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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医案看医改应该怎样改的思考点?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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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医疗届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民航总医院医生被杀案,如中国中药协会错误地向鸿茅药业颁发了“社会责任奖”,等等。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事情呢?各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如在2019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杀案表态说:“这不是一起所谓的医患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伤人致死,或者说杀人致死,后果当然是构成了刑事犯罪,但这不是医患纠纷所引起的吗?为什么要否定是医患纠纷呢?可见,国家卫健委在决定这样的事情应该怎样处理时,似乎存在足够的思考?

    而中国中药协会是理性的,在2019年12月26日发布了致歉函,宣布撤销对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彰,并称纠正错误,规范管理,并对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以及对中药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困扰,表示诚恳道歉。

    这两件事情的官方反应说明了什么呢?是否说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考虑如何进行具体的社会治理方面,所选择的态度与角度是不一样的?

    中国中药协会能够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及时地检讨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国家卫健委似乎并不能审慎地审思医改的得与失,只是简单和粗暴地在维护既定的医疗体系,把医患关系中的患者群,置于政府行政工作的对立面?

    本文章需要声明,并不同情对杀医案罪犯的惩罚,构成刑事犯罪的后果当然应当由责任者承担责任,但呼吁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应当通过此案件和类似案件,有必要来全面地审视医改工作,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在改革开放前,医疗体系是国家的福利事业,基本上是免费医疗,医生不仅是形象高大,还被誉为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现在呢?他们还是白衣天使吗?

    当然,说他们还是白衣天使的也有,确实在救死扶伤,肯为患者服务的好医生确实还有,受益的病患非常感谢,仍然称他们是白衣天使。但这是普遍现象吗?似乎已经不是普遍的现象了吧?只是医生群体里涌现的好人好事而已,而普遍的情况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医生群体的职业性质已经改变了,他们似乎在出卖医疗技术,在出卖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在出卖价值,最重要的是,追求获益的最大化就不可避免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施行了市场经济,怎么施行的?就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模式基本地照搬了过来,包括管理和商业经营理念,于是,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到处都在追求唯利是图,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人们的方法论中还有,但已经不是主流了,“一切向钱看”变成了主流。

    所以,巧取豪夺遍地,甚至于是骗子遍地,医生群体能独善其身吗?当然不能,说他们在巧取豪夺都是好听的,其实有时就是在宰杀和盘剥患者。

    我以我自己的事情做例子,我有严重的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都已经器质性病变了,换瓣是有时机的,早了不宜,晚了就错过机会了,所以我在我市最大的医院心内科住院时,心内科请胸外科主任来会诊,研究是否是到了换瓣的时机?胸外科主任来到后,让我先做心脏造影,我没有同意做,胸外科主任一听,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心内科主任笑了,说就是要给我上心脏支架,你怎么能不造影呢?

    我听了赶紧追出去,将走了挺远的胸外科主任追上,问,主任给我来会诊,情况还没有谈,怎么就走了?他说,你不做心脏造影,没有必要会诊下去了。我说,做不做心脏造影,你不能让患者马上答复,我暂时不同意是有原因的,我平时饮食清淡,有病后更是注意了饮食,我觉得即使有冠心病也不会太重,所以需要上支架的可能性不大,你来会诊是研究换瓣到没到时候,跟冠心病上支架是两码事,你不能没有会诊确定就走了呀?主任脸冷飕飕的,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不再理睬我,什么也不说,还是走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胸外科主任的算盘里,就是千方百计地为患者多上支架,这样他们就多了收益,至于患者需不需要上支架,虽然不能说他们根本不管,但多多益善的争取,是他们在努力的事情。

    我住的病房有三个患者,本来在心内科住院并不是来为上支架的,但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帮医务人员,有心内科的,也有胸外科的,跟我们患者说有好消息,说北京大医院来了胸外科专家,机会难得,让我们赶快都做心脏造影,心脏冠状动脉赌的病人很多,确定后马上让北京专家上支架多好。我们一听,就都说,做心脏造影呗。医务人员看我们都同意做了,就进一步说,来的是北京大专家,得让他们高兴,这样心脏造影才会好好地做,所以除了正常的造影费用外,每个人还得拿1500元现金,给北京专家红包。为了治病,我们也都同意了。可临造影前,他们又改口了,说北京专家来了好几个,一算给的红包太少,拿不出手,每个人的红包得拿4500元。那两个人同意拿了,我说不做了,不是舍不得拿红包,而是没有必要做,我虽然心脏病很严重,但属于瓣膜有问题,冠心病的症状并不明显,心内科也没有疑是我有冠心病,所以我暂时不做。

    我为什么反感上支架呢?因为社会上的很多事例已经证明,现在上支架的情况有些乱套,尽管如此,如果我有明显的冠心病症状,我也会进行心脏造影和准备上支架的,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没有选择做心脏造影。

    老话说,“久病成医”,我虽然没有成医,但对自己的病情还是有琢磨的,认为,对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都基本有冠心病,只是轻重不一,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即使冠状动脉赌一点,也无所谓,用吃药保守治疗和自己再格外注意就行了,根本就不用上支架,所以我没有选择做心脏造影。而那个胸外科主任和动员我们做心脏造影的医务人员,就是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做心脏造影,以促成上支架,其追求医疗经济效益的意图不是很明显吗?

    我同病房的那两个患者做了心脏造影,当然也就上了支架,至于需不需要上支架?真的不好说。其中一个是饭店老板,上了两个支架,不算心脏造影等费用,光上支架手术费,就花了8万元。另一个是一个乡政府的党委书记,以前已经上了一个支架,现在又上了一个,花了5万元。

    我自己的这个事例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有的医务人员在千方百计地盘剥患者?他们行医的目的是救死扶伤吗?还是白衣天使吗?即使有救死扶伤的效果,也是客观产生的效果,他们的本意就是索取,医疗行为已经变成了商业行为。

    顺便说一下,我虽然没有被那个胸外科主任会完诊,会诊费用还是照收的,我虽然有医保,住院时个人应该拿20%费用,可我多次住院都拿到近50%。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做为职业医生的素质不但是不一样的,医术也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对每个患者都能进行正确和准确的治疗。即使是相当好的医生,接诊病人太多,不可能有时间对全部病人进行正确和准确的诊断与救治,出医疗事故或偏差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本文章现在提出三个讨论点:一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做为医生群体的思想状态不可能不改变吧?从主流情况来讲,是不是就是为了多赚钱?二是,医生的医术并不是万能的,出医疗事故和偏差不是不可能的吧?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吧?三是,鉴于以上两个原因,医患纠纷难道不是司空见惯吗?

    最近,在《凯迪社区 》看到一个可能是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1月7日的消息:《65名医护人员与承包商勾结,救护车变个人摇钱树》,不就是说明,现在的医生群体的思想状态已经改变了吗?不是都在想赚钱的事吗?这样的事情是孤立的吗?不是吧?

    民航总医院杀医案的事情经过,我们无法看到太详细的消息提供,但杀人的原因肯定应该是对医生不满意,不管医生存不存在过错,属于医患纠纷应该是肯定的吧?卫健委怎么能说不是医患纠纷呢?

    再拿我家里的事情做例子,我多名亲人就是莫名其妙地死在医院里的。

    如我的父亲,因脑出血住进医院,因为很轻,只被安排在走廊加床,医生说只要不发烧问题不大,所以没有任何治疗措施,只让我们家属自己买牛黄安宫丸吃,来控制发烧。我们当然得听医生的,于是就买了牛黄安宫丸吃。一连十多天,都是这样,父亲的病没有加重,也没有减轻。但当时在走廊很冷,老人家最后发烧了,是病情引起的发烧?还是因为上火或受凉引起的发烧?不好说。这时,医院开始降温用药和抗炎用药,但没有效果,几天后,父亲去世了,医院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并不是因为脑出血。

    请问,对我父亲的死亡,医院有没有责任?

    如我岳父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当时很多医院普遍使用大概叫“小分子”的类似药治疗脑血栓,确实有一定效果,有些脑血栓患者确实有了一些好转,但这家医院当时正在试验一种自制的药,记得好像叫“川芎嗪”,给我岳父就用了这种药,根本没有效果也不换药,住了很多天院,怎么抬进去的,怎么抬出来的。

    后来我岳父病情越来越重而亡,请问,医院有没有责任?“川芎嗪”这种试验药,那家医院后来不用了,因为没有效果,恢复用“小分子”类药了。自制药当然可以用和试验,但是有规范的,不能在普通病房随便使用,那家医院能没有责任吗?另外治病是有时机的,所以那家医院也有耽误我岳父治疗时机的责任,因为刚发病的及时治疗很重要。

    如我哥哥,因为腹内有外伤撞击住进医院,经过几天的检查治疗,医生说病情很稳定,但突然腹内大出血而亡,请问医院有没有责任?住院原因很清楚,腹内有撞伤后果嘛,检查是否到位?是否有该开腹手术而没有手术的情况?

    如我嫂子,因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人虽然有病,却是活蹦乱跳的,可没有医生的任何事前提醒,却突然死了,请问医院有没有责任?

    我的家族里还有一些人死在医院里,要详细说,文字太多,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医院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吧?我们家属是什么态度?我认为,还是通情达理的,认为现在的医疗水平,还不是很高,有病都能治好是不可能的,安于现状吧,故没有跟医院计较。不过如果我们计较呢?应该也说得过去吧?如果我气得把医生杀了呢?当然不应该,构成了刑事犯罪,但不属于医患纠纷引起的吗?

    所以说,医生群体现在的思想状态,主流就是想多赚钱,应当得到公认,众多医生的素质和医术是不一样的,应当得到公认,出医疗事故和偏差是大概率事件,应当得到公认,医患纠纷的出现,也是大概率事件,也应当得到公认。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可以说?我们的医改还没有完全改好?还需要继续改?应该是吧?那怎么改呢?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应该有的思考点,而不是简单地不承认医患纠纷的存在,只注重对杀医人的刑事犯罪惩治。

    也就是说,根本问题还是医疗体制和机制的问题,那医疗体制和机制应该怎样改呢?呼吁政府在这方面进行思考。

    我曾多次写文章呼吁恢复全民免费医疗,看起来实际情况是骑虎难下,如果真的恢复全民免费医疗了,恐怕最反对的将是医生群体,把他们“巧取豪夺”的财路给断了,但获益的是全体国民和在医疗领域的和谐稳定,国家财政恐怕还省了钱,过去我谈过这方面的账,今天就不细谈了。

    曾看到一则消息,说现在儿科医生流失得很多,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当儿科医生了,为什么呢?不要从医生总体待遇低看问题,应当从医生间的攀比看问题,外科医生老做手术的挣多少钱?儿科医生能挣多少钱?如此,难道还看不出大多数医生们在想什么吗?

    最后以看到《搜狐健康》上的一篇文章《全社会该反思导致医患现状的根本原因 》里的一段话做为结束语:“钟南山院士对医闹和伤医杀医事件很痛心,也呼吁严惩伤医杀医的犯罪分子,但他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严惩’的层面上,他曾说‘全世界医生靠技术活着,只有中国医生靠卖药活着’,有记者问及国家医改的成果,他默不作声摇摇头”。

    再顺便说一下,政府已经很多次降低药价了,可我感觉不到,我是老患者,当然得老买药吃,可却是越买越贵,莫名其妙呀?!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南宁一家医院开始施行安检,扣掉一些刀具,这些刀具是为杀医生准备的吗?这样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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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8年下乡,1970年回城,先后在鞍钢、东北电管局系统工作,现为国企退休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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