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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五大前景与分析
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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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的五大前景是:一,中国自我崩溃或者被遏制,美国继续安心地主导世界;二,中美脱钩,各走各的,或者形成相互对峙的新冷战格局;三,中美共治;四,美国继续衰退,中国取而代之;五,在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重建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

    第一大前景:中国自我崩溃或者被遏制,美国可以继续安心地主导世界,这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在中国之前,前苏联不是解体了吗?日本不是迷失了吗?那么,中国会崩溃吗?一段时期中国“崩溃论”喧嚣尘上,美国寄希望于中国的自我崩溃,中国崩溃了,美国就可以再次强大。但是,目前看来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事实是坐等中国崩溃无异于错失了美国自己的战略机遇,于是中国“忽悠论”又喧嚣尘上,认为美国被中国欺骗了,但这能怪谁呢?那么,遏制中国又怎样呢?在亚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可以说变得更加不确定,一是美国继续在南海推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二是朝核问题,三是制造台海紧张局势,四是推出所谓“印太战略”,五是明确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六是开打贸易战。美国利用或者制造这些问题,以此引爆地区冲突,形成所谓的均势,而自己躲在后面,从中渔利。但是,美国迄今一直苦于无法找到一个引爆点,因为目前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与最有活力的地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亚太地区的主流。所以,所谓中国崩溃论,所谓亚洲世纪即将终结只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另外,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无非是想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与遏制之势。事实上,亚太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在亚太没有国家希望被卷入冲突和战争,也没有国家愿意成为美国的马前卒与牺牲品。

    第二大前景:中美脱钩,各走各的,或者形成新冷战。特朗普认为贸易战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赢。从短期来看,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企业成本上升,国内物价上涨,经济将陷入一种休克状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通过人为地改变成本,物价以及市场投资预期,将倒逼美国企业回流,拉动国内投资与就业,由此使美国再次强大。同时,随着美国企业的回流,中国经济自然将崩溃,美国根本就用不着将航母开到西太平洋去。因为中国崛起,是美国制造,如果没有美国产业转移,没有美国市场,中国就不可能在过去30年内迅速崛起。所以,贸易战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一是可以使美国再次强大,二是可以使中国崩溃。那么,果真会如此吗?事实上,贸易战打了近一年,特朗普所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事实是贸易战不容易打,也不容易赢。因为它首先打击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成本将会上升,利润将会下降,全球竞争力将会失去。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过去30年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同时,贸易战将提升美国消费品价格,直接打击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贸易战会倒逼美国企业回流吗?事实上也不尽然,相反有的去了越南,印度等国家,而更多的却依然希望待在中国,因为中国依然是目前全球资本最能赚到钱的地方。而且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更多的美国与西方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显然,企业的逻辑与特朗普的逻辑是不同的。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倡导与推动全球化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全球化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以至于犯了一个错误。那么,目前美国却只看到全球化不好的一面,而没有或者不愿看到全球化好的一面,这又将是一个错误,因为闭关自守无异于自我边缘化。目前,种种迹象表明,贸易战不仅正在搞乱世界,而且也正在搞乱美国自己。不仅美国经济将陷入休克,世界经济也将陷入一种休克状态。难道这就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短期效果吗?休克之后,美国企业就会回流美国,美国就会再次强大?还是会只有休克,没有疗法,由此陷入一种长期的休克状态呢?

    第三大前景:中美共治即G2模式。从历史上看大国兴起,必然导致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多数以战争结局,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一样,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但是,问题是当时同为新兴大国的美国为何没有发生或者避免了与英国的冲突与战争呢?事实上,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如何以和平变革的方法来取代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求助于战争作为主要手段的,对由于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而需要对体系进行的调整。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就认为如果英美共治是对腐朽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最好替代,同时也能够保证国际秩序的和平过渡。英美权力的交替被认为是国际秩序和平过渡的典范,说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那么,中美共治是否可以再版历史上的英美共治或者美英共治呢?“中美共治”这一理念,发端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美国不少知名政治家也赞同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但是,这一理念一经提出,没有多久就被否定了。理由是:一是认为这种理念根本就不现实,完全是美国人的主观臆想,不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实际政策;二是认为这种理念反映出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无奈,既然美国单独“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拉上中国这个“利益攸关者”分担责任,可能也是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三是认为提出这种理念,是美国在施展“巧实力”,或者说是美国对中国布下新的陷阱。如果中国上套,那就不仅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也会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落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第四大前景:美国自然衰退,中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中心与世界体系变化的结果。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经分析到:“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很可能造成一个国家命运的终结,而且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从历史上看,世界体系的中心一直是变化的,比如在公元前2000年,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曾经位于世界文明和人类活动的中心。但是,在2000年后,它们却处于世界权力中心之外的遥远东方。在公元1世纪,世界权力中心在地中海。公元1500年后,又转移到了西欧,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西欧是世界财富,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虽然世界文明中心和权力中心的转移相对缓慢,但是交通线路的转移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位置的重要性。随着通往印度的航海路线的开通,之前的经近东,地中海和中欧的路线被取代了,再加上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大西洋从此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中心,威尼斯将世界贸易皇后的地位让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尽管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是一种深远的变化。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走向由盛而衰的轨迹,美国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最初是转移到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大转移。一方面,中国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秩序,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由此在不经意间顺势而起。另一方面是中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且顺势而为,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其标志就是“一带一路”。

    第五大前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重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可以说这是中国对中美关系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呢?简单地讲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而由此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联合体。从历史上看,国家关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经历了二个阶段,帝国阶段与大国霸权阶段,而目前正在处于从大国霸权阶段向国际政治民主化阶段的转变。在近代之前,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大帝国的更迭史,或者可以称之为帝国的周期。而进入近代以后帝国周期被代之以大国霸权周期,由此形成所谓世界秩序演变的一种历史周期律现象,即每一个世界秩序的形成都开始于大国之间的战争,然后是战争结束,战胜国召开和平大会,重新根据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然后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繁荣的时期后,由于大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导致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于是世界秩序又回归强权政治,最后引发战争的爆发。由此往复,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而目前随着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衰退,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世界秩序又面临一次新的转变。1991年,冷战结束,世界秩序合二为一,人们一度沉浸在“历史的终结”梦幻中。但2008年金融危机却又使这一梦幻破灭。回顾冷战结束后27年,第一个10年,美国与西方国家是全球化 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他们认为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结果达到“历史的终结”。第二个10年是全球化逆转的10年,所谓逆转是指全球 化偏离了美国与西方国家设计的轨道,不再是等于世界美国化和西方化,而是去美国化和去西方化。美国与西方国家失去了对全球化的控制,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反过来成为全球化的得益者与推动者。27年中近7年则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7年,一方面美国与西方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顺势而为,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且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英国地缘政治研究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在分析一战爆发的原因时写到:英国人与德国人乘坐的是同一条线路上的两辆快车,可方向却正好相反。十有八九,从1908年左右起,这两辆快车相撞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到了后来,甚至于连刹车都来不及了。英国这位司机率先出发,却开得漫不经心,毫不理会信号。而德国那位司机却故意加固了自己的火车,以便经得起撞击,并且还在最后一刻打开了节流阀。与此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中美则是象两辆行驶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而且方向相反,美国那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那辆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近30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对此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否则,无异于选择自我孤立与自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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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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