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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南学(二)
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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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闽南文化研究到闽南学的构建

    闽南历代方志和古人志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史料和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以观民风”的官方编撰,如明清两代各地大量的府志、县志等,也有地方官员、文人雅士、乡野耆老的奏章文书、志书、笔记、游记与文集,如宋代洪迈的《夷坚记》、赵汝适的《诸蕃记》,明代何乔远的《闽 书》、张夑的《东西洋考》,清代施琅的《靖海纪事》、丁日昌《抚闽奏稿》、陈盛韶《问俗录》、苏廷玉《温陵盛事》,民国李禧的《紫燕金鱼堂笔记》等等。著述者既有热心乡土的当地人,也有外来的视野,其中以游宦闽南者居多。

    其次,闽南的名胜古迹,有诸多碑刻、楹联、民间传说掌故。这些未见诸史料的资料也是闽南文化研究丰富的资源。

    再次,中国台湾地区有大量闽南文化的资料,欧、美、日等国家,以及东南亚也有大量闽南文化的资料。如荷兰的莱顿大学,就有大量荷治台湾时期和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的闽南文化资料。而最早的南音曲本则被收藏在日本和英国的博物馆中。

    此外,在国家的档案馆中也有许多关于闽南、台湾地区、东南亚华侨的档案史料。

    所有这些都是先人对闽南文化最早的耕耘,也是我们今日进行闽南文化研究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现代闽南文化研究的发端,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厦门大学国学院对泉州古迹和中外交通史料的调查。事情起因于 19 世纪外国史学界对刺桐港究竟是漳州、杭州、扬州或泉州之争议。最早是西班牙人阿耐斯到了泉州考察,并于 1911 年著文认定刺桐港为泉州。接着德国人艾尔风也来到中国,来到厦门大学,然后于 1926 年 11 月 30 日与厦门大学国学院张星烺、陈万里两教授同赴泉州考察。11 月 5 日张、陈两教授回厦门,向国学院报告了他们在泉州考察伊斯兰圣墓、蕃墓碑、承天寺等情况,张教授后来并写《泉州访古记》。 1936 年张星烺发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泉州的。

    随着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重要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少外国传教士到闽南传教生活,因此一些外国人对闽南的方言、文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且有一些著述,如 Douglas,Cairstairs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厦英大辞典》),Field,A Mostyn 1906.Approaches to Hsia-men London: Admiralty(《通向厦门之路》)等等。

    1926 年 12 月 3 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颉刚、林幽、容肇祖、孙伏园等发起组织“风俗调查会”,并决定“本会调查风俗先从闽南入手”,同时组织一批文章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发表。其中有林惠祥的《闽南下等宗教》、容肇祖《厦门的偶像崇拜》、黄天爵《海澄蛋户》、高子化《云霄械斗记》、林幽《风俗调查计划书》《儿童游戏的种类及家庭经济》、林惠柏《闽南乡村生活》、顾颉刚《天后》《厦门的墓碑》《泉州的土地神》、林语堂《平闽十八峒所载古籍》等等。可见闽南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其学术水平就定格在相当高的水准上。

    1930 年厦门漳州分别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协会厦门分会和漳州分会。厦门分会在谢云生先生筹划下,于《思明日报》开辟专刊,出版了《民俗周刊》50 期。此外还出版了《厦门民俗学丛书》数 10 种。其中有谢云声《福建故事》8 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2 集、伍资远《郑成功传说集》等。漳州分会1931 年成立,主持为翁国梁兄弟,出《民俗周刊》30 多集,刊行《漳州民间故事集》两册、《漳州歌谣》一本。

    在此期间,厦门大学的叶国庆先生继续闽南的研究,1928 年往泉州惠东做民俗调查,并在 1930 年发表《滇黔粤的苗犂僮与闽俗之比较》。对闽南民系形成与古闽越族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林惠祥先生创办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31 年他在厦门蜂巢山和南普陀东边山坡发现史前石器遗物,撰写《厦门史前遗物研究》。1936 年他率郑德裕、庄为玑发掘泉州唐墓。他的《南洋民族与华南民族的研究》等论著,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运用到我国东南与东南亚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此外,还有厦门大学的罗常培、周辨明、黄典诚等先生对闽南方言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抗战爆发,闽南文化研究几乎停顿,直到 1949 年后才又重新起步。从50 年代到 70 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力量除了厦门大学,还有泉州、厦门、漳州及福建省其他地区的社科工作者。主要成果有 50 年代吴文良先生对泉州宗教石刻研究、70 年代庄为玑带领考古队对泉州港宋船的发掘和研究、闽南方言的研究、闽南戏曲的研究、闽南古迹的研究、闽南民俗的调查、郑成功研究、闽南考古和历史研究、闽南华侨史研究、闽南族谱研究等等,在各个门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80 年代开始中华大地掀起了研究文化的热潮,各地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也热烈地展开。从 80 年代开始泉、漳、厦先后成立了漳州历史研究会、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芗剧(歌仔戏)研究中心、泉州地方戏曲研究所、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泉州民间信仰研究会、泉州民俗研究会、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等一批机构和团体。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闽南历史、民俗、海上交通贸易等等内容的刊物、专著和论文集。泉州的研究主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戏、南音、南拳,并提出了“泉州学”的概念,着重于泉州灿烂的历史。厦门的研究由于有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历史系、台湾研究所,有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华侨博物院和郑成功纪念馆,更侧重于闽南与台湾、东南亚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郑成功研究、歌仔戏研究、台湾历史研究、台湾文化研究、南洋华侨研究、吴真人研究等。漳州的研究引人注目的有陈元光研究、史前遗迹和月港的考古与研究。

    厦门大学作为学术重镇,在这一时期不仅参与而且主导泉州、厦门、漳州三地的研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南洋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一直是闽南文化研究的领军。

    与此同时,新加坡建立了口述历史博物馆,藏有大量用闽南话讲述的闽南人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述历史录音带。台湾对福佬音乐、福佬文化的研究论著更是难以胜数。人们的目光已经不仅只关注刺桐港,而且注意到月港、厦门港和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所产生的文化播迁及因此而形成的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闽南文化区域。

    特别应该提到台湾林再复在 1984 年出版的《闽南人》一书。这本书虽然侧重在台湾的闽南人,但却是第一个以闽南人——闽南民系为文化研究对象的著作。它使我们研究的眼界,随之从闽南扩展到台湾海峡两岸,到闽南人足迹所到之处,使得闽南文化这个原本是闽南地理区域的文化概念,变为闽南民系的文化概念。

    顺着这个思路,并在泉州、厦门、漳州、台湾诸多闽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之在 1993 年有厦门陈耕的《台湾文化概述》。全书共 31 万字,其中最长的一章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闽南文化的定义、区域范围、孕育、形成、鼎盛、衰变、播迁的简要历史和闽南方言、口传文学、物质生活文化、民间信仰、民俗、民间艺术、闽南人的思想性格等闽南文化独特的内涵与表征。

    这个介绍虽然很粗疏,并有许多缺失,但却是第一次在理论上描述了闽南文化的概貌,并且把闽南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所起的重要作用,首次做出概括和描述 ;尤其是对日据时期闽南文化在台湾的特殊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其后,有大量关于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论著文章问世。有不少虽冠以闽台,但其实讨论的只是闽南文化区域内的问题。

    作者:陈 耕,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来源:奇·朝鲁主编,奇海林、杨勇副主编,《地方学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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