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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 - 江涌首页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生态安全斗争
201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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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生态安全是由水体、土壤、大气、森林、草地、海洋、生物等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威胁和破坏的状态,以及应对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公布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核心指导思想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一、维护生态安全必须同时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先人早就领会可持续发展。“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①],道理很简单,“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②],森林烧毁了,野生动物没有藏身栖息之地,来年当然也就没有猎物了。所以,必须依照自然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国家依照自然规律来有序地安排经济活动,最终使得老百姓不愁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国家实现太平就有希望了,依照当今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王朝、所有统治者都能明白,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的深刻而长远意义。四大文明古国,在很久以前,只剩下了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都消失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善待自然,而最终被大自然惩罚了,除名了。这个解释也很适合中华大地上的“楼兰”、“高昌”等古西域那些绿洲王国,这些一度兴盛甚至称雄一方的王国,因为扩张无度,发展无序,最终因沙进人退而消失,留下的只是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遗址以及文学家们无病呻吟的慨叹。

    所以,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④]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告诫后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⑥]大自然胸怀博大,对于遵规守律的芸芸众生,通常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大自然也锱铢必较,对于贪婪无度的莘莘愚氓,通常也会给予严厉惩罚。

    历史教训众多且深刻,但是后人很少鉴古以知今,不断重复着昨天的愚昧故事,对自然索取无度,持续破坏自然。而当自然最终发出威力,人们受到自然的惩罚报复时,才知道自然的伟大神圣,才会毕恭毕敬小心翼翼,才急急忙忙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大自然似乎越发脆弱,人类一边竭尽攫取破坏,一边努力修复改善,修复改善的速度程度往往赶不上攫取破坏的速度程度。于是乎,跨阶层、跨领域、跨国界、跨区域的环保力量纷纷涌现,环保话语越来越响亮,以至今日,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但是,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人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人类所能努力且有所成效的只能是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熵值(系统的紊乱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⑦],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存在物,人具有自然和社会之双重属性,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劳动把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改变了自然,即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本身。劳动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对立统一中实现相对和谐。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劳动出现了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⑨]劳动者为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而劳动,而不是劳动者的正常生存发展而劳动,如此使得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越发突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扰乱”。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⑩]当今,日趋严重的世界生态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与物质财富增长,物质财富增长等同于资本积累。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资本积累就是资本雇佣劳动,把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公有财物转化为私人财物,把有限的自然资源无限量地加工成经济财富。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少数人财富的积累,一端是多数人贫困的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积累正是资本积累规律下的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正是人与人的矛盾激化的映射。

    基于异化劳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在自然界的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是人与人的矛盾的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深化。生态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凸显,更深层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利益斗争的结果。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正本清源,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有根除劳动异化、社会异化,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界的异化”,才能解决自然问题,解决生态危机,从而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处。

    生态环境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保护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态问题的研究分析,认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前提。今日世界,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些资本家的理性上,一些国家的觉悟上,一些国际组织的行动上。“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11]要想真正解决生态安全问题,必须从社会制度这一基础层面着手,寻求社会变革。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他任何道路只能是技术性的、一时性的、表面上的,最终都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唯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方可实现。也唯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人的和解。[12]

    二、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从中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集中体现为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例如,人类为了生存,通常逐水草而居,但是水草丰富充沛的地方容易出现洪灾,这样大洪水,以及如何抗争水害,如何治水,在东西方的文献中都有很多记载或描述。人类社会正是在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走向文明。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直至今天,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恰恰是中国的最大不安全。发展集中为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能力。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条件总体上就比较恶劣。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很多地方不适宜人类居住,高原大山巨川、荒漠戈壁盐碱地远超出半壁江山,西北大片区域降水稀少,有的地方少得终年可能无一滴降雨;东南冲积平原的“鱼米之乡”也易旱易涝,旱时,可能颗粒无收;涝时,一片汪洋泽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诸如水灾、旱灾、地震、风雹、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病虫害、森林火灾等各类灾害应有尽有,每年都会频繁发生,而且灾害共生伴生现象突出。正是生存发展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中国才不会有所谓“资源魔咒”,中华民族最终培养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一系列优秀品质。

    正是与自然的斗争、对自然的改造,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史上最为辉煌的农耕文明,无论是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还是历史故事(如大禹治水),都集中反映出中华儿女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豪情壮志,鼓励一代代后人不屈服“自然秩序”、超越“自然安排”的精神意志。浩瀚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基础部分,正是这一历史性伟大斗争的结晶。试想,没有都江堰的建造,就不可能有“天府之国”;没有京杭运河的开凿,怎么会有南北的融合发展;没有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何来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例如,正是有“大禹治水”的自然斗争,才有部族、民族融合的人际斗争(治水的指导思想是以邻为壑还是守望相助),才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斗争(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需要全国一盘棋)。

    今天的中国,自然生态状况在很多地区很多情况下,非但没有改善,而且有的更加恶劣,更加脆弱。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适宜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门槛——开发的面积仅有180余万平方公里,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陆地国土空间的55%,在一些地方杂乱无序的工业化的影响下,这些生态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地区更加脆弱。城镇化如火如荼,但是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受地球变暖、地质活动活跃的影响,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多年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遭遇过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占国土面积70%的山地高原区域,山体崩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由于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自然灾害总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危害。过去,在国家积贫积弱、生产力低下的情形下,每一次自然灾害,不仅直接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而且往往引发次生、伴生或衍生灾害,甚至大规模人为灾难,如旱涝灾害引发饥荒、内乱甚或外敌入侵。天灾导致人祸,人祸也会加剧天灾。内乱甚或外敌入侵导致无政府、弱政府状态,国家治理能力衰弱,从而使得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危害更加严重,养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淮河长江时而不时泛滥成灾。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听天由命,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自然,任由自然灾害肆掠。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科学手段以及更大的能动性。“三大改造”甫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就向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发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3]

    科学合理评判一项发展战略与安全政策,一定放到特定历史时期、既定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考量,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套用当今的、世界的环保标准或自然规律来评价、做结论。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山东莒南县委工作组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14]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风潮,“向地球开战”。河北省遵化沙石峪村成了新愚公精神的典型。沙石峪村,距离遵化市区东南20公里处。解放前,沙石峪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之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勤劳朴实的沙石峪人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400亩荒山变成良田,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今天,一些不知深浅的学者,肆意批评沙石峪人愚与笨,劈石造田,破坏自然,不会用集体搬迁或外出打工的方式灵活以对。实际上,所谓愚公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一家一户一人可以搬迁,可以出走,整个中国往哪搬?全体中国人民往哪迁?不战天斗地,行吗?“愚公精神”在于直面困难,敢于担当,艰苦卓绝,玉汝于成。

    中国如今已是世界坐二望一的经济大国,然而仍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人口财富密集在“胡焕庸线”以东与山海关以南,拥挤在大中城市,广袤的西部地区,人迹仍有罕至;广大的农村地区,人烟愈发稀少。这都是生产力低下或发展不足、不能适应自然的集中体现。在河北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调研考察时强调,“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5]

    三、与破坏生态环境作斗争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同各种自然灾害斗争中,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减少自然束缚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而且不断发扬光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与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即透支自然、破坏生态,最终恶化了中国人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很多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剜肉补疮、得不偿失。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自然生态空间过度挤压;土地沙化、退化及水土流失不容忽视;水资源严重短缺;城乡人居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挑战;气候变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等等。

    因此,在与各种自然灾害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与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积极努力保护自然,修复自然,恢复自然平衡及其应有的生产能力。保护自然与修复自然应当确立自然界地位优先的思想理念,如此方能尊重自然规律,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表现不仅局限在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体,而且指不管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自然条件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16]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也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17]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必须投入人类劳动,劳动和自然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因此,必须确立自然地位优先的思想,没有自然,没有完好的自然,失去正常生产力的自然,也就失去财富创造的条件,甚至失去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定时空中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危机状态。引发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自然本身问题,这一点应当不可忽视。恐龙灭绝,科学家主流意见就是自然环境恶化,不能怪罪人类穿越到六千五百万年前去破坏毁坏自然环境;今天的地球气候变暖,就有一批科学家认为,地球自身变化可能占据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更有人类不当或过度活动导致的,集中体现为市场失灵、政策失误以及科技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市场失灵。资本主义发展把市场调节机制推向了极致,理性经济人(人格化的资本)用市场杠杆把对财富的追求推向极致,导致市场失灵,负外部效应(外部不经济)越发严重。资本逻辑与积累规律,有使一切物品趋向稀缺化的倾向,从而使之变成可以交换获利的商品。没有土壤的污染,有机农产品绿色产品不可能奇货可居;没有水体的大规模污染,作为水的星球,水(瓶装水桶装水)就很难正成为水贵如油的商品;没有城市的空气污染,度假村农家乐海景房等也很难成为城市中产阶层蜂拥追逐的对象。短短几十年间,在中华大地上,包括劳动力、土地、水等近乎一切物品,都成了商品。

    其次是政策失误。人总是有缺陷的,政府是人的集合,自然也会有相应的缺陷。当然,政府作为一类有机组织,可能减少个人缺陷,也可能放大个人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政府成为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甚至还有自己的私利,这是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主张。有鉴于此,决策失误、政策失误就难以避免。在中国,过去一段时期盛行的以经济增长(GDP数字)论英雄,“先污染,后治理”等等破坏生态恶化环境的举措,也是政府积极推动或默许认可的。

    第三是科技不确定。科技是生产力,与此同时,科技也是破坏力。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如果不当或过度使用,也会破坏自然生态。科技集成进步,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态势;作为破坏力的科技,既可以通过“创造性毁灭”来破坏自然生态,如新技术替代就技术,造成原有生产能力(表现为相关各类物资)的浪费,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也可能直接就是“毁灭性毁灭”来破坏生态,如塑料的发明使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近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据环保专家测算,海洋里沉淀或漂浮的塑料物品比人类数量还多。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后起的、专心致志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原本具有一系列的后发优势,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比如原来工业化国家犯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理应可以避免。但是,实际上,中国眼睁睁地踏上了一边生产一边污染,而且水体土壤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大河上下,很少没有污染,大江南北,很少不被污染,真可谓“国在山河破”,[18]以至于不堪重负,表现为相关各类疾病高发、不孕不育比例越来越大、相关社会矛盾越来越普遍而尖锐等一系列恶性后果。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9]中国在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斗争中,既有不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生产力相对落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相当突出,依然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法治道德建设比较滞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发展与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包括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生产),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改善修复工作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发展理念、法治道德建设等等在不断推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不仅奠定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奠定了实现人与人和谐的基础,由此决定了中国相较于世界、相较于西方,更能够有效应对各种人为环境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业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开展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21]举国上下应当积极快速行动起来,打一场保护自然、修复自然、恢复自然生产力的人民战争,与各种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2]为此,必须从战略、战役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在政策上、战术上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措施,实现低耗高效发展,绿色发展,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敬畏保护自然与开发利用自然相平衡

    大自然作为人类的“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23]与地球上各类生物相比,人类是万物灵长,是伟大的,但是与地球大自然相比,在大自然的强大规律下,人类是渺小的。登山者费尽千辛万苦,然后呼喊“我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啦!”其实,那只是幻觉,他在峰顶很可能坚持不了燃一支烟的时间;漂流者耗尽体力才泅渡彼岸,然后高喊“我征服了黄河!”其实,那也是幻觉,他只是征服了自己的虚荣心。山峰依然挺拔伫立,大河依旧咆哮奔腾。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北海底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印度洋大海啸,波及近乎所有印度洋周边地区,远及波斯湾,众多城市与乡村,无数家园,几十万居民,瞬间就没了。此后的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世人一再见证大自然的强大威力。大自然令人敬畏,必须敬畏。

    但是,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不能碌碌无为,不可束手待毙。对于整个自然界来说,人类如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着相同的自然本质。然而,一般生物只能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自然,人类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具有属人的本质或者表现形式。依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现实的自然界是“人本质的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广泛而深刻地打上了人的烙印。

    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是大自然,太自然而然了,万物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长,自然而然地灭。在现代文明兴盛之前,人类虽然能够对自然产生影响,如毁林开荒,涸泽而渔,修堤坝,开沟渠,但是对大自然的影响很是有限,千万年间,最多只是对地表打上斑斑印记。然而,现代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出现,而且大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之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不断加速、加大,最终改变了生物圈的自然生态过程。“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和理性,逐步从自然的状态下提升出来,从生物圈中分离出来,打乱了地球表层进化的秩序,改变了自然进化的动力,自然进化已被社会进化、文化进化所取代。”[24]

    一方面,人类凭借科技与工业的臂膀,在与自然力作用(包括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争取到相对自由、相对主动的地位,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人类差不多成了大自然的主宰、主人;另一方面,一部人类(所谓经济社会精英)的理性,近乎被置换为资本的贪婪成性,经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放大,近乎无限膨胀,竭尽所能地把大自然的一切,都要转化为私人拥有的财富、可以簿记为长长数字的金钱,取绿水青山而代之以金山银山,如此人与人之间主要因劳动异化而形成的对立,不断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智力成为决定社会、决定生物圈乃至决定整个地球命运的主导力量。大自然越来越非自然化,非自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性。可以说,人类对自己的智力越是自信,文化进化的速度越快,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威胁也就越大。人类似乎掌握了大自然的命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可以通过毁灭大自然来毁灭自己。如果他的理性没有被资本的贪婪成性完全置换,那么他就不会用无限的资本积累来毁灭自己,如此他就必须敬畏爱护大自然,化解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首先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从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到2017年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全世界近乎每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森林火灾,烧毁林木,污染空气,造成经济损失,毁坏野生动物家园,形成或大或小的生态灾难。倘若相关过火林区,此前得到及时有效合理砍伐,就有可能使森林火险得到较好地控制或处置。由此看来,生态安全不只是顺其自然,环境保护不只是消极守护,合理利用与积极开发也是对自然生态形成一种有效保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5]合理利用就是一类有效保护,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发展。

    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最终解决,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绿地如筃,人与自然基本上实现了和谐。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优美、生态良好,差不多是以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生态环境恶化为前提,他们在人口占比上虽然是少数,却消耗掉了全世界大多数资源,美国人均消耗的资源能源就是中国人均消耗的5-6倍,他们制造的多种生产与生活垃圾甚至核废料,多年来一直通过国际贸易源源不绝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前不久,中国政府才颁布禁令,禁止从英国等国进口废旧塑料。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些沿海省份的某些城镇村庄,把进口拆卖发达国家的废旧电器当作一种产业来经营,诸多企业、家庭凭此而发家致富。

    帝国主义总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通常搞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色”同样体现在环境问题上。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上鞭先着,也因此打开了人类环境的“潘多拉匣子”,不仅给清洁的地球泼了第一桶污水,而且几百年间从未停止过泼洒。当发达国家通过“边生产边污染”的方式,实现了富裕繁荣强大后,他们为提高生活品质,便将那些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差不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再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三高”产品供本国居民使用。很显然,跨国投资使跨国污染实现了转移,这样便有了发达国家居民与发展中国家居民之间的矛盾。

    在接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的发展中国家,在高排放、高污染环境中生产与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底层民众,是广大无产者,他们是环境污染的最终受害者,而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者、管理者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中获取巨额收益,他们本人通常都会远离危险品、危险环境,纵使环境恶化了,他们可以携带家眷到清洁安全的地方,甚至移民到西方国家定居。很显然,这里存在着无产者与资产者、底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矛盾。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常年徜徉于风景如画,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居民整天沐浴着臭脏乱差。当发展中国家用血、用汗、用泪换得一丝生存发展机会的时候,发达国家则举起环境保护的大旗,拉响全球暖化的警笛,划出了碳排放的红线,要刚刚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贸易摩擦、经济摩擦的背后,是话语权、主导权的落差,是强权霸权与反强权法霸权的矛盾。很显然,这便有了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实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要提到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上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五、实施国土整治,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6]党的十九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响亮地吹起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号角,“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7]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发达”,主要在于生产力强大,强大的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生产能力强大,更有潜在的后备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即只要有迫切急切的需要,就能够迅速组织、动员、启动潜在的生产能力,不仅在工业品上如此,农产品上也是如此。去过西欧的人们,会见到蓝天白云,如筃绿地,宽阔平整而立体交叉的道路,不仅道路立体交叉,甚至河流也有立体交叉。这些都是国家综合发展——国土整治的结果,让每一片甚至每一寸国土都有现实或潜在价值,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在国土整治上的努力与成效更为明显。1929年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大萧条”,股市暴跌,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失业猛增,矛盾尖锐。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美国政府采取并创新一系列政策,包括运用凯恩斯所称的“先找一帮人来挖坑,再找一帮人把坑填上”的办法,实现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从胡佛到罗斯福到约翰逊等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干了很多“挖坑”与“填坑”的工作——大兴国土整治活动,诸如胡佛水坝建造,田纳西流域开发等等。胡佛水坝的建造,不仅驯服了如野兽般奔涌的科罗拉多河水,而且把坝内蓄水源源不断地引入一望无际的沙漠,南加州与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70多万公顷土地变成了良田;正是在充沛的科罗拉多河水的滋润下,干涸的沙漠绿洲小镇——拉斯维加斯——成为内华达州最大的城市,成为闻名世界的赌城。

    挖坑填坑看似做无用功,实际是一种生产能力的积蓄储备,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挖填过程就是国土整治,让无用低效的国土具有更大的生产潜力、更适宜国民生产生活。发达国家在人工干预环境、使之适宜人类居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惊人效果。然而,当他们实现繁荣富强并整治好自己的国土后,便输出生态环保组织,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全人类利益等名义,干扰破坏发展中国家修筑水坝、河流改造、国土整治的计划与行动。很显然,这是强权政治之双重标准的赤裸裸体现。

    中国国土广袤,但是能够有效高效利用的国土比例较少,能够用于农耕且能实现稳产丰产的土地少之又少。尽管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但是生产力总体低下,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只是适应自然。沙进人退,河流泛滥改道,风暴潮引发海水倒灌,都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威胁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掀起了大规模国土整治工作,先后治理了淮河、辽河、黄河等诸多水害,取得巨大实际成效。试想,没有淠史杭等灌溉工程的修建,怎么会有江淮大地的河晏湖清?没有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红旗渠,河南林县水浇地怎么会从不到1万亩增加到60万亩?没有五六十年代大规模长时期兴修水利,怎么可能有后来联产承包的丰产高产?

    然而,由于近几十年来近乎掠夺式开发利用(大量倚重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耕地出现土壤板结、有机质降低、重金属污染严重等系列不良后果,地面因地下水超量抽取而下沉、水面因房地产开发以及自然淤积而收缩,水体因无度排放而污染,草地因过度放牧而退化,林地因滥伐滥采而退缩。此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渐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东南沿海降水充沛、光照充足、热源丰富、土地肥沃,更适宜耕种,生产粮食,然而珠三角、长三角在改革开放后因承接国际分工,传统的农耕区、粮食主产区的农耕地,纷纷成了工业用地、住房用地、硬化道路用地,“鱼米之乡”早就名存实亡,从域外输入鱼米。与此同时,华北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日趋贫瘠,却承载着持续生产、输出粮食的重任。西北严重缺水,使得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日趋严重,沙进人退,环境日益恶劣。前三十年国土整治的老本差不多啃噬殆尽,虽然近年来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力度,但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态势依然明显。在粮食安全的重压下,中国人、中资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到海外种地,进行粮食生产。

    有鉴于此,新一轮规模更大、更具成效的国土整治工作应当尽快谋划实施。近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的成功启用,大大缓解了京津乃至华北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变差变坏、城市地面下沉、环境恶化加大等一系列压力。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外贸出口下滑,普通商品产能过剩,持续强劲增长多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向经济发展进入瓶颈,相关产业企业向内地、尤其是向海外转移成为大势所趋。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借产业企业向外转移的态势,应当对珠三角、长三角实施大规模国土整治,拆除废弃的厂房、揭掉硬化的地面,恢复农地耕地水地,增加绿化用地。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论证、设计、施工,把“中国建造”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剩能力调动起来,恰当而充分地运用到西部国土整治上来,用西部国土整治引领西部开发,以西部开发促进地区平衡发展,解决近些年来我国西部日趋严峻的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

    亚洲地区80%的大江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千万年来,我国雪域高原融化的清泉,汇成溪流奔涌境外,滋养他国土地他国生灵。与此同时,我国土地以及国土上的生灵,长期忍受着干旱的煎熬。过去,我们生产力低下,科技落后,经济贫困,对于宝贵水源白白流失无可奈何;今天,中国拥有了截流分流河水、甚至改变河水流向的一切资源和能力,只是缺乏竭诚尽力为本国本民族服务的强烈意愿与坚定意志。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为国家平衡发展、长治久安大计考虑,中国应当在跨境河流(支流或干流)上修建更多的大坝与水库,把宝贵的而白白流失的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引向干渴的西北地区。特别强调的是,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大坝水库,更具战略意义,不仅可以满足南水北调西北干旱地区,而且可以显著增加中国对印度的战略筹码与战略压力,包括以水换土地(没有水,印度的圣河就是死河),遏制纠正印度不断增强的地区扩张主义、始终以中国为敌的错误战略。

    粮食是光照、土地与水资源密集产品,大西北光照充足、土地广袤、缺乏的是水源,只要有水,就能生产粮食,就能成片开发,就能有更多的欣欣向荣的乡村与城镇,把一个个绿洲连接成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如此,便可以承载更多的移民与居民,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均衡发展,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8]南水北调,外流内引,是我国国土整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策略举措,也是我国发展生产力、储备积蓄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作者: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①]《淮南子·难一》。

    [②]《吕氏春秋·义赏》。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⑧]《马克思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80页。

    [11]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9-9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15]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7月28日)。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8页。

    [18]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9]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4年3月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8日。

    [20]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4月8日-10日),《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

    [2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2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

    [24]赵建军《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透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15(1)31-34。

    [2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2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28]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4年3月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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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国家的整体规划,整体的安排,合理的安排生产,是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自私,贪婪的市场经济体制。永远别想做到。
    2018/8/3 2:40:16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018/8/2 15:18:41
  • 或者在资本阶级裹挟下,早就投降了
    2018/8/2 14:16:48
  • 假如我们的金融期货跟拉美一样不设防,国际大资本可以兴风作浪畅通无阻,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早就坠入拉美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2018/8/2 14:11:37
  • 中国的国土整理也是个大问题,若水资源增量足够多,则国土整理空间是巨大的,西北部许多土地都存在整理成中高产田的可能,届时,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不再是问题了。
    2018/8/2 13:23:02
  • 理论计算可喷雾海水成汽东南季风输送这些水汽,可增量中国大陆数万亿方降雨,且吨雨价格不足人民币一角。
    2018/8/2 13:16:40
  • 若在中国东南沿海浅海岛礁滩涂等处大量设置喷雾装置,利且海边丰富的风力资源大量抽喷海水雾化成汽,借东南季风便利大量向中国大陆输入水汽,则可大大改善中国缺水状态,极利于中国生态优化工程。
    2018/8/2 13:15:25
  • 以分 布广泛数量众多的简易山区塘坝为主大量拦蓄降雨,结合东南季风输送水汽增量“内部水汽降雨”原理实现借云低价地大量地远距离空中调水目的。
    2018/8/2 13:12:32
  • 水利方面,我国现有水库蓄水及南水北调调水工程似已达极限,得解放思想大力开展“天河”工程方面的论证与实施策略寻找。
    2018/8/2 13:11:42
  • 中国国土广袤,但是能够有效高效利用的国土比例较少,能够用于农耕且能实现稳产丰产的土地少之又少。尽管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但是生产力总体低下,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只是适应自然。沙进人退,河流泛滥改道,风暴潮引发海水倒灌,都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威胁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掀起了大规模国土整治工作,先后治理了淮河、辽河、黄河等诸多水害,取得巨大实际成效。试想,没有淠史杭等灌溉工程的修建,怎么会有江淮大地的河晏湖清?没有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红旗渠,河南林县水浇地怎么会从不到1万亩增加到60万亩?没有五六十年代大规模长时期兴修水利,怎么可能有后来联产承包的丰产高产?

    嗯,这是国情。
    2018/8/2 13:09:53
  • 绿水青山建设过程中,必涉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国家工程南水北调已经实施多年了,东线工程中线工程已经完成,效果一般,西线工程难度大所以尚未开工。
    2018/8/2 13:06:07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生态优化建设很重要。

    新宏观主义储备需求理论强调公益性储备建设,绿水青山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说明新宏观主义储备需求理论既合天道也合当下时宜。
    2018/8/2 13:04:35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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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9年出,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新著有《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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