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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系列挑战,维护战略安全
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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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今日世界,不仅仍有纷飞战火,更有诸多无硝烟战争,各种力量明争暗斗,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国家安全,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家安全,更需要详察。要详察就得深谋,要深谋就得远虑,要远虑就得有战略。维护、塑造国家安全,需要登高望远,胸怀大略。唯有理论深度与历史跨度,同时兼备现实温度,针对实际问题,如此才会不失战略高度。

    一、战略方向与战略抉择

    有道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①]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国矢志不渝的战略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实现百年目标与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向,唯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不二法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②]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况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③]

    其次,“中国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自从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道路”是制度创新之路。创新成为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的强大动力。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但凡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制度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效。最明显最成功的制度创新当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有、私有与混合所有的优越性都发挥出来,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出来,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调控职能都利用起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例如,因为有社会主义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在高铁、核电、航天等很多关键领域才会从无到有,人有我优;因为有国有企业这一大国重器,才能有效应对跨国垄断,民族企业、中小企业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为有了国有企业主体军、私营企业生力军、跨国企业雇佣军这样的“三军”,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才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才能顺利推进;正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做保障,中国才不会在较短时期出现两极分化,进而引发社会震荡与动荡,确保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实现“两个一百年”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审时度势的战略抉择,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十三亿中国人,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⑤]老路,对内,就是前苏联曾经走过的僵化保守、故步自封、追求纯之又纯且笔直又笔直的高度计划的发展道路;对外,就是西方历来所遵循的、当今美国所奉行的“国强必霸”的老路;邪路,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生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才能维系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局。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冷战思维、零和观念余毒犹存,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妨碍和平发展的力量始终存在,而且还有抬头与强化态势,因此在和平发展潮流之外,动荡危机,战争革命,存在着一股反潮流的力量。

    二、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要相像可以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即可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然会进行各种干扰,明里围追堵截,暗中下套设阱,努力使中国这一快速奔驰的列车缓下来、慢下来、停下来,最好是迷失方向,偏离道路,走上老路邪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⑦]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既然直面伟大斗争,就应当合法斗争、科学斗争、艺术斗争、坚持不懈地斗争。“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⑧]

    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多年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浸淫,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成了“理性经济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终日盘算着“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于是乎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怕丢分,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是什么羽毛?这是什么形象?故作开明姿态嘛!你在某些人那里形象好了,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的形象就差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就差了。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党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⑨]

    斗争的复杂性。曾经有一段时期,在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舞台上,活跃着各色人等,有指责中国为“修正主义”甚至声称“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国际反华势力,有摩拳擦掌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内外联手一起“扳倒中国”的境内外敌对势力,有“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体制外反对派,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党内民主派,而舞台底下藏污纳垢,公知大V,魑魅魍魉,灰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蓝色的新自由主义,粉红的民主社会主义,形形色色。一时间,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城城欲摧”。然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徙木立信,励精图治,内政外交国防出台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治党治国治军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一度乌烟瘴气的中华大地,又恢复了朗朗乾坤。不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⑩]马克思主义的装扮者往往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得更加地讲政治,更加地具有斗争精神,但是实际工作中,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要么暗中梗阻,使用蘑菇战术,要么将政策措施极端化,故意制造或恶化矛盾。因此,伟大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激烈。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夺取伟大斗争的胜利,而且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干部队伍是关键。“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1]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斯大林因此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口号。领导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么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2]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决定着两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

    近些年来,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很多部门、很多地方,但凡能够发家致富或能做大GDP的,就是能人、专才。在经济指标越来越硬,而道德尺度越来越软的同时,法律纪律却不能及时地挺在前面。于是,塌方式腐败,规模性蜕变,系统性潜伏,见风使舵的如过江之鲫,稀里糊涂的更是不一而足。因此,反腐防谍永远在路上,清理整饬干部队伍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977年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因此首要问题是事业吸引人,事业留人,吸引留住那些原则立场坚定、理想抱负远大、能办事办好事的各类人才。

    三、战略资源与资源战略配置

    确保正确的组织路线,以及用正确的组织把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真正不走样的贯彻下去,都需要合理而充沛的资源。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实,这正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所反复强调的,党领导一切,提纲挈领,抓住要害。毛泽东主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4]共产党要治国理政,实现百年目标与伟大梦想,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得国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5],这需要庞大的资源支撑。“党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党和政府要近乎掌控国家的一切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国家的很多优质资源掌握在党外、体制外各类主体手中。党和政府在诸多方面而且将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因为资源有限而捉襟见肘,甚至英雄气短。在关键时期,于关键节点,资源以及资源配置问题,往往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16]然而,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绝对优势、近乎绝对垄断,到如今三分天下不足其一,而且在不断推进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占比例仍会不断降低。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安全,以及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经济操控的经济安全,“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17],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8]

    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人是最能动的要素;在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上下五千年来,中国在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影响力,与生生不息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定比例密切相关。10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35%(世界3亿,中国宋金1亿),2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30%(世界12亿,中国4亿),1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25%(世界16亿,中国4亿),200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21%(世界62亿人,中国13亿),2014年中国内地人口13.64亿(不包港澳) 占世界总人口18.84%。预计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人口18%(世界78亿人,中国14亿),50年后中国占世界人口10%(世界100亿人,中国10亿)。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穆斯林、黑人、拉丁美洲人口的占比不断提高。此外,在中国人当中,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加快加重、青壮年身体素质不高、育龄妇女生育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问题,日趋突出。事物的性质是由一定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在中华民族人口正在发生历史性量变之时,应当深谋远虑,防止量变演化为质变。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预言,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世界。粮食、能源与货币都是战略资源、战略要素,必须从国家战略安全视角加以统筹应对。

    君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供给是农业的核心。粮食不仅只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战略物资,一种政治手段。中国历史上齐国对鲁国、越国对吴国都使用过粮食战,世界历史上美国对夏威夷、对海地等国也使用过粮食战,导致后者的混乱、臣服或依附。当今,来自美西方的ABCD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作为大宗商品的粮食早已被高度金融化,华尔街在粮食市场(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可翻雨覆雨。世界粮食从生产(如种子)供给到交易定价,主要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是现代化的核心。能源尤其是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石油不只是一般能源商品,事实表明它早就成为一种“政治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筹码,成为国际较量的政治武器。美国学者克莱尔在《资源战争》一书中说,石油对美国而言不是意味着燃料,而是意味着权力。地缘政治的实质是资源政治,中东富藏石油,因此要控制石油,首先要控制中东。1988年与2000年“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的布什父子,先后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并相继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确定的军事主动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从而为能源与金融寡头获取垄断与投机收益。

    著名银行家乔治?索罗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19]卡尔?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可以说是有关资本研究的极品,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即便如此,马克思也认为,“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20]1971年经由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纯信用货币,也就是说,美元已经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但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凭借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与政治经济秩序、凭借其在世界范围内培植的代理人组织体系,硬是把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烘托成“美金”,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关键货币。由此,从美元铸币税、美元计价结算、美元储备、美元衍生品、美元国际环流等一系列美元产品与服务中获取巨大收益,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为维护霸权,美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充分发挥军事(掌控能源资源运输通道)、金融及其机制(掌控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的定价权)、科技(信息技术)等综合优势,对粮食、能源与货币等战略资源的操控一刻也不会放松。通过科技发展,如玉米酒精和生物柴油,打通了粮食与能源的关联,把美元这一美国发行主导的世界货币,建立在“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联合支撑的基础之上,使得一度危机四伏的信用货币美元更加稳固;通过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用美元计价与结算,美国控制了粮食、能源的定价权。这些战略资源,世界各国尤其是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须臾不可或缺。如此,使得美国霸权有了有效的杠杆与支点,有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

    综观国际市场,各行各业横刀立马的近乎都是垄断寡头,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只是存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中。然而,我们不少专家学者或重要决策人员,却执拗地相信“世界是平的”,可以立足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粮食、能源问题,把美元当成“美金”无止境地加以储备。2004年,中国采购美国大豆,遭遇巨亏,大豆期货多支付15亿美元,大豆加工行业亏损80亿元以上,相关中国粮企油企纷纷陷入困境,一举被外资渗透甚至控股。中国的粮食城防由此打开缺口,2017年大豆进口超过950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90%,豆油压榨量80%为外资控股或参股,豆油价格、品质等均为美资控制。正是在经历一个个巨大损失而得到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有了如今前所未有的安全意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21]但是,与美国的霸权霸道霸气的做法相比,我们的应对通常只停留在个别局部,还比较初级,理应在战略高度综合统筹加以应对。

    四、安全和发展并重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富、经济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没有赢得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明显竞争优势,共同富裕的目标依然遥远,因此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而且,发展还要有一定的章法,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言以蔽之,最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是其最鲜明的主线。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突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一再强调“安全是头等大事”;发展并不自然带来安全,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只会越来越多。当今世界,闷声不响发大财已经越来越难。有鉴于此,要实施安全和发展并重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到维护发展不停步、应对威胁不手软;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可持续发展都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条分缕析各类风险后,一个清晰的结论是,违背基本发展规律就会带来极大不安全,即根本性风险。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规律,在各领域发展过程中,违背该领域的基本规律,就会引发风险,带来安全问题。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原则进行等价交换。只有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才会有利可图,个别劳动时间低越低,利润空间就越大。因此,价值规律要求经济主体必须努力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产出,即效率原则是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基本原则。违背基本规律与基本原则,依靠或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从事经济建设,把社会运动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结果只会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规律,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为防止因财富占有与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矛盾恶化而令共同体解体,公平正义这一基本社会原则便呼之欲出。公平正义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基本权利,要求共同体遵循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论语》有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都悟出了“公平正义”这一看似浅显、实际深刻的社会道理。

    经济领域讲求效率效益,讲求个人理性,通过竞争机制彰显个人利益,并努力使得个人利益极大化。社会领域追求公正公平,追求群体理性,个人要服从群体,确保群体利益极大化,合作、服从、秩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共同体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倘若将经济规律肆意运用到社会领域,一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滥用,势必导致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违背社会规律,造成社会领域的混乱,国家治理的混乱。

    现代国家政府有多重职能,集中体现在不同层次的阶级专政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阶级专政职能是取得或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代表本阶级即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各种权力机构(暴力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现专政,对本阶级实现民主,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为本阶级谋福利,以此来不断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公共服务职能,即执政党为本阶级服务的同时,也要为大众服务,甚至要为不支持或反对自己的选民、大众服务,实现基本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气象氛围,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在两大职能的矛盾组合体中,阶级专政职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或决定着公共服务职能,颠倒主次,或以一种职能替代或否定另一种职能,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政治风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策动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政党主次职能颠倒,甚至否定阶级专政职。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因为不当发展,中国的生态安全问题越发突出。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2]习近平总书记因此而概括,“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23]

    尊重发展规律,就能确保安全;违背发展规律,就会带来风险。在国内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在国际上也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为体量巨大且开放发展,所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外部正效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因为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都得到了不少经济好处,跟着中国一起富了起来。但是,当美国意识到如若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中国就将取而代之时,一系列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策略如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纷纷出台,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在中国周边,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台海、南海,到中南半岛,到印度次大陆,处处都有美国的魅影,扇风点火,骚扰中国,搞乱中国。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国家,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纷纷倒向美国。是谓“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或“发财靠中国,保命靠美国”,这就是所谓“周边安全陷阱”。该陷阱很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缺失,反映出在安全与发展的统筹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注重杠杆与支点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国的战略安全要大,目标宏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护航;要深,深谋远虑,深耕细作,着眼国家核心与重大利益,从维护安全到塑造安全,引领塑造国际新秩序;要远,登高望远,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占据人类道德高地,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战略安全应当是在主义定向前提下的问题导向,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顶层设计。“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24]战略安全,必须充分借助杠杆与支点。

    充分发挥情报力量的作用。战略安全应当直面国际斗争,有效应对国际斗争,必须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英美称霸世界治理世界一个成功的经验是,公司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协同推进,英镑英军英谍、美元美军美谍一个都不能少。公司企业拓展海外利益,把本国货币撒播世界,即货币国际化;情报机构及时发现现实或潜在风险,也包括发现利益;军事力量做后盾,巩固利益,清除风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兵如神,情报先行。情报搜集具有知彼进而也具有知己的作用,在关键时刻,于关键场合,情报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为商业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所不能。情报机构就是有效应对国际斗争的不可或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美西方国家不仅独自积极致力于情报活动,而且还拉帮结派、组织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络,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组建的“五眼”体系(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积极分工搜集并分享情报。情报机构可以全面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际博弈服务,当然也包括为商业竞争服务。例如,1994年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订单,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该交易有不光彩行为,于是积极介入,敲法国人的竹杠,最终迫使空中客车公司把煮熟而到嘴边的鸭子交给了波音公司。

    稀土,内含世界上稀有但是十分重要的金属,是一个典型的战略资源。但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把它当作一般商品向国际出售,而且因为大搞“有水快流”,国有、集体、私营、各类合作合资企业蜂拥而上,彼此间恶性竞争,最终让稀土卖出粪土价(相当于南太平洋小岛出口的鸟粪价),宝贵的战略资源肆意被消耗、被浪费。铁矿石,地球蕴藏十分丰富,是一类普通的大宗商品,但是中国曾经多家企业独自进口,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选择一家与中国多家(一度高达12家)企业谈判,各个击破,而且还策反了北京大学毕业生胡士泰作为商业间谍,清楚地掌握了中国钢铁行业、企业的底牌和筹码,如此一个普通的大宗商品,活生生地演绎了“豆腐盘成猪肉价”,约略估计的经济损失在8000亿人民币。稀土贱卖,铁矿石贵买,只是中国利用国际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因为当“菜鸟”被宰割的范例,其中不难看到的是,不仅没有战略,连基本的策略也没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情报、谍报力量在关键时刻扮演关键作用。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使用情治力量参与相关竞争与博弈,但是在相关竞争与博弈中,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防谍意识。

    科技是一个重要杠杆,科技创新是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25]

    近代西方,之所以能超越东方、凌驾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重视自然科学,致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而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就是战略安全的强有力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火药的出现与广泛使用,颠覆了昔日的刀光剑影,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曾经凭借快马弯刀而四处征战的彪悍匈奴而后蒙古大军,彻底成为过去,解除了千年来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区区三万士兵(七千英军加上两万多潮州勇士)胆敢发起鸦片战争,而且竟然打败了几十万清军(包括一度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将割地赔款的屈辱强加给文明古国、泱泱大国的大清帝国,凭借就是坚船利炮所代表的领先科技。有鉴于此,极少数清醒的中国人大声叫喊,师夷长技以制夷。

    科技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作为生产力,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政治文明,这也是普通大众最能切身感受的。然而,科技也是破坏力。火药可以开山辟地,显著提高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能力,但是火药也可以用于人类自相残杀,火炮炸弹的杀伤力比刀枪剑戟不知要大多少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谓是真正的毁灭性力量。科技总是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促进发展,一面则是危害安全;使用得当,促进发展,使用不当,危害安全;在好人手里可以用于发展,造福人类,在坏人手里,可以危害安全,损害大众。不过,有一点很清晰,越是先进的科技,两面性就越突出,杠杆作用就越明显。中国要想赢得对美西方全面而牢靠的竞争优势,彻底扭转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比美西方掌握更多、运用更好的科技杠杆。

    金融也是一个重要杠杆。前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强调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第一条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条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26]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2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28]

    美国拥有超强的金融实力,金融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主义能为美国统治集团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华盛顿与华尔街——作为前台两个不同分工的伙计——沆瀣一气,合伙共谋,一个寻求政治利益,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附庸;一个寻求经济利益,谋取甚至劫掠对方钱财。所以,今天的美国,搞霸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美国,往往既要钱,又要命。乱社会、乱政治与乱经济、乱金融,一体两面。多年来,华盛顿往往在明里挥舞政治乃至军事大棒,华尔街在暗里布下金融罗网,大棒搅乱社会、搅乱政治,搅得相关国家人心惶惶,市场动荡,华尔街便通过金融做局而赚得盆满钵溢。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很早就成立开放社会研究所,孜孜不倦地研究、策动“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对策,在实施“颜色革命”的同时,伺机发动金融攻击。很多国家在应对“颜色革命”时,往往顾此失彼,好不容易平息了“颜色革命”——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损失惨重——丢失了钱财。实际上,没有经济实力支撑,政权最终也难以为继。

    有了杠杆,还需要支点。我中华崛起之长征大致历经三大阶段,即站起来做人,富起来成人,强起来当巨人,从救亡图存,到发家致富,再到拥有掷地有声的国际话语权。[29]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30]中国由富到强,必须实现几个跨越,在国际上,一个重要的跨越就是进入印度洋。印度洋周边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资源,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与制海权的中心。“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31]谁接近了印度洋,谁就接近了世界资源,从而也就接近了世界政治;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资源,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作为“巴铁”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捷径、战略通道。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口出豪言,给我一个支点,一个足够长的硬棒,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国家战略安全中,光有杠杆还不行,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支点。如果货币是杠杆,那么支点就是国家政权,可以借其实现体系性剥削,掠夺整个国民财富;如果资本是杠杆,那么支点就是企业,攫取剩余价值,实现对劳动者个体的剥削。国际金融寡头,正是借助资本扩张与经济金融化,逐渐控制一个个国家的货币,而后实现体系性剥削。

    “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当前与长远两大时机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如果“一带一路”是杠杆,那么巴基斯坦就是重要支点;如果中巴经济走廊是杠杆,那么瓜达尔港就是重要支点。因此,强化杠杆、夯实基点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巴基斯坦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称霸或治理世界的丰富经验,如网络同盟国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实际上,都是让杠杆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支点。中国永远不称霸,而且彻底抛弃霸权主义,但是寻求更多更好的海外支点,对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都有事半而功倍的积极意义。

    作者: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①]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讲话(2013年4月7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⑥]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⑧]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26-27日)。

    [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⑩]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1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0月8日)。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6]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6页。

    [17]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12日)。

    [18]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4日)。

    [19]【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825页。

    [21]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上的讲话(2014年12月23日)。

    [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2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24]《荀子·劝学》。

    [25]习近平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2014年1月6日)。

    [2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7]江泽民《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7-428页。

    [28]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1月3日)。

    [29]江涌《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5页。

    [30]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31]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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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是把大政策讲了一下,没有递进的新观点。或许只有将理论和实践要相结合,才会有深刻的体会,才能挤出一些好观点。
    2018/8/3 16:59:46
  • 写的好像很厉害,但是没什么实质内容。国家管理是门巨大的课题,综合性极强、难度极大,做不好是正常的,出问题是肯定的,只有正视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出路。光在那里吹吹捧捧只能误国。
    2018/8/3 14:25:37
  • 想起一旦战争爆发,如中日和海峡统一战争爆发,美欧日会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中国,跟美国跑的会有多少周边国家?今天,美国制裁伊朗,还要制裁跟伊朗买石油的,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实体工商企业管理个人,心里打什么九九?
    当世界各国争先恐后或者屈服美国淫威时,这世界已没有独立自主和主权。
    2018/8/3 9:18:52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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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9年出,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新著有《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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