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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 - 江涌首页
促进平衡发展,维护国土安全
2018-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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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历史上,中国疆域张缩幅度很大,国土安全一直是个大问题。国土安全问题常常集中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国土分裂也集中于边远地区、贫穷落后地区、战略能力难以达到的地区、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治理的地区。国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内部矛盾持续积累,不断激化,最后分崩离析;国家孱弱,外敌入侵,蚕食鲸吞;内部矛盾,外敌介入,内外勾结,分疆裂土。对国土安全构成最大威胁、最大危害的是国家内部的分裂势力,因不平衡发展而被边缘化则是分裂势力孕育成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不平衡发展,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与增长极或增长地区相对应的,往往是迟滞地区或失落地带,在增长地区是财富、信心的积累,在失落地带常常是矛盾、怨恨的积累。今天,中国国土安全面临的威胁有边境领土争端、领海岛屿争端,有台独、港独等,但是最主要的威胁在于国内分裂势力的成长壮大,随着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积累,西北这一中国的安全屏障、战略纵深,在国土安全中的态势愈发突出。

    一、西北地区关联国家诸多安全

    西北边疆是国家安全的屏障。西北边疆,在和平时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在非常时期,则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保护内地安稳的屏障。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概念,“世界岛”是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合称,“大陆心脏地带”是东欧和中亚,麦金德认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②]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发展了麦金德的思想,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③]。根据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既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也是至关重要的“边缘地带”的一部分,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体系中的多元结合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④]

    西北地区是国家战略的纵深。西北地区资源富集,矿产丰富,品种齐全,储量巨大,分布广泛而且相对集中,全国已经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绝大多数在西北都有发现。新中国建立以来,西北地区的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资源需求缺口不断增大,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而地处“心脏地带”的中亚,富集油气等矿产资源,通过经由新疆的油气管线以及铁路运输,直接可以将这些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由此获得便捷、可靠的能源资源保障。美西方搞霸权强权,倚重的是海权优势,中亚及中国新疆作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远离海洋而深处内陆,美西方鞭长莫及。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美西方都想且都在努力置喙插手,最终在付出极大代价后而不了了之,望之兴叹。因此,从今往后,中国只要经营好“上合组织”,取得俄罗斯的谅解与支持,与中亚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中国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就能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脏”,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把西北这一昔日的社会发展的一贯后卫,调换到经济建设的前沿。因此,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纵深。

    虽然美西方国家力量难以进入“心脏地带”,但是宗教的民族的跨国境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渗透,在该地区非常而且日益严重。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笃信伊斯兰教的中亚5国独立,中亚旋即成为伊斯兰扩张的地缘政治的新空间。因为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的抵御能力,中亚出现了所谓“历史回归”,逐渐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活跃地与聚集区。由于宗教、文化、历史、民族等诸多因素,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东突”“疆独”等反动组织,以中亚为依托,与中亚的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亚的国际恐怖主义等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那里,获取精神与物质支持。因此,活跃于西北的宗教极端势力、暴恐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西北地区是多元文化走廊。西北地区最具特点的一个符号就是文化,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曾经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地,如儒家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荟萃;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如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蒙古草原的畜牧文化荟萃;是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如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荟萃。西北地区有50多个民族,其中,藏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以西北为主要聚居区,既有世居的,也有外来的;既有原生的,也有融合的。其中有9个是跨国民族,像柯尔克孜就是吉尔吉斯,乌孜别克族就是乌兹别克,达斡尔就是鞑靼。“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国际关系与族际关系内涵,又兼有政治与文化内涵的特殊的人们共同体”。[⑤]少数民族人口占西北边疆总人口60以上。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与佛教,分布在西北边疆23个世居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十余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土族和裕固族等信仰藏传佛教,信教人口占该地区人口的一半。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意识根深蒂固,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难解难分。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西北文化的民族性与历史性,正在遭受世界性与宗教性覆盖替代的威胁。正因如此,国际反华势力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口民族宗教问题,引发各种事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煽动民族分裂,制造动乱。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北地区各项发展指标,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教育文化卫生水平等一系列现代化指标,都落后于东南沿海。但是,有一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方,这就是人口出身率与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脆弱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就学就业压力加大,社会稳定压力加大。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民族关系非但没有与时俱进,与人口增长俱增,而且在一些地方一些时段还更趋紧张,增长、发展与安全、稳定总体上没有呈现正比例关系。

    西北处于中国地势第一、第二阶梯,是中国生态的天然屏障。西北地处内陆,加上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的阻隔,太平洋与印度洋暖湿气流难以抵达,造成降雨量极少,蒸发量大,干旱严重。外加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合理,如灌溉农业,以及水污染,导致缺水严重。与此同时,西北是诸多大江大河的源头,如三江源,是中国的“水塔”;也是诸多江河的重要流域,如黄土高原,上游水土流失,使得中游成为地上悬河,整个地区生态脆弱,河流、湖泊趋于萎缩,甚至干涸。西北地区汇集中国内陆河流,诸多内陆河流,上游水源减少和过度使用,下游生态恶化,沙尘暴不断发生。即便如此,西北地区依然是中国诸多濒危物种栖息地。因此,生态最为脆弱的西北,偏偏又是中国生态安全的屏障。

    二、中央政策倾斜扩大了东南与西北差距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向东去,水往低处流,财富向东南积聚。相对于黄金与石油“黑金”,水是“蓝金”,南方人喜欢依水而居,因为水代表着财富。扫一眼中国地形图,就能直接感受到因地势的不平与发展的失衡,集中为东南与西北的发展差距。辩证看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利有弊,适度差距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增进共同体的活力,但是差距太大,难以望其项背,则不利于稳定,威胁国家安全。

    西方发展经济学,有诸多关于促进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其中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若干个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在增长极中创建一个或多个推进型企业,以促进这些地区的飞速发展。等到这些增长极和增长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逐渐向外围地区和其他不发达地区扩散,最后达到所有地区较为平衡的发展。[⑥]

    中国农耕文明曾以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创造了长期辉煌,载入世界史册。然而,进入近代,中国的生产力停滞了,在西方工业文明开启后,它便落后了。比较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曾经出现先进与落后层次不一的生产力,层次不一的生产力在中国近代形成一种积淀,历时的展开转化为共时的结构,这样便有了总体落后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新中国之初真是一穷二白,机械化生产力在工业总产值中只有17%,工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6%,少得可怜的近代新式工业,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二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沿岸,三是东北中长铁路沿线,四是零星散落于少数矿产资源丰富地带。大西北,近乎与近代新式工业无缘,在总体上已是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可谓无比的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着手努力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不过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经历着扩大——缩小——扩大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政策选择。改革开放前,中国实现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1956年发布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均衡发展的经典文献。在该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一五”期间(1953-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涵盖所有工业门类,实际建成150个项目,包括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和44个军工项目,覆盖17个省区,大部分在东北和中西部。156个项目真正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历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基础,使中国由农业国迈向工业国。1964-1980年在陇海线以南、京广线以西、韶关以北的中国腹地即“三线地区”,展开持续大规模工业建设,覆盖13个中西部省区,投资2052.68亿元,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400多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下,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工业与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中国工业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区发展差距,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沿海地区进而东南地区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是,这也使得一度缩小的沿海与内地、东南与西北的差距又被拉大,而且在政策、市场以及地缘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差距被不断拉大。

    对东南沿海地区,政府一直给予优惠政策。1980年设立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给予这些特区与城市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利用外资审批权,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三减两免”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收所得税,税率一般只有15%,而且往往只会更低,中资企业的税率是33%。特区外汇留成100%,沿海省份为50%,内地省份是25%。东南沿海的特殊政策,培育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使得长三角、珠三角一跃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涓流效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然而对广大西北地区更多的则是“回波效应”与“极化效应”,使得东南与西北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有选择的地区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了沿海地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不符的是,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随着国家发展而逐渐降低,而是在不断扩大。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如相对充裕资本、较好基础设施、优惠外国投资、熟练廉价劳动力,内陆地区的有限优势,如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只能是相形见绌。富裕省份长时间并没有发生期待中的向贫穷省份输出资本,因为贫穷地区投资无利可图。沿海和内陆省份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在教育、预期寿命、住房条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上都表现得很明显。这种鸿沟能确保富裕省份和工业化城市持久从内陆获得廉价劳动力,将使差距更大。要扭转这种趋势不能依赖市场机制,必须实施一项较大的、更注重平等的发展政策。[⑦]

    实际上,特殊政策会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造成扭曲,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的局部获益以牺牲全局利益为代价,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由此造成整个社会效益的损失,远远大于局部的经济效益。特殊优惠政策加强了沿海地区的向上“累积因果循环”,即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西北地区的发展劣势更加明显。在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已经培育出三大经济圈、一系列增长点,经济实现增长的良性循环后,中央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非但没有及时取消,而且还不断加码强化,时间推移到21世纪的今天,自由贸易区这样的政策优惠,依然集中在东南地区。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各地区的特点和条件,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地区经济梯次推进战略构想,以不平衡增长、波浪式前进的方式,期望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富,“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88年他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开放,……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⑧]同一屋檐下,同在一中华,让一部分地区数代人一直承受着相对贫穷落后,是很不公平的。经济是基础,发展差距拉大,基础日趋不稳,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自然不断上升。90年代中后期,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计划在20世纪末遏制差距拉大势头,21世纪前半叶逐步缩小差距,后半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市场机制调节强化了东南与西北差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市场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市场运行规律集中体现为资本积累规律,即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其结果必然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裕的孤岛被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而且,放任市场机制的调节而不加干预,那么资本积累机制的效果就会不断强化固化,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难以逃脱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地区的经济体系是个日趋开放的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亦即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基本上是从属于美元的体系;西北地区属于人民币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主要靠自我积累、而积累又流向东南的体系。近代西方势力从海上渗透入侵以来,东南地区便趋于外向,相对于内陆,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开始是“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分工,赚取并积累美元,融入美元体系,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不断强化发展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理长期宽松于人民币管理,使得东南地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生产力、积累率、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越来越大。

    东南地区进行美元套利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中国的资本项目被牢牢管控,逐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低端技术、低利率美元,而且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廉价环境(对高排放高污染睁一眼闭一眼),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多年来,起先是西北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断地供给补充到东南地区,进入“中国制造”,而后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如出口转内销)中,西北的资金也被金融机构投资到东南地区,西北的销售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东南地区的“中国制造”,西北地区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并购,逐渐失去了自主增长能力与积累能力。

    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且不断加码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国际资本蜂拥中国东南地区。1979年到1991年期间,全国外资项目41998个,沿海占89.7%。不断扩大的“出口退税”等经济举措,以及外商享受各类超国民待遇,将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推向极致,假外企、假外商纷纷涌现,各类真假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转移定价实际减少了政府税收,“出口转内销”实际消耗的是财政补贴,这样严重而长期的经济扭曲,实际是抽瘦补肥,是逆向转移支付,是经济逆向调节,将西北东北的发展机会转移、堆积给东南地区。

    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资本项目开放是不断引进外资的必然。国际经验显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抵御日益强大的涉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势。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增值套利。但是,国内外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值潜力的概念资产、概念股票,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又是集中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和大城市)一飞冲天,“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猪你涨”等投机炒作轮番上演。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等你追我赶,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繁荣。如果这些泡沫类似啤酒泡沫、咖啡泡沫,那么尚有一丝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啤酒、咖啡的味道更好。然而,当啤酒泡沫、咖啡泡沫超过啤酒、咖啡本身时,严重的问题便出现了。

    套利投机盛行,给东南地区带来巨大财富效应,东南与西北的财富差距,比生产力差距、收入差距要大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⑨],极差地租应当归集体主要归国家所有,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在一线城市,例如两个北京市年轻人结婚,那不只是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两个公司的合并重组。为什么?看一看,北京市的那些独生子女,每人因为继承父母、祖父母的房产,而实际拥有两三套房子,一套房子一般就是一两千万,拥有四五套房子的新家庭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在三板上市的那些企业,诸多年报收益不过千万。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地区基本没有得到。此外,进一步的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同样依旧集中在东南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地区比西北地区更容易获取资产性收入。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看,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局面,是非常不公的,非常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两类因素相互作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中国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对差距。客观地说,不平衡发展战略取得相当的成功,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一跃而起,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与此同时,东南与西北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认为,经济一旦偏离初始均衡,就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在的反方向力量推动才会回到均衡位置。在中国,无疑,政府就是这个反方向力量,但是时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弱小而需要培植的市场,政府也不再是以前那个一呼百应的政府。尽管在90年代后,中央政府有着日趋强烈的缩小地区发展的意愿,但是相对于市场,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影响力、调动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能力、干预经济增长的手段,在不断减少、变弱。所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政府已经很是用心用力,但是实效总是差强人意。

    综观世界历史,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态势,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北地区的发展状况近似。当时,美国南部地区加入国际分工、进入英镑体系,经济效率,尤其是资本积累效率,实际上比北部要高,大量劳动力和资源都被吸引到南部,美国试图通过营建美元体系以实现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根本不可能,如此南北矛盾日趋紧张,最后只有通过战争加以解决。美国曾经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引起国内矛盾激化,应当值得我们关注、借鉴。

    然而,今日中国比当初美国更加复杂,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即中国西北地区是战略纵深、文化走廊、生态屏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宗教力量活跃的地区,当然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而体现出来,问题更加复杂。

    四、起事于东南、收功实于西北的警示意义

    史圣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表述: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吏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下,所谓天助,实则人和,人心向背也。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立国西北而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两宋之际,江南物长,富甲一方,然而内忧并外患,国破家亡。两宋以降,起事东南而收效西北的重大事例,尤其是政治事例也是屡见不鲜。共产党经过长征由东南而西北,建立新中国,屹立世界;国民党立足东南,依靠江浙财团,一事无成,败退孤岛。正面而言,得西北得天下,西北固而天下安。消极来说,未得西北难得天下,抑或,西北乱天下乱。改革开放起事于东南沿海,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开放依然是进行时,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在西北和东南、全国上下是否浑然一体。

    古代中国,东南与西北是一个界限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大致以中原(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为原点而确立的坐标。即便在地理学发达的今天,中国的东南与西北的概念仍然是游移的。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还有一些科学基础的话,那么京广线长期被当作东西分界线,人为痕迹太过于明显。然而,有一条人为划线,却有着科学基础,同时还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历史检验,这就是“胡焕庸线”。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在文中的中国人口密度图上,作者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画出了一条大致倾斜45度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两部分(不包括海洋国土),这就是“胡焕庸线”(Hu Line,或Aihui-Tengchong Line),是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1956年瑷珲改称爱辉,1983年又改称黑河,故该线又称“瑷珲—腾冲线”、“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400毫米降水量是一般树木能够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中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人为画出的“胡焕庸线”因为基本重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所以比较科学地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

    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西北,占全国64%的土地,只有全国4%的人口,在此线之东南,占全国36%的土地(后经精确计算为43.8%),分布着全国96%的人口。1982年、1990年、2000年中国进行的第三、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基本不变,“胡焕庸线”东南的人口分别为94.4%、94.2%、94.1%。“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该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胡文《中国之人口分布》发表之时代,到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胡焕庸线”以东还包括东北大片地区,不仅人口比较密集,而且经济、科技、文化等都相当繁荣,是中国财富(物质与精神)的富集之地。但是,近几十年来,在市场化进程中,东北落后了,尽管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的战略,但是落后的东北,在“振兴”中仍然不断趋于塌陷。今天的东北不仅资源趋于枯竭,经济趋于萧条,科技文化也趋于迟滞,就是原来相对密集的人口,也不断流失。淡去了东北,“胡焕庸线”在榆林-张家口-山海关一线被横截,如此,在长城以南、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恰恰便是中国的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对。

    就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是工业化(包括手工业化)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过中国近些年来的城市化过程有些奇异,即城市化被高度房地产化、开发区化。在土地财政的烘托下,城市化-房地产化产生了明显的财富效应。在长城以南、胡焕庸线以东所框定的中国东南,占有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级差地租的主要部分,城市化之房地产化所带来的财富正效应更加明显。外向的市场经济,即经济国际化,加上房地产化的城市化,以及如火如荼的经济金融化,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新生社会阶层,少数先富一族,以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城市无产者兼具农村小私有者,对于这部分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农民工二代,身份的尴尬日趋突出,留不下的城,回不去的村。他们处在不平衡发展的裂缝中,而当他们生长于西北,恰好又是少数民族兼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时候,相关问题复杂性总是会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患多半乘着内忧兼程而来。以中国的庞大体量,无论如何都是世界一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伟大目标。因此,遏制中国崛起,扼杀中华民族复兴,也是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孜孜以求的战略。一部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西方列强劫掠中国的历史,而且中国多次面临被肢解的险境。其中,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直接成了摆上西方刀俎的鱼肉,十分侥幸的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劫后余生的机会。西洋虎视眈眈未罢,东洋狼子野心上来。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⑩]的方案,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已经比较成功地将中国置于四分五裂的境地。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国土保持相对完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完成了新中国生存阶段的保主权、反分裂的任务。

    肢解分裂中国是反华势力的一贯战略。1999年,一个身世模糊的台湾岛政客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给国际反华势力献计献策: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并呼应日本极右翼,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

    分裂肢解对手是西方强权的一贯做法。冷战结束,美国独霸。美国从欧洲也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令印巴分治,阻止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20世纪末,美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东帝汶从印尼独立。根据美国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机会。”[1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显示揭示中国深度不平衡发展的胡焕庸线-长城线,理论上就是中国国土安全的一条裂缝。有鉴于此,胡焕庸线-长城线不仅成了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分割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发展差距的分割线,也成为外向与内向、美元经济区与人民币经济区的分割线,而今无意中又成为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土安全的警示线。

    [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②]【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0页。

    [③]【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④]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岳麓书社1987年,第37页。

    [⑤]张新平《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⑥]郭熙保、陈澍《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⑦]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494-495页,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8期。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⑨]“土地价值之增加,咸知受社会进化之影响,试问社会之进化,果彼地主之力乎?若非地主之力,则随社会及增加之地价,又岂应为地主所享有乎?可知将来增加之地价,应归社会公有。”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2页。“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同前)第297页。

    [⑩]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1] 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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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畿之地尚无支柱产业,何以兼顾边疆。
    2018/8/5 10:11:27
  • 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在西部,国家政策性投入也要开始向西部倾斜,这不仅是有经济意义,还有战略意义。中国似乎国土大战略纵深也长,但是不均衡的发展会形成被攻击的要点突出,现在的战略纵深并没有想象的那样。
    发展的同时要时刻准备打仗。
    2018/8/5 8:20:34
  • 资本主义,资本家,哪有顾全大局的。
    2018/8/5 2:51:31
  • 需要国家主导的新产业布局,重启新三线建设。
    2018/8/4 10:28:52
  • 国内地区间诧异的急剧扩大,埋下国家分裂的隐患。
    2018/8/4 1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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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9年出,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新著有《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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