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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经济”的基础是国家信用
201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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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经济与国土证券》第五稿之十

    “资本经济”仅仅依靠操纵者的意图、意识和手段吗?“资本经济”依靠什么掌握货币的生产、流向、流量、价格、生灭、涨消?

    蔡定创、蔡秉哲两位先生在《信用价值论》中指出:“国家信用不是空洞的,而是以一国经济发展为基础,是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结晶。因此,以国家信用发行货币所创造的价值,是本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唯一的一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而又能脱离资本利润原则所产生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也是最早发生的第一笔应归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应用于全体国民福利的分配,而不能为某单一的社会阶层所用。”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什么是“信用价值”?信用价值有多大?信用价值可以有多大?信用价值来自哪里?“信用价值”仅仅局限在一国的GDP之内?为何一国的信用货币可以超出一国范围在全球流通,支持全球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

    本文作者理解:国家信用即政府信用,政府信用的来源是“信用价值”,“信用价值”是由政府政策和行为能力、以及掌控和左右大于本国GDP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规模决定的,是本国全部劳动价值的抽象化体现。

    因此,当一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能力、以及掌控和左右大于本国GDP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规模超出一国范围时,其“信用货币”也可以超出一国范围支持全球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

    本文作者理解:经济意义上的“信用价值”--即由政府政策和行为能力决定的标的物(价值载体)“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是对未来聚集性产品及聚合性知识通过“非资本价值生产”过程,体现的劳动价值走向的预期。信用价值载体可以是货币、未来税收、公共土地、有价证券、经济合同、专利权、工业产权、其他公共资产。

    因此,信用价值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可计算、可预测、可评估的客观存在,是来自实物或实体的抽象经济价值,只有对其未来价值进行评估时才会发现。即使是政府信用,也是以政府可以掌控和左右其价值规模的实物资产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为依托。

    一个一无所有、没有控制力、没有“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支撑的政府,就没有信用可言。信用货币时代,政府信用除了体现出正确政策和强大行为能力之外,还必须拥有更多来自本国GDP之外,尽可能大于本国GDP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作为财富依托。即必须拥有当期价格计算的财富之外,大于当期价格总量的更大的、具有未来预期价值的信用财富。

    如果我们不能富集、发现、挖掘、提取、积累和转换那些大于本国GDP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并据此创生更多的信用货币,本国及世界经济必将缓速发展、趋于停滞。推动世界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就是“共和资本经济”的责任。

    因此,从本质上说,“资本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资本经济”应当不断强化信用,而不是“操弄信用”,操弄信用的结果,就是在最终断送“资本经济”。

    信用价值是“资本经济”的产物,集中体现为以国家信用发行货币所创造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

    以国家信用发行货币是本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而不归哪一个私人机构所有。

    “资本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创生的推动力量,必须依靠国家信用来创造本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客观上,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就自发地创造了全民所有财产,应用于全体国民福利的分配,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就自发地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

    应当说,“资本经济”至少在货币发行这个环节上依靠“社会(国家)资本生产”(蔡定创《信用价值论》定义的,下同),从而具备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一种“惊人的发现”。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感觉那里的福利制度比社会主义中国还要完备,原来“资本经济”利益扩张需求本身,“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需求本身,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内涵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制度的内在动力。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演绎,尽管“资本经济”本身具有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但在政治上却未必承认,反倒可能成为在政治博弈中任意涂抹的画布。

    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早已不是水火不容的完全对立物(对立的是阶级、是政权、是统治者的代表性和价值观)。在各个发达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国家)资本生产方式,早已部分地得到混合安排,但这个事实却不被普遍承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愿意公开承认,甚至强烈反对,以维护自己信奉的社会制度的“纯洁性”。

    资本主义国家将早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因素都美化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许多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枉顾事实,真的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好,将自己的国家返回到以私有资本生产初期的阶段,使经济倒退。

    一些坚持教条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也否定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产生的事实,以维护理论与“信仰”的“纯洁性”。

    我们说,“资本经济”的基础是国家信用,是指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政权的操作。为了某种、某阶段的特殊利益,政权操作可以违背国家信用。“资本经济”生产货币和其他信用价值资产,却必须依靠国家信用。政权对国家信用的破坏,最终会伤及“资本经济”的产出,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正如蔡定创、蔡秉哲两位先生指出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创造信用货币,国家强制力是信用货币的发行基础。

    为什么美元能够成为国际通用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依靠的美国强大的国家力量,包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二战后,美国依靠自己的强大国力于1944年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又单方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美国强制中东石油用美元结算,用中东石油“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作为美元的信用支撑,并强制世界接受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逼迫全球各国要通过贸易获取美元,购买石油,构成一种“石油美元”体制。做到这一切的正式来自美国的国家力量,也因此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信用体系。

    撇开在美国建立“石油美元”体制过程中的霸权做法,仍然可以看到,美元作为信用货币的发行基础是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国在推动美元成为国际初级产品定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使用的就是美国的国家强制力。

    其实,在一国国内建立信用货币发行体制,也必须使用国家强制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信用货币的发行需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国际储备货币的建立也需要结合各国国家强制力的合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在国家强制力之外,任何国家都需要努力提高“资本经济”的信用价值生产能力,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积累更多的信用价值财富资源。

    或者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强制力是否就是国家信用的唯一来源?在国家强制力之外,是否还应当创造出足够的金融信用资产(信用价值财富资源)作为货币的价值支撑?

    本文的目标是,创造出一种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使它获得一个稳定价值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通过建立定向投资循环增值经济循环增值机制,使它获得稳定可控增值;第四,这个有价证券金融资产全球发行,建立国际化的发行机构,制定国际公认的发行规则。这样一种有价证券金融资产,当然可以作为货币发行的信用价值依据之一。它不是要替代国家信用,而是强化国家信用的经济价值支撑。

    国家信用除了维护主权强制力之外,还必须通过具体的信用价值生产体系、完成一定的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信用价值生产过程,让国家信用体现到一种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信用价值生产对象身上,必须让这个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信用价值生产对象具有较高的“未来现金流贴现价值”预期,这样的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信用价值产物才能成为自主货币生成的信用支撑之一。

    十分明显,股市市值提供的“未来现金流贴现价值”预期,是美元信用价值的支撑之一,未来追求的是美国替代沙特成为世界石油价格的决定者,从而为美元提供更多的信用价值支撑。人民币维护信用的也不例外,甚至更加需要具体的、以可靠“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的有价证券金融资产作为人民币信用支撑。可惜,中国的股市不能提供这样的支撑。“石油-人民币-黄金”定价体制还很弱小。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为国家自主信用货币发行(信贷窗口)提供信用支撑,就是中国的坚挺的“房地产价格”,作为“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不能崩塌,在中国政府作为土地唯一供给者的体制下,中国地价也不会崩溃。这是中国“资本经济”核心资产、中国经济核心利益所在。

    市场也相信,中国政府对此能够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并符合市场客观走势的预期,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国家信用所在,也是信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具体对象的体现。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也许房地产价格会有短期向下的调整,但完全在政府的调控能力之内,不会失控。

    至于高房价带来的问题,需要用其他市场经济手段来逐步解决。

    本文的目标,就是对提出尽早解决高房价对中国经济负面影响问题的方案,就是提出让中国“高房价”蕴藏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财富资源”,以中国政府信用为背书,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稳定的人民币自主货币流动性,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促进中美两国在“资本经济”层面深度合作、取得共赢的方案。本文就是对与这些方案相关现实利益的调整、及理论依据的探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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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陆航程,男,出生于1948年,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领导决策参考》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曾发表的文章:中央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第十三期(1983年)《从承包经济看我国农业发展前景》;中央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第二十期(1983年)《略论农业土地转让问题》;《新华社内参》第四十期(1983年)《从承包经济看我国农业发展前景》;“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1993年)《经济社会化与社会化经济》;中央党校《党校科研信息》(1994年)《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经济》。个人邮箱:luhangche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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