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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把人当人的生命医学(下)
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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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具有很大的生命安全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存在的标志,也是中医复兴的根本所在。没有进过中医药大学的校门,理解了经典理论,掌握了理、法、方、药、护的辨证论治,具有了“辨症求机”、“随证治之”的逻辑思维,就是一个合格的中医。不要以为,正规的中医教育是学院教育,非学校毕业的就不能从事中医临床。

    回顾历史,跟师学徒的教育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医正规教育。在中医院校成立之前的数千年,历朝历代名医辈出,哪个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校作为大量培养中医的方式是可取的,但这不一定就是高质量中医人才的摇篮。六七十年过去,中医院校里走出了几个能够和没有学院教育之前的医家比肩的中医,京城四大名医不是学校走出来的,蒲辅周、岳美中不是学校走出来的,就连中医学院成立之初教中医的老师,也不是从学校走出来的。

    五十年代创建五大中医学院,师资基本来自自民间,主要是跟师学徒出生的。民间中医可以组建起中医教育的师资主体,为什么现在民间中医就没有行医资格,非要经过学院化的各种考试才够格呢?真中医复兴,希望在民间在草根,用西医那一套卡主民间中医的临床大门,用西化的继续教育来扼杀三因制宜的临床思维,中医复兴无望。

    继续教育,来自西方医学,是形态医学对于临床医生提出的文化要求。为什么要继续教育?众所周知,形态属于物质肉体,而形态物质的认识随科研仪器、实验认识而深化,其理论总在不断更新,临床指南总不断修正,昨天的知识今天不适用了,或者错了,就需要学习今天的知识。继续教育可以促进医生知识更新,对纠正过去的理论错误很有帮助。中医需要这样的继续教育吗?根本不需要!中医理论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理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立学基础是活生生的人,在活生生的人形成理论,在活生生的人实践运用理论,其正确性和可靠性经过了数千年的生命检验,所以只要天不变、地不变、人不变,中医理论就永远具有实用性,就用不着更新。

    幼儿园的娃娃总是犯错,要不断纠错,加以正确引导;成熟的老年人,有丰富的认识阅历和积淀,错误少得多。医学及其文化也是如此,幼稚的文化、幼稚的医学,总会犯错,成熟的文化,成熟的医学就比较正确。西方文化和西医学,日新月异,一天以个样,就像成长中的娃娃,中国文化和中医学,数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就像睿智的老人。

    约二十年前,我曾经参加网上开办的继续教育,什么内容呢?实验分析中药的毒副作用,这样有毒,那样有毒,没有中药的七情配伍关系,没有“方证对应”逻辑,更脱离了三因制宜的实事求是。这样的继续教育,增加了心理压力,原本用了数十年的药,很多不敢用了。这样的继续教育,等于设置了中医临床的文化障碍,给中医挖了一个难以跨越的文化陷阱。如今很多人就是以实验得出的毒性作为证据,给中医打官司,要索赔,弄得中药企业胆战心惊,弄得中医临床缩手缩脚,孕妇的病、发烧的病,腹泻的病,甚至女性月经期间的病,都不敢看了。

    科学认识之毒,是物质化、分子化、单一化的毒,是机械还原产生的毒,是与生命相分离、与中药配伍不一样的毒,和中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临床规范大相径庭,和中药以证候病机为目标,根据寒热虚实的标本缓急、主次多少,对应性地进行君臣佐使的方药配伍大相径庭。如此这般的继续教育,对中医有害无益。

    在中医,经典理论无可替代,辨证论治无可替代,继续教育违背经典理论的逻辑规范,不讲“方证对应”的实事求是,就不是中医的继续教育。中医需不需要继续教育呢?需要,但中医的继续教育是自我学习的过程。

    自我学习是以自我所在的地域环境、人群特征、疾病规律为实际对象,通过不断温习经典理论,博采众方,学习医案,总结临床,来提高辨证论治的临床水平,而不是用脱离临床实际,脱离时空环境联系的实验实证的桎梏来制造文化障碍,破坏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阻碍有是“证”用是方的论治法则。实验实证的中医研究,实质上是西医研究,发现的分子成分,即不是四气五味的临床发展,也不是君臣佐使配伍的学术进步,不符合“方证对应”的临床实践,其学术价值远不如过去的医案、医话。金元四大家、清代叶薛吴王,名医类案,景岳全书等等,根据临床实际去学习,远比西化的继续教育强得多。

    中医的复兴关键在中医的传承,中医的传承关键在中医之师的确立,中医之师的确立关键在辨证论治。继续教育可以为师,但不是西化内容,而是辨证论治的临床指导,是经典理论的不断学习,是各家学说的积累。

    这几年出版的中医书籍不在少数,研究《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著作琳琅满目,这样验方那样经验,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医的复兴,相反,说明了中医的无奈,文化障碍太多,大家只能纸上谈兵,各抒己见。头头是道地空谈理论,不知道如何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不懂得如何辨证论治,既不知病性之辨、病位之辨、病邪之辨,分不清病机的标本缓急,辨不了病种的“合病”、“并病”,更不用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病势之辨了,如此下去,中医如何不亡?

    十

    用西方文化的实验实证方法来现代化中医,很是荒唐。实验实证的客观基础是物质形态,中医学的客观基础是活生生的人;西医用统一标准规范临床,中医用三因制宜实事求是要求临床;西医是有是病就吃是药,一辈子不变,中医是有是“证”用是方,“证”变方亦变。

    中医的治疗目标是“证”,证的本质是病机,也就是《黄帝内经·素问》说的“治病必求于本”的本。“证”没有了病机之本,成为一个文字空壳,便从中医概念降格为文字,随便怎么解读--症状、病理、外候等等都有道理,相对于否定了中医理论。中医“现代化”们很聪明,通过否定证的病机本质,在证的文字里面塞进病理作本质,用仪器指标、实验规范的东西,对应中药的药理,取代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这样一来,中医内涵消失了,中医本质否定了,经典理论边缘化,就连人也不是人了,是病灶是指标、是细菌病毒。

    中医治疗目标是证候病机,简称“证”。“证”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天人相应,自然完整,死人没有“证”,实验标本没有“证”,显微镜下没有“证”,细菌病毒不是“证”。“证”作为中医临床论治目标,具有与就诊病人所在时空的生命之应的关联性,其五藏气血阴阳异常的病机结论,不仅是当下这个病人的疾病本质,还体现了中医尊重人、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离开活生生的人,离开天文、地理、人事的因应联系,绝不可能获得“证”本质。

    有人通过研究,将性腺--脑垂体轴作为肾阳虚本质,在文化上很可笑。性腺是不是本质,脑垂体是不是本质?是本质,是形态物质的本质。肾阳虚是不是本质,不是本质的话,怎么指导了中医临床数千年,而且还行之有效?是本质,再用性腺、脑垂体去研究不多余吗?数千年的肾阳虚,非要性腺、脑垂体,画蛇添脚不说,还会对中医文化、中医临床的思维造成极大混乱。

    生命不能实证,不能物质化分析,每个生命既有他的个体特殊性,又有普遍一般的共性,医学以生命的体验为立学基础,不断地从个别走向一般,从一般回到个别,形成与生命客观像一致的医学文化,才能发展出人性化的临床医学。“医学是一项最古老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建立之前,医学就已经存在了。”生命体验无须科学,无须仪器,有生命存在就有生命体验存在,有生命体验存在就可以发明医学。人在医疗问题上,最早和鹦鹉、大象、猴子等动物一样,有了病痛就找寻药物,不同的是人类有文化,能够经过“神农尝百草”的生命体验,发展出系统化的医学理论,发展出规范化的临床医疗模式。中医学的起源,我们习惯地用现有的科技方法、西化观念去分析,却不从自然客观的生命体验去理解。

    中医起源的认识,追根溯源起源于生命体验,形成于中国文化之后。比较流行的说法,有“医源于巫说”和“医源于圣人说”。“医源于圣人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圣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数千年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逐步发展起来,到了东汉时期,张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之后,中医学才得到完善。

    何为圣人?品格高尚、十分聪明、热爱生命的人。理论需要客观的积累,但仅仅客观积累没有意义,需要有人将积累的客观资料,进行逻辑化地加工,从客观之中形成本质化的认识。就人的聪明才智分析,构建文化理论的任务,不是人人都能够承担和完成的,中医理论同样如此,没有圣人的深入思考、总结提高是不可能的。

    “医源于巫说”比较片面,其根据是医的古字--“毉”。结合动物的医疗行为,“巫”比药物治疗要晚得多,不能因为古汉语中的“毉”有个“巫”,就认为中医起源于“巫”。如此,根据“醫”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医起源于酒呢?包括巫、酒在远古时期,都属于医疗行为。

    巫(神)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中十分重要的一叶,中国文化同样经历过,可集中医理论大成的《黄帝内经》,在生命健康和疾病治疗的问题上,却鲜明地反对“鬼神”,也找不到类似于巫医的医疗方法。有人会问,祝由是不是巫医在中医的体现呢?不是。

    祝由,见《素问·移精变气论》:“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王冰:“移为移易,变为改变,皆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也。”祝由通过良性的情感诱导达到治疗目的,但若病人心思沉重,得失计较太多,又违背自然生命规律,“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和巫医是有区别的,在上古的“恬憺之世”、淳朴天真之人能够发挥医疗作用,和那种不加区别,任何病都烧纸画符、咒语驱邪的巫医有本质区别。

    有人将西方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文化、哲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按照这样的划分,哲学文化是在神学文化之后出现的,科学文化则是哲学文化之后的产物。“巫医”可以划归在神学文化,但如果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作《易经》,学习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释、道,我们就能发现,中国文化主要是生存关系的文化,绝大多数都围绕着活生生的人,思考人的本性问题、关系问题和生存问题,文化意识、理论内涵、价值观念都具有以人为本的内核,体现了人文精神,没有西方神学文化所说的神。上帝、神灵、巫在中医经典理论《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是不存在的。

    就其理论特征来分析,《黄帝内经》以多维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为客观,结合天文、地理、人事,根据生命体验,从个别到一般,从经验到理性,没有主观臆想的成分,更没有像显微镜逻辑那样的主观统一性。《伤寒论》则是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之后形成的,突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实事求是精神。就经典理论来看,中医学的形成,生命体验为客观,阴阳五行为工具,活生生的人为实际,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生命检验,大浪淘沙,去伪存真,逐步发展形成的。

    十一

    从历史看,巫医是存在的,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不是中医学的起源。有没有鬼神,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另外的几重天地?这些问题太复杂、太深奥了,显微镜逻辑看不见、摸不着,可能超出了人类理性之知的能力。也许在原始本能之中,灵魂有某种自由,不受肉体限制,有对鬼神或另外几重天地的感应、感知能力。这样的感应、感知,在无知无识的婴幼儿状态可能存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随着年龄增长,人世间的知识增多,这种能力逐渐消失,也就再也感应不到、感知不到了。

    《论语·宪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生生的人本身的问题就很烦杂了,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安顿不好,都不知道如何和自然相处,如何和他人相处,时常引起很多纠纷,巫、鬼魂的事怎么管得过来?再者,我们是活着的人,应该思考人的“活”的问题,活出人样,活得快乐,活得长久,“活”之外的问题,心思花得过多可能有害无益。

    就有些人来说,鬼神、灵魂谈得太多,还徒增恐惧,夜路不敢走,黑屋不敢待,独处也都害怕了。《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都不谈,我们怎么那么热衷,谈灵魂、鬼神,还期望科学解释灵魂本质。现世的我们,联系天文、联系地理、联系人事,才活得下去,怎么样处理好这方方面面的多维联系,做到“和于阴阳,法于数术”,实现“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才是正事。

    不可否认,在中医学理论形成体系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巫医”承担了相当的医疗任务,但“巫医”在生命体验形成了条理性的知识之后,就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医疗舞台。生命体验应该是从猿猴就开始了,“巫医”是在人类有了一定的理性或想象能力之后才出现的。运用生命体验的知识治疗疾病的方法,可能和“巫医”并存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因为并存,中华民族的先圣们,发现了生命体验的医疗价值,便把生命体验作为立学基础,从生命体验的客观事实之中,思考人与多维时空的动态联系,在自然完整性的客观基础上,研究健康与疾病的规律。

    生命体验是自在的,没有主观干扰,没有文化介入,和生存环境存在多维联系,所以由此形成的医学理论,有天文,有地理,有人事,生长化收藏、病衰康复亡的生命规律既包含了生命的共性,又包含了生命的个性,具有跨时空的普适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生生的人不是孤立的,是多维联系的,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客观基础,根据多维联系的生命体验形成中医学,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尊重人的人文关怀就在其中了。

    中医是人的医学,辨证论治是人性的医疗,有人别有用心,把中医和巫划等号,然后用所谓的科学来否定。《素问·宝命全形论》:“ 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科学懂物质不懂生命,实验室丧失了“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的生命客观,它把人当成肉体物质,如庖丁解牛一样,把人分解的七零八落。由此形成的医学,没有把人当人,没有人文精神,因此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理论的形成依赖于文化的发展。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生命医学,但中医学的萌芽,远远早于任何文字形式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人出现之前的猿猴那里去。根据生物学家对一些动物的行为的研究,发现许多动物都存在有意识的医疗行为,如大象、鹦鹉、猴子等等,它们都会去找寻一些矿物或泥土,来消除身体隐患,或解除毒素,或消除胀满。这样的行为,没有生命体验的知识,并将这样的知识以某种方式传承下去,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猿到人的进化完成之后,人类智力空前发达,生命体验的知识更加丰富,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一代又一代的学习、传承下来,就从无意识发展为有意识,形成了一定的理性,就为中医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原本的西医,也以生命体验为基础,可是从希波格拉底的四体液开始,就走上了以解剖为客观基础的文化道路,人就在文化中渐渐消失了。

    认识中医文化、运用中医理论,离开活生生的人都不可能。以有无逻辑理性指导的实践为分界,认识中医文化的形成过程,个人认为,总体上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学的萌发、发展和理论成熟阶段,从原始简单的生命体验的积累,到有意识的对症治疗,通过对症治疗的反观思维,不断积累,创造出了条理化的系统理论,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这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就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从对症治疗的蒙昧状态,走向了理论指导、逻辑清晰、目的明确的理性医疗。从药症对应的客观体验到黄帝内经,客观基础是同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是自然完整性的人,是多维联系的人,既没有用主观解剖客观,也没有用主观规定客观。《黄帝内经》是自然客观的生命规律的真实反映,正如南怀瑾所说,“中国的一部古书,《黄帝内经》,可称作是人类的生命学”。

    第二阶段是中医完善的阶段,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辨证论治的创立为标志。第二阶段实质是中医临床模式的建立阶段,解决了如何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问题。“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保持了和《黄帝内经》同样的客观对象,使中医理论运用与临床,没有生命鸿沟,而且坚持了尊重活生生的人的文化立场,病机本质的分析、判断以临床病人的脉症为客观依据,使《黄帝内经》“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等理论原则,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搭建起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客观的逻辑桥梁,是人文精神在中医学的具体体现。

    十二

    中医式微,要复兴,认识中医的立学基础,理解生命体验很重要。生命体验是原始的自然,是被动的无奈,但却是最自然客观的生命真实,实验方法、显微镜逻辑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人们都认为实验方法先进,显微镜逻辑严谨。就文化理论本身而言,也许是这样,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文化理论,要落实到活生生的人才能产生医疗作用,如果理论的客观基础果和临床的医疗对象不是一回事,这样先进、这样的严谨,对人有什么意义?理论的基础是实验室里的标本,临床是活生生的人,标本和人相距十万八千里,临床如何跨越这样的生命鸿沟?

    中医从医疗意识的萌发,到《黄帝内经》的形成,生命体验的过程极其漫长,可分为无意识和有意识两个时期。无意识时期的生命体验,是为了填饱肚子,吃了某种东西之后,身体出现某种反应的体验,天长日久,吃的东西和身体反应之间的形成联系,有了规律性的认识之后,就有了自觉的医疗行为,如有了大黄吃后腹泻的生命联系,解不出大便就会去找寻大黄。这种生命体验形成的认识是原始的,简单的,也许在人类的医疗史上,时间最为漫长。

    动物也有这样的医疗体验,和动物不同的是,人发明了文字,将口口相传转化为了文化相传,通过文字记载、代代相传,不断积累。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没有条理性,为线性的简单联系,没有逻辑条理,也没有概念体系,还不能称之为理论,只能算是对症治疗的知识。这种知识,现在在民间也存在,单方、验方就是这种知识的体现。

    由于没有理论指导,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神农本草经》应该是对这一时期的生命体验的总结和发展,但高于线性简单的药物体验,属于药症对应到理论形成的过渡,不仅记载了上、中、下品药物的生命反应,而且认识到了减毒增效,防止毒副作用的药物配伍规律--七情(相须、相使、相杀、相恶、相反、相畏、单行等七种中药配伍规律。),体现了简单的寒热虚实病机和药物配伍效应关系的认识,为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文化准备。

    生命体验是生命之应在活生生的人的体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寒热燥湿气候感应,劳逸苦乐人事影响,都属于生命体验的内容。生命体验是内化的、自知的,最原始的体验是“应地之静”(原始生命附着之地的稳定性)、“应天之动”(日月运行的寒暑昼夜变化)的体验。生命体验随着生物进化而不断丰富,在高级灵长类动物,除了饥饱体验、冷热体验外,还具有了病痛体验等。这所有的生命体验,都不是孤立的,外有动态时空的关联性,内有藏腑的关联性,用实验室割断了生命体验的关联性,显微镜逻辑否定了生命之应的客观性,中医学的客观基础没有了,辨证论治的临床对象消失了,中医学还能够存在吗?

    站在生命之外,才能认识生命体验。这就在不自觉间,维护了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完整性,保证了多维联系的生命客观性。中医的“证”本质、经络本质、三焦本质等无不是生命体验的理性结论,只有在活生生的人才能得到。“现代化”研究服从显微镜逻辑,背离了中医学的认识路线,中医文化有未来吗?中医理论能够运用于临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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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3年出生,主任中医师,四川省科学城医院退休。16岁跟师学中医,通过函授获得本科学历,从事临床四十余年,获得病人广泛赞誉,每天门诊量50人次左右,发表中医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中医之和-辨证论治的生命哲学》专著一部。个人邮箱:huangkaita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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