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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主导文化视野中的浙江灵鹫山
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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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人文经济地理视野中的浙江灵鹫山》的姐妹篇。

    《人文经济地理视野中的浙江灵鹫山》的主题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由于朝山进香古道不通舟车香客皆步行或以抬轿代步,游客的半径仅限于衢州府(民国时曾设金华道,道驻衢州)所辖的衢县(西安)龙游、遂昌、江山、常山、开化及严州府的遂安(今淳安)寿昌(今建德)等及浙闽赣皖四省通衢的近邻。浙江灵鹫山,在不通舟车香客皆步行或以抬轿代步的民国时代,乡贤郑永禧、徐映璞等人心中的美梦就是“莫干山第二”!孙中山1917年到1919年《建国方略》一书中,擘画了两条串联衢州及所属辖县的铁路干线,即“东方大港广州线”和“南京嘉应线”。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两条铁路干线,走线计划串连衢州及其所属辖县。在江南的文化图景里,莫干山无疑是一块充满异质性的文化飞地。从1896年第一幢别墅建成开始的四十年间,莫干山逐渐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的避暑地。应该说,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战略构想与近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崛起的莫干山,成为乡贤郑永禧、徐映璞等人浙江灵鹫山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莫干山第二”的美梦。时空格局的转换,更是思维格局、战略格局的转变。在东方大国崛起于全球的今天,浙江灵鹫山就应有缩天地于玉壶中,收山河于针杪的胸怀,成为全球性的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示范基地!?在当代,理想不仅仅是“莫干山第二”——莫干山是近代上海、杭州、南京工业化城市化崛起的后花园,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打造衢州“大花园”核心区域的今天,带给浙江灵鹫山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把浙江灵鹫山区打造成现代“长三角”直至东部最发达的从杭州大湾区到港澳奥大湾区及海峡两岸之间的后现代化社会的后花园。为此,浙江灵鹫山要以全国领先的绿色发展高地、全球知名的文化、运动、康养名山、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为战略目标——朝生态文明的集文化、运动、康养一体的国际文化名山挺进!?

    衢州,古称姑蔑、姑末、大末、新安、信安,唐初因境内三衢山而得名“衢”。衢州地处浙江西部、钱塘江上游,“控鄱阳之肘腋,扼瓯闽之咽喉,连宣歙之声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浙、闽、赣、皖四省交通之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一方山水,勤劳而智慧的劳动人民,孕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1994年,衢州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一个地方一座文化名山的纵向的深度与高度,就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地域主导文化的纵向的深度与高度!?一个地方一座文化名山的横向的价值传播水平广度多大,就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地域主导文化的横向的价值传播水平广度多大!?在本文中,试图把浙江灵鹫山的纵向的深度与高度以及横向的价值传播水平广度同衢州这个地方的地域主导文化结合得紧密些再紧密些。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概念。他认为,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与孔子,以色列有尤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若把浙江灵鹫山同衢州这个地方的地域主导文化结合起来,回顾“轴心时代”前后,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激流奔涌的今天会看到一个中国南方文化圈不一样的名山,放到全国以至于国际也有独特的意义。

    第一,“轴心时代”之前,浙江灵鹫山生态人文的历史底坐吻合着东方中国文明的生态人文的历史走向

    浙江灵鹫山位于金衢盆地西部。金衢盆地,上山文化—— 山下周遗址——青碓、荷花山遗址的发现,无疑地改写《泰晤士世界历史》农业起源的“历史”。 《泰晤士世界历史》的结论是:最早的农业发生在西南亚“肥沃新月”地带,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小麦中心。在中国,农业起源于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水稻中心。现在考古己证明,金衢盆地就农业起源的“历史” 而言,时间上不会低于西南亚“肥沃新月”地带。即便不去同西南亚“肥沃新月”地带争高争低,也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整个钱塘江上游地区金衢盆地及衢州这个地方不但是浙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稻作农业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浙江几个文化遗址按时间排序是:上山文化,距今约11400-8600年;山下周遗址,距今9000年左右;青碓遗址,距今9000年左右;小黄山遗址,距今9000年左右;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4000年。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金衢盆地会先于杭嘉湖平原、杭州湾两岸及宁绍平原数千年!?这个问题可以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视角去解答。金衢盆地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海进(大海向陆地延伸)影响不大。据有关研究,中国东部海进时间序列是:距今240-235、170-155、100-90、50-40、20、10、3万年,北方期距今9500-7500年及大西洋期距今7500-4500年都有海进发生。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来,原始先民的活动,金衢盆地比杭嘉湖平原、杭州湾两岸及宁绍平原还要早,还要丰富。浙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后来都神秘消失“断史”, 海进是其原因之一。金衢盆地是浙江连续不“断史” 的地区。金衢盆地(金华、衢州)是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金衢盆地” 的“史” 可以向前推进到距今9000年!?同春秋距今2500年,是不同的历史时间空间概念。由此,浙江灵鹫山,其生态人文的历史走向吻合着东方中国文明的生态人文的历史走向。

    第二,“轴心时代”之时,浙江灵鹫山成为东方中国文明的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关节点

    衢州,这个地方,有两个说来都同齐鲁大地有缘的“南北关系”: 南北姑蔑关系;南北孔府孔庙关系。《左传?隐公元年》有云,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左传?定公十二年》又有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费,于今山东省鱼台县西南。春秋时代,费也算有名的地方, 费伯帅师城郎是鲁国大夫,不姓费,而和周天子、鲁隐公一样姓姬。费是他的采邑)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从隐公元年到定公十二年跨越了224年。齐鲁大地有一个姑蔑之地是确定无疑的。而衢州,这个地方,为“句践之地” 之西。《国语·越语》有云,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县),北至于御儿(今浙江桐乡西南),东至于鄞(今浙江省鄞县),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春秋,衢州,这个地方是一个姑蔑之地也是确定无疑的。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鲁隐公不可能大老远跑到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之地“会盟”。定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98年。仲尼——孔子也不能大老远到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之地“点兵点将”。 这就在衢州,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南北姑蔑关系问题。春秋时期,姑蔑族从山东泗水地区辗转南迁,散见于“正史”, 《衢州六千年》陈列的文字稿也倾向于这个观点。这段“近古” 的历史,衢州主流言说,用姑蔑南迁与孔氏家庙南迁,作为历史的“荣耀”, 也将姑蔑南迁作为,衢州,这个地方,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融入了华夏族之列作为“文明发达” 的注解。崔铭先先生在《孔夫子的嫡长孙们》一书中写道,龙游虽然古称姑蔑,然姑蔑实乃殷商之后裔。姑蔑避西周之兵而迁鲁之泗水,再南迁微山湖,三迁太湖,之后一部分部族又迁太末,后曾与越结盟而伐吴。张水绿先生却提出一个挑战性的姑蔑观点。张水绿先生认为,“姑蔑” 是衢北山区的竹名,原发音“苦德”(即竹字之音),其竹破开作篾用途广泛,故直呼“苦篾”。上古“蔑”与“篾”通用,“苦”与“姑”同音,遂成今名。此竹生长在浙闽赣皖(或江南)广大地域中山与低山中,杆细长且韧,古人常用作做弓箭守猎用。因其肉质苦而得名。今衢北、龙游北、兰溪西及周边地区山民仍保留着对此竹古语之复合音的称谓。张水绿先生还认为,第四冰期之后,姑蔑的先民们一支向今宁绍杭嘉湖平原分流;一支向东南分流,渡海到了今天的台湾、菲律宾、直至沙捞越;一支向西南分流,到了柬埔寨(即今天的吉蔑人的祖先);但大部分仍滞留在境内。留在境内的与分流到今宁绍杭嘉湖平原的,又经近万年的繁衍,他们中的部分在黄帝族、炎帝族、蚩尤族逐鹿中原时随蚩尤北上,战败后有的当了俘虏,随黄帝族、炎帝族西或西北迁,到了今天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他们即是后来在西北骁勇善战的越骑的先民。其语言至今仍保留着姑蔑先民的称谓。如“我”的发音,姑蔑先民的穴居地今衢北山区的山民为 “岳”(音译),我国的西北地区也称“我”为“岳”(音译);“家” 的发音“瓜”(音译)。唐诗中的“花”、“华”、“ 家”之韵皆源出于越姑蔑先民的原始方言。除被掳到西北外,还有部分战败后东逃至山东(秦之后,衢州地域的先民被迫迁往今山东、江苏一带的历史上发生多次),但也有少数逃回江南的。原山东泗水一带的先民中有衢州地域先民的后裔,他们逃到异地自成一族,发展繁衍。这个结论的意义,将衢州,这个地方的姑蔑置于从远古走来的内在逻辑之上,并展示了“南风北上” 的历史画面——因为自《春秋》以来一切书写的历史,都是由“中心” 向边缘扩展,由北方向南方推进的。张水绿先生还认为,姑蔑国的管辖范围,北达今安徽皖南休宁,南至福建浦城、松溪,东延伸至浙江浦江和金华以西,西及江西东北的婺源、德兴、玉山、广丰等地。当然,还要一种意见,认为比“姑蔑”更早的关于衢州的地名应是“姑末”。相对南北孔府孔庙关系而言,衢州,这个地方的南北姑蔑关系,是一个部分确定部分不确定的关系。春秋时期,偃王后裔一部也先后迁居浙西衢州。衢州这个地方众多徐氏都奉徐偃王为祖。徐族南迁“姑末”,是我国早期历史中南北交流的一件大事。“姑末”故城在龙游,太末县亦治龙游,其地实兼有今西安、江山、常山、开化、遂昌、玉山及汤溪县之半。(王先谦《汉书补注》)。在“轴心时代”,衢州这个地方的南北姑蔑、古徐国与“姑末”(古衢州)关系还隐含着这么一个历史逻辑:衢州这个地方的生态人文的历史底坐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说“轴心时代”之时,浙江灵鹫山成为东方中国文明的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关节点是说得通的。徐映璞先生在《浙江灵鹫山志》中写大侯凉棚景区三王殿时,徐偃王及“茅杨蔡卫”四位部属也有塑像从祀,可在“轴心时代”找到历史的源头。

    第三,浙江灵鹫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文化的载体之一

    古代衢州,在张道陵玄孙张盛西晋永嘉年间从四川移居龙虎山之前,白云山与灵鹫山已是众仙集聚的场所了。今白云禅寺有一块白云山志碑,上面载:“西汉开国勋臣留侯张良暮年修身之所”。张良所处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当时上层人士都信奉老子创立的道家。张良有机会到衢州这个地方的名山修身当在公元前195至前186年之间。张良自然信奉黄帝的文化精神与道家神仙文化。白云山周围的“衢门山”、“白云山”、“莲花台”、“石梁”、“枫林山”、“静岩”、“山岩”等地名,都是来自于道家神话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一曲白云莲台神仙传,和音飘然距今已是数千年,遥想当年,赤松了、赤须子、黄石公、东方朔、严子陵、王质、张良众仙雅聚。白云山上莲花台前,白云飘渺,仙乐和音留下几多佳传。“烂柯山”“青霞第八洞天”与“白云山”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汉顺帝时(126—144年), 张陵 于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立了五斗米道,又名正一盟威道。 汉末魏晋时期是我国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汉末的政治风气以及魏晋玄学的社会购货直接影响着道教的行为方式和存在认识。它们虽然同出于对老庄学说的认识,但竹林七贤等人的行为方式在道教人的行为规则上有重要的先风之要。魏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对道教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助力。东晋道家的著名学者葛洪的 《抱朴子》在道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葛洪本人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道家学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烂柯山”“青霞第八洞天”成名于张道陵玄孙张盛西晋永嘉年间从四川移居龙虎山以及东晋葛洪“结庐练丹”于山三清山等等高度相关。也可以说,“烂柯山”“青霞第八洞天”成名于魏晋时期隐流、秘传的道书及普传的大道。“白云山”成名的背景是,黄帝的文化精神与道家神仙文化。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国远古原始社会时期。 在远古原始社会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史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 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这是,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它,如《列子》书中的《汤问篇》、《黄帝篇》、《周穆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都将仙境描画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 、不为物累、超脱自在,能腾云飞行的神奇人物。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描述。 伴随神仙之说的出现,寻求仙境、仙人,传布成仙之方的方士便出现了。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战国时期著名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柔和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托鬼神,企望长生成仙。从战国(前2 75—前221)中后期到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在方士(亦称神仙家)们与帝王将相之鼓动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药,其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邹衍、徐福、卢生、李少君等人。我国独有的神仙信仰沿袭而下,到东汉中、晚期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在佛家文化进入古代衢州之前,黄帝的文化精神与道家神仙文化,如,春神句芒及其神话已在灵鹫山及衢州这个地方流转千年。

    张良5世孙张贵和于公元前116-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年间在白云山开办了传播儒家文化的白云精舍(白云书院前身)。张贵和不远万里带着本家族300余人来到衢州这个地方,他不能让那些跟随他流落于斯的子弟荒于学问,便创立了这所家塾。从“儒学”的视角,白云精舍是衢州这个地方“儒学”传播的开端。后由一所家塾发展成面向社会的书院。三国时“开衢首宦”的郑平几个儿子都曾读于此。后溪棠荫人唐初儒臣陈叔达、有清廉之誉北宋清献赵抃公都在此书院中得到熏陶。

    以白云山为中心,烂柯山、灵鹫山为南北,张良及张良的五世孙张贵和,八世孙张道陵、十世孙张鲁、十一世孙张盛等在“轴心时代”对古代衢州地域主导文化的影响有一幅清晰的图景。而浙江灵鹫山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文化的载体之一。

    第四,伴随着孔府孔庙南迁衢州,浙江灵鹫山也从唐末灭佛以后走向中兴

    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不但是东南地区的发达地区,而且是闻名全国的先发地区。衢州这个地方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是衢州这个地方优势的历史底坐促使孔氏族人与南宋朝廷选择衢州这个地方作为“东南阙里”!?在北宋,衢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了顶峰,为两浙(今浙江及江苏南部地区)翘楚。依《宋会要》食贷志编,熙宁十年(1077),浙江各州州城商税排序是杭州、衢州、湖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台州、宁波、丽水、睦州(治在今建德)。北宋两浙路14州含今常州、苏州、镇江及今浙江全境,北宋167年间,衢州仅文科进士就达250人,排名第二,远高于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不但是东南地区的发达地区,而且是闻名全国的先发地区,自然灾害主要是雨季洪涝,夏季干旱。唐白居易《轻肥》中有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唐白居易《轻肥》的本意并不是衢州落后的写照,真实的意蕴是,苛政孟于虎也,这一年江南发大旱,连衢州这么发达的地方都人食人,江南其他地方就不用说了。另外,衢州这个地方是浙江的腹心之地、命门之地的兵家之争地。清初顾祖禹(1631明崇祯四年-1692清康熙三十一年)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三,浙江五,讲的就是金衢盆地这个地方。讲金华时有这么一句:“府控临安之腰膂,当台、绍之上游,西臂信安,南肘括郡,所谓腹心之地也”。 讲衢州时有这么一句:“衢州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

    南宋以后宋明理学兴起后的佛学历史走向是,在元明清时期,理学占主导地位,佛教失去了宋以前的优势地位,开始主动迎合理学吸收理学的思想。这个时期儒释道不再相互攻击、排斥,而是相互融合。南宋以后,随着宋明理学之崛起,禅宗,净土宗,天台宗“三国”争雄,此起彼伏,推动宗教文化和谐发展。晚明四大高僧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益智旭(1599年~1655年)兴起了佛教改革运动,主张会通儒学,以融合儒佛。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顶峰区间。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中国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时,冷不防在浙江西部崛起一个堪称国家级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并非单指龙游一县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今衢江、柯城两区)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以“龙游商帮”称之。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有个顶峰区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表明,孔氏家庙南迁衢州后,在历史上曾经大大促进了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此相应,也促进了浙江灵鹫山从唐末灭佛以后走向中兴,并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1),自孔氏族人与南宋朝廷选择衢州这个地方作为“东南阙里”以后,浙江灵鹫山既成为保佑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东南佛国名山,寺庙的名称同中华、国家相连。如大猴峰半山腰的中华庵、大荫山后的国宁寺之名。(2),因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达,浙江灵鹫山又成为东南传播佛家文化名山,如,沿千年的衢徽古道从七里上门少伸岭根上岭过来到三百步岭背处有法华庵、讲经堂。这是继浙江灵鹫山佛家文化在盛唐之世,佛法之盛,代无伦比时代对接安徽九华山佛缘之后,又同天台宗佛缘对接上了。浙江灵鹫山佛家文化发展态势同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顶峰区间相匹配。历史上经济社会文化越发达的地域,佛家文化也跟着发达。(3),衢州定光古佛信仰,也是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发达的产物。以前柯城区白云禅寺有一对十分有趣的长联,上联是:“端肃诵经一星期种百善根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无量千万佛,总祈佛佛降祥,挽转天心,出衢民于水火”。下 联是:“虔诚礼忏七昼夜到五行坛设金星水星木星土星火星,连贯亿光星,务乞星星耀吉,维持世运,奠柯邑若苞桑”。 上联中五佛为,梁代古刹天宁寺为一佛,鹿鸣山寺为二佛,过衢门山接待寺登白云禅寺为三佛,大考山转轮禅寺为四佛,百丹峰玉泉寺为五佛。这五佛均与金华圣者徐志蒙定光古佛有关。

    第五,伴随着孔府孔庙南迁衢州,还促进了浙江灵鹫山的历史文化同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精神更深一层的紧密结合

    以全国唯一的浙江灵鹫山立春祀梧桐殿春神句芒崇拜为代表,包括浙江灵鹫山的大侯、妙源、关溪三个三皇殿。三皇的文化精神有一条坚韧的纽带将“德治仁政”与治山治水实践中萌生的科技牢固相串联,讲究养生之道,任人唯贤,不搞家天下,没有世袭制。东方中国的文明源头一点也不比西方差。《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等古籍里记载了春神句芒。在传说中,句芒是辅佐伏羲的大臣,死后成为东方之神、草木之神和生命之神。神话传说中,浙江(衢州)灵鹫山山岭梧桐主峰上多梧桐树,被春神句芒看上了。居住下来的句芒使得山上的梧桐树以及其他树木都长得越发茂盛。山民感恩,便在山上盖起了一座庙宇,用巨大的梧桐树根雕了一个神像供起来,因山庙太小,后又建起“梧桐祖殿”。浙江灵鹫山在之前积淀的三皇的文化精神基础上在南宋以后因孔氏家庙南迁衢州又推动了三皇的文化精神的发展,成了对接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精神的名山,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第六,浙江灵鹫山与古城衢州的灵魂密码同“开衢首宦”相连

    衢州古城有一个自石室筑城到峥嵘山(府山)筑城再到宋代筑城及其后的历史变迁。新安县治在今柯城区石室村一带。峥嵘山是衢州古城的发祥地。西晋太康元年(280)在峥嵘山设立峥嵘镇。隋朝之前,行政中心在石室村一带,军事中心在峥嵘山。到唐朝时,县治与府衙的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同设在峥嵘镇。从源头上说,衢州古城起源于峥嵘山屯兵。峥嵘山屯兵最早见于史籍的是西汉末年(约前32-25年)汉成帝年间柴宏屯兵峥嵘山,二百年后,即嘉禾五年(326)孙权命征虏大将军郑平(206——299)领千人戍守峥嵘山,当时,峥嵘山尚无城郭。今人大都以征虏大将军郑平(206——299)领千人戍守峥嵘山,为衢州古城建设的起点。征虏大将军郑平(206——299)也被尊称为“开衢首宦”。吴·天纪三年(279),晋武帝司马炎大兵压境,欲过江攻吴。时年七十三岁的郑平将军,将家人子女迁居各地,自己却在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作出“居署舍为梵刹,延僧奉佛,而身且隐于山林之间”。可以肯定地说,在“开衢首宦”征虏大将军郑平“居署舍为梵刹”时,衢州古城信徒已较众多。郑平说:“桑榆景暮,感念于生寄死归之说,崇尚释教,虽道不相同,抑亦劝人为善之一端,非所以妄冀冥福也。居署舍为梵刹,延僧奉佛,而身且隐于山林之间。”由此可推定,佛教传入衢州古城至少有1800余年的际会风云。郑平舍家立寺,应是家庙、经堂之类的寺院。郑平宗谱中记载郑氏后裔、元代衢州路教授郑子仁撰《始祖开国公舍宅建寺宋祥符来历》文云:“今大中祥符寺,在府治西北隅,即峥嵘镇是也。晋永嘉二年戍午为吾始祖开国公舍宅所建。”此为有关祥符寺溯源的文字记载。此可理解为永嘉二年(308年)后,郑平家佛寺成为由僧人管理的庙宇。从天纪四年(公元280年)郑平“居署舍为梵刹”到1951年改作市(县)人民医院,历1670年。椐“《全唐文》卷三一九李华”载:寺中立《衢州龙兴寺故律师体公碑》,对每任剌史的履历都作详尽记述。于是,声名远扬。民国十二年(1923),衢县成立佛教协会,会址设祥符寺内,弘一法师任主事。大中祥符禅寺被弘一法师赞称为“胜境标绝,为三衢诸刹之冠”。

    衢州柯城第一大姓为郑姓,视郑平为始祖。据考察,衢州柯城郑姓主要分布在大灵鹫区域石梁、九华一带。郑平29岁宦居衢州,93岁逝世,在衢州至少生活了64年。他子孙满堂,有5个儿子,19个孙子。而且,子孙“能世其业,皆为显宦”。他们曾经在临安、湘东、豫章、扬州、广州、歙州、泉州、建州、桂阳等地做官,迁居婺州、处州、明州、温州、杭州、扬州、泉州、桂阳等地。胞弟郑昭是入闽始祖,3个儿子也“能世其业,皆为显宦”,迁居泉州、建州。东晋时,衢州郑氏30多人居官江南,可谓称雄江南了。据统计,中华郑氏今有1300余万人,浙江最多,福建次之,在台湾是第十二大姓氏。这恐怕与当年郑平家族称雄江南有关吧。衢州现存30余部郑氏宗谱,如开化霞山郑氏宗谱、常山象湖郑氏宗谱、柯城王家坂郑氏宗谱、石梁郑氏宗谱、衢江湘思郑氏宗谱……绝大多数是郑平嫡裔,记载得格外详细。徐映璞先生在《浙江灵鹫山志》中如灵鹫山龙源寺是明景泰间给谏郑公瑞的世孙们不惜重资建成的。

    时光倒流,历史倒读,由于在“轴心时代”就介入南北姑蔑、古徐国与“姑末”(古衢州)关系以及南宋孔氏族人与朝廷选择衢州这个地方作为“东南阙里”,总觉得在衢州这个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的浙江灵鹫山,而应该成为思考东方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理想之地!?

    如此看来,浙江灵鹫山名山开发建设,就不只是佛寺佛院建设的问题,而是一个运用东方中国的智慧,开辟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它将作为历史的组织机制取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开拓。“南孔文化”、灵鹫山历史文化的传统与当代的有机结合、历史与未来的底线是——东方中国的古典文明——东方中国的生态文明(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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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土生土长的衢州人,对衢州这个地方充满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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