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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随想录(829)
20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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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正在搞垮中国》随想

    感觉何新这篇文章的题目很警醒:《经济学家正在搞垮中国!》过来40多年的改革,确实大都是以那些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所设计的,但哪项改革是设计好成功了的,几乎没有,几乎都不成功啊!比如前些年就有所谓三项夺人眼球的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定论。我当时在与人讨论这种情况时,便反问说,这三项改革是不成功,但三项之外的改革也谈不上有成功的呀,如腐败问题、治安问题、国企问题、环境问题、基尼系数问题等,显然也作了不少改革,但无一例外,都是达不到改革时的预期目标的,所以都不成功!我们现时的改革成就其实只是一个:在十分落后十分庞大十分封闭的经济体系中,通过保持秩序稳定、扩大开放引进的“唯经济中心”主义鼓捣(基本抛弃先前“唯精神主义”的改革),促成GDP必然性快速追赶增长,最后达到一个大国经济规模应有地位的过程。

    讲过来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开放带来的——只是我们过去那种极其落后极其封闭极其庞大的生产力被开放引进的高效经济要素填平增高的过程——这个观点可能有许多认识肤浅感性的人都不会赞同,可惜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将眼光放开看去,这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是一种普遍性的状态,我们与之相比根本就值不得骄傲了。如韩国从1961年至1990年的30年GDP年均增长率就超过了15%,而我们从1978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尚不足10%,假设如果按韩国增长率算,我们怕是早已超过美国。如此情况至少可以证明一个观点,中国过去的发展并不是最好(或者说还可以更好)的。中国发展更好来源于什么,只能来源于理性科学的改革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理性科学的改革呢?或者说,理性科学改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只能是理性科学的思想。中国的改革设计者们普遍缺乏这样的理性科学的思想。前面讲到中国改革设计者们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这个立论很重要。请君放眼望去,我们那些主导各项改革的话语权者,哪位不是衔头卓著的(西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啊,如经济学上的吴市场、厉股份,还有政治学上的某某、社会学上的某某、哲学上的某某……不是说他们术业专攻的(书本性)成绩不好,而是其专攻的知识面太狭窄太情境太西化太没有融汇贯通中国的国情了!——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当初红军的反围剿以至后来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伟大的独创性战略战术思想,它们从认识论本质来看就是反对李德之类照搬照抄书本理论的理性科学思想结晶啊。所以,由此分析的基础看去可得,中国改革最缺乏的不是专家专才而是通家通才(是一种富有现代哲理的思想体系)。靠专家专才主导的中国改革不能成功是必然的。所以,何新论题“经济学家正在搞垮中国”就显得特别警醒了。而依照上述道理推去,将其经济学家换成其它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后的命题就会更使人警醒!

    我上面如此抽象地概说中国改革的专家设计者们缺乏理性科学思想导致改革不成功,读者可能一下子还难以接受。那么,只好赘述事例了。比如国企改革先承包后买断,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只从经济出发,所引导的一切向钱看,最后造成了普遍性的40-50人员的下岗厄运,以及社会愈益浮躁不堪的景象。再比如自由化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中是一个基础性的热点热爱(价值观)热论倾向,所以肇成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决定,其宗旨无非是模仿别人的金融自由化了。可叹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最要紧的是诚信(信用)的社会性思想基础,而信用(观念!)的社会基础则必须靠一个长期的相关精神信仰灌输才能逐步建立。中国观念文化是典型的世俗功利取向,中国人从来不会把信用诚信当作最终最高的追求,反而是以各种手段(当然包括欺诈及坑蒙拐骗赖)牟取各自(或局部性的)功名利禄为最终追求的,这样便注定我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会造成骗子满天飞的失败结局的。

    所谓理性科学的思想的理性科学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视角要尽量宽广深刻罢了。毋庸置疑,现在一般由西方传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从精神实质上看本身还是讲究理性科学的;问题是当其形成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后,由于其视野一般都缺少中国的国情特点(实质是观念文化或精神信仰的思想特点!)所以就在照抄照搬中变得不那么理性科学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国情特点最大的不同绝非什么人口多、底子薄等器物性的方面,而是数千年来缺乏一种纯粹高尚精神信仰的世俗功利性的观念文化。与西方先进信仰文化(如契约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等均为凸显)相比,中国观念文化的落后就表现在一些基本性基础性思想观念的愚昧落后上面,比如等级与平等、关系与契约、狡诈与诚信、人治与法治等等对应的思想观念都是明显的体现。拿这些基本思想的不同所指使行为方式的不同进而造成的群体社会特点的不同来演绎中西文明史的各种各样事实,就非常清楚了。

    正是由于中西这种基本思想观念的不同,才要求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适宜中国观念文化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换句话也就是说,西方这些具体学科都是扎根在西方已然形成的思想观念基础或者前提下才是行得通的。比如讲经济的市场化,就必须有诚信思想的前提;讲政治的多元化,就必须有契约思想的前提;讲社会的独立化,就必须有平等思想的前提;讲哲学的自由化,就必须有法治思想的前提(请注意,这段话中单独地将学科范畴与相关思想词语的作对应性联接,只是为了书面叙述的方便,强调某种信仰思想意识相对于该西学学科理论正确践行的重要性,它并非完全对应于实际中的全部情况。实际情况中先进性信仰的思想意识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渗透性或互通性)等等。可惜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一概都看不到这种信仰有无的基础,看不到精神信仰的本质性作用,看不到精神信仰确立的社会基本规律,看不到中国确立先进性精神信仰的是什么、怎么办和为什么,看不到基本思想的优劣,看不到文明进化的根本,见木不见林,就都在把专家当行家,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如何不导致中国的改革事业一败再败,败了又败,屡战屡败哦!

    再从何新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空洞了,最值得思考的却是其提出的所谓国家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概念。虽然我(一贯性)也对这样口号式的东西不感兴趣,什么左派右派中间派,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等,我是从不认宗的。但结合文章的主题来看,何新提国家主义、新社会主义等,肯定是对过来几十年改革所推崇的市场经济的反调或者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很有必要。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过去各项改革的基调都是停留在权力的放放收收上面,而专家学者的观念取向上则是一味的放权、自由、独立,似乎只有这样走,中国合格的市场经济才能建起建好。其实未必!美国已逝的前政治学会主席亨廷顿在论述我们这些变化(变革)中的国家时,曾强调一个观点,“秩序优先于自由”,意即先要有秩序,才能谈得上自由,发散开去则是,任何时候都有考虑在秩序的前提下再讲自由、独立、改革等基本基础变化的东西。

    秩序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改革并没有突出讲秩序这个前提,而落后国家却要讲?要我讲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即秩序的本质还是法治,法治的基础则是契约意识。中国人讲法治不知道讲了多少年月,但为什么一直还是人治关系治权者治呢,根本还是中国人一直没有推崇契约意识的精神信仰,大家的思想根底里尽是一些与契约意识相左的关系意识清官意识弄权意识谋私意识啊。在这样落后的观念意识基础上,如何能够照搬照抄人家那些改革的方式方法呢。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先有秩序的保障的。它具体到政治架构上,就是适宜儒家官本位观念文化的一党制。必须指出的是,一党制也急需改革,具体讲则是如何根据中国人的思想背景来创新适宜的民主政治制权机制。还需要指出,这种民主制权可能起始并不是从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而是从下至上逐渐推进的。这里的似乎存在两大关键,一是具体富有操作性可行性改革思想(思路)的提出。二是最高权者必须富有推行这种改革的胆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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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夜啸,男 岳阳市委史志办 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 一直喜爱学习思考论写,曾发表论文70余篇,全国性征文竞赛获奖17篇 出版《中国理性改革思考系列)专著6本,近300万字 研究特点是尽量从本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民族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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