总体是不断向上的。

    首先,前30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一是独立自主。政治基础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终于实现独立自主了。从晚清七十年开始,中国就难以独立自主,再到北洋时期、民国“黄金十年”以及后来日本入侵、打内战,中国都难以自主,几乎每次战争皆为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的第一仗抗美援朝,是帝国主义强加、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中国胜利。这也是场标志性的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在战场上输掉,没有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外敌入侵,应了毛泽东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第二是国家的统一。第三是社会稳定。第四是铲除了“分利集团”。

    其次,繁荣富强的社会基础同样重要:第一是实现了更高的社会平等。土改使绝大多数农民受益,这是最大的社会平等。第二是提高了人民健康。这部分可借用“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来衡量。1949 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为35岁,到改革开放初期,预期寿命已达68岁,翻了近一番。第三是普及了教育。

    最后,物质基础:农业基础是物质基础的第一条。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主要是农业国,要以农业为基础率先解决吃饭问题。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当时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后40年恐怕很难做到,或者需要花费巨资才能完成:一是大兴水利--现今中国有近87000个水库,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修建的;二是有效灌溉--1952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为1996万公顷,到改革开放初期,就达到约4500万公顷,增长超一倍;第三个成果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吃饭问题到改革开放初期就大致解决了。第二是实现了工业的主导地位。1952 年,农业占国民经济的51%,第二产业约占28.2%;到1978年,农业降到28.2%,而工业占比上升到约47.9%。第三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新中国前3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三个体系。一是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如电子、航空、航天、核能等。二是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有言:“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

    至于后40年,改革开放显然也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中国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逻辑上中国改革是倒过来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实质是政府干预主义,中国改革实质是市场干预主义。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改革都是源于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拯救,前者是给资本主义带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后者是给社会主义加上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但是,罗斯福新政并不意味美国变成了社会主义,而是拯救了资本主义。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意味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让社会主义变得更加有经济效率。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实施罗斯福新政,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干预与国有化趋势进一步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发展,这深刻改变了原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纯粹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福利国家体制和混合经济体。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也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问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的解释,这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每一个时代,甚至于每一个时代,不同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是不同的,这也是对的。所以,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过去的。同样,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则进一步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而哲学家波普尔最后总结性地说道:历史就是不断地解释,而且没有最后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显然,时代不同,历史观也不同;历史观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不同。目前,随着中国之崛起,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对历史,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解释需要一种反思与重新解释,而这正是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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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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