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首《沁园春·雪》，不但是写出了一代伟人的英雄气概，更是把一代伟人自己，与那些个被历代文人骚客们所称颂的、历史上的所谓“英雄”们，挨个地做了个比较。
一一数来，那些个被历代文人骚客们所称颂的“英雄”们，在伟人毛泽东的眼里，就是如此地不堪：“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也确实啊，那秦始皇、汉武帝，虽然也有政绩，却未免过于武断、输了文气；那唐太宗、宋太祖，虽然都是“知书达理”，却也未免矫揉造作，不够风流倜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只知道杀杀杀，就没有想到过，怎么样给自己留下个好名声。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能够和伟人毛泽东相提并论，甚至是比他还要更胜一筹的历史巨人呢？
这就得先看看，伟人毛泽东自己，他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然后，才能够比较出，历史上，有没有人达到了他的高度，甚至是超过了他的高度。
毛泽东的高度，就在于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个方面，领导了中国社会的改造，推动了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的前进。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政治上，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的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他，领导中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求得了真正的解放，成为了历史的主人。
历史上，不乏劳动人民的领袖。
但是，那些劳动人民的领袖们，要么是不成功的；要么是成功了，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命运的转变，他们就是利用劳动人们的力量，使自己登上了帝位，然后，又为了自己的帝位，反过来帮助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
而毛泽东，是唯一一个领导劳动人民革命成功，又坚决地捍卫劳动人民之利益的劳动人民的革命领袖。
在经济上，毛泽东就是正确地处理了自宋朝以来，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王安石变法”所没有实现的经济制度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生产，从此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自宋朝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就出现了工商业生产价值，超越农业生产价值的局面。
由此导致宋朝，一改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之经济政策，变成“农商并举”的经济政策。
但是，宋朝统治者，没有解决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处理好因为工商业主，兼并农民地主的土地而导致农民们失业的问题。
宋朝灭亡之后，元朝、明朝、清朝，也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都是简单地回归过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结果，就是扬汤止沸，使矛盾越来越大，积重难返。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只有毛泽东，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面记载，是他，率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和实践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学习世界的历史文化，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而形成的，是一种充满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不仅使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也使世界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那么，我们看一看，历史上，还有谁，达到、甚至是超过了毛泽东的这个高度呢？
可以参与比较的历史人物，大概就只有这么几位，分别是，隋炀帝杨广、秦始皇嬴政、大禹父子、轩辕氏黄帝、仰韶文化的主人女娲氏。
首先，我们来看隋炀帝杨广。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隋炀帝杨广，在政治上，推行了“科举制”改革。
虽然他自己没有成功，但是，没有他的这第一锤，也就没有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二锤。
唐太宗李世民的“科举制”选拔官员制度，是在隋炀帝杨广的改革“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制度，为“科举制”选拔官员制度之基础上的继续前进。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因为，隋朝的反对“科举制”改革的门阀士族们，除李渊、李世民这一系世族外，其他的，都和隋炀帝杨广一起灭亡了。
这使得唐朝的想反对“科举制”改革的新门阀世族们，噤若寒蝉，害怕步隋朝的那些门阀士族的后尘。
所以，他们就不敢反对李世民所继续推行的，由隋炀帝杨广所开创的“科举制”改革。
所以，“科举制”改革，利在唐太宗李世民，及其以后的朝代，功在隋炀帝杨广。
而“科举制”改革，打倒了门阀士族，提升了寒门士子所代表的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威胁皇权、破坏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使得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隋炀帝杨广，虽然开启了“科举制”改革，他却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反对“科举制”改革的门阀士族们的“低级红、高级黑”式的反抗，从而导致社会变乱迭起，隋朝灭亡。
他自己，也和那些反对改革的门阀士族们，玉石俱焚。
这一点，他是没有比过毛泽东的。
在经济上，隋炀帝杨广，实行了修路、开河的大举措。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要致富，先修路”。
正是由于杨广，打下了一个“交通发达”的社会基础，才有后来唐朝和宋朝之工商业发展的兴起与繁荣。
而隋朝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十分发达。
隋朝灭亡后，战乱连年，而其洛阳粮仓里的粮食，一直到唐初，还没有吃完。
在文化上，隋炀帝杨广，有什么贡献呢？
好像，他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建树的。
他曾在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这与毛泽东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成功，杨广为什么失败。
毛泽东和杨广，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而孔子，是个一心想要“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的人啊。
隋炀帝杨广，不推崇推动历史前进的秦始皇，却去朝拜开历史倒车的孔子，他能不失败吗？
也就是说，毛泽东成功，杨广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不一样、意志风格不一样。
毛泽东是学秦始皇，勇往直前；杨广是向孔子低头，意图与守旧势力相妥协。
这，会有一样的结果吗？
但是，不论怎么说，隋炀帝杨广，虽然比不上毛泽东伟大，却也还算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人物吧。
如果没有隋炀帝杨广，中国历史，还不知道要在魏晋南北朝，那种门阀士族祸乱天下的泥潭里，挣扎多少年啊。
越过隋炀帝杨广，我们再往前看，秦始皇嬴政。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政治上，秦始皇改革“封建制”为“郡县制”。
这是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那么，“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区别，是什么呢？
“封建制”，就是“封侯建藩”，让地方诸侯，左手握政权，右手握兵权，把持一个地方的一切事务。
由于朝廷和地方诸侯，都有各自的军队，而时局的变化，又会使朝廷实力，有时候还不如地方诸侯的实力，甚至是低于地方诸侯的实力。
这就导致朝廷，会失去节制地方诸侯的能力，使得地方诸侯，有能力藐视朝廷，更有能力相互兼并，从而形成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天下长期动乱的局面。
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大动乱，其政治制度上的根源，就是在于“封建制”。
秦始皇的“郡县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诸侯争霸现象的再次发生。
因为，地方诸侯，没有兵权，他们就发动不了战争。
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天下重新陷入了大动乱，那是由于，门阀士族的兴起，使得“地方诸侯”通过参与朝廷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满血复活，威胁到了中央集权。
虽然秦始皇的“郡县制”改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秦朝和隋朝一样，“二世而亡”。
这说明，秦始皇也和隋炀帝一样，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而他们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就成了后来者的经验与教训。
隋炀帝杨广的失败，成就了李世民；而秦始皇嬴政的失败，成就了刘邦。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刘邦说：无数的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途，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提着他们的头颅，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刘邦改进了秦始皇“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采取分步走的战略，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也分封、保留一些同姓诸侯。
他的这种做法，虽然导致了后来的“七王之乱”，却也好过秦始皇的“二世而亡”。
秦朝的“二世而亡”，那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秦始皇在经济上，和隋炀帝杨广一样，也是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改革，这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统一打下了基础，也同样是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文化上，从秦始皇“二世而亡”的结果就知道，他和隋炀帝杨广一样，也有短板。
“焚坑事件要商量”这句话的实质，就是秦始皇虽然“焚书”，却没有“坑儒”。
也就是说，秦始皇没有反孔，他的思想意识里，还是有着太多的“仁义道德”。
而政治，是容不下“仁义道德”的。
后来的历史叙述者们，给秦始皇的主要罪名，就是他“残暴”。
那么，到底是秦始皇“残暴”呢？还是项羽“残暴”呢？
秦始皇，没有把六国旧势力全部杀光，这导致他自己的子孙们，后来，在六国旧势力的复辟中，被项羽给全部杀光了。
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者们口中，项羽，成了“英雄”；秦始皇，却是一个“暴君”。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不够“残暴”的代价。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遵守“仁义道德”的代价。
越过秦始皇，我们再往前看，大禹父子。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政治上，大禹，第一次在天下，建立起了五服纳贡制度。
《史记·五帝本纪》曰：“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是相对于之前的五帝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之前的五帝时代，是没有纳贡制度的，帝王服务于天下，那完全是凭志愿，做义务。
也正是这个原因，禅让制度，才能够在五帝时代通行。
你没有能力，无法承担这个义务性的志愿工作，你当然就得禅让给别的有能力，也有志愿的人去做啊。
但是，正是因为凭志愿、做义务、没有报酬，所以，有些帝王，有时候，就会由于运气的变故，而力有不逮。
而一些有能力的富人，他们又不一定，会有意愿，去为大家服务。
有些有能力的富人，他们反倒希望，天下，没有公德、没有公共秩序。
这样，他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大杀四方。
这样，他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去欺压和兼并，他们想要欺压和兼并的所有其他部落。
1
所以，做帝王，一方面，要有道德；二方面，更要有能力，有实力。
而尧帝和舜帝，就是因为能力不够、实力不够，但是，他们，又越不过既往的规矩，越不过帝王志愿为大家服务的这个道德之坎，不会要求人们向他们纳贡。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所以，他们，就无法胜任他们的帝王工作。
他们，没有实力，去与那些一心想欺压和兼并其他部落的霸道部落作斗争。
他们，就必然地要屈服于那些霸道部落，而成为那些霸道部落的傀儡与帮凶。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试想，让四个“罪犯”部落，去守卫四方的边疆，那么，这四个“罪犯”部落，到底是“罪犯”部落呢？还是“功臣”部落呢？
而那些“咸服”于这个措施的天下其他部落，又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部落呢？
所以，这个尧、舜所领导的天下，难道不是一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天下吗？
这也就是大禹，要冒着道德评判，而破天荒地建立五服纳贡制度的原因。
因为，不通过纳贡制度形成帝王之家对于那些霸道部落的实力优势，帝王之家，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就没有办法去压制那些霸道部落对于弱小部落的兼并，就没有办法确保天下的公平与太平。
而由于纳贡制度的建立，这实际上就是从法理的层面，宣告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就是从法理的层面，形成了一种“封建制度”，只不过是，这个制度，还没有以口号宣传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
所以，伴随着纳贡制度的建立，就必然会有“家天下”之下的“世袭制”。
但是，结合史籍记载与考古学的发现，事实证明，大禹父子的这项政治改革，并没有扭转当时的华夏民族所面临的危机。
史籍记载，大禹，是公元前2070年即位，也就是距今4100年左右即位。
而考古发现，在距今4000年，石峁城被毁弃，如此同时，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中原、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消失。
很显然，大禹父子，是被当时岌岌可危的内外局势，给推上帝位的，所以，他们面对当时的天下局势，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
但是，大禹父子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及时地见到成效，他们，还是遭遇了大败。
或者，他们正是在遭遇大败之后，才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
再过100年，距今3900年，陶寺城也被毁弃。
中原、山东地区的变化，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这个考古学上的变化，所对应的，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太康失国”了。
那么，我们据此，应该怎样理解，“太康失国”时，他的“游猎不归”呢？
曹操曾经约孙权“会猎于吴”，如果孙权战败，那么，孙权，也是会“游猎不归”的。
直到公元前1735年，也就是距今37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兴起，夏朝，才终于走上正轨。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这标志着，大禹父子所开创的夏、商、周时代的“家天下”政治制度，终于走向成熟。
而在没有大禹父子的时代，这个制度，依然能够走向成熟，这只能说明，这是人心所向，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经济上，大禹的成就，当然就是“治水”了。
但是，考古学的事实表明，早在大禹之前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的主人们，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所以，“大禹治水”，表现的，应该不是他的经济才能，而是他的政治才能。
他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将一些技术人才，组织起来了而已。
在文化上，由于“家天下”的政治需要，整个夏、商、周三代，一方面强调“天命所归”，一方面，又是反对《易经》中的变化观念的。
这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不变，道亦不变”之思想的源头。
这种服务于“家天下”，旨在于维护天下的长治久安的思想说教，没有客观性，而全凭着主观需要，自说自话，是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不过，为了给推翻商朝制造舆论，创立周朝的周家父子，也是对《易经》中的变化思想，有一番宣扬的。
越过大禹父子，我们再往前看，轩辕氏黄帝。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在政治上，轩辕氏黄帝首创中央政权。
黄帝之“黄”，乃土之颜色，是表示其“以土为德”。
而“土德，就是《干支》中的“戊己”之德”，就是中央之德。
《礼记·月令》曰：“中央土，其曰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史记·天官书》曰：“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黄帝，中央，含枢纽之帝。”
《史记·五帝本纪》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司马贞索隐》解释：“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
所以，黄帝之名号的本意，就是建立中央政权。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最后，又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就是说，司马迁之前的百家之言，相互抵触，司马迁只能选择自己信者而信，但并不保证自己所记载的，就是确实的。
那么，我们结合考古发现，分析司马迁所言的黄帝，其实，就不是一个人，并且，还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对应史籍记载中的夏商文化，再往上推，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就对应于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而在龙山文化之前，有一个距今5500-4500年的天下大动荡时代。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东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三次大转变：一次是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由早期转变为晚期；一次是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被小河沿文化取代；最后一次，是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灭亡。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和红山文化同时发生转变的，还有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由早期转变为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主人们，有拔牙和口含石球的习俗，到中期就没有了；距今4800年，大汶口文化由中期转变为晚期；距今4500年，又转变为龙山文化。
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发生了转变，距今5500年，河南荥阳地区出现一个青台遗址，距今5300年，河南巩义地区又出现一个双槐树遗址。
而这两个遗址，都貌似仰韶文化，其实又不是仰韶文化。
这两个遗址，都有包含“北斗九星”的天文文化。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这表明，其文化的真正主人，是伏羲氏的后裔，也就是北方红山文化或南方凌家滩文化的主人。
结合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与中期，也是在风俗习惯上发生了大的改变，这就可以断定，距今5500年，就是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发生的时间。
而这两场战争的一方，是炎帝和蚩尤氏，另一方，却不是黄帝。
这两场战争的另一方，其实是金天氏和朱襄氏。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其中，金天氏，就是北方红山文化的主人；朱襄氏，就是南方凌家滩文化的主人。他们，都是伏羲氏的后裔。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山海经·大荒北经》还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两个记载中，除黄帝，应龙，蚩尤氏之外，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就是夸父和女魃。
那么，夸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夸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相反，“信生夸父”，就是说明，这个夸夸其谈之人的先人，却是说话可信的。
而“后土生信”，后土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后土就是司土，司土就是司地。
炎帝司天，后土司地。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后土，其实是一种职务，相当于后来的丞相或宰相，是协助炎帝工作的。
夸父氏是后土的后裔，所以，他也是后土，也就是神农氏炎帝的丞相或宰相。
炎帝之“炎”，是上下两团火。
其中，上面一团火，就是“太阳神”之神火；下面一团火，就是刀耕火种之放火烧荒的山火。
这个“炎”字的意思就是，神农氏炎帝，以自己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建立起自己的“太阳神”一般的神权，从而统领天下。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了解了炎帝这个名称的内涵，我们就能够理解“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的含意。
这里的“日”，不是指天上的太阳，而是指炎帝。
炎帝在黄帝的压迫下，要垮台，而夸父作为炎帝的丞相或宰相，就极力地游说于黄河东、西两岸的偏僻地区，希望人们支持炎帝。
但是，黄河两岸的人们，都不相信他，所以，他就“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
由于人们都不相信他，导致炎帝得不到支持，最终归于失败，于是，夸父准备到东边菏泽湖地区，去与他们的盟军蚩尤氏会合。
但是，他还没有走到菏泽湖地区，蚩尤氏就已经战败，他也被应龙拦截而打败了。
下面，我们再看，女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
战争结束，女魃的生活不得好转。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干旱。叔均跟黄帝说，把他们安排到赤水之北，由叔均教他们种地。他们时常逃跑。他们习惯了狩猎生活，不习惯种地。
由此可见，女魃，其实是一个不事农业生产的游猎部落。
那么，她们，为什么帮助黄帝打蚩尤呢？
因为，“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在共工氏部族的神山上，有共工氏部族的祭坛，共工氏部族不允许那些游猎部落上去打猎。
所以，女魃部落，就与共工氏部族有仇。
而共工氏部族的首领，就是夸父氏，女魃部落与共工氏部族有仇，也就是与夸父氏有仇，而黄帝，是夸父氏的敌人，所以，女魃部落就加入到黄帝的这一边。
那么，女魃，为什么在黄帝与蚩尤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呢？
因为，作战地区，是在河北，而河北地区，是夸父氏的地盘。
蚩尤氏，作为夸父氏的盟军，是到夸父氏的地盘上，帮助炎帝和夸父氏作战的。
另一方面，黄帝和他的手下应龙部队，也不是当地人，也是属于异地作战。
这里面，只有女魃部落是当地人，她们对当地的地形，当然是十分熟悉。
所以，女魃部落，其实是为应龙部队充当了向导，使应龙部队冒着狂风暴雨，去袭击蚩尤氏，而获得成功。
那么，这个黄帝，真的是黄帝吗？应龙又是谁呢？
显然，这个黄帝，不是真正的黄帝。
这场战争，是发生在共工氏部族的地盘河北地区，蚩尤氏不是河北人，黄帝和应龙也不是河北人，他们都是哪里人呢？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蚩尤氏是山东人，也就是大汶口早期文化的主人，而黄帝和应龙，则分别是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主人。
这场战争过后，河南河北地区，以及山东地区，因为主人公的改变，都会在文化面貌上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与考古学上，距今5500年的那场天下大变化相吻合的。
所以，这场战争，就是红山文化的主人南下，同时，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北上，他们合攻中原与山东地区的那场战争。
那场战争中的一方，是中原地区神农氏炎帝部族、共工氏夸父部族、山东地区蚩尤氏部族；另一方，是红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和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朱襄氏。
所谓的黄帝，其实就是金天氏；所谓的应龙，其实就是朱襄氏。
金天氏和朱襄氏，其实也有矛盾，应龙，是金天氏对朱襄氏的蔑称。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朱襄氏的自号，应该是翼龙，是由飞龙转变而来。
因为，他们就是飞龙氏的后裔。
飞龙，就是天上之龙，是当年伏羲氏部族的王族部落。
而朱襄氏这个名号的含意，就是王族贵胄的意思。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
这表明，应龙，原本就生活在南方。
《柘城县志》记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
“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表明了朱襄氏与巢湖流域的关系，揭示了朱襄氏就是凌家滩文化的主人。
他们的“传三世没”，与前面“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相对应，表明金天氏与朱襄氏发生矛盾，朱襄氏离开中原，去太湖流域开创良渚文化。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就是对应龙朱襄氏离开中原，往南方发展的记忆。
金天氏为什么叫金天氏呢？
应该是，他们最早炼出金属铜来了。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有一座人工筑成的小山，刚被考古人员发现的时候，上面有很多像是炼铜用的坩埚。
那其实不是炼铜用的坩埚，而是遗址的主人们，当年举行“炼石补天”的仪式时，所使用的法器。
而正是这种“炼石补天”的仪式，说不定，就会炼出铜来。
这就造就了他们金天氏的名号。
因为，黄帝的本意，是建立中央政权，是主持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
而金天氏和朱襄氏联合进攻中原，显然不是为了建立中央政权，而是为了建立天下霸权，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黄帝。
真正的黄帝，应该是诞生于距今4800年左右。
也就是说，传说为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的黄帝，才是真正的黄帝。
真正的黄帝，与炎帝和蚩尤，不是同时代的人。
他不可能与炎帝发生阪泉之战，也不可能与蚩尤发生涿鹿之战，他倒是可能与金天氏发生战争。
他打倒霸道的金天氏，使金天氏沦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地方势力，然后，他协调各方，使各方不要相互攻伐，而重新建立天下秩序。
而他这个天下秩序，就不再是炎帝的靠神权统领天下，而是在神权之下，还有切切实实的政权。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个记载中的少典氏，是何方神圣呢？他是从何而来呢？
《三皇本纪》转《淮南子》记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
《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以云名官，号为云师”。
因为，云聚为黑，所以，“以云名官，号为云师”，实际上就是宣示，他们黄帝世系为黑龙氏的后裔。
而黑龙氏，就是伏羲氏部族的一个部落。
《竹书纪年》载，伏羲氏各氏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
所以，少典氏，就是当初伏羲氏部族中的黑龙氏。
他们被女娲氏战败后，就被女娲氏带回了陕西，于是，就和女娲氏部族中的有蟜氏部落建立婚姻关系。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一个“始”字，表明伏羲氏部族进入父系社会的时候，其他部族，仍然处在母系社会。
这就导致“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而“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实际上，同样是少典氏的男人和有嬌氏的女人，如果是男人娶女人，那么，女人就到少典氏部族去了，生下来孩子，就成长于少典氏部族；如果男人没有娶女人，而是实行走婚，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就成长于有嬌氏部落。
这就是黄帝和炎帝“成而异德”的原因。
虽然黄帝和金天氏一样，都是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但是，黄帝世系，在女娲氏部族的地盘上生活了上千年，也接受了女娲氏部族的文化，所以，他们就反对金天氏的霸道，而主张建立中央政权，协调各个部族和各个部落，相互尊重，平等发展。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把金天氏当成“黄帝”呢？
这就应该考虑到，黄帝世系过后，接下来的颛顼世系、帝喾世系，都是金天氏的后裔。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颛顼和帝喾接受了黄帝的中和文化，他们就以黄帝的名号，来美化自己的祖先。
这就使得几百年之后的“黄帝”，跑到几百年之前，去和炎帝、蚩尤打仗。
所以，司马迁才会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黄帝在经济上，有什么建树呢？
因为反对殖民战争和部族压迫，黄帝在经济上，应该是保持着部落化的原始生产。
所以，我们在考古学上，就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与华夏历史有关的龙山文化，反倒不如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良渚文化辉煌。
因为，良渚文化是朱襄氏和金天氏分裂之后，到太湖流域征服当地土著所创立的文化，他们是殖民统治，实行的是奴隶制度。
良渚文化的辉煌，其实，是由当地土著的血汗凝成的。
而龙山文化是部落平等、自由发展，是没有部族压迫，没有奴隶制度的，所以，其经济发展，就看上去不是那么辉煌。
黄帝在文化上的建树，就是在那个时代，在黄帝的领导下，出现了“仓颉造字”、“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的文化大发展。
越过黄帝，我们再往前看女娲氏。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女娲氏在政治上，就是提出了“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政治主张，促进了神农氏炎帝时代的到来。
“断鳌足”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主张各个部族不要像“鳌足”那样爱动、爱跑，不要四处征伐。
“立四极”，就是主张当时的四大部族，各自建立相互平等的政权，然后，大家相互结盟，互不侵犯。
这样的一个大家“相互结盟”、“互不侵犯”的政治体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多极化”的政治体制。
而这个“多极化”是政治体制，是有一个凌驾于各个政体之上的神权，来统领大家的。
这个掌握神权的大统领，就是神农氏炎帝。
神农氏炎帝，没有实质性的政权，但是，他靠神权，也能够领导大家，使大家遵守他所制定的天下秩序。
而他，是怎么样造就自己的神权的呢？
就是靠不断地给大家提供新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换取大家对他的信任与崇拜。
当时的天下，有四大部族。
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东北地区，和湖南地区的伏羲氏部族、以山西和陕西为中心，东到河南河北，西到甘肃宁夏的女娲氏部族、河南河北地区的共工氏部族。
东夷氏部族，是北辛文化及其后的大汶口早期文化的主人，他们的神山，是东岳泰山，所以，他们的部族领导人就是东岳岳主。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伏羲氏部族，是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和湖南地区汤家岗文化以及高庙文化的主人，由于伏羲氏部族的王族在湖南，所以，他们的神山，就是南岳衡山，他们的部族领导人，就是南岳岳主。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女娲氏部族，也就是后来的神农氏部族，他们是仰韶文化的主人，他们的神山是西岳华山，所以，他们部族的领导人，就是西岳岳主。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共工氏部族，是河北地区磁山文化和河南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主人，也是后来河北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他们的神山是北岳恒山，所以，他们部族的领导人，就是北岳岳主。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介绍到这里，大家就不免感觉到奇怪，为什么伏羲氏部族，会分成两半，一半在东北地区，一半在湖南地区呢？
这就不能不给大家介绍“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的事情。
庖犧氏，就是伏羲氏，他还有一个名号，叫祝融氏。
庖犧氏，就是他在草原上放牧，住蒙古包时候的名号；祝融氏，就是他入主中原，在中原当统治者时候的名号；与他的这个祝融氏相对应的，就是共工氏，共工氏就是燧人氏的后裔，就是被祝融氏统治的奴隶部族；伏羲氏，就是他们被共工氏推翻之后，逃到湖南之后的名号。
这下，大家知道，伏羲氏为什么会分成两半了吧。
他们原本住在东北地区，来到中原被推翻之后，有些人，原本就在东北没有下来，有些人，又从中原逃回去了，而有一些人，逃不回去了，就只好逃往湖南。
而且，逃往湖南的，还是他们的主力部队，是他们的王族。
关于这里面的前因后果，老曹，在另一篇文章《西水坡遗址，那座“天盖墓”中，埋葬的，到底是哪一位帝王？》中，有详细介绍，希望网友们能够前往一览。
这里，我必须说的是，伏羲氏之所以战败逃往湖南，是因为，他同时与东夷氏、共工氏、女娲氏三方作战，所以，不能不败。
而其中，东夷氏和共工氏，是被迫与他们作战，女娲氏，则是主动前往参战。
女娲氏，是去帮助共工氏作战——“杀黑龙以济冀州”。
那么，女娲氏为什么要主动参战呢？
她不是和伏羲氏有仇，而是想维护天下稳定——“断鳌足以立四极”。
伏羲氏是天下稳定的破坏者，他四处征伐，实行殖民统治，这令女娲氏看着很不爽。
而被伏羲氏征伐的共工氏和东夷氏，又打不赢伏羲氏。
所以，女娲氏就“该出手时便出手”，果断地帮助共工氏打垮祝融氏，以制造事实上的平衡。
制造出事实上的平衡，就能够构建政治上的平衡，就能够实现她的“断鳌足以立四极”的主张。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女娲氏在经济上，是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不然，她怎么能够成为神农氏炎帝啊。
但是，她的发展农业生产，只是在生产技术上发展，而不是在生产关系上创新。
她是旧的部落制生产制度的维护者，她反对奴隶化生产制度。
她反对部落兼并，反对部族之间相互征伐。
她主张人类社会要公平，不能人压迫人。
她主张人类的社会关系，要由人类自己决定，而不能由生产力来决定。
她实际上就是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逆天而行，她为我们中华民族，撒播了“人定胜天”的种子。
在文化上，女娲氏是我们中华民族核心文化《易经》的奠基人。
《太极》《五行》《河图》《洛书》，实际上都是出自女娲氏。
秦皇汉武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那么，谁能与毛泽东试比高？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遗址的附近，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点，老曹，在自己的其它文章里有所论述。
总的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原始共产社会，走向私有制社会，又从私有制社会，走向高级共产社会的一个螺旋轨道。
而在这个螺旋轨道的始末两端，就各有一个“人定胜天”的伟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女娲氏和毛泽东。
女娲氏阻止私有制的爆发式发展；毛泽东制服私有制，使之朝着高级共产社会的方向前进。
他们同样伟大，同样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卓越才能和伟大建树。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两颗耀眼明灯，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两颗耀眼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