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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问华为到底做错了什么?(四)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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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说了,华为应该举报的不是李洪元,而应该是他的那个主管。举报李洪元的应该是他的那个主管。如果那个主管不去举报李洪元,或者说在接受讯问的时候没有供出李洪元,公安机关在侦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李洪元有什么犯罪证据,李洪元应该说就没有什么事了,所谓对李洪元的陷害也就不存在了。

    但事实是,李洪元确实从华为拿了不该拿的钱,李洪元确实被关了许多天,后来也确实因为没有证据而被释放,拿到的不该拿的华为的钱,也没有退还给华为,并得到了国家赔偿。如此明显不合理又如此扭曲的一个处理结果,显然的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也就有了后来被网络爆炒的理由和根据。这里面又有那些问题?哪里又做错了什么?

    华为不论是举报李洪元,还是举报那个主管,还是把两个人及其他人一起举报,作为受害人,对华为来说,都没有做错什么。存在的问题是华为应该举报谁更合理,更符合程序,对华为更有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论华为举报谁,不论李洪元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都和华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华为只是一个举报人,一个受害人。作为公民和法人,作为受害人,华为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一些涉嫌犯罪行为进行举报。

    但是,大家看到了,最后的结果很不好,不仅李洪元没有被证明有罪,还获得了国家赔偿,而且华为被黑走的钱不仅没有要回来,还被牵连进去,受到了舆论的打压和围攻。是华为做错了什么吗?实际上不是的,华为没有做错什么。要说华为有什么错,那就是在举报程序上做的有些混乱,这并不说明作为受害人的华为举报本身有什么错,而是在技术处理上存在着错误。那么哪里做错了?肯定是错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那里了。否则,李洪元也不会得到国家赔偿、华为也不会坚持不对李洪元道歉了。

    上文说了,现在的公权力,很希望为实体经济做点什么,也很急迫为实体经济做点什么,毕竟经济在走向下行,都来服务实体经济,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避免出现大的经济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但是,想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一回事,能不能服务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就体现出我们的公权力,由于受错误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理及法理影响,在主观上想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由于认识和行为上的错误,导致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错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就这件事来说,不管华为举报的是谁,如果我们的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对经济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对社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依法办案、独立办案,实际上这个事实是很好认定,案子也是很好处理的。之所以会出现后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公安检察机关受错误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理及法理的影响,没有法治意识,没有实体正义意识,只有服务意识和程序正义意识,一开始就从刑事犯罪侦查入手,而没有从经济纠纷考虑,没有从职务侵占考虑,把侦查的对象锁定错了,导致最后出现不该出现的结果。

    我在第一问中说了,按照现有的法律,对于经济补偿来说,是很清晰的,也是有明确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懂得这些,那么就该首先从经济纠纷入手,不管李洪元有什么理由,按法律执行,人家华为已经按法律对他进行了补偿,那么他后来所得到的补偿,就应该是非法所得,就应该责成李洪元退还给华为。后来的侦查如果发现那个主管涉嫌有职务侵占行为,或者说李洪元有涉嫌敲诈勒索行为,就应该对这两个人的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补充侦查取证。确实证明犯罪的,应该提请检察机关起诉。如果不能证明犯罪的,就应该结案。如果能够这样处理,华为的损失得到了弥补,给相关人员也有了一个结论,这个事情处理的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并没有这样处理,而是处理的非常混乱。不仅程序混乱,取证也非常混乱。首先在程序上,如果确实存在着对补偿的纠纷,那么就应该首先解决补偿问题。既然华为已经根据国家法律对李洪元进行了补偿,就不应该再存在二次补偿的问题,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如果李洪元坚持这是补偿款,那么就应该责成李洪元退还给华为。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如果华为不再举报,公安机关也没有发现新的涉嫌犯罪,这个案子也就可以了结了,剩下的就是交给华为自己去处理了。如果华为坚持举报主管的职务侵占,或者举报李洪元的敲诈勒索,那么就另案再进行侦查,或者合并进行侦查。能够证明谁犯罪了,就起诉谁。不能证明其犯罪了,就给华为一个解释,相信华为不会那么不懂法、不懂规矩的。

    而实际的处理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据说,那个主管,实际上是犯有职务侵占罪嫌疑的,后来被放了,没有再说他的事。对经济补偿和进行的重复补偿也没有再提,而是把侦查的方向锁定在了李洪元身上,最后怀疑的是敲诈勒索罪。由于证据不足,导致道歉、放人、赔偿。但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有犯罪存在的,而且真正的犯罪都没有得到惩罚,反而是举报人、受害人,在事情爆出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仅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名誉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甚至有人还会认为,犯罪嫌疑人李洪元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而实际上他确实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也还拿着那笔、他认为是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华为已经补偿了的、不该拿的钱。该退还的不能退还,该抓的没有抓,该惩罚的得不到惩罚,该受到惩戒和教育的也没有受到惩戒和教育,整个一个糊涂官办糊涂案。这样一个结果爆出来,加上华为的自带流量,不造成巨大的炒作浪潮才怪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就变得很正常了。

    我们说,公检法办案,都应该是独立办案、依法办案的。这个独立不仅是要排除外界干扰,也要求我们的公检法人员不应该受举报人的影响,而是有自己的办案思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依法办案,依据事实去办案。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这个案子就应该是很清晰的,就应该办的是很公正的。过分讨要经济补偿,甚至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或者说所谓的计谋进行讨要,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首先应该否定的。已经占有了的,责成退还给人家就是了。如果在侦查中发现有职务侵占和敲诈勒索,就进行补充侦查。能够证明的,就起诉。不能证明的,就结案。即便根据举报人的举报,对敲诈勒索进行侦查,对相关人员进行取证了解,也会发现那笔补偿款是非法所得的,也会发现职务侵占和敲诈勒索的,也还是能做到,能取证的就起诉,不能取证的就放人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首先尊重实体正义,承认首先尊重实体正义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于再次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索要,既有法律也有标准,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已经进行了补偿,再次索要补偿,首先就是违法的,是不成立的,首先维护实体正义,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否定了就是,责成他退还了就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我相信这中间的所有人,都已经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公平。华为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弥补,主管的错误得到了纠正,李洪元的非法要求被驳回,对具体的三方来说,问题应该得到了解决。公安机关也起到了主持公道的作用,而且处理的合理合法,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李洪元就是再有不服,也必须强制他服法,这本身就体现着法律的专治和权威,体现着依法治国。

    剩下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负责,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刑事犯罪?如果有,那就是公安机关的社会责任,需要继续进行补充侦查。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再拘押任何人了,拿到证据再拘押都可以。拿不到证据,也就可以结案了。实际上那个主管的刑事犯罪是很好取证的,不知为啥没有去取证抓人?而李洪元,尽管有着主观故意,而且行为上存在着给那个主管施压的嫌疑,但如果人家确实没有进行敲诈,只是做了一些暗示,形不成犯罪证据,实际上给华为造成损失的,还是那个主管,以职务侵占进行惩处,并且从李洪元手里要回了那笔钱,也就从根子上为我们的社会根除了犯罪,公安机关也算是做到位了,尽到了该尽的责任。在这里,既可以教育华为,也可以教育社会,还可以教育那个主管,惩戒那个主管,也对李洪元起到了间接的教育和惩戒,结果应该会很好的。在这中间,不管华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如果我们的公安机关能够独立办案、依法办案,就不会造成后来的结果了。

    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是要依法处理任何纠纷的。像华为这样的大企业,一定是有法务专员的。而一般的小企业,在出现纠纷的时候,也是会聘请法律顾问的。不管是法律专员,还是法律顾问,也包括我们的公检法机关,都应该本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结合的原则,依法、依据事实处理纠纷。都不能为了维护相关的当事人的权益,用各种资源来干扰公检法机关独立办案,公检法机关也应该排除各种干扰,进行独立办案。就李洪元这个案子来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对办案进行干扰的证据,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潜在的因素,包括一些经济因素和商业因素,在不同程度的干扰着公检法独立办案。而公检法自身,进行独立办案的意识也不强,也在自觉不自觉的受着各种因素的干扰,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

    因此,我们说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治社会,必须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结合的原则。只有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结合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治社会。如果没有了实体正义原则,只坚持程序正义,不仅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治社会,不仅不可能实现依法办案和独立办案,还会必然的自觉不自觉的使办案走向偏差,造成各种奇奇怪怪的冤假错案。就像本案,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首先能够有追求实体正义、具有独立办案意识,再结合程序正义原则,不管举报人如何举报,能够依法办案、独立办案,华为的经济损失一定是可以得到弥补的,那个主管也是一定要得到惩罚的,而李洪元和有着李洪元那样想法的人,也是可以得到惩戒和教育的,不可能让他拿着从华为那里非法得到的一大笔钱走出来的,今后这样的纠纷和涉嫌犯罪也就会得到很好的制止,我们的社会也就会变的越来越文明进步,越来越公平公正。反过来,放弃了实体正义,仅仅注重程序正义,也就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不仅让李洪元黑了华为一大笔钱,还变的有理受屈获得赔偿,让社会变的不解和分裂了。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李洪元,不管李洪元在这中间做了什么,如果我们把他放到市场经济下去审视,我不认为李洪元有多坏。要说坏,是我们对市场经济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解读,导致李洪元变坏的。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和共享经济,不是垄断经济和投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垄断下的垄断经济和投机经济。当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做市场经济的楷模和范本在中国进行推广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市场经济搞错了,也会把我们的人的思想搞错搞乱,导致我们的一些人走向贪婪和投机。李洪元的表现,就是这样一个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变的走向贪婪和投机的具体表现。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的投机已经走向犯罪,那么我们就应该去用我们的法律来惩戒他。如果我们无法证明他有犯罪行为,只是一个在错误的市场经济导向影响下,变的有些贪婪和投机的人,我们也不必敌视他,还是应该对他进行教育。实际上,如果公安机关不能证明李洪元有敲诈勒索犯罪行为,能够根据劳动法和华为已经对他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事实,把他多拿的那部分钱帮助华为要回来,对他的贪婪和投机就是一种制止、教育和惩戒,就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达到了目的,就起到了应该起到的责任和效用,不必苛求非要对李洪元进行刑事处罚,也真的不必非要对李洪元进行刑事处罚。他的行为仅仅是贪婪和投机,不过是相比有些人,做的有些笨拙、有些夸张罢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会滋长贪婪和投机心理的。只不过有些人做的巧妙合法,有些人做的笨拙夸张,有些人做的野蛮违法罢了。

    总之,根据对这个案件的分析看,我们认为,我们的法治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如果走的不好,也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垄断的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的经济。李洪元的表现和被一些人痛恨,抑或是被一些人同情,就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必须警惕。李洪元笨拙、夸张、贪婪的投机表现,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可能存在的、被影响的、具体的行为展示。我们不敢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被这样一股错误的社会思潮所影响而没有泛起贪婪和投机的心理。所以,我们也不必对李洪元过于苛求、过于仇恨。既要看到问题,更要看到问题的根源,不能只是仇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好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人借助这件事在网络上进行炒作,实际上也正说明这中间存在的错误认识和路线斗争问题。而对于华为来说,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标杆企业,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改开,为了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总结自己,在这件事上是否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内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真的形成了一个正确的统一,这决定华为今后任正非担心的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会垮掉、崩掉。希望华为不要忽视反思,因为有太多的有正义感的人,太多的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能够成功的人,在期盼着华为能够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大,为我们的改开做好表率。

    2019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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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强。草野思想库理事会理事成员,民间思想者,民间智库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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