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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的解决不在价格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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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粮食问题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司马南频道就做了一期关于粮食问题的节目。司马南在节目中,首先把主流经济学家们把粮食问题交给市场的观点批了一通。结论是:把粮食问题的解决交给市场是行不通的。然后,借助他的好朋友、我们草根网博主李昌平的观点,拿出他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并比较了近些年各种商品价格,说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是最小的。而为了农民的利益,为了稳定和提高中国粮食生产,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要提高粮食价格。

    这个解决办法行吗?有问题吗?肯定有问题的,也肯定是不行的。提高粮食价格,不还是把粮食问题交给了市场?前面把粮食问题交给市场的观点给否定了,后面让他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最后还是要提高粮食价格,还是要交给市场,他的观点和把粮食问题交给市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人家说的是政府提高收购价,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用价格调整,就是市场行为,不管是政府,还是其它什么人、什么单位。搞全面私有的市场经济,政府也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经济组织。

    一方面反对把粮食问题交给市场,并同时反对大资本下乡。另一方面把解决问题的办法交给价格,用提高价格来解决,这不是支持粮食问题交由市场解决,这不是支持大资本下乡吗?现在大资本不愿意下乡的原因,是粮食价格太低,大资本下去无利可图。你怂恿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实际上就是增大粮食补贴,使得大资本下去有利可图。收购价格上去了,是你能挡得住大资本下乡?还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能够挡得住大资本下乡?这不是在支持把粮食问题交给市场解决又是什么?

    实际上,有些道理是很简单的。当我们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粮食问题只要下决心解决,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不论他是干什么的,也不论他是左派右派,是囚犯还是懒汉,是老人还是小孩,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必须有饭吃,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饿死。这是比较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工业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公共伦理。在工业社会,如果一个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不论他是什么原因,都说明我们违背了工业社会的基本公共伦理,在制定社会制度上出现了问题。

    那么,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对于粮食问题,就不是一个市场和价格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国家战略问题,是一个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问题,是最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在农业社会,粮食问题是决定政治和军事的经济问题。而在工业社会,粮食问题就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应该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公有共享,还是私有市场的问题。具体到政策和制度制定,机制和具体操作上,就是一个配给式的基本供应问题,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计划的问题。

    对于粮食问题,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你有多少人,最基本的让一个人不会挨饿的粮食需求是多少,我们自己尽最大努力能够生产多少,需要进口多少,用一个什么样的配给方式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然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储备,可以保障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会出现粮食危机而饿死人,最后导出的一定是一个公有共享的计划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土地谁也不能私有,特别是生产粮食的土地,必须公有。由国家出资,根据国家总的粮食需求进行粮食生产,实行配给制计划分配模式。然后你再讨论其它领域的市场还是计划问题,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就必然导出一个在农村搞公有共享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农村就地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在现有制度下,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是真心想进城,想过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市民生活。之所以还留恋土地,还无法离开农村,是因为我们不能给农民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如果你能够给农民一个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安全保障,没有哪个农民不愿意进城。这些年,最不合理的一种做法,就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一方面让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却不承认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待遇,不给他们一个和城市市民同等水平的基本安全保障。把他们看成是农民工,导致农民创造的劳动,特别是应该归属于他们的安全保障的那部分劳动,被城市市民无偿占有,或者说被政府或金融资本无偿占有,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立足,只能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农村往来迁徙。

    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应该是不再有农民和工人、农民和市民之分的社会。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不应该再称为农民,而应该称为农业工人,最后和其他人一样,被称为工人。也就是在工业化以后,应该把所有人都改造成工人,真正实现工人阶级主导。农业,应该是一个实实在在实现公有共享的社会公共产业。农业工人应该和其它产业的工人一样,享受城市市民待遇。而农村,应该是在城市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紧接着就地实现工业化改造的地方。通过走土地公有和集约化道路,把土地收归公有,给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一方面根据城市需要向城市输送劳动力,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化改造过程中,就地解决农业的工业化问题,就地解决农民的城市化问题,也就是农民的市民待遇问题。如果在土地公有,农业生产工业化以后,让所有农村都能利用本地资源解决所有农民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是给农民配给粮食,解决其它安全保障问题,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一定会走上工业化的快车道。所有问题,都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实际上,农村、农业、农民所谓的三农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而是由于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用城市和工业的眼光歧视农村、农业、农民所造成的结果。只要政策合理,不用城市资本下乡来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只要给政策,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城市进行工业化改造的同时,在农村的就地工业化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村不缺需求,不缺资源,不缺劳动力,也不缺资本,更不缺人才,就缺一个合理的政策,或者说一个正确认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态度,和一个符合科学的政治经济逻辑,激发农民自己就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如果非要用城市来改造农村,用资本来改造农业,用工业来掠夺农业,用市民的标准来规范农民,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肯定解决不好。因为这里面一定存在着一个无法平衡的利益问题,这不是市场和价格能解决的,也不是农民种什么、养什么能解决的,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政治经济问题。

    如果按住农村农业和农民,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就地实现工业化,等待大资本下乡去帮助农村农业农民实现工业化。那么,没有利益大资本不会下去,大资本下不去也就不可能把工业化带向农村,也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如果给大资本利益,让大资本下去,最终受害的、被抛弃的、被抛向城市的,一定是农民,特别是变成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城市贫民,农民肯定不会愿意。农民不愿意,大资本还是下不去。强行让大资本下去,把农民赶进城或诱骗进城,最后一定会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顽疾,造成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最后把城市和乡村都给搞坏。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在工业社会一个人都不能让饿死这样一个社会伦理来看问题,特别是不能让农民进城后被饿死,又让所有的农民都能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土地公有的道路,在农村实现就地工业化。既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业化问题,也不会给城市添乱,还能够支援城市的发展建设,给城市发展并最后带动农村发展提供最有利的保障。

    所谓的价格问题,市场的问题,养猪养鸡养老鳖的问题,种粮种果木种土豆的问题,都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因为在城市实现了工业化以后,本该农村实现工业化,而且农村啥条件都不缺,完全可以就地实现工业化。缺的就是不给政策,非要农民进城实现工业化,非要大资本下乡,把农民赶进城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工业化,然后把工业化以后的农村和农业交给大资本,这实在是不讲工业社会道德伦理的一种做法,实在是帮助资本掠夺农民农村的一种做法,实在是资本主义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做法,也应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失败的一种做法。我们之所以也学着这么做,完全是接受了错误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毒害,没有搞成我们自己真正的特色,在模仿资本主义搞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工业化。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的是在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最应该实行公有的,就是土地。而最有条件实行公有制的,就是农业。最应该实现公有共享的,就是粮食,也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没有粮食吃。只要我们遵循这些原则,给农民最基本的城市市民待遇,解决农民的基本公共需求,给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就可以把土地重新收归公有。然后对农业实现工业化改造,建立以村镇为单位的国营大农场,就一定会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也一定会就地转化大量的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还可以省下大量的劳动力来支援城市发展,并可以围绕农业的工业化改造,配套建立起相应的各个工业企业组织。比如机械电气维护,工业品初级加工,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科研和生产机构等。并且这些产业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在农村这个范围内自我消化,不存在所谓的市场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有大量的消费能力,只要进行工业化改造,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甚至还会成为城市大量工业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形成。

    而现在的政策,是自由放任,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决定。一方面让农民自由往来于城市乡村,造成两头荒芜:家里的地无心种,城市的家无踪影,最后导致心灵的疲惫和荒芜。另一方面就是放任资本往来于城市乡村,有利就下乡,无利就不管农业的事。下乡一定是下去剥削掠夺农民。而不下去,就等着农村和农业走向荒芜,等待投机的机会。其根本原因,就是受错误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误导,错误地理解了市场,把不属于市场范畴、不该市场化的农业、农村、农民交给了市场,交给了国际国内金融垄断投机资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粮食安全,也就不可能真正去解决三农问题。

    实际上,在农村实现就地工业化以后,还可以开展一个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配合教育改革为学校和学生提供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广大的生产劳动的实习场所,培育我们青年学生的劳动意识。在教学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对各级各类学校,规定一定的时间,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解决当前中国教育问题,解决青年学生一系列思想、行为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配套项目,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解决对劳动的认识态度,培育最基本的劳动意识的问题。

    所以,不论是粮食问题,还是三农问题,根本就不是市场问题,也不是价格问题,更不是种什么养什么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产业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问题。是能否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在已经具备搞公有共享的条件下,能否实现公有共享,在农村就地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土地公有,农业、农村、农民就地实现工业化,才是解决粮食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中国城市农村在工业化以后消灭剪刀差,实现整体平衡并最后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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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3日第一稿

    2020年8月2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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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强。草野思想库理事会理事成员,民间思想者,民间智库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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