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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时代蜕变
20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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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然而,“勤劳、勇敢”,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智慧”嘛,这个事情,就有些深刻哦!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中华民族,是经历了神农时代、五帝时代、家天下时代、中央集权时代四个时代。

    而这四个时代的前后衔接,当然就对应着四次的时代蜕变。

    那么,这四次的时代蜕变过程,是否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或者“愚蠢”呢?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会有四个时代呢?

    这是因为,人,生活在环境之中,必须适应环境;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就也要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但是,人,是社会性的人,社会中的每个人,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面对环境的变化,有的人得势,有的人失势;于是,一些人要顺时而动,一些人要逆时而动;这就使我们的社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对立。

    那么,是化解对立呢?还是助长对立呢?

    当然是要化解对立,而不是助长对立,否则,这个社会,还怎么存在?人类,还怎么存在?

    所以,四个时代,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四种化解对立的方式。

    那么,这四个时代,化解对立的方式,又各有什么不同呢?

    神农时代的特点,就是“神”;五帝时代的特点,就是“帝”;家天下时代的特点,就是“家”;中央集权时代的特点,就是“集权”。

    神农时代的“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的“公益热心人士”,通过交流生产技术,传播生产经验,联络各方感情,来将自己神化,从而使自己成为“皇”。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皇冠

    “皇”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只帽子上放射着光芒。

    帽子上放射着光芒,那不就是“神”吗?人成为了“神”,那就有威望、就有面子,就能够利用这个威望与面子,去劝说各方,从而化解各方的矛盾。

    因为,当时的主要生产技术,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当时的传播生产技术的“公益热心人士”,就被称为“神农”。

    “神农”和“皇”,都是后世的人,给他们的谥号与称呼;实际上,他们当时,是被称为“炎”或者“帝”,合称“炎帝”。

    “炎”的字形,就是下面一团火,上面一团火。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炎

    下面一团火,是代表人们当时刀耕火种的火;当时的人们通过放火烧荒,来进行农业生产。

    上面一团火,是代表天上的太阳,也就是“神”,她象征着当时“公益热心人士”的威望与面子;“公益热心人士”们通过自己的威望与面子,调解各方矛盾。

    所以,下面一团火,上面一团火,相互配合,就能够给天下百姓,以幸福和安宁。

    “帝”的甲骨文字形,是用绳索,将树枝捆绑在一起。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帝

    这就是说,威望与面子,是软实力,不是硬实力,威望与面子不管用了,软实力不好使了,就必须使用硬实力,就必须用柔能克刚的法术,去将大家捆绑在一起,使他们不要对立。

    《帝王世纪》就记载:“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于鲁。”

    这个意思是说,当时,山东地区的一个部落夙沙氏,不给“炎帝”面子,“炎帝”就只好“退而修德”,结果,被夙沙氏所统治的一些部落,都起来反对夙沙氏,而迎接“炎帝”到山东主持大局。

    “炎帝”本来是沿袭庖犧氏的规矩“都于陈”,也就是居住在今天的河南淮阳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迁都到山东曲阜去了。

    《帝王世纪》还记载,神农时代,一共有八任“炎帝”,分别是“魁、承、临、明、直、来、哀、揄网”。

    从这八任“炎帝”的名号来看,显然,他们中的前四位“炎帝”,都还是有面子的,只是,从第一位到第四位,却是一位不如一位。

    而到了第五位“炎帝”,就已经是完全没面子了——“直”,就是发脾气了,就是没有面子可讲。

    到第六位和第七位,“来”和“哀”,就不但是没有面子,而且,还要受辱;软实力没有,面子不存在,硬实力——里子也不如人家,就只好自我哀叹。

    最后一位“榆罔”,就是顽固坚持,却没有多少拥趸,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八任“炎帝”,实际上,只有前四位有面子,才称得上是“炎”;后四位没有面子,就不是“炎”,而是“帝”。

    但是,他们这四位“炎帝”,显然是没有后来的“黄帝”做得舒坦。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所以,为什么最后一任“炎帝”叫“榆罔”呢?

    就是他顽固地“欺压”诸侯——“榆”,而导致一些有实力的诸侯都离他而去——“罔”啊。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当时的“炎帝”会从“炎”到“帝”呢?为什么,“炎帝”会越来越难做呢?

    这就是因为,神的伟大,是因为人的渺小;一个人没有能力,没有个性,才会把别人当神,才会给别人以面子;一个人有能力,有个性,就不会把别人当神,就不会给别人以面子。

    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展,一些人的腰,越来越壮,气,越来越粗,这时,他们就有能力、也有个性,所以,他们就不会给别人以面子。

    给别人以面子,自己就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自由,自己就不能称王称霸,就不能得到一些唾手可得的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别人以面子呢?

    所以,从“炎”到“帝”,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然后,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再然后,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最后,才反映到这个“炎”和“帝”的调解社会矛盾的方式上来。

    但是,从“炎”到“帝”,这种时代的蜕变,又是蜕变得多么艰难,多么惨烈,大家知道吗?

    距今7200年左右,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转变为赵宝沟文化。

    随后的距今7100年和距今7000年,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以及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相继消失。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三皇本纪》所记载的:“太皞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庖犧氏又名伏犧氏

    这意味着,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侵入中原。

    到距今6400年,河南濮阳水坡,又出现一个左龙右虎的“天盖墓”,其上面覆盖的,则是仰韶文化。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濮阳西水坡“天盖墓”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又意味着,《三皇本纪》所记载的: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月令孟春,其帝太皞······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因为,“天盖墓”中有龙,而《三皇本纪》记载,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再加上河南濮阳,正在山东的“山阳高平之西”,基本就可以断定,这个王者之墓,就是当年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之后,“冢在山阳高平之西”的那个墓。

    那么,庖犧氏是怎么“立一百一十一年崩”的呢?为什么作为赵宝沟文化的庖犧氏的“天盖墓”,上面覆盖的是仰韶文化呢?

    《三皇本纪》记载:“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女娲氏乃(杀黑龙)以济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

    共工,就是奴隶的意思,祝融,就是奴隶主的意思。

    庖犧氏征服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所以,共工氏,就是中原地区的土著燧人氏的后裔;祝融氏,就是庖犧氏。

    由于庖犧氏根据五行学说,自认为是“木德王”,所以,共工氏就认为他们是水德,是“以水乘木”。

    虽然共工氏“不胜而怒”,但是,因为祝融氏“东封泰山”不顺利、没有实现“木居于东”,他的江山本来就“不周全”,所以,就还是一触即溃,导致了“不周山崩”。

    这时,女娲氏又来临门一脚——“(杀黑龙)以济冀州”。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神话女娲补天

    女娲氏就是仰韶文化的主人,她们当时正在从陕西和山西向中原发展。

    但是,他们不是以霸道的方式谋发展,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谋发展。

    所以,他们就帮助共工氏彻底打垮了庖犧氏。

    于是,中原地区的共工氏部族,就接纳和皈依于女娲氏部族的仰韶文化。

    这就是庖犧氏的“天盖墓”上,覆盖仰韶文化的原因。

    女娲氏部族,帮助共工氏部族将庖犧氏部族赶出中原后,天下,就进入到神农时代。

    这时,是距今6400年。

    神农时代,仰韶文化遍布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地区,是当时天下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她包含着女娲氏和共工氏两大部族。

    而当时天下还有另外两大部族,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和东北以及湖南地区的庖犧氏部族。

    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

    正是他们,以“泰山石敢当”的精神,阻止庖犧氏部族“东封泰山”,才导致庖犧氏部族,最终以一敌三,大败而逃。

    他们,随后就由北辛文化,转变为大汶口文化。

    庖犧氏部族,本来是东北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他们入侵中原被打败之后,就分为了三部分。

    其中,一部分在东北老家,由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一部分逃到湖南,随后又转移到安徽,最后创造凌家滩文化;还有一部分,就是被女娲氏打败的黑龙氏,他们被女娲氏带回陕西,变为少典氏,就是后来之黄帝的祖先。

    神农时代,女娲氏倡导“断鳌足以立四极”,大家在“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秩序下各自发展。

    其中,四岳,就是代表四大部族;八方,就是在四大部族所统治的区域,还有不属于四大部族的一些小部落,统称为八方。

    最开始,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大家都能够接受女娲氏的倡导,给当时的“公益热心人士”以面子。

    慢慢地,生产越来越发展,社会势力,越来越发生分化,就有人,不给“公益热心人士”以面子了。

    于是,“炎”一步步地变为“帝”。

    但是,“帝”,虽然是用实力来维护实质正义,他却在程序上,违反了大家原来的协议正义,是违反了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之倡导。

    “断鳌足以立四极”,是规定“四极”——“四岳”具有自主权,不接受任何方面的领导的;“公益热心人士”,只能用协调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能用强制性的方法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协议的存在,所以,就“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这种“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的本质,当然就是崇尚自由的强势者集团联合起来,对抗代表弱势者集团利益的“炎帝”,阻止符合他们强势者利益的秩序现状,发生改变;阻止社会协调方式发生改变。

    那么,这样对抗的结果,如何呢?

    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由早期文化改变为中期文化。

    这种改变,就是意味着,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发生,炎帝、夸父氏、蚩尤氏战败。

    但是,与炎帝、夸父氏、蚩尤氏进行战争,并且取得这两场战争胜利的,并不是真正的黄帝,而是庖犧氏的另外两支后裔,金天氏和朱襄氏。

    金天氏,就是红山文化的主人,在东北;朱襄氏,就是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在安徽。

    他们早就从战略上谋划好了这样一场南北对攻的战局。

    但是,如果没有中原三大部族内部的腐朽与糜乱,金天氏和朱襄氏,不论怎么谋划,他们又何以能够打败,这中原三大部族呢?

    这一场失败,一直到距今4900年,由于庖犧氏部族内部发生变化,才让原来的中原三大部族,缓过劲来。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

    这就是由于,庖犧氏部族内部金天氏和朱襄氏的权力斗争,导致朱襄氏放弃中原,而去太湖流域开辟新的根据地。

    《柘城县志》记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

    朱襄氏之“朱”,是树木之主干的意思;朱襄氏之“襄”,是提着布袋撒播种子的意思;这就是说,朱襄氏,就是庖犧氏部族的王族贵胄、权位的继承者。

    庖犧氏以龙为官,其麾下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等。

    而“飞龙氏”,其意就是飞翔在天上的龙。

    结合庖犧氏部族的星宿文化,他们这个飞龙氏,显然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佼佼者,整个庖犧氏部族中的王族。

    而朱襄氏以翼龙为号,就是承袭飞龙之意,说明他们就是飞龙氏的后裔、王权的继承者。

    所以,再次征服中原,南北会师之后,朱襄氏,就是当然的王。

    但是,金天氏人多势众,不买他们的账,还蔑称他们为应龙。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都是说,朱襄氏以巢湖为根据地,在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中功勋卓著,但是,因为他们人数较少,就领导不了人数较多的金天氏,他们只好离开中原,到南方重新发展。

    而朱襄氏离开中原后,金天氏就独木难支。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这意味着,金天氏丢掉了他们的东北老家。

    距今4900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进入第二期,也就是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前身。

    这意味着,中原三大部族终于缓过气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金天氏展开反击。

    特别是,带领中原三大部族对金天氏进行反击的,不是别人,正是金天氏的同胞兄弟,少典氏的后裔黄帝世系。

    他们是真正的黄帝。

    与炎帝、夸父氏、和蚩尤氏进行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实际上是金天氏和朱襄氏。

    后来,颛顼将这份功劳全记在金天氏的头上,并且封金天氏为黄帝。

    但是,金天氏是奉行霸道的,而不是奉行中道,所以,是假黄帝。

    距今4800年,大汶口文化,由中期走向晚期。

    这意味着,金天氏失去对河南、河北的控制权,沦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地方势力。

    公元前2697年,真正的黄帝登基称帝。

    这之后,距今4600年左右,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正式形成。

    这就是说,时代的蜕变,炎帝所要改革的调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到这时候,才真正地完成。

    这期间,至少相隔了900年。

    而900年中,又发生了多少事?多少不肯给“炎帝”面子的强者,在这900年间灰飞烟灭?又有多少不肯接受“炎帝”管控的自由主义者,在这900年间失去了自由?

    只不过,这些口口声声高喊自由的人,他们所要的,其实不是自由,而是宁愿给外族人做狗,宁愿成为外族人粪便上的一只苍蝇,也不愿和本族人平起平坐的、相对本族人的优越感。

    距今45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消失,同时,山西和山东地区,也都转变为龙山文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黄帝时代,转变为颛顼时代了。

    颛顼是金天氏的后裔,他们与共工氏部族,有着三千多年的仇怨。

    小河沿文化的消失,肯定是与居住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共工氏部族有关。

    但是,共工氏部族的壮大,除了能够打垮小河沿文化的主人外,对他们庖犧氏部族,也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威胁。

    于是,颛顼世系,与共工氏部族再次爆发大战,结果,颛顼取得胜利。

    但是,取得胜利的颛顼大帝,并没有像他的祖先们那样,再次称“王”,而是皈依于黄帝的“中道”思想,也和黄帝一样称“帝”;并且,将自己的祖先金天氏,也尊奉为“黄帝”。

    “帝”和“王”的区别,是什么呢?

    想一想前后四次时代蜕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王

    “王”,甲骨文字形,是一只大斧,意思就是,用实力征服天下,建立“等级体系”;“帝”,甲骨文字形,是用绳索将树枝捆绑在一起,意思就是,用实力将大家捆绑在一起,力求“万邦协和”。

    颛顼,显然是在自己部族历史的跌宕起伏中,认识到了霸道的不可持续,而皈依于黄帝,也是皈依于女娲氏的“中和”之道。

    不过,由黄帝所创立的“帝制”时代,很快就步入了神农时代的历史循环。

    生产又发生进步,社会又发生分化,又有人要自由,又有人开始挑战帝王的权威了。

    黄帝世系,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挑战,才衰落的。

    所以,颛顼大帝,对于黄帝所建立的“帝制”,又进行了一番改革。

    黄帝时代是“立四妃”,到颛顼时代,就变成“立九嫔”。

    这“立四妃”与“立九嫔”,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是,黄帝信任“四岳”,把天下四方,分别委托于“四岳”管理;颛顼不信任“四岳”,自己一竿子到底,直接插手对四方之“九州”的管控。

    但是,帝王之家,实力发展没有地方诸侯快,所以,颛顼的这个“立九嫔”,不可持续。

    到帝喾时代,“立九嫔”就又改为“立四妃”。

    然而,帝喾的这个“立四妃”,还是黄帝的那个“立四妃”吗?

    黄帝的“立四妃”,是信任与委托;帝喾的“立四妃”,是无奈与妥协。

    帝喾的元妃姜嫄,所生的首子后稷,与帝喾没有血缘关系。

    姜嫄,还能够给帝喾一点面子,假意将后稷丢弃,然后又去捡回来。

    而帝喾的另一个妃子简翟,所生的首子契,也与帝喾没有血缘关系;简翟,就不像姜嫄那样给帝喾面子,直接是“我生的我养,与你何干”。

    《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颂·长发》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天命玄鸟”,他们商族的图腾是鸟,而不是华夏族的龙

    “帝立子生商”,是“子(契)生商”,而不是“帝(喾)生商”。

    直接跟你撇清关系。

    “契”,是华夏族人对其的称呼,有“弃”和“做买卖写文约”的意思;而他们商族人自己对其称呼,是“亥”,有“祖先”和“做买卖写文约”的意思。

    帝喾时代尚且如此,到帝尧、帝舜,情形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五帝本纪》记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这里面,尧帝与“四岳”之间的关系,需要细品。

    《五帝本纪》,将尧、舜描写得十分地“伟光正”。

    然而,细数下来,尧、舜所做的实事,不过就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就是以降罪的名义,逼迫那些被压迫的部落,去四方守卫边疆。

    社会糜乱至此,当然需要改革,但是,尧、舜,无法改革。

    那么,大禹父子,为什么能够改革呢?

    大禹,是公元前2070年即位,也就是距今4100年左右即位。

    而在距今4000年,石峁城被毁弃,如此同时,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中原、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消失。

    大禹父子,是被岌岌可危的内外局势,推上帝位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改革,也有时机实行改革。

    但是,大禹父子的改革,并没有及时地见到成效,他们遭遇了大败。

    或者,他们正是在遭遇大败之后,才开始进行改革的。

    再过100年,距今3900年,陶寺城也被毁弃,中原、山东地区的变化,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这对应的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太康失国”了。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太康失国”,绝不只有“太康游猎不归”那么简单。

    孙权与曹操“会猎于吴”,如果孙权战败,他,也是会“游猎不归”的。

    直到公元前1735年,也就是距今37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兴起,夏朝,才终于走上正轨。

    这标志着,大禹父子所开创的夏、商、周时代的“家天下”政治制度,终于成熟。

    大禹父子所建立的“家天下”,就是通过对“公天下”的私有化,来集天下财力于帝王之一家。

    这样,帝王之家,就相对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制一些强势部落的霸道,维护天下的太平。

    但是,这个措施,并不能抑制一些强势部落的崛起;特别是,不能抑制一些强势部落针对帝王之家的横向联合。

    这就使得“帝王之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但是,正像“炎帝”的垮台,不是由于内部反叛,而是由于内忧导致的外患;夏朝、商朝,同样如此,他们都是在内忧导致的外患之中,崩溃的。

    后来的西周,也是在内外勾结、针对帝王之家的战争中,灭亡的。

    而东周,则是一个帝王之家徒有虚名的时代,也是一个强者享有充分自由的时代。

    可是,在这个强者最自由的时代,周家王朝,是不可能发起什么改革了,各家诸侯,自己却兴起了各自内部的改革。

    只是,他们的改革,大多都是胎死腹中,唯有秦国这个蛮夷之国,却改革成功。

    为什么秦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呢?

    因为,秦国穷,导致他们的贵族势力比较弱鸡,就像现代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因为,俄国和中国的资本阶级比较弱鸡一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改“家天下”为“中央集权”,是中华民族的四个时代蜕变过程中,唯一一次没有借助外敌入侵,而蜕变成功的。

    随后的中国,生产继续发展,历史继续轮回,社会又发生分化,又有人要自由,又有人挑战帝王的权威。

    于是,就有了王莽改革、隋炀帝改革、王安石改革。

    然而,即便是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动乱,隋炀帝的改革,就像大禹父子的改革一样,还是不能成功。

    而且,大禹父子,还没有人黑;隋炀帝,却被黑得,似乎是永世不得翻身。

    好不容易,与帝王作对的门阀士族,被并非改革派的武则天和黄巢,前后夹击,给杀光了,可是,新的文官集团,又李代桃僵,继续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阶级挑战皇权。

    即便是北宋灭亡,南宋又灭亡,朱元璋杀头杀得飞滚,这种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局面,仍然得不到改观。

    直到中华民族面临一个新的外敌入侵,才发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想一想中华民族的四次蜕变,想一想这四次蜕变的艰难,想一想不被外族征服,就不能够完成民族的蜕变,想一想有人宁愿做外国人粪便上的一只苍蝇,也不愿与自己的同胞为伍,不愿失去相对自己同胞的优越感,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中华民族,有“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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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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