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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病毒引发的中西医较量
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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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一场公共危机的形成,一定是由人类的整体行为错误造成的。面对这次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不论是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信任危机,还是情感危机,还是其它的什么危机,背后一定潜藏着人类的整体行为错误在其中。首先作为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最直接的,就是潜藏着人类的医学认知整体错误在其中。这其中的表现,就在于西医的过于强大,也在于西医的整体性错误,当然也存在着中医的整体认知错误。

    表面上看,已经被西医剿杀的快要消亡的中医,由于所谓的不科学,由于参杂着各类机会主义者出于商业利益,利用中医进行的各种欺骗和诈骗,由于所谓的不经济,在工业时代,似乎必然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戏剧性的是,一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给大获全胜、乘胜追击的西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所谓天灾,使得西医对中医的剿杀,不得不停止了一切举动而去面对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这就给了人们一个启示,那就是西医到底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西医是不是在程序正确的同时,孕育着一个人类整体行为的巨大错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救亡运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运动,似乎和中西医的较量同时展开,结果也似乎差不多。看似凶猛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腐败无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导致中国一天天弱下去,无论我们怎么救亡,似乎都免不了最后一个必然灭亡、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殖民地的结果。特别是在救亡运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谁也不会想到,会在各种危机中杀出一条血路,在眼看被国民党即将剿灭的时候,一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华战争,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生机,彻底改变了中国救亡运动的走势。

    在这里,就像我们并不会为病毒开脱一样,也不会去为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辩护或开脱,更不会去对他们进行感谢。因为这样的政治、军事、民族危机,一方面是由满清封建王朝及蒋介石汪精卫所领导的民国的整体行为错误造成的,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整体行为犯罪造成的。他们和病毒一样,都是人类形成灾难的祸根,这样的人类灾难,就是由他们的错误和罪孽造成的。这样的人类灾难,这样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乃至公共卫生的危机,实际上说明了我们以往的整体行为出现了错误,说明了我们的整体行为错误被一些人利用。当然,还说明了正在孕育着一场革命,就是改变我们整体行为错误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革命的正义力量,而危机的形成,则是由中国共产党要革命的对象,要纠正的那个人类行为的整体错误和犯罪行为。

    面对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的现实,面对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实践,实际上中医真的可以学到很多,特别是不应该过度消极悲伤,更应该看到光明和希望、看到机会。因为政治斗争,比较思想斗争和学术斗争来说,毕竟要残酷的多,是要杀头的。而思想斗争和学术斗争,起码还不会有杀头的危险。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个不杀头的危险,可能才导致中医的反抗变的不那么剧烈、不那么精彩、不那么忘我,导致真正想进行中医救亡的人,变的不那么多、不那么坚决,慢慢的都屈服了。而如果真正想进行中医救亡的人,则在这场危机当中,应该是大有所为的。

    实际上中医的救亡,就是中国救亡的一部分,也就必然地和中国的救亡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学着毛泽东领导中国救亡的办法,去进行中医的救亡。那么,毛泽东领导中国救亡的办法都有那些?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神秘,总结起来应该有三点:一个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念,来解释、改造、重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理念;一个是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世界上最科学的先进理念结合起来;再一个就是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把人民这个追求公平公正的政治力量唤起,并组织起来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把中国人的整体行为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压倒一切可以把中国人的整体行为引向错误方向的各种势力和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这次新冠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就是类似日本侵华引爆中国各种危机爆发一样,揭示了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整体行为错误,同时也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救亡提供一个机会一样,给了中医实现医疗卫生救亡、顺便也挽救中医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就证明了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一定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整体性行为错误。如果我们的中医,能够借鉴世界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成果,结合中华传统医学文化所蕴藏的科学精华,组织追求对医学研究求真求实的人民力量,重新对中医进行解释、改造和重建,就一定可以最终战胜错误的、伪科学的西医,也战胜中医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和错误行为,使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走上一个新的高度,建立起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新的人体科学学术体系,和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现代西医尽管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并不是医学,更不是人体科学,而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医学上的一种体现。这就使得表面上的西医,实际上在科学的外衣下,走向了一个把人类医学导向错误的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人体试验场的错误方向。这样的体现既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成果的一种检验和应用,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一种体现和应用。它们并不关心人的健康,只是针对病症和病原体提出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一种解释和处理办法,由医生代为实践,并为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背后的投机资本和垄断投机资本提供投资回报。他们的整体利益,并不在人类的健康上,也不在人体科学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现上。这样的所谓医学,实际上就背离了医学的社会公共属性,背离了医学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本质属性,把医疗卫生领域,变成了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实验场,变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实现工具,变成了投机资本和金融垄断投机资本进行投机和垄断投机的竞技场。他们既不会对人类的健康服务,也不会关注人体科学的研究,更不会关注人类公共卫生对人的健康的意义,也就必然导致西医在程序正确、作业标准的同时,形成了一个人类整体行为的错误,使西医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导致人类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形成。

    西医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你有没有病、你的病是怎么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管我能不能治好你的病。我用设备检查出了你有病,对病原体进行的科学的结构分析,并且用设备和药物治好了你的病,就是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上取得了伟大成果,至于你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如何预防,西医是不管的,那是另外一个门类的事。尽管西医也讲预防,也研究病源,甚至在看病的时候也关注一些病源的问题,但真正到医学实践上,就都忘到脑后了,他们管的,就是病,就是把病治好。治好了病,就能挣到钱,就可以继续组织人们去进行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能使医院去还买设备和医药的钱以及利息,就达到了商业目的。如果不是这样,投资人的投资就无法收回,就挣不到利润,就没有人再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至于防疫和病源,那是政府的事,不是西医的事。因此,西医本身并不存在科学问题,而是一个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应用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实现问题。这就导致西医变成了试验场,而不是真正的医学或人体科学,这其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方向性错误,导致人类整体行为的方向性错误。

    第二,医学是个社会公共服务问题,是公共领域的人类活动问题,不是自由市场问题,市场并不能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都应该明确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中医不应该和西医在医疗卫生领域争夺利益,而应该依靠政府,借助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人类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因此,中医必须放弃传统农业社会个体行医的传统习惯,要改变医疗卫生服务方式,变个体行医,为集体服务,为社会公共服务提供医疗卫生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医上升到一个现代医学的层次,来纠正西医的错误。

    中医如果不能借助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开展工作,如果在市场中和西医进行商业竞争,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是无法和西医进行竞争的。而且一旦把中医纳入到市场体制下,实际上中医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必然要走向神秘、走向复古、走向保守,甚至沦为一些人进行诈骗的工具。还有,中医和中医之间也会存在着竞争,就必然要在中医之间形成保密和倾轧,最后导致自相残杀,不用西医来做什么,自己就把自己毁了。就算勉强胜出,也一定是一种维持,很难得到大的发展。而不像西医,不论是医生、药品、器械、装备,都是工业化、标准化批量生产的,这样的局面,中医不可能和西医进行竞争。这里的错误,也是人类的整体行为错误,不在中医本身,而在金融垄断投机资本的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

    如果中医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纳入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那么中医和西医的竞逐,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服务的竞争,中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性就能够得到体现,就可能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稳定的发展。并且由于纳入了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医之间没有了竞争,就会很好的实现中医知识和中医技能的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使得中医可以迅速实现普及和提升。中医一个最大的普及和提高,是在毛泽东搞赤脚医生的年代,不仅使中医实现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机会,而且实现了一个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中医要想发展,必须把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公有体制。而阻碍中医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制度性问题,就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私有化,这是造成医学和人体科学最终导致人类出现整体性错误的根本原因。因此,所有关心中医发展的人,都应该关注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坚决反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私有化改革。

    第三,中医要想得到发展,要想战胜西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实现现代化革命。而中医的现代化革命,一方面要体现中医本身的现代化,就是要用现代通用的语言来解释中医,而不是继续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语言来表述中医。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语言表述,是不具现代科学性质的一种语言表述,是无法让现代人接受的。这方面的工作也必须纳入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范围内,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把中医纳入现代人体科学的范畴内开展科学研究,使得中医向工业社会的科学领域跃升,而不是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治病救人的框架内无法脱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且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借鉴西方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来改造中国社会,还是抱有传统的均贫富的思想来进行社会变革,就无法摆脱传统农业封建社会的束缚,向工业社会迈进。中医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向人体科学领域迈进,还是停留在治病救人的传统思维下,就不可能和西医争夺话语权,就不可能主导人体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方向。非常幸运的是,人体科学的概念不是西方人提出的,而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是由大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我们应该更方便接受,而不是抗拒。

    第四,中医要想进入工业社会,也不能脱离中医的实际,不能盲目地放弃自己和超越现实而进行盲目的改变,必须把人体科学和传统的中医学进行有效结合,使人体科学建立在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上,也使中医学用人体科学进行武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学,使中医学向人体科学跃升。因为中医本身就是人体科学的雏形,是人体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放弃中医去搞人体科学,我们也不能把人体科学和中医学对立起来。因为中医学本身就体现着人体科学的最基本和最一般的原理,那就是对人的认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这方面,还是要学习毛泽东,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到把人体科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医跃升的实践相结合,和中医的几千年的发展相结合。实际上,如果我们每个立志于发展中医事业的人,能够在思想上首先建立人体科学的理念,再结合中医改革创新的实践,是一定可以把中医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是一定可以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也是一定可以纠正人类的整体行为错误,把人类的寿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我们真的很期待这样的一个结合。

    最后,中医一定要在社会的整体变革中得到发展,而不是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所有立志于发展中医事业的人,不能仅仅埋头于古书、古方中,也不能只是注重技能的提高,一定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关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业。中医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甚至是向传统农业社会走自己的回头路,是一定没有出路的,是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的。实际上这样的发展,也并不是真正的中医,不过是一个个个体郎中的表现罢了,他们代表不了中医。真正的中医大夫,如果不能很好的认识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公共属性,不能看到其中的认知科学和体系科学,不能看到中医的辩证和系统,不能看到中医的时代局限,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中医,最多是一个好的郎中而已。

    一场疫情,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西医的整体方向性错误,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医存在的价值和内在的科学性,让中西医开始了一场新的较量。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机会并不代表一些应该把握住机会的人就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必须在这个机会中进行反思,必须在这个机会中进行总结,必须在这个机会中进行学习,必须在这个机会中进行自我革新,并且在这个机会中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机会迎难而上,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使中医在西医的围剿中跃升出来,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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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强。草野思想库理事会理事成员,民间思想者,民间智库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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