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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一):认识中国的历史
2019-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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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代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开篇就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隋唐时代的孔颖达,在对《周易·系辞》中的“河出图, 洛出书”一句注疏时,也引《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天苞”和“地符”——“时间”和“空间”,她们本来是属于同一个事物,属于同一轮“道”。她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但是,她们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种形式来形容的;她们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个名号来表达的。把她们合在一起,就不好分析、不好表达。所以,就要把她们分开分析、分开表达。这就是“河出图,洛出书”;这就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本文的题目,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就要将一个事物一分为二,分开表达。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个“中国”,就是中国的历史,就是“时间”;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格局,就是“空间”。

    “时间”和“空间”相结合,就是我们所处在、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所要去改造,所要去支配的这个世界。

    在我们要去改造,要去支配这个世界时,我们首先,是要分析这个世界,是要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时间,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空间,然后才能决定,我们要去怎样地改造这个世界,要去怎样地支配这个世界。

    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中国的历史;然后,还要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格局。

    一    认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是“龙的传人”。

    所以,龙从哪里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从哪里开始。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出现在8000年前的内蒙古辽西地区,是出现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所以,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从8000年前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开始。

    但是,不对,这与我们“中国”,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名号之来历有冲突。

    我们的名字是“中国”,我们的名字是“中华民族”。

    这个“中”,就是“居中”,“守中”。

    她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是来自于《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洛书》《河图》中的“九数为众”、“阳五居中”,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九五之尊”。

    这“九五之尊”的意义,就是“众人向心于一”,“一人心系天下”,“一与众,相互尊敬,相互倚重”。

    而《河图》《洛书》,实际上又是与《太极图》《五行图》相联系的。

    《五行图》中的“土”,与《五行图》中其它四个元素,“金”、“木”、“水”、“火”之间,就是“中”与“众”的关系。

    《太极图》中,黑鱼白鱼之对立统一,也在《洛书》《河图》里,明显地找得到对应。

    而《五行图》与《太极图》,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在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又可以找得到端倪。

    仰韶文化中的漩涡纹和舞蹈纹,给我们一种旋转之“场”的启示。

    这和《太极图》中的双鱼相互缠绕,不是暗通款曲吗?

    这就是说,“中”的理念,是来自于仰韶文化。

    而仰韶文化的范围在哪里呢?

    仰韶文化的范围,在以陕西省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山西、甘肃、宁夏一带。

    这与兴隆洼文化,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啊。

    另外,“中华”之“华”,就是指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氏。

    而华胥氏又生活在哪里呢?

    《三皇本纪》记载:“(庖犧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

    “成纪”,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一带。

    这也是仰韶文化的范围啊。

    所以,以“中国”,以“中华民族”这两个名号分析,我们中国的历史,又应该是从仰韶文化所在的甘肃、陕西一带开始的。

    为什么“龙的传人”和“中华民族”,我们同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缘与名号之间,在对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会打架呢?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特殊的文化遗址,那就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文化遗址。

    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层,共分为五层。

    从上往下,第一层属于周代、或周代以后翻动过的扰土层,第二、三、四层,均为仰韶时期的文化堆积。

    而最下面的第五层,就是一个“天盖墓”。

    这个“天盖墓”里,除了一只王钺,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人造器物,全部是天然的蚌壳和人骨。

    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古学家们,就根据她上面的遗层,是属于仰韶文化遗层的这个事实,而断定这个“天盖墓”,也是属于仰韶文化。

    但是,这个“天盖墓”里有龙;而仰韶文化,是没有龙的。

    龙,是从兴隆洼文化,遗传到赵宝沟文化,再遗传到红山文化,最后遗传到龙山文化,才传遍开来的。

    在龙山文化之前,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其它地方性的文化里,是没有龙的。

    仰韶文化没有龙。

    所以,这个“天盖墓”里出现了龙,她就不是仰韶文化。

    而且,这个“天盖墓”,表达的是一种北斗围绕北极转的意象,体现的是一种极权性质的意识形态。

    这也不是仰韶文化的意识形态。

    仰韶文化的意识形态,是成双成对、对立统一,是平衡、包容。

    这个“天葬墓”,体现的是赵宝沟文化。

    她证明,在6400年之前,发源于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在这里出现过,然后,又被仰韶文化给取代了。

    这就与史籍的记载相吻合了。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与之对应,《三皇本纪》还记载:“当其(女娲氏)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里的祝融,就是伏羲。

    “以龙记官”的伏羲,从辽西侵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主持祭祀、主导农业生产的统治者,所以,他又叫“祝融”。

    而被其征服的中原地区原住民,就被叫做“共工”。

    共工氏“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女娲氏则乘着共工氏“乃与祝融战”的时候,去“以济冀州”——强渡激流进入河北,然后,就实现了“断鳌足以立四极”。

    显然,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以济冀州”的女娲氏。

    那么,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又要我们联想到“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传说了。

    《洛书》的出现,是借助于“神龟”的。

    《洛书》中的四个阴性偶数阴二、阴四、阴六、阴八,正对着“神龟”的四条腿。

    而神龟的四条腿,则象征着天下的“四极”。

    这天下的“四极”,就是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主人,陕西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

    “断鳌足”,实际上不是“断”,而是收缩,是“归心”,就是劝说四方的主人,像“神龟”收缩它的四足一样,各自收缩自己的个性,以共同趋向于“天下结盟”;“以立四极”,就是像《洛书》中的四个偶数带领四个奇数,共同拥戴一个中央的阳五一样,四大部族共同拥戴出一个大家都信赖的盟主,形成一个“天下结盟”的议事机构,以维护天下的太平与稳定。

    当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之后,天下,也就从伏羲时代与女娲时代,走向了神农时代。

    这在考古学上,对应的就是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三大文化并立的那个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从女娲氏部族脱颖而出的神农氏部族,是“断鳌足以立四极”后的盟主,所以,在这个政治形势影响下,加上神农氏部族自身的实力也是强盛的,神农氏部族的庙底沟文化,就向四方扩展。

    这就是河南濮阳西水坡,赵宝沟文化的“天盖墓”上面,被仰韶文化所覆盖的原因。

    在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衰落之后,龙山文化,就统一了中原。

    这是对应历史记载中的哪个阶段呢?

    当然就是对应历史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实际上就是以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主人,陕西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为四方所形成的“断鳌足以立四极”,向着更深度的对抗与融合发展;就是四方混战,最后由伏羲氏部族的后裔——黄帝部族统一天下。

    当然,虽然龙山文化遍布中原,说明天下确实是统一了;但是,各地的龙山文化也是各具特色,这也说明,天下统一,还不是那么彻底,文化融合,还不是那么深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大发展时,统一了天下的黄帝部族,却失去了他们的老家——辽西地区。

    在黄帝部族的红山文化从辽西地区消失之后,这一地区代之而起的,是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文化。

    而这两种文化不但与红山文化大不相同,也与龙山文化大不相同,说明是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黄帝部族的老家辽西地区。

    陕西神木县石峁城的崛起,说明整个五帝时代,黄帝部族,都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高强度的战争。

    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好兴起于夏朝建立,说明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构成了威胁,而黄帝部族的拒不言和,也对北方民族构成了威胁。

    在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辽西地区发生几百年的文化空白,说明双方在辽西地区进行拉锯战,谁也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好兴起于夏朝建立,乃是夏朝领导层有意放弃辽西,结束战争的结果。

    夏朝统治的区域,远远小于伏羲与女娲时代、神农氏时代,中华民族四大起源性部族所占据的区域,甚至也小于五帝时代中华民族所占据的区域,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到周朝推翻商朝,中华民族的生活区域才有所恢复,但辽西地区,是彻底地失去了。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内部斗争激烈,但是,北、西、南各方的对外战争,却都是有声有色。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除了辽西地区,其它曾经失去的地方,都是恢复了统治。

    但是,秦朝很快就被推翻。

    西汉初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压力。直到汉武帝崛起,局面才得到改观。

    东汉时代,中原王朝继续西汉时期的强势地位,对北方游牧民族形成碾压之势。

    三国时代,虽然各方混战,但对外扩张,还是很有起色。特别是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

    到了两晋时代,内忧就导致外患,形成了南北朝,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融合。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但是,和秦朝一样,统一了中国的王朝,注定都是短命的王朝。

    初唐与初汉一样,也是弱不禁风;到了唐玄宗,就也和汉武帝一样,旗开得胜。

    然而,一场安史之乱,又使盛唐转衰,直到五代十国。

    北宋时期,经济文化大发展,而对外斗争,却是不堪回首。

    南宋小朝廷,继续保持被侮辱、被蹂躏的状态,偏居一隅、奢华糜乱,直至灭亡。

    短暂的外族统治之后,大明王朝兴起。

    严刑酷法之下,是英宗复辟,暴露出一个封建王朝的黑暗与腐朽。

    满清入关,等于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是,满汉一家亲的口号,喊了三百年,并不能真正实现。

    直到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被赶到台湾,末代皇帝赙仪,才和他的一干子遗老遗少,一起艰难转身,变为中国公民。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呈现的一些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怎样来通过这些现象,看到她背后的,我们中华民族之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呢?

    深入进去,看一看各个时代,人们的具体生活,我们就能够发现,正像马克思主义所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是具体的生活状态,决定人们的思维意识;而人们的思维意识,又反过来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状态。

    我们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的身上,并不只有龙血。

    我们中华民族,最初是由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这四大文化所在的四大部族所组成的,以后,又不断地融合进新的文化,融合进新的血液。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在最初,会由四大部族组成呢?

    为什么不是由一个单一的古老部族,直接发展到现在呢?

    首先,这是得力于当时的农业生产之制约。

    是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相对劳动者自己的最低消费,产生了相对的剩余,才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形成。

    在游牧时代或者渔猎时代,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抢地盘,而不是为了抢人口,不是为了抢劳动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就必然是要么一存一亡(逃),要么是双亡,而不会有双方相互融合的结果。

    但是,到了农业生产时代,由于劳动者之劳动价值,相对自己的最低消费,产生了相对的剩余,这就使得战争中的战俘,不再是无用的敌人,而可能转变为有用的劳动力。

    所以,这时候的战争目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时候的战争,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抢占地盘,而更多的,是为了掠夺人口,是为了将对方的劳动力,转化为自己的利益。

    这就导致了部族间的融合,这就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是从辽西地区的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开始的呢?

    这就得看看,当时的四大部族,他们各自的文化特点,和他们这种文化特点的形成原因了。

    辽西地区的伏羲氏部族,所崇拜的图腾是龙。

    这个龙的意义是什么呢?

    龙与农同音。龙图腾,首先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而产生。

    为什么有了农业生产,就要崇拜龙呢?

    我们看看最早的兴隆洼时期的龙,是什么样子?

    她就是恐龙的样子。

    兴隆洼文化时代的人,不可能看见真的恐龙。

    但是,他们看到被洪水冲刷出来的恐龙之骨架,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他们就根据恐龙的骨架,来想象恐龙的样子,从而崇拜恐龙巨大的身躯。

    身大力不亏,崇拜恐龙巨大的身躯,其实就是崇拜力气。

    这就是说,当时的农业生产,很吃力,所以,就导致伏羲氏部族崇拜力气。

    但是,其他部族当时也在从事农业生产,为什么其他部族,都不崇拜恐龙,不崇拜力气,只有伏羲氏部族,崇拜恐龙,崇拜力气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具有一种阳刚之气,他们天生就尚武尚力。

    再加上他们身处北方草原,草原上的开放性竞争,更加加剧了他们这种尚武尚力的阳刚之气。

    而被伏羲氏部族所侵略,所征服的中原地区原住民,他们之所以被侵略、被征服,其实,不仅仅是与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有关,更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特点有关。

    中原地区的原住民们,崇拜的是龟。

    为什么会有“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故事呢?

    “龙马”,是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之后,所崇拜的图腾。

    它也是一种龙。但是,这种龙的意义,又有它自身的特点。

    “龙马”的形象,是扬子鳄的脖子上,配上马鬃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意义,就是以扬子鳄的水中霸主之地位,和平原上战马的奔腾之气势,来象征一种霸道的精神。

    这就是说,伏羲氏部族这时是崇拜征服者的强悍与霸道。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就是女娲氏部族的能人们,将《河图》刻画在伏羲氏部族的图腾“龙马”的背上,将《洛书》刻画在共工氏部族的图腾“神龟”的背上,以劝说他们双方罢战言和。

    所以,中原地区的原住民——共工氏部族,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就是龟。

    龟相对于龙,个体也小,动作也慢,明显的是显示出一种阴性特征。

    龟的内心是柔软的,但是,它的外表,却很坚强——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龟的外壳,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是用来保护它自己不受伤害的。

    中原地区的人们,崇拜龟,就是崇拜龟的这种自成一统的防御精神。

    但是,正是由于崇拜龟的这种自成一统的防御性精神,中原地区的人们,就又形成了一种固步自封的自闭性、逃避性。

    虽然中原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很好,但是,整个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状态。

    在赵宝沟文化没有南下中原之前,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

    这个地区的部落与部落,或者是部族与部族之间,是没有多少联系与沟通的。

    而这个没有联系与沟通,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天然阻隔,而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心理隔断。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条件太好了。

    这个地方是平原,纬度也低,海拔也低,导致这里什么样的生产都好搞。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南庄头文化遗址,显示出这里的农业生产,早在距今10500年之前就开始了。

    而辽西地区和陕甘地区呢?都是距今8000年左右才开始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好,想在这里生活的人就多,所以,这个地方的竞争,就很激烈。

    这么好的地方,并不是随便哪一个松松垮垮的部落或部族,就能够前来立足的。

    能够在这个地方立得住足的,那就一定是一些狠人。

    然而,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否鼓励这种狠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呢?

    农业生产,不是游牧生产或者渔猎生产,她不具有游动性和即时性。

    她是一种等待性的生产,是一个连续性的劳动过程。

    她鼓励的是安定、安心。

    安定,安心,就有收获。

    如果战争是一种一边倒式的战争,那当然,就用不着安定、安心。

    然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哪有那么多很好对付的鸟?

    哪有那么多,一边倒式的战争?

    越到最后,两败俱伤、势均力敌的战争,就越多。

    这样的战争没完没了,就显示出安定、安心生产的好处了。

    战争的得不偿失,就自然地导致人们厌恶战争,不想主动去挑起战争。

    但是,你厌恶战争,总有人不厌恶战争;你不主动挑起战争,总有人要主动地挑起战争。

    于是,龟的那种坚硬的外壳,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向往,人们,就自然地开始崇拜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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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当这种意识形态浸入了人们的灵魂,制约了人们的思想之后,一当外来的,更强大的入侵势力来到,这种自闭性的、逃避性的思维意识,就必然地导致这个地区,面对外来的强敌,是一盘散沙。

    整个地区,面对外来的强大敌人,就不堪一击。

    伏羲氏部族能够在北方草原地区脱颖而出,成为强者,那当然也不是盖的。

    而他们若是举全部之力南下,则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原地区,面对他们,就只能是望风而倒、所向披靡。

    但是,当伏羲氏部族想要继续乘胜前进,去“东封太山”时,他们的运气,就不会还是那么好了。

    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好戏。

    “海鹤”,无疑就是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东夷氏部族(姑且称他们为东夷氏部族)的图腾。

    北辛文化,是一种海岱文化。这些人靠海而生,虽然也发展出了农业生产,但是,渔猎生产,应该还是他们的重头戏。

    他们崇拜“海鹤”,那当然不仅仅是崇拜“海鹤”的灵活与矫健,他们也要崇拜“海鹤”之搏击风雨的那种精神,崇拜“海鹤”的勇猛与顽强,。

    伏羲氏部族固然凶狠,东夷氏部族也不含糊。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

    然后,洪水来了,共工氏部族就“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

    虽然共工氏部族是“不胜而怒”,然而,当女娲氏部族又来“以济冀州”时,你伏羲氏部族,纵然是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呢?

    所以,伏羲氏部族,就只好“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那么,伏羲氏部族在山东、河北与东夷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打仗,生活在陕西、山西的女娲氏部族,为什么要来“以济冀州”呢?

    这当然是说明,女娲氏部族的领导者们,具有战略头脑,并且,还很会选择时机。

    他们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四两拨千斤,一举扳倒伏羲氏部族,不但是给别人解了难,也使他们自己,免除了后顾之忧。

    试想,如果让伏羲氏部族征服了中原,又征服了山东,那么,接下去,他们会怎样做呢?

    山西、陕西地区的女娲氏部族,无疑地,也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啊。

    不过,当女娲氏部族联合其他两个部族扳倒了伏羲氏部族之后,他们就是天下最强大的部族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乘机称王,而要搞那个什么“断鳌足以立四极”呢?

    这就与女娲氏部族的意识形态有关了。

    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显示他们崇拜鱼,崇拜蛙,崇拜花。

    然而,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就反映在他们的舞蹈纹和漩涡纹之中。

    舞蹈纹和漩涡纹,表达的是一种“场”性质的思维意识。

    “场”,就是一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处于纠缠状态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

    而随着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之发展,这个对立统一关系,又具有低级状态与高级状态之分;这个“场”,就也有低级状态与高级状态之别。

    低级状态的“场”,是一个空心性的旋涡状态;高级状态的“场”,就是一个实心性的旋涡状态。

    空心性的旋涡状态,显示的是像夫妻之间没有小孩或小孩不大的那种状态。

    那是一种“一生二”的“二”之状态。

    那种状态下,对立统一双方,具有一定的面向孩子的向心力。

    但是,这个向心力,是由环境压力提供的,不是由他们之间的孩子提供的。

    孩子,生出来或不生出来,都不能对双方的关系,发生能动性的影响。

    实心性的旋涡状态,显示的是像顾客与商家之间有了市场管理员的这种状态。

    这是一种“二生三”的“三”之状态。

    这种状态下,对立统一的双方,就不存在向心力。

    因为,他们的环境压力,被新生出来的那个“三”给挡住了。

    但是,这个“三”在挡住他们的环境压力的同时,却又像市场管理员具有能动性一样,会向他们施加一种能动性的支配力,使得他们,不得不以这个“三”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对立统一关系。

    这样,在这个“三”的能动性的作用下,这个对立统一关系,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事物,变成了一个更高级的事物。

    正是在这种“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下,就有了《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所以,在这种“场”思维的支配下,女娲氏部族的领导者们,就不屑于像伏羲氏部族一样,去当霸王,不屑于在“一生二”中,去做那个“二”分之“一”,他们更喜欢“二生三”,他们更喜欢在“二生三”之后,去当那个“二”的操控者,更喜欢去当那个“三”。

    也就是说,他们更喜欢做那个具有能动性的旋涡之中心,让对立统一的双方,都围绕着自己转,都接受自己的操控。

    自己就在这个对立统一的双方之间,掌握平衡。

    这就是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的目的。

    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实现“天下结盟”,他们就成了这个“天下结盟”的盟主,这比伏羲氏部族喜欢当霸主的那种觉悟,就要高了一个层次。

    他们这么做,不仅可以得到实惠,也会受人尊敬,减少对抗。

    那么,女娲氏部族的这种“场”性质的思维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三皇本纪》也记载:“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

    这就是说,庖犧氏氏和女娲氏,都是华胥氏的后裔,甚至也都是宓犧氏的后裔。

    他们是在宓犧氏时代结束之后,才一分为二。

    女娲氏继续留在当地发展,而庖犧氏则走出成纪,辗转落脚于内蒙古辽西地区,最后变成伏羲氏。

    那么,庖犧氏(伏羲氏)和女娲氏,为什么会一分为二呢?

    这个原因,应该是落在他们共同的图腾——“蛇身人首”的两面性上。

    蛇本身属于强者,具有快速反应,一击致命的阳刚气质,但是,它又习惯于盘曲据守,显示出一个弱者的阴柔姿态。

    如果没有那种快速反应,一击致命的本事,那么,盘曲据守的阴柔姿态,就是一种弱者的本真体现。

    但是,能够快速反应,一击致命,那么,这种盘曲据守的阴柔姿态,就不是弱者的表现,而是一种智慧。

    特别是,蛇往往会用一种缠绕的绵力,一步步地消耗对手的反抗能力,直至对手力竭身亡。

    这是一种精于计算的,最省力的搏击之术。

    当然,它也有浪费时间的缺点,性情急躁了就不行。

    而伏羲氏之所以离开成纪,到外面去发展,最后落脚于内蒙古辽西地区,也可能就是,他们偏执于蛇的阳刚、急躁的一面。

    看到了机会,就赶紧去抓,结果,就把自己抓到外面,再也回不了家了。

    女娲氏能够留在当地,一步一步地向外发展,也就是由于他们较好地领悟了蛇的生存之道,具有较好的忍耐性。

    而以蛇的这种两面性为基础,升华出一种阴阳观念,再往后发展出“场”性质的思维意识,乃至于发展出《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一类的思想,就是顺理成章了。

    女娲氏部族能够促成“天下结盟”,这是早期农业生产的特点所造成的天下纷争,给了他们一个展示自己之智慧的机会。

    但是,他们的这个“天下结盟”,是否就是完美无缺呢?

    他们的这个“天下结盟”,是以女娲氏“以立四极”的倡导为基础的,是以四大部族的领导者们之精神意志为基础的,是通过四大部族领导者之间的协商,来从宏观上调节四大部族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天下的太平。

    但是,他们的这个通过“天下结盟”来求得天下太平的愿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是相冲突的。

    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导致当时的生产劳动十分辛苦,十分沉重。

    而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以获取收益,是当时减轻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强度的最佳方式。

    所以,这种生产力水平,就是鼓励人们发动战争,鼓励人们通过战争获取奴隶,来发展生产,扩大收益。

    而“天下结盟”的政治基础,是“以立四极”。她的政治性质,是共和性质,不是专制性质;是四个部族之间共和的性质,不是盟主个人专制独裁的性质。

    “天下结盟”的盟主,名义上是受四方拥戴的领袖,但是,他并没有决定权,他只是在四方领袖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而已。

    盟主并没有权力与实力,拿自己的部队去进行征讨作战,以贯彻自己的意志。

    这个政治结构的最高权力,是来自于这个政治结构的议事机构,是来自于四大部族之间的协商。

    而正是这个四大部族之间的协商,才导致这个机构,是一个腐败的机构,是一个无能的机构。

    别说部族之间有可能各自偏袒,就是公事公办,一件事情发生了,领导者们一番讨论、协商下来,也只是一个马后炮而已,对于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天下结盟”,只能是限制战争的规模,降低战争的烈度。

    她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于人们依靠战争来获取奴隶的欲望之冲动,是无能为力的。

    而更为要命的是,不仅“天下结盟”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部族内部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在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之思维的倡导下,除了过去的伏羲氏部族之外,其他的部族,怕也都是共和制的政治体制。

    而在各个部落内部,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能人”增多,各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具有专制意味的部落酋长制,怕也是早已退后,带着共和性质的长老之间的“群策群力”,就会使大家面对一件事情,具有很多的想法。

    结果,就是在不发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自己部族与部落的内部,也可以相互攻伐。

    而正是由于制造奴隶与奴隶主两个阶级的战争,在频繁不断地小规模地进行,慢慢地改变政治格局,慢慢地改变力量对比,最后,就量变引起质变,导致黄帝与炎帝之间进行阪泉大战,导致黄帝与蚩尤之间进行涿鹿大战,从而使黄帝最终一统天下。

    黄帝一统天下,表面上是原来的伏羲氏部族的后裔,战胜了原来的女娲氏部族、共工氏部族、东夷氏部族的后裔们,赢得了伏羲氏部族最后的胜利。

    然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有人要成为奴隶主,有人要成为奴隶,而不想成为奴隶、却处在奴隶地位之边缘上的人们,就不得不形成一个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圈。

    这种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圈,就呼唤出了一个一统天下的帝王专制体制。

    在这个呼唤帝王专制的过程中,由于部族内部的相互倾轧,各自为了生存的自顾不暇,现实中的家族,部落、以及个人,才是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能动性的主体,部族与远祖,就只能是一个个被抛弃与背叛的对象。

    黄帝是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却为姬姓。

    而姬,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部落。

    今天的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陵园内,有一座天鼋神慧像,它是黄帝陵的守护神。

    天鼋,就是龟龙,就是由龟化成的龙。

    她是共工氏部族的一些成员,背叛本部族的龟图腾,而皈依于伏羲氏部族之龙图腾的标志。

    而黄帝由天鼋保护,也就是表示,他是投靠和依附了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

    他是借助于共工氏部族中的这个部落而起家的。

    史籍记载,黄帝所在的有熊部落,其居住地,就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郑市。

    而考古发现,河南新郑,又正是裴李岗文化的大本营。

    裴李岗文化,当然就是共工氏部族的文化。

    这就是说,黄帝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时共工氏部族的一个大本营。

    那么,黄帝投靠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就是极有可能的事了。

    另外,《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的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又“乃去南方处之”,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来头呢?

    他就是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就是当年伏羲氏部族战败后,逃往湖南的那部分人之后裔。

    他们从湖南转移到安徽,就是为了配合在北方的伏羲氏部族之后裔们,共同打败他们的宿敌,打败女娲氏部族、共工氏部族、东夷氏部族的后裔们。

    但是,“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这说明,他们为打败蚩尤和夸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没有受到黄帝部族的应有对待,于是,与黄帝部族分道扬镳,去南方另立山头去了。

    凌家滩文化消失后,随即在太湖流域,兴起了良渚文化。这应该就是,对应龙“乃去南方处之”这个记载的注脚。

    是凌家滩人离开中原,到南方去兴起了良渚文化。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这句话表明,夸父氏这时是以蛇为图腾。

    夸父氏是后土氏的后裔。而后土氏就是当年共工氏部族的领袖。他们是以龟为图腾的。

    为什么这时候,夸父氏要背叛自己部族的龟图腾,转而以蛇为图腾呢?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这里的“日”,就是炎帝。“欲追日景”,就是夸父氏力挺炎帝,要与炎帝联合对付黄帝。

    “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

    就是炎帝战败,夸父氏收拢自己的部下,感觉能力不足,就打算前往山东,去投靠尚在继续与黄帝部族作战的蚩尤。

    夸父氏以蛇为图腾,显然是炎帝神农氏这时候恢复崇拜他们部族的老图腾——蛇图腾,而夸父氏就追随炎帝,也以蛇为图腾。

    而在炎帝神农氏恢复他们部族的老图腾时,远在甘肃的马家窑人,却将他们的蛙图腾,变为“蛙龙”。

    崇拜蛙,就是崇拜蛙的繁殖能力。

    所以,蛙神,就是大肚皮而弱四肢。

    崇拜蛙龙,就是崇拜龙的气力。

    所以,蛙龙神,就是细躯干而强四肢。

    马家窑人,显然是为了逃避战争而从内地迁往甘肃的。

    他们并不想投降于敌人,但是,他们又失去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所以,他们才选择逃避。

    然而,他们虽然没有投降于敌人,却背叛了自己的部族,背叛了自己的祖先与神灵。

    他们崇拜蛙龙神,这是从精神上投降了敌人,是在精神上皈依于了敌人的信仰。

    但是,从内心上,他们真的是不想背叛,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无力。

    所以,他们才要崇拜蛙龙神。

    黄帝的胜利,并不是伏羲氏部族的胜利,而是“天下结盟”的失败。

    是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新的、有别于“天下结盟”之政治体制的新体制,来拯救天下。

    这个新体制,就是“帝王专制”。

    相对于“天下结盟”的共和体制,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显然是有了快速反应的能力。

    但是,是不是有了快速反应能力,就一定能够保证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呢?

    事实上,能够一统天下的黄帝部族,却保不住他们自己的老家——辽西地区。

    考古发现,就在黄帝取代炎帝成为一代帝王的同时,他们的老家辽西地区,却兴起了小河沿文化。

    这个取代红山文化又与龙山文化绝然不同的新型文化,在辽西地区被发掘出来,充分证明了,就在黄帝部族一统天下的时候,他们的辽西老家,被北方其他的游牧民族占去了。

    黄帝部族本身就是从北方而来,他们的祖先伏羲氏部族,曾经就是北方最强悍的游牧民族。

    为什么他们这时候,又打不过其他的北方游牧民族呢?

    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彻底地转变成了农业性民族。

    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战争意志,去为了一个鸡肋似的祖籍地,而与北方游牧民族死磕。

    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怕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当时的生产制度,是奴隶制生产,这就不能不让每个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生产而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是,当奴隶主贵族们,都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时,他们和帝王家族的地位,又能够相差多少呢?

    只不过是,帝王有权发号施令;贵族诸侯,没有权力发号施令而已。

    但是,你帝王有权发号施令,也得要有人听啊,如果人家不听你的号令,你,又能够怎么着?

    你想动武?得看看你动不动得起啊。

    人家没有实力,怎么成为贵族?人家没有实力,怎么敢跟你叫板?

    所以,虽然是帝王专制,然而,“礼行天下”,还是那时候,帝王与诸侯贵族之间维持关系的重要手段。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讲礼吗?

    他们不讲礼,只讲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来维持的。

    于是,一支以礼来维系的队伍,和一支以利来维系的队伍,相互碰撞。

    结果会怎么样呢?

    从黄帝到颛顼,再到帝喾,再到帝尧,再到帝舜,五帝时代,他们一直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

    为此,还兴建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战时陪都——石峁城。

    但是,他们的都邑,是一步一步地从北方往南方转移,一步一步地从平原往山区转移。

    这就是结果。

    这叫那些仍然是以礼为重的后人们,怎么样来记载他们这些先人们的这一段“光辉”历史啊。

    所以,从夏朝往后,人们就不知道五帝时代的中原农业民族,曾经跟北方游牧民族打过仗。更不知道,北方辽西地区,曾经是我们的祖先伏羲氏部族的故土,曾经是我们的祖先黄帝部族的祖籍地。

    直到今天,我们从这片土地上挖出了一些东西来,才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大禹规定《洪范九畴》,算是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原民族,放弃对辽西祖籍地的主权;北方游牧民族,也不再南下袭扰中原。

    大家各安天命,从此相敬如宾。

    然而,痛定思痛,造成中原民族这段屈辱历史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尾大不掉,就是帝王没有绝对的实力,来约束那些不听号令的贵族诸侯啊。

    于是,利用进贡制度,夯实帝王家族的实力,保持帝王家族相对各个贵族诸侯的绝对优势,就在制度设计的情理之中了。

    夏启取消“禅让制”,建立“家天下”,这在帝王之家来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在天下公道来说,就是减少了一个因为权力更迭而导致天下大乱的祸源。

    然而,这样一来,就又把权力斗争,从家族外部,引向家族内部,导致为了夺得王位而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导致帝王身边,再也没有可信之人。

    太康失国,寒浞杀羿,难道不是因为帝王身边没有可靠之人,才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但是,少康中兴,夏家王朝的失而复得,又证明了“家天下”的深入人心,证明了人们对于政权稳定、天下安定的期盼。

    不过,还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进贡制度能够让帝王家族,相对一些诸侯贵族形成一定的优势,但是,诸侯贵族,并不是因此就不能对帝王的权力构成威胁。

    毕竟诸侯贵族都有自己的武装,毕竟靠天吃饭能够让有些人一直得到老天的照顾,有些人又频频被老天所调戏。这就导致有些人越来越强,有些人又会一下子垮掉。

    垮掉了的部落,就不能再向帝王进贡,而发展了的贵族诸侯,也不可能因此就向帝王多进贡一点。

    于是,帝王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帝王的优势也会越来越小。

    《史记·夏本纪》记载:“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这个记载说明,还是在孔甲时代,就有许多诸侯背叛朝廷;而到了帝桀之时,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离心离德,就导致“商汤灭夏”,导致整个华夏民族,被“玄鸟生商”所征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到周朝推翻商朝,华夏民族重新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封建,开始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就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就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恶性膨胀,威胁王权。

    然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奴隶制生产不能更绝,在各个诸侯贵族,还具有自己武装的情况下,你口号喊得再响,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所以,就有《史记·周本纪》记载的“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也有《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秦始皇统一中国,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让地方上再也没有除皇家武装之外的其它武装,这才是将王权落到了实处,这才让地方贵族,再也无法与君王对抗了。

    虽然秦王朝很快被推翻,但是,郡县制,却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沿袭下来。

    这当然是因为,她有她的好处。她是巩固王权,维护天下稳定的一项必要措施。

    那么,为什么之前不能搞郡县制,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够搞郡县制呢?

    这时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因为,以前的生产力水平,支持的是奴隶制生产,她让奴隶主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而这以后的生产力水平,支持的是农奴制生产,她让地主的武装,失去了为维护生产而存在的意义。

    生产方式不一样,导致地主贵族再也没有保持自己私立武装的理由,这样才能够推行郡县制,才能够使天下除了帝王掌握的军队,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军队。

    然而,秦始皇为中国的历史立下了开世之功,为什么他的王朝,却会短命呢?为什么他和他的王朝,会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呢?

    秦王朝会短命,内部原因,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运作的极端形式化,埋下了政权体系如果一时不能上呼下应,就会导致鱼目混珠、桃僵李代的隐患,从而至使宦官赵高得以乘机篡权,彻底搞乱了秦王朝的军政系统,等于是从内部就已经杀死了秦王朝。外部原因,则是贵族复辟,六国诸侯死灰复燃。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其实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只不过是一种换了形式、显示了一些政治手腕的复辟行为而已。

    因为,陈胜吴广两人,原本就是两个前朝诸侯贵族的余孽,他们鼓动农民们造反,其实就是为了做他们的复辟梦,是为了还回他们过去的贵族身份。

    而农民们之所以受到他们的蛊惑,这和宦官赵高鱼目混珠、桃僵李代,乘机篡权,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都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因为享受帝王专制之好处,忠心维护帝王专制制度的人们,由于地位的差距,不能和帝王上呼下应,只能是听凭横档在他们和帝王之间的坏人恶意欺诈。

    参加大泽乡起义的农民们,耳目闭塞,不了解朝廷的规章制度,而他们又见识有限,知识水平也有限,所以,就容易上当,还以为真像陈胜吴广所蛊惑的那样,不能限期到达工作地点,就会被朝廷处死。

    从现在发掘出来的秦代竹简上看,朝廷关于派遣劳工出差的规章制度,是只惩罚误事的官僚与官府,并没有规定针对民工的处罚;而且,即使是处罚官僚官府,也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至于秦始皇和他的王朝,会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当权者们需要社会稳定,就要崇儒尊孔。

    而秦始王和他的秦朝,却是靠着法家治国而取胜的,这与当权者所推崇的崇儒尊孔的价值观念严重不符。

    那么,法家和儒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法家和儒家,两家都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为目的的学术派别。

    但是,法家,是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前进一步,来达到目的。

    所以,他们就要改革旧的社会制度,推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儒家,是站在当权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新生事物,主张维护既有秩序,所以,他们就面对天下大乱,要主张“克己复礼”。

    所以,法家,适应于社会的质变时代。这是秦始皇和他的秦国重用法家治国的理由。

    因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大质变的时代。

    而儒家,就适应于社会的量变时代,这是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推崇儒家思想的理由。

    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哪一个王朝,不希望社会稳定、自己的王朝也稳定呢?

    其实,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礼,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一套治国之术的不同用法,都是为了维护秩序,稳定关系。

    只不过,法比较刚,礼比较柔。这也正是质变时的摧枯拉朽和量变时的来回摇摆,所必然要显示出的特征。

    而这两种特征,实际上也是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在质变时代,也有礼;在量变时代,也有法,只不过是,不同时代各有侧重而已。

    但是,法内礼外,人们相见,更愿意以礼相迎,更愿意接受对方的礼,而不愿意诉诸于法律,不希望将对方送上法庭。

    所以,法家与重用法家的政治人物,就不受一般人的待见,而更容易被人污蔑。

    秦始皇和他的王朝,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取代了奴隶社会的贵族。

    他们要和奴隶社会的贵族一样,与帝王争权,可他们又没有奴隶社会的贵族那样的硬实力,所以,他们就只好使用他们的软实力。

    在封建社会,帝王,是依仗一群文官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

    而文官们,凭什么能够帮助帝王治理天下呢?

    是凭他们的文化知识。

    因为帮助帝王治理天下的官员,都是凭自己的文化当官的,所以,文人,就显示了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就取代原来的贵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

    有了社会地位,当然就要张扬自己的个性,当然就要表达自己的意志。

    可是,帝王在上,一切权力都在帝王手里,你一个小文人,怎样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呢?

    这就得和帝王争权,和帝王争夺话语权。

    可是,帝王是那么好惹的吗?

    跟他争权,不是找死吗?

    这就要先想个办法,让帝王不能轻易地杀文人。

    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面典型,就被炮制出来。

    反正秦始皇在儒家眼里,在这些文人的眼里,原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再给他多加一个罪名,仍然就是一个暴君而已。

    复辟势力推翻了秦朝,却并没有实现他们的复辟梦。

    楚霸王项羽,以他的个人之勇,率领一帮诸侯,却完败于泼皮似的刘邦之王治之下。

    刘邦与项羽的斗争,是体制与体制的斗争,是刘邦的君王之制与项羽的霸王之制的斗争。

    结果,屡战屡败的刘邦,最后战胜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

    这就是不同的体制,造成了不同的向心力,从而显示了不同的体制之优劣。

    但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却战胜不了屡屡寇边的匈奴,甚至还上演了一曲“白登之围”。

    之后,西汉王朝面对匈奴,就成了一只弱鸡,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

    为什么刘邦,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呢?

    因为,尽管刘邦走的是王治路线,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项羽,他也封赏了一些诸侯,使得王朝之外,还有一些对王朝构成潜在威胁的武装力量。

    这实际上是一批比外敌匈奴,还要可怕的力量。

    外敌匈奴,仅仅是寇边而已;而内部的这些凶神恶煞,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地动山摇。

    攮外必先安内,要想战胜匈奴,彻底解除边疆寇患,必须先把这些内部的隐患点;一一地予以拔除。

    而在与外姓诸侯慢慢周旋的时候,为了不让朝廷过于孤单,刘邦在当初封赏有功的外姓诸侯之时,也有意地封赏了一些同姓诸侯,以平衡外姓诸侯的力量。

    然而,当外姓诸侯一一剪灭之后,这些同姓诸侯,又该怎么办呢?

    好办不好办,就看“七王之乱”。

    当“七王之乱”解决了之后,西汉王朝,才是真正地没有了内部威胁了。

    于是,就有了汉武帝决战匈奴。

    到东汉时期,窦宪燕然勒功,北方匈奴,就一部分归降汉朝,一部分远走他乡。

    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帝王专制制度的建立,是依赖于社会各阶层弱势成员“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那种向心力,所形成的一层一层向心圈的衬托。

    可在这一层一层的向心圈之中央,代表着专制制度的帝王,并不是这个中央里的唯一。

    在这个中央,与帝王相伴,因此也有机会接近皇权的,还有那些直接为帝王服务的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

    处在各层级的向心圈上,拥戴帝王专制制度的那些社会弱势成员们,他们以他们的一层一层的向心力,衬托起了中央权威,但是,他们并不能够打造或者拥有中央权威所形成的中央权力,他们进入不了中央权力的运作中心,不能亲自监督中央权力的运作,只能是任由帝王去支配那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来行使和护卫帝王手中的中央权力。

    这样,就避免不了在帝王个人发生某种意外的情况下,这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们抓住机会鱼目混珠、桃僵李代。

    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依托于封建时代的那种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而在王朝外部呢?

    尽管封建王朝,具有强力的手段,能够将土地收归国有,以平等地分配给种地的农民。

    然而,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够旱涝保收,更不能够避免,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抛弃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

    尽管朝廷可以禁止土地的买卖,但是,却禁不住一些人,真的是无力继续耕种。

    于是,土地的集中,不可避免。

    而一旦土地集中到了一定的程度,贵族威胁,流民造反,这个封建王朝的寿数,也就到了。

    王莽篡权,未必不是一场政治改革。

    可惜,他的改革不成功。

    到东汉王朝,虽然汉家江山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国祚,也不过是重复昨天的故事罢了。

    有所不同的是,西汉,是具有改革精神的王莽篡权;而到了东汉,就是直接来了个恶人——董卓。

    这就是说,社会已经失去了礼制观念,变成了强权当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忆一下,前一次的社会失去礼制观念,是在什么时代?

    就是在孔子念念不忘“克己复礼”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会失去礼制观念呢?

    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发展,诸侯势力快速膨胀,从实力上,碾压了中央王朝。

    而东汉末期强人挡道,实际上也是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充实了豪强贵族们之腰包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三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代诸侯,都是内战很内行,外站不外行。

    诸侯之间谁输谁赢暂且不论,反正他们的对外战争,都是打得可圈可点。

    这就是实力的表现啊。

    虽然后面有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可那并不是五胡自身有多么强大,而是在汉族人的内战中,有人企图借助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引狼入室。

    况且,即便是胡人立国,也大多是受到汉人百姓的拥护的,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掩盖而已。

    总而言之,于国家而言,于民众而言,失去礼制观念,就意味着门阀士族势力做大,就意味着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皇权跌落。

    先是曹丕篡汉立魏,后是司马炎篡魏立晋,然后,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五胡乱华,直至南北朝,整个都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样的局面,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那些不走运的草民们而言,当然是可悲的。

    但是,正像春秋战国也很混乱,可人们的思想活跃啊,社会文化大发展啊。

    从东汉末期直到魏、晋、南北朝,虽说是十分混乱,但她的文化也是多元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是更加开放了啊。

    混乱,意味着个性的张扬;混乱,意味着思想的开放;混乱,也意味着新局面的开创。

    隋朝和唐朝,两个王朝都是由门阀士族所建立。

    但是,隋朝,因为“开科取士”而亡。

    唐朝,则通过“开科取士”,消灭了她自身的来源,消灭了自东汉末期,横行中华几百年的门阀士族势力。

    隋朝开国,为了扭转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压制中央皇权的局面,就开始了开科取士。

    实际上,这也不是隋朝自己的发明,而是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皇帝,试图通过取用寒士,来平衡门阀士族的势力,以增强皇权。

    只不过是,隋朝比以前的那些皇帝,做得更大胆一些,是试图将这种操作制度化。

    这就引起了一些门阀士族势力的恐慌与不满,从而借助民变,来推翻了隋朝。

    和秦始皇一样,隋炀帝也成了一位“暴君”,因为他“大兴土木”、“四处征战”,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甚至还“荒淫无道”。

    假如今天的共产党垮台的话,那么,共产党毛泽东,就也是和秦始皇、隋炀帝一样,会是“暴君”,会是“荒淫无道”了。

    因为,共产党毛泽东也“四处征战”,也“大兴土木”,也是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事实上,隋朝所储存的粮食,到唐朝还在享用;隋朝所发展出的户口,唐朝盛世也没有超过。

    只不过是,隋朝的“开科取士”制度,让那些门阀士族子弟当不了官,威胁到了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就要反攻倒算罢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商鞅死了,商鞅的变法还在;秦朝亡了,秦朝的郡县制还在。

    隋朝虽然在门阀士族势力的反击下,四分五裂了,但是,隋朝的“开科取士”制度,却被唐朝继承下来了。

    因为,这是巩固皇权,维护中央权威的根本措施。

    而正是因为巩固了皇权,摆脱了门阀士族势力的掣肘,继强汉之后,中华民族,就又迎来了一个盛世唐朝。

    然而,帝王专制制度,固然是代表了弱者们的利益,但是,她也确实不是一个那么完美的政治制度。

    比如说,她避免不了皇帝的专横跋扈,一意孤行,会让一些事情变得很糟糕;避免不了皇帝的愚蠢与昏聩,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正所谓不作死,就不得死。

    唐玄宗,这个开创了“开元之治”,引得很多晚唐人士,时不时地要回想他那“天宝当年”的“英明”皇帝,为了便于管控他所治下的那些辽阔的疆土,就不假思索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与一个经略使。

    如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一事一议,干完即撤,这倒也没什么。

    然而,他的这些节度使,都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

    其实,长期的,也还是可以的,将他们军、政分开,也不会有什么事啊。

    可是,在我们这位唐玄宗的“英明”决断下,这些节度使,都是军事、民政、财务一把抓。

    这不就是从前奴隶社会中的那些地方诸侯吗?

    奴隶社会中的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权的王族,都是怎么衰落的呢?

    不就是由于地方诸侯军事、民政、财务一把抓吗?

    所以,安史之乱,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唐玄宗这个“英明”的皇帝,自己作死搞出来的。

    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再一次地让地方豪强做大,削弱了皇权,所以,就迎来了后来的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和魏晋南北朝一样,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也是有外族入侵中原,并且形成了割据政权。

    所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门阀士族们调戏皇权;而到了五代十国,就变成了军阀豪强们控制皇权。

    正是由于门阀士族与军阀豪强们,一个是以财富撑腰,一个是以武力壮胆,军阀豪强们的根基,没有门阀士族们的根基那么深厚,所以,他们就相对那些门阀士族,更浅薄,更浮躁。

    他们没有当初的门阀士族们那么高深的城府,他们不是像从前的那些门阀士族那样,通过操控皇帝,威胁皇帝,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是动不动就搞政变,自己亲自上位。

    甚至一些小的军阀,明知自己上不了位,就通过联合起来废旧立新,拥立新帝,来求得自己的百丈竿头,更进一步。

    后周皇帝郭威,就是被他的部下们背弃后汉,拥立上位的。

    可是,他所创立的后周国,却同样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被灭亡的。

    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由他的部下们拥立上位,而废黜后周恭帝,灭亡了后周国,从而建立宋朝,成为宋太祖。

    皇帝由部下拥立,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说明这个社会的大豪强们,都在你来我往的拼杀中,被耗干了精血,社会的实力,相对都转移到那些遍地的小豪强们身上了;

    也说明了,物极必反,掌握了相对实力的那些小豪强们,其实也是弱者,他们也皈依于帝王专制制度,他们也具有“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力,。

    当分裂得不能再分裂的时候,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因为,这是人心所向啊。

    大宋王朝,与大唐王朝并称为唐宋两朝。

    唐宗宋祖,是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两位帝王。

    宋朝的经济文化,甚至还盖过了盛唐时期的大唐帝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宋王朝,又完全不能和大唐帝国相提并论,她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只“弱鸡”。

    与大唐帝国的东征西讨、开疆扩土相比,“弱鸡”的大宋王朝,始终没有能够收复前朝所拥有的一些失地。

    后来的微宗、钦宗二帝,还被金国掳去;南宋小朝廷,则被蒙古元军追击到崖山而亡。

    那么,大宋王朝,为什么会在文治和武功方面,相差这么大呢?

    这其实是在于,大宋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发展到了一个零界点。

    生产技术的积累,使大宋时代的工商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

    加上和平时期经济的报复性增长,使得各行各业更加繁荣。

    单就纺织行业来说,据估计,北宋时期,就约有10万个纺织机户 。

    这也就催生出了一个新的、专门为纺织业服务的“包买商”行业出来。

    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工商业的衍生品——金融业也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

    另外,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甚至使国家的工商税收入,也一度超过了农业税收入。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比肩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力量。

    这样的社会,就是面临着一个社会形态的大转型,就是需要一个上层建筑的大变革,同时,更是要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大提高;需要有一个对于社会变革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遗憾的是,北宋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个像王安石那样,从实践中来的变法家;却没有出现一个像商鞅那样,从理论中来的变法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学术讨论氛围;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更上一层楼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儿女们,都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智慧,留下了他们所创作的《易经》。

    但是,炎黄以来,世世代代的不肖子孙们,却都理解不了《易经》,不能够利用我们祖先留下的《易经》,来指导他们的思想与实践。

    《易经》的最根本的思想,在内,是阴阳平衡,在外,是天道轮回。

    所谓天道轮回,用现在的话语说,就是系统转换。

    就是一个运动系统结束了,就进入下一个运动系统,而前后两个运动系统的性质和面貌,是不一样的。

    像《五行图》中的“金、木、水、火、土”循环性的相生相克,上一轮的“金生水”,和下一轮的“金生水”,是一回事吗?

    形式虽然相同,本质,却绝然不同。

    宋朝所面临的社会变革,是由秉性上与农业生产完全不同的,工商业生产的质变性爆发所带来的。

    这个社会变革,就意味着宋朝的社会,要由农业性的社会系统,进入到工商性的社会系统。

    因为本质不同,所以,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关系就大不相同。

    改革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要由工商业生产主导,而不能继续由农业生产主导。

    而由工商业生产主导,就要接受由工商业生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历朝历代,就“重农抑商”,想尽办法阻止土地的兼并。

    这是因为,工商业和农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产业,她们决定着她们的生产者们,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农业生产,要求的是关系稳定,相互合作;工商业生产,要求的是,捕捉商机,投机取巧;农业生产是要求政府协调管制,工商业生产是要求政府开放自由。

    如果任凭这两种生产自由发展,相互竞争,就会导致社会的思想对立、矛盾发展,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政权的巩固。

    在这种二选其一的选择题中,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社会的主导性生产,是必须鼓励的生产,所以,政府就只能是选择“重农抑商”。

    但是,宋代开始,政府不但不“重农抑商”,而且还实行恤商政策。

    北宋初年,在唐代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商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地点。

    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将军事防区变为商业贸易区。

    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地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

    然而,这是不是宋朝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看到了工商业发展的前景,所以,就高屋建瓴,在“重农抑商”与“重商轻农”的这道选择题中,重新选择了答案呢?

    不是的,这是由于常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政府为了休养生息,而不得不放任和鼓励各种生产,听凭它们自由地发展的结果。

    在鼓励民间各尽所能自由地发展的同时,能官办的行业,宋朝政府,还是尽量官办,如“盐铁专卖”等等。

    这也就表明,宋朝政府,仍然保持着“重农抑商”的执政思路。

    不过,民间的生产,在政府尽量地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发展的势头,还是十分迅猛。

    当这种生产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各种矛盾,就油然而生。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大宋王朝,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各种深刻的问题和矛盾。

    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加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于是,改革的呼声,就日益高涨。

    王安石作为一个一线官员,肯定是看到了各种社会弊端。

    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弊端背后的真正原因吗?

    他的境界,站到了足以看清问题之实质的高度吗?

    他的变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变法,实际上就是变礼为法。

    而法与礼的本质,都是秩序。

    只不过是,法家是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儒家就是要维护旧礼制,反对新变革。

    然而,王安石所面临的社会变法,虽然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但是,她的这个新秩序,却是超出了所有的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之外,是为所有的传统中国人都不能够理解与接受的新秩序。

    她这个新秩序,不要“仁义道德”,不要“三纲五常”,而要解放个性,而要自由竞争。

    这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所能够接受得了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即便是王安石这样的变法家,也接受不了。

    而且,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所面临的变法,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

    商鞅变法,是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付奴隶主贵族阶级,变法的方向十分明显;王安石所面临的变法,是工商业主和大地主相争,失地的农民与政府相争。

    而且,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工商业主和大地主,实际上,又往往是一拨人。

    只不过是,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什么身份对他们有利,这波人,就使用什么身份。

    所以,社会的表面矛盾,就表现为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表现为大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这也就极大地掩藏了所要变革的方向,掩藏了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对立的这个根本性矛盾。

    但是,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不能够抓住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对立的这个根本性矛盾,来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而王安石的变法,显然是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就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他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变法失败,矛盾继续恶化,所以,看上去欣欣向荣的大宋王朝,实际上是不堪一击。

    当然,除了这个经济基础上的矛盾之外,上层建筑方面,一心想专制的帝王,在摆脱了门阀士族的掣肘,军阀豪强的威胁之后,本想着由帝王有意抬举起来的文官集团,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武装实力,应该就是一群可以任意摆布的“弱鸡”。

    却不料,这些文官集团,也不是什么好相与,把他们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也会作妖,也会使用各种心机,来与帝王明争暗斗。

    甚至在官僚集团内部,也会产生派性,形成“党争”,致使本来就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上层建筑,更加是徒有其表,流于空转。

    这也是导致大宋王朝,一直“弱鸡”的原因。

    “崖山之后无中国”。

    宋朝的灭亡,对炎黄子孙们的心理打击是极大的。

    然而,有没有人找到宋朝之所以灭亡的真正原因呢?

    有没有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方面找原因呢?

    没有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面找原因,只有人从经济基础所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上面找原因。

    宋朝上下自私自利,一盘散沙,这就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宋朝灭亡的表面原因。

    所以,针对这种自私自利,“宋明理学”就大行其道。

    伴随着“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的,就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

    但是,不着手解决经济基础的问题,严刑峻法,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自私自利,在工商业畸形发展的情况下,就继续像妖风一样横行,继续腐蚀着整个社会。

    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是明朝腐败的结果,也导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使得中原王朝,再次败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下。

    总而言之,统一,是好事;然而,统一的基础是对立。

    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

    而在对立的前提下,矛盾的变化与转换,总是有的。

    所以,统一的形式,也要随着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汉唐之盛,是统一带来的好处。

    而宋朝一败,明朝再败,就是不知道矛盾变化,不知道及时地随着矛盾的变化而主动地改变统一之形式的结果。

    由于打败中原王朝的,是两个在文化上比中原还要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以,这种一败再败,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促进。

    这也是大汉民族败一次,还要再败一次的原因。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不知道推翻清朝后的大汉民族,会不会还是没有长进,会不会还是要继续败于北方游牧民族之手。

    但是,西方文化总算是来了,西方文化的高层次,让大汉民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所以,资本主义革命开始了,封建礼教被推翻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

    在接受西方文化,领教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不是西方民族,我们有我们自身的民族特质。

    西方文化的到来,就像卵细胞遇到了精细胞一样,让中华民族开始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

    这是一种基因组合,是强强联手,淘优汰劣。

    但是,并不是只要是西方的,就是优的;并不是只要是我们的,就是劣的。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抗西方,我们怎么没有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被屠戮殆尽呢。

    所以,在这种强强联手,基因组合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地比较,分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和劣,也认识到华夏文化的优和劣,然后,再来融合、统一、提高。

    这是一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对立统一过程。

    认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主要是要认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人类的思维方式,总的来说是靠比较,是靠焦点与视域之间的相互比较,来认识事物,认识世界。

    而在这个基础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又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东方文化是阴阳性的,就是主动地将焦点(阳)与视域(阴)对立,在通过视域(阴)认识焦点(阳)的同时,也反过来通过焦点(阳)认识视域(阴),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焦点(阳),以求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也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与来源。

    西方文化是对立统一性的,就是放弃视域,深入焦点,通过焦点内部之个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所形成的相互比较,来认识焦点,以求得事物的本质与来历。

    那么,如今,我们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要比以前更丰富一些。

    我们既要讲阴阳,也要讲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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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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