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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我见
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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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本来就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不同。

典型的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城市发起并且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阶级进行土地革命,最终依靠土地革命打倒反动派、夺取城市、取得政权;而且,并不是革命者一取得政权,就立即在政权所掌控的范围内,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去镇压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体,从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农村互助合作、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社会,经过一个民主主义社会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这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原始内涵,这就已经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在行动上体现了他们的中国特色,却没有在意识上觉醒,没有在理性上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是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不同的。

他们在潜意识和显意识里,还是强调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性;他们在取得政权后的实际的执政理念上,还是在忠实地执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就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到了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这种潜意识和显意识里的统一性,就保持不住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就不得不打破条条框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以此取代和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以显示与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之原始内涵的不同。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中国特色,会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之原始内涵不同呢?这个特色,这个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词组的逻辑意义。

这个词组的中心词是“社会主义”,修饰词是“中国特色”。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她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因应早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状态,渴望改变社会的现状而设想的一种社会蓝图。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把批判社会的矛头,朝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态、私有制度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剥削、等等观点,并且利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设计以大工厂为原型的未来社会之蓝图,预想改造后的社会,将会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了1214公顷土地,进行“社会主义”的移民区实验。

但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没有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之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地,就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改良性与非暴力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对中国以及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之预想上,与“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在革命手段的暴力性选择上,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但是,在具体的行动路径上,中国的革命者们,却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走出了通过土地革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而面对这个伟大的实践,过去的人们,在总结这个成功经验的时候,只是强调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强调了实事求是,只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却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的革命者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的革命者们,能够实事求是;为什么中国的革命者们,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会这么做。

过去的人们,都没有思考,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革命者们主观意识上的必然性。

实际上,虽然具有客观实际,但是,如果没有主观与客观的相结合,没有实事求是,这条革命道路,走得通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主观与客观的相结合呢?为什么会有实事求是呢?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留洋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们,都不能够主观与客观相结合,都不能够实事求是,而只有一个不曾留过洋的“土包子”,能够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能够实事求是呢?为什么中国会出一个毛泽东呢?

这条革命道路能够走通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

这条革命道路能够走通的必然性,其实,就是在于中国的阴阳文化。

阴阳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

她让我们以焦点与视域相比较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

这样,我们就不但能够看到焦点,也能够看到视域,以至于我们在对焦点琢磨不透时,就能够转移视角,去看一看视域里的其它方面。

这样,就无意地拓展了思路,看到了新的出路。

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反动阶级,夺取政权,这是革命者的行动方式与行动目的。

但是,怎样去执行这个行动,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法。

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满脑子的西方科学性的思维方式。

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眼中就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放弃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去关注相对更多的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不符合他们头脑中的科学性的思维方式。

而毛泽东没有留过洋,甚至于对于来自西方的书藉,都读得很少;对于西方的科学性的思维方式,都接触得很少。

他更多的,是用中国传统的阴阳性的思维方式,在思考问题。

所以,他就能够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拿去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作比较,从而看到,中国农民阶级的力量,比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要强大得多。

所以,什么是中国特色?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特色;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特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事求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具有中国文化。

是中国文化,让他们的行为,具有“中国特色”。

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已经体现了他们的“中国特色”,却没有在意识上觉醒?没有在理性上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不同的?

为什么他们在潜意识里,还是强调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性?为什么他们取得政权后,在执政理念上,还是忠实地执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还是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这主要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她批判改良主义,强调暴力斗争的必要性。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正是中国的革命者们,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以后,通过暴力革命所取得的。

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了政权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严峻,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当时,还是有着十分现实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蓝图,本来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她的发明权在西方;西方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老师。

尊师重教的传统,让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要尊重他们的老师、崇拜他们的老师。

而且,在没有经过更多的社会实践,没有获得更多的感性认识的情况下,尊重发明者,信任发明者,这也是一个思维活动的必然选择。

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自己的执政理念的同时,在认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中国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在本能上,还是体现出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不同。

中国执政者意念中的阶级斗争,不是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国执政者意念中的阶级斗争,主要的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之间的斗争;中国执政者意念中的暴力性阶级斗争的斗争目标中,是不包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意念中的阶级斗争,却是各个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上的不同。

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出现了一些不良反映之后,尽管还不能从理论上解释,“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是出现在哪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还是毅然地“摸着石头过河”,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代和回避了“科学社会主义”。

那么,为什么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这么做呢?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意念上的这个“中国特色”,又是指的什么呢?

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这么做,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具有中国文化;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意念上的这个“中国特色”,当然还是指的中国文化。

这里的中国文化,具体的,就是指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中”字。

有了这一个“中”字,曾经被社会主义改造所改造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能够重新回归历史的舞台;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能够重新隔桌谈判,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从来就没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翻过脸。

新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其中的“人民”,就包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之政治体制,这其中的“人民”,就包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从一开始,就被新中国的执政者们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曾经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从来就没有在主观意识上,与民族资产阶级为敌,更没有以暴力手段对待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在中国社会的暴力革命中,被打倒的,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买办资产阶级。

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的方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失偏颇的。

社会主义的工商业改造,使中国分散、弱小的工商业,迅速成长为一个系统性、协调性的整体,在短时间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状态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

但是,完全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违背,是严重地扭曲了正常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

所以,在发现了这个错误之后,就要迅速地予以纠正。

而容许民族资产阶级回归中国社会,容许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存在,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

这个区别,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开始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只不过,在“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碰壁之前,它是处于隐性状态。

而当“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碰壁之后,它,就从隐性状态转为了显性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呢?

这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属于西方文化,她是一种科学文化,她的思维方式,是只有焦点没有视域的。

中国文化属于阴阳文化;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既有焦点,也有视域的。

所以,对于同一个客观对象,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所看到的,就不一样。

对于“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只看到了“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双方,只看到了“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两个方面。

这就只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的《太极图》。

但是,中华文化中,除了《太极图》,还有《八卦图》,还有《河图》,还有《洛书》。

中国文化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仅是只有“对立统一关系”中相互对立的双方,它还有一个协调“对立统一关系”中相互对立之双方的第三方。

中国文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个“三”,就是“中”,就是“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第三方。

什么是“中国”?

有“中”,才是“中国”。

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她没有协调者,没有第三方;但是,中国文化中的阶级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双方之间,有一个第三方,有一个协调者。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阶级斗争可以调和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又出现在哪里呢?

阶级斗争可以调和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之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他们是谁也离不开谁的生产伙伴;他们是必须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的,否则,他们就谁也活不下去。

实际上,在这个合作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是都参与了劳动,也都付出了成本的。

工人的劳动,是属于经验性的劳动;资本家的劳动,是属于创新性的劳动。

工人付出的成本,是积累生产经验所造成的成本;资本家付出的成本,是积累生产资金所造成的成本。

他们相互之间不可取代,只能合作。

但是,合作生产,是必须的;分配合作生产所取得的成果的时候,双方,却又会产生矛盾,因而形成阶级斗争。

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协调人,必须要有一个第三方,到他们的中间,去做协调工作,去化解与掌控他们之间的矛盾,以使他们的合作生产,能够继续进行,使社会生产能够继续进行。

“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没有站在协调与掌控合作生产的高度,全面地了解生产与流通的整个环节与过程,没有了解到阶级斗争的背景与本质,而仅仅从工人阶级片面的立场出发,去错误地理解了商品的“价值”、工人的劳动“价值”等等一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了“剩余劳动价值”、“剥削”等等偏向于工人阶级立场的概念,使得解决阶级斗争的方案,成为了一个解除双方的合作生产关系的错误的方案。

这无视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扭曲了合理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损害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就必然地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或资本家的劳动产生的吗?

并不是。

商品的“价值”,其实,既不由工人的劳动产生,也不由资本家的劳动产生。

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与劳动无关;它只是与顾客的喜爱、以及顾客对于货币的提供能力有关。

虽然大多数商品,都要由工人以及资本家的劳动来产生,但是,商品的购买者,与工人以及资本家的劳动之间,还相隔着一个商品的属性。

工人以及资本家的劳动,创造了商品的属性。

而顾客喜爱、并且愿意掏钱购买的,是商品的属性,并不是工人或资本家的劳动。

只要商品的属性被顾客所喜欢,则不论工人和资本家有没有对这个商品付出劳动,这个商品都有“价值”。

如果商品的属性不被顾客所喜欢,则不论工人或资本家对这个商品付出多少劳动,这个商品都没有“价值”。

至于商品“价值”的大小,也不是由商家决定,而是由顾客决定,是由顾客对商品的喜爱程度以及他的货币提供能力决定。

顾客喜爱商品的程度越大,他就越倾向于“卖肾买苹果”,但是,这还要取决于他有几个“肾”。

顾客如果不喜欢这个商品,他就不会为这个商品付出一毛钱,哪怕他有钱去养宠物、去施舍乞丐。

即便明知商家暴利,只要自己喜欢,顾客还是愿意出血,去成全商家的暴利。

即便商家血亏跳楼,只要顾客不喜欢,你商家跳楼,又与他何干!

所以说,商品的“价值”,与工人或资本家的劳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与商品的属性和顾客对商品属性的喜爱不喜爱、以及有没有货币提供能力有关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们,面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劳动分配中所产生的矛盾,以西方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只看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却没有看到,在这个矛盾之外,还有一个顾客。

他们没有看到,顾客也是这个矛盾的重要相关方。

他们没有看到,顾客是怎么对商品进行定价的。

顾客对于商品的定价,是基于自己的货币提供能力,以及自己对商品属性的喜爱程度,而不是基于工人以及资本家的劳动。

商品的“价值”,虽然是与工人以及资本家所付出的劳动成本有关,却并不等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劳动成本之和。

商品的“价值”,只是顾客对于商品之属性的评价,而不是顾客对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劳动成本之和的评价。

那么,工人与资本家的“价值”,怎么去与商品的“价值”相对应呢?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剩余劳动价值”。

工人和资本家对于生产获利的分配,其实,不是按照他们的劳动成本所产生的“价值”分配的,而是按照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分配的。

也就是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商品的“价值”无关,只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

工人的劳动“价值”,不是由顾客衡量,不是体现在商品的“价值”上,而是由资本家衡量,是体现在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喜欢程度和资本家所能够提供的工资份额上。

同样,资本家的价值,也不是由顾客衡量,不是体现在商品的价值上,而是由工人衡量,是体现在工人对于资本家的喜欢程度和工人对于资本家之支配的接受程度上。

这就是说,在商品生产与流通的整个环节,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价值交换,一个是顾客与商家之间的价值交换,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价值交换。

只是,两种价值交换,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顾客与商家之间的价值交换,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双方处在相对平等的地位。

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价值交换,却往往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契约关系,这就导致双方在履约的过程中,相对会发生较多的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工业生产的组织性,也使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不平等,就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果之分配上的不平等。

但是,这个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不平等,是由工业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解决这个不平等关系的根本手段,还是要靠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生产关系。

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一时不能提高,生产关系一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怎么化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生产关系能够保持,社会生产能够平稳地进行下去呢?

这里,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谈“劳动价值”、谈“剩余劳动价值”,是不可能让双方都心悦诚服的。

这里,只有凭实力说话,只有通过两种途径,以两种方式的相互配合,去解决问题:一是内部契约,二是外部干预。

内部契约,越不过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所以,是有利于资方;而外部干预,则回避不了工人阶级的人多势众,所以,是有利于劳动者一方。

两种方式的本质,是分配与再分配,——通过一级分配,鼓励资本家创业,通过二级分配,维护阶级关系的适当平衡。

而两种方式相互配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协调阶级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

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具有一个第三方;就必须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具有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协调者。

而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必然、必须地是产生于中国,产生于中国文化。

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适应市场化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执政者来自于生产,又高于生产,为生产者提供宏观的协调与指导方案的社会主义,是执政者服务于生产、积极作为、而又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正像一个人的左脚与右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左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右脚。

右脚以左脚的起步为基础,又矫正了左脚的偏颇,同时也继承与遵循了左脚的总体的前进方向。

而这样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是有赖于我们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也是有赖于我们的视角的转换,有赖于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有赖于西方科学性思维方式与中国阴阳性思维方式的结合,有赖于我们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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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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