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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华夏九轮回(4)
20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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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五帝时代的“协和万邦”(下)

    第四节  小河沿文化

    小河沿文化,是由1977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小河沿乡(现四道湾子镇)的南台地遗址而得名的一种文化。

    她的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大体相同,年代,正好与红山文化消失的时间对接。

    红山文化消失于距今约5000年,而小河沿文化,则存在于距今5000年-4500年。

    可以说,是小河沿文化,取代了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的存在。

    小河沿文化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等。

    其墓葬的墓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多为单人墓,葬式多为仰身屈肢。

    也有男女合葬墓。

    合葬墓都是二人脚相对,头向相反,下肢屈而相互交错。

    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举世罕见,在内蒙古、东北一带,更是首次发现。

    由此可见,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不可能和红山文化的主人是同源同宗。

    他们是移民性的、新的外来民族。

    墓葬中,还有无头骨之墓、和无骨架之墓,显示他们经历了战争。

    在小河沿文化到来时,红山文化,却正好消失了。

    那么,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去了哪里呢?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开辽西的呢?

    我们把目光放大了看。

    在红山文化消失之前的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而伴随着红山文化这次转变的,是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大汶口文化,分为距今6500年-距今5500年;和距今5500年-距今4800年;和距今4800年-距今4500年三期。

    那么,大汶口文化在距今5500年的转变,与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的转变,有没有关联呢?

    特别是,在这之前的距今5800年,与红山文化有着相同特征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兴起,对中原与山东,形成了背后插刀的架势。

    那么,这种大范围的文化状态的转变,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我们要重点理解,“夸父追日”故事之中的“日”,其实不是指天上的太阳,而是指地上的炎帝。

    这一段记载说明,本来居住在北岳恒山脚下桑干河边,专门防备辽西红山文化的主人庖犧氏部族南下入侵中原的共工氏部族之后裔夸父氏,因为抵挡不住庖犧氏部族的南下入侵,不得不退往山西南部河渭地区,与炎帝部族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庖犧氏部族。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战败,夸父氏就又前往山东,准备去与东夷氏部族的蚩尤氏汇合,继续对抗庖犧氏部族。

    不料,他们还没有到达山东,蚩尤氏也已经战败,他们在菏泽湖的西边,就被庖犧氏部族的偏师应龙部队所截杀。

    应龙在连续打败蚩尤氏和夸父氏之后,并没有在庖犧氏部族中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地位,于是,他与来自辽西地区的庖犧氏后裔分道扬镳,南下太湖,去建立良渚城,开创了良渚文化,不再过问中原之事。

    这场战争,就发生在距今5800年-5300年之间,而距今5500年,就正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

    之所以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同时发生变化,就是因为蚩尤氏战败,庖犧氏部族的后裔,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主人们,进入了山东。

    而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就是庖犧氏后裔的内部发生分裂,应龙朱襄氏离开山东和安徽,前往太湖流域创立良渚文化。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和距今4900年庙底沟文化发生变化,距今5800年庙底沟文化消失,大汶口文化再次发生变化,则是由于庖犧氏部族的分裂,使得中原地区原住民们乘势造反,而庖犧氏部族的辽西老家又被其他游牧民族进攻,庖犧氏部族的红山文化支系被迫收缩力量,退出辽西全部南下。

    但是,退出辽西的庖犧氏部族红山文化支系,还是不能控制住中原的局面,到距今4800年,他们就不再是中原霸主,而沦为黄帝部族领导下的协和万邦之一邦了。

    当然,大汶口文化还有距今4800-4500年的第三期,这就是说,从辽西地区南下中原的庖犧氏后裔,在山东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到距今4500年,才和中原文化彻底融化为一体。

    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们,在从红山文化的主人们手中夺取辽西地区之后,并不会心满意足。

    他们会和红山文化的主人们一样,得陇望蜀,循着红山文化之主人们的脚步,继续南下。

    于是,他们就和统一并且领导中原的黄帝部族发生对抗。

    于是,黄帝就“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黄帝“北逐荤粥”,显然就是和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们进行作战,将其逐回东北辽西。

    黄帝“合符釜山”,就是在釜山会盟,大家共同起誓,同心协力、统一协调,共同对抗来自北方的敌人。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这和后来的明成祖朱棣立都北京,就是同一个目的,都是将防范来自北方的敌情,放在确保天下安定的首位。蚩尤氏和应龙之间的战争,之所以发生在涿鹿,也是因为,涿鹿乃抗击北方敌人入侵的前线。

    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他们对北方的战争并不顺利,他们起初“邑于涿鹿之阿”,后来又“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说明他们把“涿鹿之阿”丢掉了,他们不得不重新以荆山为都邑。

    黄帝“葬桥山”,一个原因,是叶落归根;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中原沦丧,他们不得不退居陕北山区。

    而正是由于黄帝一系,不能有效地领导大家抗击荤粥,确保天下安稳,他们就不得不“禅位”于其部族中的另一个支脉——颛顼。

    第五节   绝地天通

    《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首先,我们就“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这句话进行辨析。

    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黄帝、昌意、颛顼,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部落或者世系的称号。

    但是,如果黄帝是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他活了多久呢?

    《大戴礼》云:宰我问於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孔子这样解释,是他认定黄帝就是一个人。

    但是,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孔子的这个说法。

    在黄帝即位的公元前2697年,河南、山西、陕西,都还是处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也就是说,那时候,这些地方,还是处在神农氏炎帝部族和共工氏部族联合控制的势力范围内。

    距今4600年,河南地区龙山文化开始形成;距今4500年,山西地区龙山文化开始形成;距今4300年,黄帝死后“葬桥山”的陕西地区,龙山文化开始形成。

    也就是说,黄帝是即位于河南,而在他即位的300年至400年之后,河南与山西、陕西的政治文化版图,才得到统一。

    那么,在公元前2697年即位于河南的黄帝,和最后去世“葬桥山”的黄帝,会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可以有300年到400年的高寿吗?

    显然,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系。

    而如果黄帝不是一个人,那么,昌意和颛顼,又是不是一个人呢?

    “颛”,字形为“耑”加“首”,表示保持头部端正而不轻易转动;“顼”,字形为“玉”、“须”、“止”,表示老人止步于对玉的珍爱。

    那么,这样的一个名号,意味着什么呢?

    玉文化,是来自于东北辽西;她是庖犧氏部族的独有文化。

    “颛顼”这个名号,明显的,就是意味着他要保持庖犧氏部族之传统文化的纯洁性,不接受中原地区之本土文化的意思。

    这个意涵,似乎从颛顼大帝的具体行为中,也得到了印证。

    《河图玉版》记载:“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

    《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

    《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水经注·洛水》记载:“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

    《宋书·符瑞志》记载:“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凰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河洛,沈璧,礼毕……玄龟……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其言自周公至于秦汉盛衰之符。”

    《河图》《洛书》,为女娲时代的“天降祥瑞”,从仓颉为帝时起的历代帝王,在即位登基的时候,都要举行“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的宗教仪式,以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

    但是,唯独颛顼和帝喾二位大帝,没有史籍记载过他们,也举行过这样的登基仪式。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的史籍记载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举行过这样的仪式。

    为什么他们没有举行这样的仪式呢?

    因为,他们是红山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他们是和飞龙朱襄氏、黑龙少典氏相对立的、思想最纯洁的庖犧氏之后裔,他们要保持他们部族文化的纯洁性,他们就不接受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

    所以,这里的“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的这个“黄帝”,是来自于红山文化族群的“黄帝”,并不是公元前2697年,即位于河南的那个作为少典氏之后裔的黄帝。

    他们是从辽西地区南下,联合应龙朱襄氏,打垮蚩尤氏和夸父氏以及炎帝的那个“黄帝”。

    那个“黄帝”,实际上就是少昊金天氏的前身。

    庖犧氏之所以为太皞,就是因为,他是颛顼、帝喾之曾经举行过泰山封禅的太祖。

    而金天氏为少昊,就是因为,他是颛顼、帝喾之再次举行过泰山封禅的少祖。

    暤与昊同义,都是向日之明、泰山封禅、扬名浩荡的意思。

    少昊金天氏,就是进入山东后,在距今4800-4500年保持着大汶口文化的第三期文化,与在河南即位的黄帝所创立的龙山文化相对立的,庖犧氏红山文化世系的领袖。

    《史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汉书》曰:“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絫祖(即嫘祖),黄帝妃,生昌意。肜鱼氏,黄帝妃,生夷鼓。嫫母,黄帝妃,生苍林。”

    《世本》曰:“金天氏少皞 ,青阳即少皋,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

    《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地在鲁城北。”

    以上多种说法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少昊金天氏,名玄嚣,或挚,居地为青阳,也就是现在的山东。

    而山东,在距今4800年-4500年,保持着大汶口文化的第三期文化,与在河南即位的黄帝所创立的龙山文化,是相对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说,少昊金天氏,就是距今4800年-距今4500统治山东,相对于在河南创立龙山文化的黄帝,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的、来自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之主人的后裔。

    少昊金天氏之前,距今5500-4800年,从辽西地区入主山东的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就是少昊金天氏的“父亲”——“黄帝”。

    但是,这个“黄帝”,是真正的“黄帝”吗?

    《五帝本纪》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的德瑞是土,土为中性。

    这就是说,黄帝是反对霸道、奉行协和万邦之政治理念的。

    很显然,这个从辽西地区过来的所谓的“黄帝”,原本就是为殖民而来的,是为霸道而来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黄帝”。

    可是,他们为什么又会被称为“黄帝”呢?

    因为,他们的子孙,后来的颛顼和帝喾,都放弃了霸道,改为了尊奉土德,支持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们就奉自己的祖先,为“黄帝”。

    这个“黄帝”,当然与公元前2697年即位于河南的作为少典氏之后裔的那个黄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公元前2697年即位于河南的、作为少典氏之后裔的那个黄帝,才是真正的黄帝。

    那么,颛顼作为红山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与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少典氏之后裔——黄帝,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颛顼要保持自己的庖犧氏文化的纯洁性,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中原文化,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少典氏之后裔的这个黄帝,为什么又会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了颛顼呢?

    第一,颛顼他们不接受中原文化,主要的是不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而不是不接受黄帝之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

    第二,这个禅让,恐怕也不是属于黄帝的主动禅让,而是属于时势造英雄。

    《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那么,黄帝到哪里去了?不是说协和万邦,帝位都是通过禅让而取得的吗?

    其实,一个“不周之山”,已经揭示出了其中的原因。

    如果黄帝还是具有足够的领导能力,那么,他就不会禅让帝位。

    只有是,黄帝这个部落世系的实力,已经不行了,没有能力领导大家了,他们才会禅让帝位。

    那么,为什么黄帝部落世系的实力,会不行呢?

    第一,协和万邦的政治体制,相对于立四极的政治体制,虽然联盟领袖与四岳的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她们仍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联盟领袖们的工作,是属于“无私奉献”。

    没有专门的制度安排,规定大家需要去向联盟领袖们朝贡。

    领袖人物及其所在的部落,为大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

    这样,遇到需要大家出钱出力的事情,特别是应对天灾人祸,发生对外战争,联盟领袖和他所在的部落,肯定就要一马当先,用自己的行动,去引导大家,激励大家。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部落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部落,在一段时间里,接连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那么,在那个生产力并不是很高的年代,他们的部落,就很容易迅速衰落。

    第二,北方半农半牧的小河沿文化的主人——荤粥部族,时常南下侵扰他们,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与消耗。

    第三,最主要的,还是中道与霸道的对抗,霸道是越来越积极,中道是越来越消极。

    霸道性的力量,会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而中道性的力量,会随着天下的太平而消散。

    协和万邦,是一种中道。

    这种中道,抑制了一些快速发展之部落的自由,给了一些运气不佳之部落以安全的保障。

    但是,中道,需要所有拥护中道之部落的支持。

    而危险不到眼前,一些拥护中道的部落,就并不会积极地出力去支持中道。

    相对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随时随地地支持着那些顺风顺水的部落推行霸道,去扩大他们的地盘、制造他们的奴隶、实现他们的自由。

    这就导致这些推行霸道的部落,与代表中道、捍卫中道的黄帝世系,发生矛盾。

    而黄帝世系,如果流年不利,收成不好,就没有力量,去与那些推行霸道的部落对抗,就无法继续作为大家的领袖,去为大家捍卫中道。

    这时候的共工氏,显然就是那个顺风顺水,推行霸道,非常地希望拥抱自由的一方。

    但是,共工氏的自由追求,遭遇了颛顼世系的反击。

    显然,颛顼世系,作为最后南下的庖犧氏之后裔,他们不但是与共工氏部族有着历史的仇怨,他们也与北方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们有着历史的仇怨。

    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这个“不周之山”,实际上就是暗示着黄帝世系不行了,支撑不起天下的江山了。

    而共工氏就乘此机会,行使霸道、祸乱天下。

    这就使得颛顼世系看不过去。

    黄帝世系作为天下领袖,对抗北方小河沿文化之主人们的南下侵扰,对中原所有部落都有利,更会得到小河沿文化之主人们的世仇——颛顼世系的拥护。

    但是,共工氏部族的作乱,损害了黄帝的权威,更削弱了中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对抗北方小河沿文化之主人们之侵略的实力。

    所以,颛顼世系就要奋起大战共工氏,然后,接替黄帝世系的领袖地位,带领中原各部落,共同去大战北方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们。

    大汶口文化,到距今4500年转变为龙山文化,与此同时,小河沿文化消失。

    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现象,说明距今4500年,颛顼大帝接替了黄帝的领袖地位,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同时,他们也“北至于幽陵”,彻底消灭了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们,完成了对自己部族之故土的收复。

    幽,隐而不现;陵,拾阶而上、登上高山。

    幽陵,就是远方看不见的、必须要登上去的高山;那座高山,就是祖先们的陵寝所在的山。

    “北至于幽陵”,就是说,颛顼世系的祖坟,在很远的北方,他们回北方去祭祖了。

    颛顼大帝取代黄帝,这里面不仅有黄帝世系运气不佳的原因,更有霸道对于中道之侵蚀的原因。

    是霸道横行,导致中道力微。

    所以,为了遏制霸道横行,颛顼大帝在接替黄帝的领袖地位后,就提出新的动议,实行九分天下。

    《尚书·禹贡》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而按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

    这就说明,并不是夏禹最早分置九州,在夏禹之前,舜,还曾经分天下为十二州。

    那么,舜,就是最早分置天下的人吗?

    不。

    据《乾隆御批纲鉴》记载,中国九州的建置区划,创制于颛顼。

    山海经曰:“颛顼葬鲋鱼山之阳,九嫔葬其阴。”

    颛顼为什么有九嫔呢?

    这和黄帝有四妃一样,其婚姻礼制,是从属于政治礼制的。

    黄帝立四妃,是尊崇女娲氏的“立四极”;而颛顼立九嫔,则是顺从他自己的“置九州”。

    那么,颛顼为什么要分置九州呢?

    当然不是像夏禹那样,是为了“任土作贡”。

    颛顼分置九州的目的,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以立四极”,就是像女娲氏一样,要你们各州管理各州,不要相互攻伐。

    而作为一个要保持庖犧氏部族之传统文化的纯洁性,不肯接受中原地区本土文化的庖犧氏之后裔,颛顼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宗教信仰上,又会对一个协和万邦之政治体制下的天下,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尚书孔氏传》记载:“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星宿文化,和龙文化、玉文化一样,是他们庖犧氏部族独有的文化。

    他们庖犧氏部族,是以天上的星宿为主神的,祖先神在其次。

    就像今天的基督教拜耶稣、不拜祖先一样;他们庖犧氏部族,是先拜天神,后拜祖先。

    而中原各部族,则是以自己的祖先神为主神,其他的自然神在其次。

    虽然,中原各部族也有时令文化,也有地方神和时令神,但是,中原各个部族的这些地方神和时令神,只是作为农业生产的辅助神为用,并不是特别地紧要。

    这与他们庖犧氏部族的宗教信仰,是具有严重的冲突的。

    所以,颛顼世系在成为天下的领袖之后,他们就“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这就是以天神和地神,将他们的星宿神,与中原各部族的祖先神相区分;他们的星宿神在天,中原各部族的祖先神在地。

    这就是“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的含意,就是不要让中原各部族的祖先神,去玷污他们庖犧氏部族的星宿神。

    这是一种宗教的对抗与融合。

    所以,为什么颛顼以他们的祖先为“黄帝”,而道家记载,又以少典氏的后裔轩辕氏为黄帝?

    这其实就是文化的对抗。

    道家文化,是源自于《易经》,是源自于以《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四象为基础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本体的,他们记载的历史,就是以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为主体。

    第六节   溉执中而遍天下

    《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从这个记载来看,“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也就是说,在所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南下的人群中,高辛与颛顼,是分属于不同的世系。

    高辛是属于少昊金天氏、也就是玄嚣的世系;而颛顼是属于昌意的世系。

    在玄嚣作为少昊金天氏,领导所有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南下的族众,于山东相对河南、河北地区的黄帝世系,保持着他们的政治与文化之独立性的时候,昌意世系,是少昊金天氏之麾下的一支生力军。

    但是,后来,昌意世系的颛顼部落发展壮大,反倒超越了少昊金天氏玄嚣的世系,取代河南、河北地区的黄帝,成为了全天下的领袖。

    而少昊金天氏玄嚣的后裔高辛,又再次反超颛顼,取代颛顼,成为了全天下的领袖。

    那么,高辛,是怎么取代颛顼的呢?

    肯定是颛顼相对衰落了,高辛,才可能取代颛顼。

    那么,颛顼,又是怎么衰落的呢?

    我们看高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高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这反过来说明,颛顼世系,是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自己的领导力。

    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这反过来说明,颛顼世系的领导者,到后面的智力也不行。

    高辛“顺天之义,知民之急”,这反过来说明,颛顼世系,没有顺应民意。

    高辛“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这说明,高辛面对霸道,有能力、也有意愿挺身而出,反对霸道,维护中道。

    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自由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泛滥,霸道势力,与中道势力势均力敌,使得颛顼世系,支持不住,从而不得不放弃领袖地位,让位于高辛世系。

    《五帝本纪》索隐之《义帝王纪》云:“帝干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

    “自言其名曰岌”,这个“岌”,就是泰山压顶,有如伸爪抓人,随时都会倒塌下来伤害人命的意思。

    除了“自言其名曰岌”之外,高辛还有另外的名字。

    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

    “喾”,就是在向上苍、祖先、神灵的祷告中,获得觉察真知。

    “夋”,就是幼婴扑腾双脚,练习行走或站立。

    “岌”、“喾”、“夋”这三个名字的字义说明,高辛时代,是一个形势犹如泰山压顶、十分危急的时代,也是一个改天换地、获得文化启蒙,从而走向新生的时代。

    那么,高辛时代,具体是面对着怎样的犹如泰山压顶的危机呢?

    从考古发现上来看,自从距今4500年前小河沿文化消失之后,到距今4000年前,这中间500年的时间里,东北辽西地区的考古文化,是一片空白。

    那么,为什么会是一片空白?这说明了什么?

    我们把目光下移,看山西地区和陕西地区。

    在距今4300年-4000年左右,陕西神木地区,出现了一个王城性质的石峁城;在距今4300-3900年左右,山西临汾,也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陶寺城。

    那么,这石峁城遗址和陶寺城遗址,与东北辽西地区的文化空白,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从石峁城遗址出土的那些用于祭祀的被杀之人,和后来在辽西地区兴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是同族的关系,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是女人。

    这就证明了,距今4500年-4000年之间,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在辽西地区,展开了一场长达500年的拉锯战。

    因为,双方都不能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所以,这个地方的考古文化,才会在这个时候,是一片空白。

    而距今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辽西地区兴起,与此同时,石峁城被废弃,再过100年,陶寺城也被废弃。

    这就说明了,中原农业民族,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北方游牧民族,是取得了这场长达500年的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他们就在辽西地区,建立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然而,长达500年的战争,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中,没有一点记忆、没有一点记载。

    甚至连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王城性质的石峁城和陶寺城,在被考古发现之前,中原民族的史籍记载中,也没有一点点关于她们的信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往事不堪回首。

    这场战争中的主角,一方是夏家店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他们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一方是南方农业民族,其中,又分为龙山文化的主人和良渚文化之主人们的后裔两部分。

    石峁城和陶寺城这两座王城的主人,就是良渚文化之主人们的后裔。

    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失,石峁城和陶寺城在距今4300年兴起,这不是巧合,而是良渚文化的主人们,在遭受海侵灾害之后,就离开了太湖流域,转向了山西和陕西地区。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转向山西和陕西地区呢?

    他们为什么会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之主人们一起,和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长达300年的战争呢?

    《山海经广注》引《岳渎经》记载:“尧九年,无支祁为孽,应龙驱之龟山足下,其后水平。”

    《太平广记》记载:“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

    应龙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人。

    良渚文化,本来和龙山文化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无支祁为孽”,应龙要来帮助帝尧,“驱之龟山足下”呢?

    从“其后水平”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是由于严重的洪涝灾害,摧毁了应龙他们的生存根基,他们不得不从太湖流域,转向内陆。

    那么,他们要转向内陆,帝尧他们,会怎么接受他们呢?

    帝尧和应龙,本是同祖同宗,他们都是庖犧氏的后裔,他们的老家在北方。

    正好,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攻势正猛,帝尧他们,就以“咱们的祖籍地被敌人占领”,来鼓动应龙:“打回老家去,收回祖籍地。”

    应龙,一则是处于无处安身的危难之中,需要一个落脚之地;二则,也确实具有“打回老家去,收回祖籍地”的良好愿望。

    于是,他们就在帝尧的让渡下,以山西和陕西为根据地,和帝尧他们一起,去和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了长达300年的战争。

    而在应龙没有进入山西和陕西之前,直面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略的,当然就是帝喾高辛。

    颛顼,肯定是因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事不利,而失去了领袖地位。

    那么,帝喾接任领袖,能不能够有所起色呢?

    后来的结果证明,帝喾,也是没有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

    不然,为什么还会有应龙出马,去在陕西和山西建立王城,专门针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呢?

    那么,颛顼和帝喾,接连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内部不和,何以对外作战?

    而他们内部不和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要分析一下,帝喾高辛,为什么要“溉执中而遍天下”了。

    “溉”,原意为水田中水线刚过地表,庄稼浸而不淹,更笼统的一种说法,就是灌注。

    “溉执中而遍天下”,就是将中道观念,像用水灌溉田地一样,传遍天下。

    而中道观念,是由谁倡导的呢?

    是由女娲倡导的。

    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最早的中道。

    正是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才有了东、南、西、北四岳之中的中岳嵩山。

    中岳嵩山,就代表天下之“中”。

    而黄帝遵守女娲氏的“立四极”以得“中”的理念,就“立四妃”以得“中”。

    但是,后来的颛顼分天下为九州,并因此而立九嫔。

    虽然,这也是具有制止天下纷争的意涵,却没有中的意涵。

    而帝喾因为天下形势的危机,不得不重新倡议中道,就重新回到黄帝的“立四妃”以得“中”了。

    《帝王纪》云:“帝干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卨;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

    从帝喾的这个“立四妃”以得“中”,可见他要改变颛顼的置九州的路线,而重新行走女娲氏和黄帝的“立四极”以得“中”的中道路线。

    这也是表明,当时的天下,是已经纷乱不堪了。

    但是,帝喾行使中道,是否能够改变局面,重新弥合天下的分裂呢?

    我们来通过分析帝喾的两位妃子及其孩子的情况,看一看,帝喾和他所在的世系,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

    帝喾元妃姜嫄,有邰氏之女。

    从姜嫄的姓名和出身,我们很容易想到,她是来自于有着台塬地貌的陕西地区。

    事实上,邰,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姜嫄,确实是来自于陕西。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

    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

    这个“帝俊生后稷”之“帝俊”,就正是帝喾。

    而“后稷”,就是姜嫄的儿子,后来的西周之始祖。

    问题是,后稷,名义上是帝喾所出,实际上,又与帝喾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个后稷,是姜嫄未婚而生。

    这在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是很普遍的现象。

    问题是,在这个阶段,有两种相对的习俗,一个是“不落家”,一个是“杀首子”。

    “不落家”,就是女子名义上结了婚,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女子并不在夫家居住,而是仍然在娘家,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直到她自己想回夫家居住为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子所生出的第一个孩子,夫家,就不能肯定其是否属于自己家的血脉。

    所以,对这第一个孩子,夫家的做法,通常就是直接杀死,或者丢弃。

    这就是“杀首子”。

    后稷,显然是姜嫄在“不落家”的时候,怀上的孩子。

    所以,他与帝喾,没有血缘关系。

    这也就是他会被丢弃的原因。

    问题是,后稷的命运,怎么这么好?

    他在被丢弃的时候,牛马,不踩他;飞鸟,保护他。

    他真是有如神助啊。

    其实,这不是神助,而是人助。

    是姜嫄的娘家,以及后稷生父家的势力强大,所以,帝喾,不能把这个孩子怎么样。

    只不过是,出于面子上的相互照顾,姜嫄,就假意地将这个孩子丢弃,然后,又让别人帮她捡回来而已。

    那么,后稷的生父,是谁呢?

    《国语·周语》曰:“我姬氏出自天鼋。”

    天鼋,是黄帝的保护神。

    显然,“我姬氏出自天鼋”,就是说,后稷,出自黄帝所在的族系。

    那么,帝喾,是否也是出自黄帝所在的族系呢?

    虽然《五帝本纪》索隐之《义帝王纪》云:“帝干高辛,姬姓也”,但是,《五帝本纪》却又明确介绍:“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

    玄嚣,就是少昊金天氏,他是与属于少典氏世系的黄帝同时代的,来自红山文化世系的庖犧氏后裔。

    “玄嚣父曰黄帝”的这个“黄帝”,是来自红山文化世系,是个假“黄帝”。

    真正的黄帝,是属于少典氏世系。

    所以,帝喾虽然也是姬姓,但他不是属于少典氏世系,不是出自天鼋,他也就与出自天鼋的姬姓无关。

    所以,后稷的生父,就是真正的黄帝世系的后人,而不是帝喾的血脉。

    我们再看帝喾的第二大妃简狄。

    简狄,有娀氏女,有的书上将其写成简翟。

    首先我们看简狄的出身。

    “有娀氏”之“娀”,就是参军从戎的勇武女子。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部落的女子,都会参军打仗。

    那么,简狄,就肯定也是一位女将军了。

    “简”,是编扎在一起用于写字的竹片;“狄”,是带猎犬行猎;“翟”,是长尾鸟的长而阔的漂亮尾羽。

    这几个字联系起来,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那个帮助应龙,乘着风雨奔袭蚩尤氏的“女魃”部落了。

    而简狄所生的儿子契,也是商朝的始祖。

    和后稷一样,商契,也不是帝喾的血脉。

    玄鸟生商,说明商族不认为自己的图腾与龙有关系,他们的图腾是鸟。

    我们看甲骨文的“羲”字是怎么写的。

    甲骨文,是商人的文字。金文,大部分就是周人的文字。

    甲骨文的羲字,就是“戈”和“兮”的组合;而在金文之中,“羲”中,就加入了“羊”和“禾”。

    这说明,商人,对华夏族的祖先“羲”很不了解。

    他们只知道,华夏族的祖先尚武好战;却不知道,华夏族的祖先从事什么样的生产。

    而周人就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半农半牧的。

    姜嫄和简狄,是帝喾的元妃和次妃,而他们都是未婚生子,且她们的未婚之子,都还能够好好地活下来,这说明,帝喾作为一个丈夫的夫权,连一个普通百姓的夫权都不如,也就更遑论他对于天下,有多大的号召力了。

    这才是中原农业民族,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犹如泰山压顶的根本原因。

    第七节   四罪而天下咸服

    司马迁的《史记》,弃三皇,而以《五帝本纪》为起始。在五帝之中,又略述黄帝、颛顼、帝喾,而详述尧、舜。

    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于“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夏朝以来的诸侯贵族,包括孔子以来的儒生们,都是反对帝王独裁,而崇尚贵族自由的,所以,他们就要为后世的帝王们,描述出一个帝王的样板,来告诉后世的帝王们,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帝王。

    在尧、舜之间,司马迁的描述,也是各有不同。

    《尚书·尧典》曰帝尧“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协和万邦”这个政治理念,就是由于《尚书·尧典》对于帝尧的介绍,而被后人知晓的。

    但是,力主“协和万邦”的帝尧,在司马迁笔下,表现出来的,却主要就是“贤明”。

    “贤明”的尧帝,明明知道别人的意见不对,仍然会予以采纳:“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

    与尧帝不同,舜帝,就是“德才兼备,知人善任,赏罚分明”。

    舜帝之德,就是“年二十以孝闻”,“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帝之才,就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帝之“知人善任”,就是“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舜帝“赏罚分明”,就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也许,以上的记载都是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立场,以另外一种思路,来理解这些历史事件,那么,我们又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真相呢?

    帝喾的“溉执中而遍天下”,其实,就是“协和万邦”之中道的最后挣扎了。

    当帝喾禅位,其实,就是中道已死,剩下的,就只有霸道了。

    尧帝之所以“贤明”,是因为,他不过是豪强们的傀儡,即便他自己确实是有多么地知人善任,但是,在豪强们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去顺从豪强们的意旨,去做出让豪强们满意的决定,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舜帝之“德”,那些“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的故事,是带着强烈的、不可理喻的神话色彩的,分明就是杜撰塑造出来的吧;而他的这个精神,也与其“流四凶族”时的杀伐决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显示出其自相矛盾的双面人格,这样的舜帝,是真的吗?

    舜帝之“才”,莫不是“量才录用”,早有安排?

    舜帝的“知人善任”,莫不是一种“贵族共和”,是属于豪强的盛宴?

    舜帝的“赏罚分明”,让我们理解了良渚文化的主人们,为什么会变成石峁城和陶寺城的主人,让我们看到了尧、舜领导下的中原社会,是如何地腐朽。

    “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让罪犯去四方,帮助大家守卫家园,而“天下咸服”。

    这个社会,该是腐朽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啊?

    这不就是中道已死,霸道狂欢的局面吗?

    那么,这个局面的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就是距今4000年石峁城被废弃,就是距今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

    石峁城被废弃,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意味着什么?

    这是意味着南方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发生了战略性的转折,意味着南方农业民族的决定性的战败,意味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最终夺得了辽西地区。

    这当然不是石峁城的主人一家的战败,而是所有南方农业民族的战败。

    也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公元前2070年,夏禹登上帝位,开始分九州、立五服的政治改革。

    随后,夏禹的儿子夏启,废弃禅让制,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制。

    这就是要力压霸道,试图重建中道,重新整合中原农业民族的力量,共同对抗外部威胁。

    然而,来自内部的自主性的改革,不可能对自己的主体做到伤筋动骨,已经形成气候的豪强势力,在他们的实力没有受到伤筋动骨之损伤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轻易就范,接受“家天下”的中道之调控。

    这些豪强势力,只在乎他们“小民”的“尊严”与“幸福”,是绝不会在乎处在死亡线上的民众所组成的“大国”之“崛起”的。

    所以,该来的,还是要来。

    距今3900年,陶寺城也被废弃。

    与陶寺城废弃相对应的,龙山文化之主体,夏王朝的局面,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太康失国”。

    《史记·夏本纪》里,把“太康失国”一带而过,而《尚书·夏书》中,有一篇《五子之歌》,其文曰: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乎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对于这篇文章中,给予太康的指责,是真是假,是曲是直,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只看其中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是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然后,“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这里,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太康“畋于有洛之表”的这个“畋”,是什么意思。

    这个“畋”,是象其本意“在田间捕兽”的意思呢?还是象曹操邀约孙权“与将军会猎于吴”的意思呢?

    如果太康不是“在田间捕兽”,而是去“与将军会猎于吴”,那么,他的“十旬弗反”,就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而是英雄末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了。

    这样一来,“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实际上就是投降了敌人的后羿部落,从后方截断了太康的归路,使得太康不能归。

    历史的记录者们,生花妙笔,颠倒黑白,在这里掩盖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真相。

    但是,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陶寺城被废弃的同时,距今3900年,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面积,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

    非但如此,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更为显著。

    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是,在龙山时代之后,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这场见证于考古学材料的,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社会大崩溃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考古材料表明,在这次社会崩溃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二里头时代。

    这个时代的政治结构、经济网络等诸多方面,就出现了彻底而深刻的社会重组。

    其中,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转移,是这一系列变化的集中体现。

    也就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从此崛起。

    而二里头的皇城化的布局,也一改龙山文化的自然散漫,成为最早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皇城布局,显示出了一个最早的中国。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诉说着一个“大道中和”的历史智慧,都在控诉着豪强政治的历史罪恶。

    灾难,虽然几乎毁掉一个文明,但是,它毕竟也埋葬了那些豪强,埋葬了那些只在乎他们个人“尊严”与“幸福”的“小民”,而正是由于这些只在乎他们个人“尊严”与“幸福”的“小民”的被消灭,“大道中和”,才可能真正的重新建立,“大国”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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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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