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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面对房屋拆迁中不合作情况及其积极意义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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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特定建设行为范围内需要拆迁的房屋往往比较多,又在空间上是同一的,因而有必需的必要性,以致于房屋拆迁工作经常不可避免地或轻或重地面临最后通牒博弈的困境状态;而最后通牒博弈一旦发生,就会越往后困境和难度越大。而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法律保护,及时斩断最后通牒博弈的非理性对恃状态,纯粹在《民法》和《物权法》的理想保护(即绝对物权)意义上,放任行为自由的结局就是最后通牒的灾难性结果。这是早就由数学家通过数学模型和数学方法证明了的。(参见拙著《房屋拆迁与征收研究》第四章“房屋拆迁的博弈研究”之“从最后通牒博弈看房屋拆迁困境”)

    虽然合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方式,但作为被拆迁户的房屋所有权人有拒绝配合的行为自由,而且这种行为自由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是理性选择的一种自由的自主的合理的意愿与行为方式可能,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是其努力获得最大收益的一种理性的行为手段。而且又由于特定建设行为所需范围里往往存在多个房屋所有权人,最后通牒博弈行为会以群体方式被反复进行,就进一步社会性地叠加出现多次博弈的现象;而在此理性的博弈过程中,囚徒博弈、斗鸡博弈、智猪博弈、位置博弈等方法和情况都会发生,导致其间问题的难度急剧地增加,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大。

    面对现实,智慧的人们,既然能够理性地发现并深入分析其间问题、困境和风险的规律,就应当可以现实地在现行法律条件下,寻找到避免以最后通牒博弈为代表的诸多博弈困境,进而避免或减轻博弈行为再社会性地叠加造成种种复杂而尖锐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又尊重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他们在行使权利时自由自主自愿的选择权的落实。事实上,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早就存在于《合同法》中,譬如我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这样的智慧方法,就能让房屋拆迁的风险不只落在作为拆迁人的建设单位或作为征收人的政府头上,也能有条件地分散到房屋所有权人头上,让矛盾和风险通过利益的杠杆在主动和被动的当事人双方之间辩证地均衡移动,而不是一脚踩进滥泥潭陷在里面难以自拔,并让对立的矛盾灾难性地社会性发酵。

    真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此以前,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实践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困境、矛盾和风险情况,进而找到并使用相似的解决方法。而在我国房屋拆迁工作中,早在2004年,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浙江省浦江县就曾试水“模拟拆迁”的做法,一举取得成功,并摘掉“信访大户”的帽子;之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先后于2008年、2014年、2016年尝试进行模拟拆迁和模拟征收的模式,均获得成功;2014年武汉市硚口区内燃机宿舍片项目中,首次成功试点“预征收”的做法。

    模拟拆迁和模拟征收(预征收)的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法律依据之外,还有深刻的行为规律和社会原因,也有其积极的社会实践价值和文化意义。为了模拟拆迁和模拟征收(预征收)的做法,将来能一般性地被广泛应用于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社会实践,最终实现立法,我们有必要对其积极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归纳。

    一、这样做的好处,能从法律秩序和制度上,使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合理合法地积极有序地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并化解房屋拆迁工作中的博弈风险及其行为困境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损害,从而有效地管控成本和风险,让我国城市建设工作和谐有序地进行。由于我们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以前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现在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我们称模拟拆迁和模拟征收(预征收)的做法,为第二条道路——即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行政许可制下的房屋拆迁和行政征收行为模式的另一条道路。这是积极让房屋所有权人自愿自由自主地参与、由市场规律决定并检验的处分待拆房屋的行为方式;让投资行为(主要指拆迁行为的相关资源的投入行为)科学合理地规避直接投入可能发生的以最后通牒博弈行为为主的博弈困境和风险,进而理性地避免尖锐对立与比较宽范围的强制。

    二、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给出自由协商的途径,让作为权利人的房屋所有权人自主地参与,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利益诉求,把决断权交给市场,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符合市场规则,经市场检验能取得足够多的当事人理解和支持的,就实施;反之,就放弃。这一方面要求新的建设行为确实具有比较高的优化特征,能够创造比较多的利益,并能进行利益让度——有足够多的利益让身处其间的房屋所有权人分享;另一方面要确实是房屋比较破旧、基础设施比较差的地方,才有比较强烈的改造意愿,才能在适当利益让度的情况下取得作为利益相关人的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市场价值规律为主导的自由的拆迁行为,由房屋所有权人在当下实现拆迁的价值收益与未来机会性收益之间进行均衡性比较、理性选择,最终自由地民主地决策。

    三、积极立法,秩序性地规范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并让权利人参与未来优化的建设行为的利益分享,有利于属于新生产力的建设行为在双赢状态中实现,有利于和谐地建构并发展新的生产关系,进而有利于从经济基础意义上从处分民众重大利益的角度开始积极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建构与发展。这种做法之所以是科学的合理的,就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尊重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相信并尊重了当事人的基本理性。在市场自由自愿自主的意义上,至少房屋所有权人是理性的,肯定亏本不做生意,自己房屋因建设需要而被动地被处分,总要能够适当地改善居住条件,让房屋保值增值,才会自愿地支持配合;而且作为优化行为的新的建设行为也有此能力,其行为主导者也应有此开放的思想境界、让利意愿、尊重权利人的权利并与之合作。这就是有补偿的帕累托改进,其具体的改进方式就是双方自由自主自愿地协商并理性地由市场交易和民主选择的社会性规律作主,来决定一个建设行为的行与不行。这为有让出先拥有空间的权利人参与分享未来建设行为的利益提供了合理的渠道,能够促进他们理性地支持城市改造建设行为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政府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是否合理提供参考标准,还能推动政府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朝合理的方向正确发展,并能灵活地面并调整补偿标准需要适当变化的环境较复杂的艰难地块的房屋征收工作,从而让作为被征收人的房屋所有权人理性地合理地享受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的伟大红利。

    四、这种积极的做法,有利于政府从复杂尖锐的矛盾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不再强势地强力介入,不再使用并透支政府信用。政府主要从宏观规划的发展要求、土地出让、规税费政策掌握上依法行政,有限地作为;就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而言,大多数人理性地进入合作状态之后,政府只需依法面对并征收数量较少的个别非理性状态的房屋所有权人,工作量极大地减少。这样就保护了正常理性的大多数人,让他们自觉地进入比较理性的状态,而不是以前那种单方面由政府主导、在利益面前纷纷在攀比中纠缠着进入非理性状态的现象。从而把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从以前比较容易让权利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进入非理性的不合作的态度和行为困境中拯救出来——即所谓绝对理性的利益博弈的争夺的恶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避免社会朝着不合作的非理性的趋向于恶的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在走向善良的法律和秩序状态中运行建构新的行为关系和行为秩序;同时让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真正得到尊重、正常理性有表达的渠道并有选择决定的机会,最终能够快速地理性地面向发展和谐地以自由自主自愿地协商的方式建构新的生产关系;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社会的文化的正常发展和建构,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发展。

    1、这样的做法中,通过自由协商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自然是适当的,也是正当的。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与公正的实现。这是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行为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合理地平衡然后高效地运作,进而在法律上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法律精神。

    2、这样的做法,科学合理地尊重并积极利用大多数人都有的群体性理性,能化解群体性矛盾于无形——积极而又理性地以合作的态度和方式试探性地推进腾出空间的协议工作,进而主动避免群体性的尖锐矛盾,把政府从难以解决的尖锐矛盾中解脱出来,让政府只需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依法行政地征收剩下的15%到20%的房屋,能以具体实践的方式严格实实在在地证实特定建设行为是否真的受群众欢迎,是否真正具有较广泛的民意,进而顺应民心,顺势而为,有利于特定建设行为的推进实施,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观念的具体实现。

    3、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在经济基础意义上尊重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尽量最大化地积极合理地实现其利益,让与之相关的权利人理性地自主决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寻找民主的实现方式。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观念的发展和具体实现,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又一实现方式,也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合理实现。在合理的利益和理性正当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和民主原则自由地决择,也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公平和正义。

    4、这样的做法,用法律和市场的方式把其间的利益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真正负责地积极推进特定地段的城市建设,既是可进可退的试探性做法,又是真正有利于老百姓的负责的做法。这是积极面向发展的,积极地给条路走——即政府主导的行政道路之外的市场道路;而且由于这种做法是市场行为为主导为主体的,所以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有利于国家积极地走向富强地发展之路;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以契约和法律保障为条件的法制体制,有利于从经济基础意义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事关老百姓个人及其家庭重大利益的房屋被需要而被处分时深度地真正地讲究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签订合同后契约双方以诚信为基础履行合同,违者将被依法制裁。这中间明确地有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包括法制的强制力和强制原则)在起作用。

    5、这样的做法,把因建设需要而处置房屋的行为,从以前由政府主导并承担的相关权利人在所谓绝对理性状态下进行利益博弈式争夺的恶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真正得到尊重,进入正常理性状态,有充分表达的渠道,并有自由自主的选择和决定机会,让相关权利人在正常的理性状态下自觉自愿地走向合作,这是理性而又善良的,有利于整个社会友善地朝着发展的方向进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

    6、这样的做法,让权利人在比较中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与渺小,进而积极参与到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优化行为中去,并将其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来做,也是社会性和敬业精神的合理实现,在相关的服务工作中也能实现并体现自己的社会性和敬业精神。这在发展建设中,要求作为当事人的权利人不能一味地局限并执著于自己的小我,而要有尽可能大的整体的全局观念,在合作中实现自己、他人、建设方和政府的多赢局面,从而在发展建设中实实在在地让大家都受益。这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发展着往大的方向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践与实现。

    五、这种积极的做法,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责任。在市场选择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相关权利人应当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利益诉求,遇到旧房密集地区、在经济意义上没有开发建设价值(即从开发角度衡量的不良项目地段)时,相关权利人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减少补偿的增加额度,这样策划中的建设行为就要经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选择与检验;进而避免政府责任式地一刀切——谁也不愿让步的困境,跳出仅挑开发价值比较好的地段改造的也是“不充分负责任”的局面。

    在以前只有政府进行拆迁或征收的单一体制下,只要一拆迁或征收,就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强制需求,并由供求价格规律(有多少存在就需求多少,而供给却可能不愿意,以致供不应求)强制性地提高作为被拆迁/征收对象的房屋的价格,房屋所有权人自然会刚性地提高自己的补偿要价/要求;这是明显高于房地产市场行情的,必需正确地面对其间的规律,让它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才有利于拆迁与被拆迁双方和谐有序地协商双赢地形成合作关系。在此法律上只有政府行为的单一的一条路走的情况下,一方面开发价值比较好的地段的老百姓就比较着要求分享更多的利益,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他们的补偿安置不致于太高,但由于缺乏对于其合理性的比较参考,于是位置对立的矛盾就不正常地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当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人要价过高时,要么导致作为拆迁人的建设单位的合理利益受损,要么建设单位被迫停滞或放弃拆迁工作的进行;这种情况进入房屋征收的法律状态以后,导致政府要么认可那些比较高的不公平的要价,整个城市的房屋征收系统性地增高,建设改造进度减缓;要么政府不认可,征收工作的难度增大,征收进度变慢,建设改造进度也被迫减缓;尤其是旧房较密集的开发条件较差的地段,就算政府主导,其房屋征收工作也难以推进,以致长期难以得到改造,住房困难、旧房安全等问题也比较严重却难以解决。

    通常特定地段,在一定时期里,其现状是一定的,规划建设要求也是有底线的,譬如规划间距要求和与之相应的高度限制,水、电、气、车位、通讯管网之类基础设施配套,以及与居住水平相适合的房屋建筑设计等。这是特定地段在一定时期里进行了改造建设必需实现的刚性要求。在保住底线的基础上,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较高标准和较高水平的设计优化和建设。而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人也是有其最低的刚性要求和理性的,如果其最低的刚性要求达不到,别说政府不能同意,老百姓自己的理性也不会答应。此做法,可以让政府从尖锐的房屋拆迁或征收的矛盾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到进行法律政策服务、技术要求和技术服务上去。相信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有积极向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权力,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提供基本法律保护的同时,既要在最基础意义上保护老百姓的权利,又要面对复杂的情况,可以允许通过奖励和补助的方式让相关利益人分享未来建设行为的利益,也应当能够允许个别地段(位置比较差、房屋密集的地方)适当调整相关权力人的利益水平,否则,要么一些地段不能顺利地进行改造,而被迫延缓,而长期不能发送居住条件;要么在等待一段时间之后,问题严重了,由政府出台新的优惠政策(譬如把棚户区改造政策简单地推广应用到旧城改造中),给予税费减免和财政支持,最终由纳税人负责。

    而如果能够合理地采用模拟征收的方式,就能在房屋所有权人的增加收益上多一条市场的道路来,制订出由老百姓自主协商,并决定拆不拆的问题,就可以在现行体制、模式和利益分配关系状态下,由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人理性地适当降低自己的要求,而从房屋拆迁的难度和成本两方面内在地推进特定地段的改造建设工作。具体适当降低到什么水平,理论上由市场说了算,有市场的价值规律的刚性保护和要求,也有现实的条件限制,有法律政策的基本保护;特定的改造建设行为最终能不能实施,由市场各项因素综合地决定。此时,国家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提供灵活的能进能退的法律政策服务和支持,同时授权政府部门实施必要的监管,并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政策服务。

    如此两条腿走路,允许市场价值规律在房屋征收补偿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做法,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们之所积极主张这种对现行法律体制进行适当突破的做法,有市场规律、法制理性的支撑,并在研究这些规律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地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这里主要指旧城改造建设)中去,也是理论自信的积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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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71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1992年毕业于邵阳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现邵阳学院)建筑系,1992年至邵阳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工作。喜欢阅读和思考,业余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明创造。
我的所有文章,包括哲学、文化理论研究文章,都摘自拙著《纽带论》,35万字,正寻求出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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