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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公共政策研究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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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作为安邦智库的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最为著名的学术研究活动集中于经济领域的信息分析应用,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共政策领域研究大师。在今天这篇文章中,陈功先生谈到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培养和造就,讲话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公共政策研究、年轻研究人员的发展困惑以及智库的研究模式和优势。陈功先生2011年的这篇文章应该能给当下有志于成为研究人员的年轻人一些有益的参考。

    谈到公共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各种说法,各种观点都有,在国外很多地方,根本就没这个概念,大家讲的是政策分析或是政策科学,这里就不做理论性的探讨了。咱们谈点实际的,聊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看看现在和未来这个领域里的事情,也看看将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和结果,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

    在公共政策领域做学问,必须要知道的一点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你查查百度,拉斯韦尔对公共政策学的六点界定,第一点就是,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须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前提。完了,要按照这位先哲的观点,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基本就没法搞下去了。现实不是这样,中国其实更注重公共政策的研究,从延安时代开始,甚至就是由最高层领导人亲自负责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成果一用就是几十年。后来,政治迷信蔓延,这方面的研究就处于停滞状态了。实际上,后来我们已大大地被西方国家,尤其是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云集的智库所超越。

    比如中国威胁论,那就是一个智库观点。西方智库运作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研究领域的公共关系处理,哪里有专家,就通过运作关系,动员起来,最后为智库所用。因为智库有资源,智库有关系,智库有钱啊,所以做这种事情很在行,由他们组织专家,搞出了很多的东西。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一搞出来,我们简直就是手忙脚乱,到处临时抱佛脚,找专家做反击。我们能有什么专家啊?无非就是报纸上的那些名人、名嘴、“著名的专家学者”,人家哪将这种人放眼里啊,根本不与你对话,于是我们的反击变成了自说自话,中国威胁论依旧时不时地在这里或是那里“拿”我们一下。

    所以,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在政策研究的有些方面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的确是技不如人。

    年轻人做研究须摒弃急功近利

    我在兰德访问的时候,兰德公司的人说,你们中国人来的太多了,但有什么用?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的这一套,你们学不了,也用不了!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我在兰德公司看到的情况,的确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务运作是非常专业和成熟的。西方国家对专业精神的崇拜,贯穿始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质量高,影响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西方国家搞政策研究的,项目主管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讲话节奏不快,但观点犀利,这种专业人士,很难对付。你靠调门高,一点用处都没有。

    反观我们,年轻人多,很多项目都是由急于出头的年轻人来做。弄出来的东西,要么与潮流一致,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可以说基本就是抄袭的;要么就是一味地反潮流,只图标新立异,甚至是骂街,喜欢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一套,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出名。我们的报纸也喜欢迎合这一套,今天说某教授发表了某某惊人之语,明天说某学者讲什么、什么未来大趋势。其实,这些都不是专业表现,如果按照专业精神的标准来看,都是很初级的。这种初级,还表现在项目运作时间上,我们的一个政策项目,往往只能做个几周时间,而人家要做几年,一个按周算时间,一个按年算时间,你说质量能一样吗?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的,我们也在进步的,这是一定的。看问题一定要有前瞻眼光,否则你就比老先生的心态还老。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年轻人想出名有错吗?

    年轻人总是要出名的,关键看怎么个出法。我们也有年轻人,热衷于给媒体写文章,弄些观点PK,希望能有点耸人听闻的效果,这就出名了。写文章练练笔头,这是符合要求的,但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如果就是为了写点豆腐块,帮助编辑填充版面,为了耸人听闻,那就自我降低层次了。本来是个智库的专业人士,结果却变成了报纸或是媒体编外的写手、拿小钱的记者,这难道不是在降低档次吗?专业人士没有这么干活的,大家都明白自己的追求,文章也写,但那是有话要说,为了影响力或是推广,总之是有明确目的的。所以,西方的大投行,对于研究人员在媒体发表文章是有严格的审查和条件限定的。不是说,你在投行搞研究工作,就可以随便讲话了。你看现在那些随便讲话的研究人员,要么就是被边缘化的,要么就根本不是研究人员了。

    所谓出名有道,年轻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要靠项目出名,要靠理论出名,尤其是要让自己与时代背景捆绑在一起,这样就站得住脚。能够这样做的,意味着你一定是精英了。

    可能有人说,精英算什么?我要务实的,我要的是发财。

    研究人员应该发财吗?现在“考公热”是热到发烧啊,大家为了个公务员,头都打破了,拼的是鱼死网破。搞公共政策研究的,亦官亦民,那是何等的优越地位,一个是做官员学问的地位超稳定,另一个是官员们都尊重你啊,公务员能有这优越地位吗?太困难了!很多人放弃了这种地位,放弃了智库的优越地位,居然为了一些短线的利益,去什么证券公司“搞研究”,这简直是太糊涂了。说他有些傻,一点不过分。

    作为研究人员发财是应当的,而且肯定会发财。掌握未来的人不发财,那就说不过去了。问题是你怎么发财?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大多数人一生当中,大多数时间是在积累,是在苦干,要发财也就是几年的事情,就那么短短的几年,于是一生的财富就都有了。说白了,几十年在积累,几年在发财,几年发了一生的财,就是这么回事。没人总在发财的,有这样的人吗?你说企业家是一直在发财吗?不是的,如果说是,那是你不懂行,不懂企业,真要做企业,你会发现企业大多数时候也是在积累,通过再生产,利润又都出去了。所以,在这上面,大多数年轻人是异想天开的,区别仅仅在于,或是自己本来就是异想天开,或是为他人压力所迫异想天开。

    要知道,精英就是要有精英的生活。你要有点理想主义色彩,搞公共政策的,不是理想主义者,那简直不堪设想。最后弄出来的东西,真的可能会严重缺乏想象力,贫乏得像一碗白粥,到哪里都是被打发的货色。至于务实嘛,如果你的企图心从来就不高,那我们可以谈谈这个,其实我们的政府总是很关心务实者利益的,街道经常举办的各种就业宣讲活动,就很适合这种务实的人去听听的。当然,这些都是极端,正常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是有点理想主义,也有点现实;还有的人有时候是理想主义,有时候是现实的。年轻人嘛,这些都正常,但你得早点打定主意,下定决心,否则就得靠削足适履,除非为你特地打造一家机构,否则谁也没法用你了。

    其实我们讲精英,很多人不懂的,一辈子如果有机会能够与时代的脉搏绑在一起,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不比再造一个马云要强?要讲有钱,你能比现在的马云有钱吗?事实上,作为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在中南海就谈论过马云的企业前途,你将来起码是有机会决定马云这种财富人生命运的人,这就是精英!所谓时代的脉搏,就是主导和发现,你是明白人,别人都是梦里人,这就是精英。但凡是精英,总是与奇迹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要追着奇迹和梦想去,不能太现实,那很愚蠢,什么叫明志?聪明就是起码的明志,有明智才有明志,年轻人一定要明白这样的道理。

    大家都是年轻人,再来聊聊创新。创新总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话题,根据媒体的报道,现在是一个“创富时代”,很多人有个点子,一上市就成亿万富翁了,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啊!有人想过其中的真相吗?

    西方国家是个严谨的社会,你一出生,一辈子基本就被安排好了,从摇篮到坟墓,都基本是确定的。有着几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稳定社会,其实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很难有奇迹,很难有机会,除非你搞创新。于是,高科技精英产生了!只有高科技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稳定社会只开了一道窄门,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都是这样的,从这道窄门走出去,大学没毕业,人家搞高科技了,最后成了亿万富豪。西方的媒体一报道,大家总算发现,这么没有机会的社会,居然也有人能找到机会,那在西方社会还不是大新闻?后来,我们追风的媒体跟着来,跟着一些从西方来的专家学者一起来,但夸大其词,结果就演绎成了“创富时代”,这其实是将偶然当成了必然,不惨败才奇怪。

    创新,就是细致的研究,是杰出的、带有发现性质的成果。创新就是发现,没有发现就没有创新。在公共政策领域,我们是强调创新的,但强调创新,不是强调发财,我们是为了时代搞研究的,我们是为了社会发展搞研究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未来的生活和命运,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质量的发现和创新。但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发财,你还能决定谁的生活和命运?

    想象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地渴望能拥有自己的亨廷顿,自己的克劳塞维茨,自己的拉里·金,自己的马克思·韦伯,自己的马汉,自己的马歇尔,自己的弗里德曼,自己的凯恩斯,一句话,我们要自己的思想家。可我们现在有吗?没有,我们有的是一帮乱嚷嚷的人物,有的是废物,有的是名嘴,有的是演员,总之是娱乐人生,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但就是不是思想家。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社会,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人物,只要你能够真正在思想领域里面进行创新。

    左上、右上、右下、左下依次为:

    亨廷顿、马克思·韦伯、弗里德曼、拉里·金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站在前台还是后台呢?如果我们是杰出的,是否就意味着来到了前台?西方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一种概念,叫做“旋转门”。智库的学者,从这扇门里面出去,就成为了官员,今后还会从这扇门回来,继续当研究人员。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现在还不可能这么做。不过,据我所知,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已经允许这样的操作存在,已经有人从研究领域转而从政,“学而优则仕”的人真的是有的,“商而优则学”的人也是有的,这不令人奇怪,只是都是在某个角落,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所以,基本上算不得存在“旋转门”。

    从智库的角度来看,站在后台,始终是主流,是要坚持的方向。你不能越俎代庖,忍耐不住,跑到前面去,摇旗呐喊,取代了官员的地位,这是很犯忌的事情。哪怕仅仅是有这种思想,也是不应该的,这与智库的本质是有冲突的。一旦这样做,智库本来比较超然的客观地位就会丧失,甚至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和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智库有的时候,也要作为政策的客观解释者而存在,这也是智库的重要作用之一。这种时候,智库就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但毕竟这是应官员的要求所做的,通常都是偶一为之,从专业角度对各种政策进行解释,因为客观,所以能服人,因此也算不上“前台”。

    总的来说,搞公共政策研究的,素质摆在那里,视野摆在那里,所以个人发展的机会和空间都比较大,这大抵是现实,今后更是如此。

    智库的研究模式及优势

    在研究模式方面,很多年轻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总担心,自己的专业是不是对口的问题。其实,公共政策这个领域的研究,本身就是边缘的、综合的、交叉的,这几个概念一说,你就应该想到,其实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对你是什么专业的基本不关心,关键是你的理想主义情结在哪里?你是否愿意持续地苦学、苦干,奉献忘我的热情。如果您具备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忘我的热情”,那么恭喜你,我认为你成为优秀公共政策研究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了。至于实际的研究模式,最重要的是追踪研究和实证分析。

    很多时候,要对一些问题保持追踪式的研究,西方的智库也是这样的,他们有专业人员从事某一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一搞就是几十年的。比如中央情报局就有专人长期研究苏联时期的罐头生产问题,兰德公司也有专人在研究中国的高层政治,搞的很有特点。所以,追踪式研究是智库的基本研究模式,有的智库,比如安邦就借助26个数据库来完成这种追踪式的研究,要求做简报式的产品,将追踪的成果记录下来,进行评估。所以,安邦对大小事件随时有观点,并非是偶然的,这是追踪研究体系的成果。这是体系的力量,不是个人的力量。一般来说,追踪式研究的优点很明显,来龙去脉很清楚,事务的演变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时间序列中的各个节点很可靠,很清楚,不是传说中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就比较可靠。至于实证分析,这里就不多谈了,因为那是最基本的,很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一问题。政策是实践中的东西,离开了实证分析,怎么可能?

    年轻人感兴趣的事情,可能有一个就是“在哪里搞”的问题?

    用现在的话说的通俗点,就是你在哪里混?还有传统点的说法,就是你在哪里高就?总之意思都一样,做公共政策研究的,在哪里比较好?实事求是的说,我个人以为,现在最好的地方是大学,一般的来说,大学里面的要求宽松,你看那些大学老师,来去自由,随便喷吐泡沫。尤其是有的著名大学,本来就有现成的高层管道可以利用,这样的研究条件就非常好了。当然,有的大学现在要求你要自己找项目,自己要花很大精力去找钱,这就很麻烦了,这就不如研究机构性质的智库了。因为研究机构性质的智库,一般都有自己的市场,有自己的客户群体,有相对固定的运作模式,你只是加入其中,将精力集中于完成知识积累,锻炼自己的发现能力,搞出东西,当然这压力就小很多了。

    要注意的是,搞智库研究,有没有高层管道很重要。我们看现在有智库名头的多不胜数,但大多数是吹的!你又不是搞纯理论的,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影响力,没有高层管道,人家根本就不知道,那就只剩下靠吊嗓子喊了,最后有没有影响力,基本完全靠运气了。有鉴于此,有志于搞公共政策的年轻人要知道,出来“混”最好不要选择什么证券公司之类的地方,这种地方干脆就一本正经地赚钱去,就别想弄什么公共政策了。因为你在这种地方搞公共政策研究,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基本都是瞎胡闹,用的都是二手或是不入流的信息,靠“传说”骗骗股民还成,玩真的,肯定是不行的。

    总的来看,现在玩得转的“成功人士”,有钱有名望的,无非就是政府的、大学的、传媒的、娱乐的,但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智库的。现在的政府,对智库的声音还是将信将疑的。现实中,越是务实的官员,越是不听智库的声音,他们喜欢自己来,他们总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急于实践。这种官员很多,但现实正在急速变化,现在官员之间PK已经不是你那里有多少奔驰车了,而是你有什么样的智囊团?另外,高层政治的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是务虚的官员,越是高层级的官员,越是要倾听智库的声音,因为要凝聚有效的信息,要辨识信息,还要不断刺激思路,这些离开信息都不成,离开智库也不成,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所以,年轻人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知道不同的时代,奇迹和梦想是不同的,娱乐正在成为过去,忧虑而严肃的一代即将到来。别再看不清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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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铭:再谈“引进外资”2019-01-31
    2019/1/31 20:00:41
  • 以为经济学无关意识形态,这是太幼稚了。无论是任何经济政策,不可能同时有益于全体人。减一部分人的税,则意味着另一部分必然被无形加税了。货币放水,同样的道理。即使整体经济处于景气上升期,貌似全体都是受益者,但是,那些掌握资本与权力的精英阶层,必然是最大受益群体。当整体经济处于下行衰退期,貌似全体都是受害者,但是,那些远离资本与权力的底层阶层,必然是最大受损人群。尤其是,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在出现恶胀时,塔尖集团的财富却是遽增的。所以说,经济学必然带有阶级性,存在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如果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盛行资本原罪论,倡导公有制经济学,那是痴人说梦。西方经济学中不提阶级性,这正是政治正确的反映,不提阶级性正是阶级性的表现,因为它默认剥削有理。
    2019/1/31 18:33:12
  • 本人也闹不清楼主究竟是在想说什么。
    2019/1/31 17:57:50
  • 关于智库,对一国的发展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为提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建议与“国际接轨”,国家只出资购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没有必要养一大批只会“三呼万岁”的闲人。
    2019/1/31 16:27:01
  • 这是一篇好文章,并没有东拉西扯。他谈的是一个好的研究者的价值观和研究态度,例如不掺和意识形态。总的说,陈功的文章尚算中肯,言之有物。
    2019/1/31 15:58:16
  • 作者心态暴露无疑,这样的文章东拉西扯,不知所谓,是毫无价值的。
    2019/1/31 13:01:18
  • 草根网就是一个平民的智库,官员们大约更不会正眼相看了。但走自己的路,又何必在意别人的正眼呢。
    2019/1/31 11:27:40
  • 此文,人家兰德怎么怎么着,咱们多么卑微,我陈某有幸如何...此外 有干货吗
    2019/1/31 10:53:04
  • 这类泛泛而谈,有价值吗?!
    说价值,比如,今天贸易谈判中。我的理解:地球不能承载过多人口。一说保持12亿,人类可永续生存发展。一国即有14亿,怎么办?减!但这个裁量权决定权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贸易谈判本质上归根结底是一方欲强取此裁量权决定权。智库,我们的研究探索应聚焦在这样的事关民族国家命运的重大题目上。说成名、待遇...如此琐碎-太低级从而太小儿科了 罢!
    2019/1/31 10:47:02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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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集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北京城市学院竞争情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学会的理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体改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93年创办安邦咨询公司,开创了我国本土信息分析事业。二十多年来,在信息分析领域有着大量的著述,专长于政策分析及研究,在财经问题的预测和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界和财经界人士所广泛关注。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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