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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既已远去,又何须归来?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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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于12月7日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开播,首集便聚焦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截取其人生两大重要转折点——会见另一位思想家老子、以及遭遇的陈蔡之厄,延展出这位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并由此展开对中国原发思想之启蒙与发展历程的追溯。

对于该纪录片全篇旁白、几乎无人物对白、全篇升格的慢镜头、鲜少有的纪录片女声旁白配音,等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我们不免感到新鲜、亮眼。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主要想说的是:孔子在春秋战国的当时,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物,他的出现,有其时代的背景,更有其历史的背景;但是,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他,只不过是作为某一个利益团体的代表性人物,宣扬了他自己的、不被当时的各方势力所接受的观点而已。

他的种种作为,即使是让他经历了起伏跌宕的一生,也没有对他所想改变的当时的历史趋势,作出什么改变。

他既没有导致当时历史的后退,也没有推动当时历史的前进。

他是到春秋战国的尘埃落定,中国社会的奴隶社会时代基本结束,历史,已经进入到西汉时期的中原民族内部,基本上和平、和谐之后,才被他的“孝子贤孙”们,推举到“圣人”的地位,成为了后来的“万世楷模”。

所以,认识孔子,我们不能只认识他本人,不能只认识他与老子之间的会面、和他的陈蔡之厄,而要认识到他背后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之画卷,认识到孔子之前的中华民族历史,认识到孔子之前的中华民族文化,认识到孔子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认识到孔子那个时代的其他的各家学说,再认识到孔子,是如何在后世,被推举到“圣人”之地位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孔子,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孔子这个“圣人”的来龙去脉。

一,孔子之前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6400年之前。

在距今6400年之前,中国东北地区,有赵宝沟文化;中原地区,有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有北辛文化;陕甘宁地区,有半坡文化;还有湖南地区,有高庙文化等等。

那个时期,就是史籍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

伏羲女娲时代,是一个各部族相互冲突,从而促进天下融合与统一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在部族冲突中消失;其他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因为相互交融而被改变。

距今6400年到距今5500年,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转变为大汶口第一期文化;中原地区和陕甘宁地区,合并为由半坡文化转变而来的庙底沟文化;而长江南岸,则产生大溪文化等等文化。

这个时期,就是史籍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时代。

神农氏炎帝时代,天下基本上在“断鳌足以立四极”的理念下,实现了以神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

当时政治统一的具体形式就是:“四岳并举,八方共和”。

“四岳”,就是东岳、西岳、南岳、北岳四大神山,分别代表四大部族。

“八方”,就是四大部族各自所有的部落为四方;四大部族区域内,不属于四大部族的其他部落也为四方,一共八方。

距今5500年到距今4800年,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产生了青台文化和双槐树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第一期文化转变为第二期文化;陕甘宁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转变为马家窑文化;南方产生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而良渚文化兴起的同时,凌家滩文化消失。

这个时期,是在史籍上记载比较模糊的一个时期,可以定义为朱襄氏与金天氏时代。

朱襄氏和金天氏,都是伏犧氏的后裔。

其中,朱襄氏是南方凌家滩文化的主人,金天氏是北方红山文化的主人。

神农氏炎帝末年,朱襄氏和金天氏南北对攻,赢得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征服中原和山东。

但是,他们随后分道扬镳,朱襄氏回到南方,创立良渚文化;金天氏丢掉东北,继而丢掉中原,困守山东,不得不臣服于兴起于陕北地区的轩辕氏黄帝。

距今4800年到距今4500年,大汶口第二期文化转变为第三期文化,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开始形成。

这就是黄帝时代。

距今4500年到距今4100年,龙山文化遍布中原、山东、陕甘宁地区。

这就是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与黄帝时代合称为五帝时代。

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金天氏的后裔,但是,他们皈依于黄帝的“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所以,分别尊称朱襄氏和金天氏为炎帝和黄帝,这就是朱襄氏和金天氏时代,在历史上模糊的原因。

距今4100年之后,就进入夏、商、周时代了。

从伏羲女娲时代,到夏、商、周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文化当然也是源远流长。

其中,最核心的文化流传,当然是《易经》。

《易经》的核心是《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统称为“四象”。

在“四象”的基础上,又有《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等。

“四象”的基础是“两仪”。

所谓“两仪”,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所以,“两仪”就是“道”和“器”。

“道”,就是事物的变化规律,就是“事”。

“器”,就是事物的存在现象,就是“物”。

“四象”,就是象征事物中的“事”和“物”,就是象征“道”和“器”。

其中,《太极图》和《洛书》是象征“物”、象征“器”;《五行图》和《河图》是象征“事”、象征“道”。

《太极图》和《五行图》是象征原始的“物”和“事”、原始的“器”和“道”;《洛书》与《河图》是象征高级的“物”和“事”、高级的“器”和“道”。

就像鸡蛋是原始的,仔鸡是高级的,原始的鸡蛋和高级的鸡仔,都有各自不同状态的“两仪”,都有各自不同状态“事”和“物”,都有各自不同状态的“道”和“器”,所以,要用“四象”来象征。

《易经》文化是在伏羲女娲时代,各部落的冲突中产生的,后来又逐步发展出《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等。

总的来说,她是描述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描述了惯性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倾向与规律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瞬时与长远之间的关系,描述了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低级与高级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事物或者这个世界中,种种的关系。

她是对事物或者世界的存在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全面的象征性描述。

而我们后来的人,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对她具有不同的理解。

这就取决于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去理解与运用她了。

二,孔子所面对的那个时代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个性也不断发展,竞争性也不断发展,从而刺激到整个天下的政治统一模式,也不断发展,政治协调能力也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整体性与个体性的激烈冲突中,是不断地发展。

从原始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基本平等,到周初大封建时的天子、诸侯、大夫、庶民、奴隶等级差别,人们的个性,是越来越膨胀;仁义道德观念,是越来越淡漠。

从伏犧氏、女娲氏、神农氏的皇,到五帝时代的帝,再到夏商周时代的天子,权力,是越来越从神到人;政治体制,是越来越从松散到集中,越来越从“公天下”转向“家天下”;权力支配方式,也是越来越从软性支配转向硬性支配。

这都是生产力发展,导致人们的个性膨胀,刺激到社会的政治协调模式,也随之紧缩与强硬的结果。

具体到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就是在周初大封建之后,原来的周初大封建的政治模式,到东周,已经是名存实亡。

周初大封建的本质,就是夏、商时代,部落之间,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实行兼并,而由于法统上,部落的主权相对朝廷独立,部落之间的这种“有理由”的兼并,就使得朝廷“没有理由”进行干涉,只能是任由这种部落之间的“有理由”的兼并愈演愈烈,而无能为力;这就导致周初的法统,不得不相对夏商时代的法统发生变化,天下的政治协调的方式,不得不进化为朝廷取消部落的独立主权,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策,从而杜绝夏商时代那种部落之间的“有理由”的兼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含义就是:天下所有土地都是朝廷的,你即使是消灭了这个部落,这片土地,你也不能占有;天下所有人口都是朝廷的,他们即使是有什么罪,也要由朝廷治罪,你们这些被他们所“冒犯”的部落,没有权力擅自对他们兴兵。

这就是为了从法统上,维护天下的长治久安;是为了从法统上,维护朝廷权力结构的万世太平。

而到了西周末年乃至东周时期,周初大封建的这种法统秩序,显然是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观点与主张。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诸子百家,既然号称是“子”与“家”,那他们的学问,当然就都是没话说的。

之所以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圣人”,有的成为“祖师”,有的被人蔑视,有的被人仇视,其实,那都是在于他们的屁股和立场。

屁股坐的高,地位就越高;立场站得对,人格就纯粹。

其实,诸子百家的学术背景,都是来源于《易经》。

只不过是,由于屁股不同,立场不同,他们就对于《易经》的内涵,是各取所需罢了。

我们来把春秋时代的社会阶层,简单地罗列一下:周朝天子,诸侯国王,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那么,在周初大封建的法统之下,哪个阶层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哪个阶层又反对和破坏这个法统秩序呢?

周朝天子是这个法统秩序的制定者,他肯定是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的。

诸侯国王参与这个法统秩序的制定,也是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的。

卿大夫是这个法统秩序的主力军,当然也是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

士是服务性地依附于上面各阶层的,当然也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

这个法统秩序,最终就是为了保护平民百姓的利益,反对土地兼并,维护天下和平,所以,平民百姓,也是支持和维护这个法统秩序的。

只有奴隶阶层,才是这个法统秩序的受害者,所以,奴隶阶层,反对和破坏这个法统秩序。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静止性的法统秩序中,引入一个变量,引入生产力的发展,引入社会财富的发展,情况又会如何呢?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个性膨胀,这对于已经处于社会的最高位,个性已经膨胀到最大的周朝天子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周朝天子,是继续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发展,使得诸侯国的个性进一步膨胀。诸侯国之间,就有竞争。强势的诸侯,就有兼并其他弱势诸侯的冲动,甚至有取周朝天子而代之的冲动。所以,在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诸侯国中,会发生分化。强势的诸侯国会由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转向反对和破坏既有的法统秩序。而弱势的诸侯国,则继续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另外,由于诸侯国王也会受到下面卿大夫的挑战,所以,强势的诸侯国王,也会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对和破坏既有的法统秩序;一方面,又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发展,使得卿大夫的个性进一步膨胀。卿大夫之间,就有竞争。强势的卿大夫,就有兼并其他弱势卿大夫的冲动,甚至,有取诸侯国王而代之的冲动。所以,在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强势的卿大夫会由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转向反对和破坏既有的法统秩序。弱势的卿大夫,则继续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

士是服务和依附于以上各阶层的,所以,以上各阶层中,强势者手下的士,会由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转向反对和破坏既有的法统秩序;弱势者手下的士,会继续支持和维护既有的法统秩序。

 

平民百姓处于最弱势,是最需要既有的法统秩序保护的,所以,他们是最支持既有的法统秩序的。但是,因为他们处于这个法统秩序的最底层,受到权贵阶层的个性膨胀的习惯性压迫,他们实际上,很难得到既有法统秩序的保护。

不过,正如西方有句谚语,叫做“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同时给你开启一扇窗”。

在深受权贵阶层压迫的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使用,使得平民阶层,不再需要与奴隶们进行激烈的对抗。

他们可以还奴隶们以自由之身,然后,将土地和工具,出租给奴隶。这样,通过提高奴隶们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可以使奴隶和自己双方都获利。

而这,实际上又是破坏了既有的法统秩序。

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使平民百姓,站到了奴隶阶层的一边,反对和破坏既有的法统秩序。

而他们的这种反对与破坏,又与那些强势的诸侯、卿大夫们的反对与破坏,具有本质的不同。

 

那么,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他们分别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呢?他们都是在代表哪个社会阶层发表自己的观点呢?

老子,是周朝天子的近臣,他实际上就是代表周朝天子在说话。

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周朝天子的观点。

正是站在周朝天子的立场上,老子看到了周朝天子相对诸侯列强的颓势,看到了各个诸侯列强之实力的不可抵抗,看到了既有的周朝法统无法挽回。

所以,他才提出“无为而无不为”,提出“上善若水”的观点。

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出世”思想。

实际上,佛教的“四大皆空”,才是“出世”思想。

老子不是“出世”,而是客观地看待现实,理性地顺势而为。

 

那么,孔子的“克己复礼”,又是代表哪个社会阶层在说话呢?

孔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也就是属于弱势的、缺乏竞争力的卿大夫或士族阶层。

所以,他的价值观,是和老子的价值观相同的,都是要维护周朝既有的法统秩序。

但是,他和老子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视角不一样。

老子从上到下,客观地看到了周家王朝与各诸侯列强之间的实力对比,知道时运不济、命不可为,所以,甘心认输。

而孔子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出发,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大势,看不到天下之所以“礼乐崩坏”的真正原因。

他只是想到,我能够讲“仁义道德”,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够讲“仁义道德”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讲“仁义道德”。

他也就根本不会理解,他那个“仁义道德”的真正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他的“仁义道德”,是相对于谁呢?

他相对“小人”与“女子”,讲“仁义道德”吗?他相对于种田的农民和奴隶,讲“仁义道德”吗?

 

老子讲“道”,孔子讲“礼”。

“道”是唯物的,“礼”是唯心的;“道”是客观的,“礼”是主观的。

老子与孔子的根本不同,就是他们的层次与境界不同:他们一个唯物,一个唯心;一个客观,一个主观。

当然,他们也有相同之处:他们的立场与感情相同,他们都是周朝旧法统秩序的维护者,他们都试图捍卫周家王朝。

我们再把孔子与墨子对比。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孔子也反对武力攻伐,他们有相同之处。

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孔子讲“礼”,而墨子强调组织纪律。

也就是说,孔子是尊重个性的,而墨子漠视人的个性。

那么,他们之间相同和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他们的社会阶层不同。

孔子是属于没落的奴隶主阶层;而墨子是属于受压迫的工匠阶层、也就是奴隶阶层。

 

他们都有相对弱势的一面,所以,他们都不主张使用武力。

而孔子的社会阶层,相对比墨子的社会阶层要高得多。

所以,孔子尊重个性,墨子漠视个性。

墨子漠视个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从客观上,没有个性可言,他们在主观上,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个性。

他们只知道,他们必须通过团体力量,依靠组织,才能够保护自己。

而统治阶级,则是最害怕弱势阶层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力量与他们进行对抗的。

当然,毕竟,奴隶阶级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推手;地主阶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推手。

所以,墨家只是被后世所“遗忘”,真正被后世的孔子的“孝子贤孙”们所痛恨的,还是法家人物的代表如韩非子、商鞅等一些人。

 

实际上,孔子在世时,除了杀了一个法家人物少正卯之外,并没有与其他的法家人物有太多的交集。

但是,后世都把法家和儒家对立起来,也就是把“法”和“礼”对立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因为,“法”和“礼”,都是秩序,但是,“法”和“礼”,作为秩序的内涵与外延,又大不相同。

“法”,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秩序;她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平衡之基础上的契约与评价。

“礼”,是同一个利益团体内部的秩序;她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谅互让。

“法”是“礼”的基础;“礼”是“法”的抓手。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就是代表没落的地主阶级维护旧的法统秩序。

而“商鞅变法”,就是代表地主阶级破坏旧的法统秩序,重建一个新的法统秩序。

但是,破坏旧的法统秩序的,并不仅仅是地主阶级,并不仅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商鞅等人。

实际上,真正破坏旧的法统秩序的主力军,还是那些强势的卿大夫和士大夫阶层。

 

地主阶级,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顺水推舟而已。

所以,孔子的“孝子贤孙”们仇恨法家人物,实际上,是恨错了对象。

没有那些强势的卿大夫和士大夫们动摇封建法统的根基,弱势的地主阶级,怎么撼动得了周朝封建社会的大厦。

三,孔子成为“圣人”的历史逻辑与主要推手

仅仅和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几家的主张与学说相对比,孔子的“克己复礼”与“仁义道德”等儒家主张与学说,在当时,就可以说是最不贴近现实、最不可操作、也是最没有执行力的主张与学说,就是纯粹的纸上谈兵。

所以,他的陈蔡之厄,就是必然的。

他最后的一事无成,也是必然的。

但是,这个在当时的百家主张与学说中,最主观、最虚妄、最没有成就感的学说,到后世,却成了“显学”;其创始人,竟成了“万世师表”的“圣人”。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是什么人,将这个当年的“丧家之犬”,推到了“圣人”的地位呢?

首先,“仁义道德”与“礼制”,是社会上每个阶层、每个利益团体之内部的精神需求,是集体主义的核心要素。

不论是什么阶层或利益团体,在他们的内部,都会有这样的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召。

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儒家精神,而是我们古老的《易经》文化的要素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质特性之一。

只不过是,《易经》文化博大精深,而他们儒家,在这方面,是讲得比较透彻而已。

而特别是,这种精神,在和平年代,由于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缓和,她会由各个阶层与利益团体内部,弥漫到各个阶层与利益团体的外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精神。

 

这就使专门宣扬这种精神的儒家学说,成为大家所推崇的学说。

而从社会阶层特性来说,当奴隶社会垮台,新的地主社会形成之后,社会阶层分布就为:皇帝、大地主、小地主、读书人、贫雇农。

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社会财富的继续增加,人们的个性继续膨胀,大地主和读书人中的强势者,就成为既定秩序的反对者,皇帝、小地主、和读书人中的弱势者,就成为既定秩序的拥护者,贫雇农,当然也是既定秩序的反对者。

但是,贫雇农对既定秩序的反对,无效。

只有大地主和强势读书人,才是撼动既有秩序的生力军。

而由于地主社会的读书人,相对奴隶社会的士大夫,更擅长文化创造,所以,他们维护社会既有秩序的手段,就是宣扬某种文化意识。

那么,在所有的旧文化中,当然是儒家文化,才是最适合用来维护既有秩序的文化。

所以,孔子,就成了读书人的“祖师爷”,就成了被读书人推举上位的“圣人”。

 

但是,儒家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弱者、就是保守、就是故步自封、就是不求进取、就是主观唯心、不实事求是。

儒家文化可以有。

但是,她应该限定在每个社会阶层的内部,应该限定在每个利益集团的内部。

在整个社会,我们还是要提倡唯物主义,还是要提倡法制,还是要提倡与时俱进,还是要提倡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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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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