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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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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对于我们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乃至于“人民公社”,我以前,一直是迷迷糊糊,就像李白的那种“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一样,感到非常好奇,而又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慢慢了解到“农业合作化”乃至于“人民公社”,与新中国工业基础建设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句话的意义之后,我才明白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这里面,既有历史的自然性、既有中国农民们的自发性,也有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们主观上的精心引导,也有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智慧,更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更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在里面起着灵魂性的作用。

    想一想西方的工业基础,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不仅是对外侵略和殖民,同时,也是对他们民族内部的农民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摧残啊。

    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社会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

    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引起了商路和商业中心的大转移,大西洋沿岸,成为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从而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繁殖。

    在多佛尔海峡两岸,英国和佛兰得尔的毛纺织业与呢绒业空前兴旺。

    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他们除了满足国内的羊毛需要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

    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于是,一些有钱的贵族,就开始投资养羊业。

    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这就导致了贵族们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

    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是,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

    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

    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们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隔成的一块块草地。

    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托马斯?莫尔身处英国“圈地运动”的高潮时期,他曾经亲眼目睹了“圈地运动”带给农民们的灾难。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他在自己的名著《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

    这就是所谓的“羊吃人”的现象。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们很快地安置下来,英国国王颁布法令,限制流浪者。

    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

    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

    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

    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

    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

    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

    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在政府的高压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为了活命,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

    英国的工业基础,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而相对于英国工业基础的发展,我们新中国,没有“圈地运动”,没有“羊吃人”,我们是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实行“统购统销”,从而就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建成了我们国家的基本健全的工业基础。

    有了前三十年工业基础的建设,才有后三十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大发展。

    相比于英国工业基础的发展,我们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之发展,是智慧在起作用呢?还是价值观在起作用呢?

    往事越千年。

    从与西方社会的横向比较,我们转过头来,再与我们自己的民族历史,作一个纵向的比较。

    我们来看一看,900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副市长。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

    任满后,他放弃了去京试,以入馆阁的机会,在鄞县当知县,就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他在知县任上任职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他任舒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特派员。

    当时的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王安石,以激励风俗。

    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对此予以了拒绝。

    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举荐王安石为谏官,他又以祖母年高推辞。

    欧阳修又以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是一个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之副职。

    不久,王安石又出任常州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市长。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这时,他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但是,宋仁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变法主张。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

    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募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方田均税法,就是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农田水利法,就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市易法,就是在东京开封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均输法,就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保甲法,就是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裁兵法,就是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就是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就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

    然而,变法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这些人,在官员队伍中是有大量的代言人和意志执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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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是,王安石的变法队伍中,除了他自己品格高尚外,他的所用之人,大多是一些宵小之徒。

    因为,变法没有一个组织过硬、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去执行,这就必然导致初心变成坏心,好法结出恶果。

    例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地方官员就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地方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去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地方官员就拼命借此敛钱。

    任何措施,无论当初的动机有多好,可是,那些低级红、高级黑的地方执行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使之完全违背初衷。

    一方面是下面的执行者低级红、高级黑;另一方面,是反对者的代言人们,在上面配合,进行不断的舆论攻击。

    其中,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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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回信,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这时,宋神宗也对变法产生怀疑,就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

    而吕惠卿这个小人,在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再度回朝,夺去自己的职位,就借办理案件的机会,企图倾覆王安石。

    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就秘密奏请皇帝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但是,得不到更多的支持。

    加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严重,新法,就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

    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至此被彻底否定。

    而司马光否定“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第41年——1126年,“”靖康之难”就发生了,北宋就灭亡了。

    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实行变法呢?他的变法,为什么又行不通呢?

    每个朝代,到了她们的中后期,就会积累出很多问题,使得朝廷的法令不彰,政令不行。

    这就是每个朝代都需要变法的理由,也是王安石提出变法的理由。

    但是,王安石所处的朝代,又不同于以往其他的朝代,所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应该与以往其他的朝代不同。

    熙宁10年(1077年),也就是王安石托病请求离职的第二年,北宋朝廷的财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这个数字说明,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已经在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矛盾,还是和以前的社会,是一样的矛盾吗?

    显然,同样是围绕着土地所产生的矛盾,这个时候的社会矛盾,就不是从前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不是从前的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新的矛盾,是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工商业者与农民地主之间的矛盾。

    这就正像英国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当时英国的社会矛盾,就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养羊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一样。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有因应当时时代的这个变化吗?有调节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吗?有调节工商业者与农民地主之间的矛盾吗?

    没有,王安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他就根本不可能制定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来。

    王安石的变法,仅仅是为了“理财”、“整军”,仅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他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他没有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他的变法,太肤浅了。

    正像一根箭射入肉中,你不是去想办法把箭拔出来,而是看到肉的外面有一根箭,就想去把留在肉外面的这根箭给剪断,却不管肉里面的情况,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看看“王安石变法”,再来看看我们新中国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看看我们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我们就知道,王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失败,他总算是发现了当时的社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他就积极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虽然是没有抓住要领,也总算是好过那个根本就看不到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不正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反对变法、坐以待毙的司马光吧。

    那么,那个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变法呢?他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

    我们来看一看,他写给王安石的信——《与王介甫书》: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

    ——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樊须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还鄙薄他,认为他不知道礼、义、信,何况,现在讲的是商人的微末之利呢?假使他们真的是君子,就本来不应该讲利;假使他们真的是小人,则他们本来就要刮尽人民的财富以满足皇上、朝廷的需要,这又能够顺从他们吗?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原来,这个司马光,是孔子的信徒,他只讲“仁义礼智信”,而不讲“油盐酱醋茶”。

    他根本就不食人间烟火,他怎么会知道,当时的社会,是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他怎么会理解,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

    正是因为司马光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下层民众,没有了解到社会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人世间的真正苦难,所以,他就只会听信一面之辞,他就只会听信一些被“王安石变法”所打击和限制的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者——士大夫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

    他当然不知道这些士大夫,一边,在诋毁着“王安石变法”;一边,也在利用自己的职位,以实际行动,对抗着“王安石变法”,使王安石的变法,在实际操作中偏离预定的设想。

    正是因为司马光与孔子的联系,所以,我们就不能不追究一下孔子,不能不追究一下孔子和他的这些信徒们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孔子这个“大圣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惶惶如丧家之犬”,在他死后,就成了“万世师表”?

    为什么与之相对的商鞅,在当时推动了社会的变法,为历史的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死后,却成了“千古罪人”,被万世唾骂?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我们发现,孔子、商鞅、司马光、王安石,他们其实都是读书人。

    而且,他们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只是,读完书之后,他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孔子和司马光,是远离“农工商”、远离“油盐酱醋茶”、远离社会的现实,而专心做学问。

    孔子留下了《论语》、《系辞》,司马光留下了《资治通鉴》,这都是他们成为“万世师表”的资本。

    他们的这个“万世师表”,是读书人的“万世师表”。

    而商鞅和王安石,读完书后,就去做官,接触社会。

    虽然他们不做商人、不做农民、不做手工业者,但是,他们不得不接触商人、不得不接触农民、不得不接触手工业者。

    虽然他们自己不缺少“油盐酱醋茶”,他们却不得不去考虑天下人的“油盐酱醋茶”。

    虽然他们不属于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属于工商业者和农民地主,他们却介于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介于工商业者和农民地主之间,他们要解决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要解决工商业者和农民地主之间的矛盾。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而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和司马光,就不讲“油盐酱醋茶”,只讲“仁义礼智信”;反过来,商鞅和王安石,就不讲“仁义礼智信”,只讲“油盐酱醋茶”。

    孔子和司马光讲“礼”,商鞅和王安石讲“法”。

    那么,“礼”和“法”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礼”和“法”的本质,其实,都是秩序。

    只是,“法”,是先天性的秩序;“礼”,是后天性的秩序。

    “法”是凭着实力而建立的秩序;“礼”,是凭着情感建立的秩序。

    当资产阶级打倒地主阶级之后,资产阶级就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法”。

    当工人阶级打倒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后,工人阶级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法”。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而当“法”确立之后,为了调节阶级内部矛盾,就产生了“礼”。

    各色人群,具有各色人群各自的“礼”,而各色人群各自的“礼”,都是各不相同的。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个“礼”,就是士大夫阶级的“礼”,而不是农民阶级的“礼”。

    但是,农民阶级也是有自己的“礼”的,手工业阶级也是有自己的“礼”的,只是,这些农民阶级和手工业阶级的礼,是庶民之“礼”,就不是“孔孟之道”的那是个“礼”了。

    所以,孔子、司马光为什么讲“礼”不讲“法”呢?商鞅、王安石为什么讲“法”不讲“礼”呢?

    因为,孔子和司马光的眼中,只有士大夫,没有劳动人民,而在士大夫里面,就只有“礼”,没有“法”。

    商鞅和王安石的眼中,既有奴隶主阶级,又有农民阶级,既有工商业阶级,又有农民阶级,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就没有“礼”,只有“法”。

    而“礼”和“法”,虽然来源不同,产生与存在的时间不同,它们却都是秩序,所以,它们都有共同的象。

    它们的这个共同的象,最简单的,就是《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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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也是来源于这个《太极图》,“法”也是来源于这个《太极图》。

    “礼”,是要有两个人相对才能讲“礼”;“仁”,是要有两个人并列才能有“仁”;“义”,也是为了别人的利,才会有自己的“义”。

    “法”,就是天平。

    天平的两边是对称的、平衡的。

    有平衡,才有“法”。

    所以,“礼”和“法”,虽然内涵不同,但是,他们的形式却相同,他们都是“对立统一”的。

    而《太极图》,就是一个“对立统一”。

    只是,孔子和司马光,以及商鞅和王安石,他们由于经历不同,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不同,他们就从这个《太极图》中,读出了不同的涵义。

    孔子和司马光从中读出了“礼”,商鞅和王安石从中读出了“法”。

    但是,《太极图》,是不是被他们读懂了呢?

    我们在汉朝的墓葬中,发现很多壁画,其中,就有很多“伏羲女娲交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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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距今7000年前的半坡文化遗址,我们又发现了“人面鱼纹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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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伏羲女娲交媾图”虽然是出现在汉朝的墓葬中,但是,那“伏羲女娲交媾图”中的伏羲女娲之“蛇身人首”,却是伏羲氏和女娲氏最早的图腾。

    在他们都为华胥氏的第一代后裔宓牺氏时,他们的图腾,就是“蛇身人首”,那是距今12000年前。

    在那之后,伏犧氏和女娲氏分道扬镳,伏犧氏的图腾就是龙,女娲氏的图腾就是鱼。

    所以,“伏羲女娲交媾图”,实际上是宓牺氏时代的流传;“人面鱼纹彩陶”,就是女娲氏时代的流传;《太极图》,就是更晚时代的流传。

    这样来看,这三者都是表达的同样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表达,却是越来越简练。

    所以,《太极图》的外面,其实,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有环境存在的。

    就像“伏羲女娲交媾图”,伏羲和女娲的对立统一,是依托于他们周围的环境而存在的。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孔子和司马光,为什么只有“礼”,没有“法”呢?

    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礼”之外的环境啊,他们没有考虑到,士大夫之间的“礼”,是依托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法”的啊。

    为什么“商鞅变法”成功了,而“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呢?

    这大概也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到“法”之外的环境啊。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当时的铁器出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助推了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而商鞅,又是同情地主阶级的,他的变法,是支持地主阶级的。

    他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所以,他就成功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工商业大发展,工商业主阶级的力量增长,而王安石,并不同情和支持工商业者,他是同情和支持农民阶级的,所以,他的变法,是打击和限制工商业者的。

    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是阻碍历史的发展前进的,所以,他就失败了。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就是他没有看懂《太极图》,他没有注意到环境,他没有从大的环境变局这个层次看问题,他没有一个以秋毫之末,观冬夏之变的思想境界,而仅仅就是面对当前的矛盾,来解决当前的矛盾,却不知道,这个当前的矛盾所产生的深层次的根源。

    当然,在遗憾王安石的境界太低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赞佩他的平衡、和谐的价值观,不能不赞佩他为追求社会的平衡与和谐,所做的努力。

    我们不能不赞佩他不惧毁谤,而敢于做事的精神情操。

    王安石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太极图》中,也体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

    女娲氏倡导“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追求和谐与平衡。

    女娲氏倡导“断鳌足以立四极”成功之后,神农氏时代就来临。

    神农氏时代衰落之后,黄帝又来“协和万邦”。

    黄帝的“协和万邦”,又是提倡和谐与平衡。

    黄帝创造的“五帝时代”衰落之后,大禹父子“划九州、定五服”,这也是追求和谐与平衡。

    商鞅和孔子,都是在追求和谐与平衡,只是,他们的境界不同,角度不同而已。

    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是在追求各自的和谐与平衡,只是,他们的境界和角度不同而已。

    而我们新中国没有实行“圈地运动”,没有制造“羊吃人”的现象,我们在打下了工业基础的同时,也确保了社会的和谐与平衡。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从古到今,是一以贯之的,我们总是在追求和谐与平衡。

    “大寨”和“小岗”,如果换一个时空,看一看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中华民族千万年。

    所以,中华民族是文明古国。

    所以,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

    从“农业合作化”,到“王安石变法”,远处的背景,让我泪水哗哗。

    我们的祖先,是多么智慧;我们的祖先,是多么伟大!

    我们的祖先,立于天地之间,很早就认识了大自然,很早就掌握了大自然。

    我们的祖先,是大自然的主人,她们也在尽心尽力地教育她们的子子孙孙们,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只可惜,光靠祖先的教育还不够,我们,还得接受生活实践的教育。

    我们的智慧来自祖先,我们的智慧也来自生活实践。

    不学习祖先的子孙,就不是祖先的好子孙;没有生活实践的子孙,也不是祖先的好子孙。

    谁既能学习祖先,又具有深刻的生活实践,谁就是祖先的好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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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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