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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约构成的关系模式——场(三)
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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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宋元明清与民国时代

    在藩镇割据造成的五代十国,被大宋王朝逐个消灭之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场,就进入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三种模式。

    这第三种模式的本质,就是生产力水平,进化和停留在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与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相并存的阶段。

    也就是说,中国,这时候进入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状态。

    对于中国在宋朝就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状态这种认识,史学界的许多人士,是不肯承认的。

    他们的理由,一个就是:宋朝虽然有了较为发达的工商业,但是,工商业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不是宋朝才开始有,所以,不能以宋朝拥有工商业,就认为她是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状态;另一个就是,工商业的基础是工业,是要有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是要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出现,而宋朝,仅仅是具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并没有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并没有容纳许多工人进入到这个产业,没有形成一个工人阶级。

    对于工商业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不是宋朝才开始有,所以,不能以宋朝拥有工商业,就认为她是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状态的这个说法,我们就以中医中药中的砒霜为例,来进行反驳。

    在中医中药中,砒霜是一种中药。具有蚀疮去腐、杀虫、劫痰、截疟之功效,常用于治疗痔疮、瘰疬、痈疽恶疮、走马牙疳、癣疮、寒痰哮喘、疟疾等疾病。

    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化学学科中,砒霜,就是三氧化二砷,它是一种剧毒物品。

    为什么在中医中药里的药品,到了现代化学学科中,就成了剧毒物品呢?

    这就是一个量的问题。

    离开了事物的量,来谈论事物的性质,那就等于是放屁。

    在西方现代科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就早有中国人,利用砒霜害人。

    这就是说,从前的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砒霜的剧毒性质。

    但是,这种剧毒的东西,还是可以入药,关键就是量的控制。量不同,性质就不同。

    在哲学上,这就叫“量变产生质变”。

    宋朝之前,工商业也存在。然而,那时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有多大呢?会不会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呢?

    而到了宋朝,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又有多大?她对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考虑过吗?

    后世因为宋朝屡受外邦欺侮,最后还被灭国,就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然而,宋朝社会的经济繁荣,与民间的富庶程度,其实,是远远超过盛唐时期的。

    在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为265.5亿美元 ,占到了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22.7%。

    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财政收入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

    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

    这其中,宋朝的商税,就占了其财政总收入的70%。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宋朝的文化,也大放异彩。

    其中,孔孟之学,在宋朝就发展到了极端,以至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出于污泥而不染”。

    这都是为什么呢?

    《道德经》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之所以会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出于污泥而不染”,就是因为,在宋朝这个社会,“天理”,已经不存;“人欲”,已经横流;社会,相对于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弟子来说,就是一个装满污流浊水的大染缸。

    而“天理不存”、“人欲横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道是:“无商不奸”。

    “天理不存”、“人欲横流”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从业人数,太多了。

    而这种“天理不存”、“人欲横流”的社会潮流,与传统的孔孟之道思想的激烈对抗,就正是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

    大宋王朝有人、有钱,又有中央集权的强力调控,与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贫苦、混乱之局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可她,怎么会比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遭遇还要惨呢?

    甚至,最后落到了“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地步呢?

    这不是由于宋朝军队不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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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韩世忠等等宋朝的许多军队,都还是能打仗的。

    即便是面对后来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宋朝军民,也还是有过辉煌的战例。

    宋朝之所以“积贫积弱”、在对外斗争中一败再败,关键,还是由于内部不和,还是由于她自身的政治腐败。

    而宋朝为什么政治腐败?

    根源,就在于两种生产关系的并世而立,导致农民、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和工人、资本阶级的价值观,两种价值观念的水火不容。

    商鞅死了,王安石还活着。说明商鞅变法,遇到的阻力,比王安石变法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

    可是,商鞅的变法,成功了;而王安石的变法,却失败了。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商鞅找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他找到了他的真正对手,所以,他才会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虽然他在最激烈的抵抗中以身殉道,他也还是最后的胜利者。

    而王安石,没有找到当时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没有找到他的真正对手。

    他不是在与他真正的对手博斗,他当然就不会遇到真正的、最激烈的抵抗。

    因此,他也不会变法成功。

    农民们破产失业,是王安石所面对之社会矛盾的现象。但是,农民们破产失业的原因,表面上是大地主阶级对小地主阶级的兼并,而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商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的攫取和垄断,是工商业资本对于社会经济的无形控制。

    当时的许多大地主,同时也是工商业主。

    而一个地主如果接触到了工商业,那么,他就不再可能继续做他的地主,他必然地会由地主转变为工商业主。

    他不会继续只想着收租,而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土地,转化为资本,投入到工商业活动中去。

    但是,鉴于商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口碑,这些人,不会公开自己的工商业主之身份,而会继续以地主的身份示人,继续地在人前大讲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而背地里,却是见利忘义、一肚子男盗女娼。

    王安石不能发现大地主阶级背后的工商业资本这只无形之手,那么,他的任何变法,其实,都是无的放矢,就注定是劳而无功的。

    所以说,宋朝的工商业发展,对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响。

    这还能说,宋朝,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状态吗?

    对于那种工商业的基础是工业,是要有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是要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出现,而宋朝,仅仅是具有一些小型的作坊,并没有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并没有容纳许多工人进入这个产业,没有形成一个工人阶级,所以,宋朝就不能说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的说法,我们就要问,什么是萌芽?如果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工人阶级,那么,那样的资本主义,还是萌芽吗?

    所谓萌芽,就是种子已经萌动,植物的生长活力与生长形态,已经开始梯次显现,却还没有完全展开的状态。

    在宋朝之前,工商业生产虽然存在,但是,还没有产生信用价值,没有产生金融现象,还没有发生直接的钱生钱的现象;资本,只能是在进入实业性的工业或商业投资之后,才能够产生盈利或者亏损。

    而到了宋朝,承载着信用价值,具有现代纸币意义的“交子”、“会子”就产生了,于是,金融、汇率也随之产生。

    这就形成了钱生钱的现象;这就有了金融危机的现象。工商业生产,就不再是这些行业内部的小生产,而是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她足以影响到与她毫无关联的那些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存亡了。

    这难道还不是资本主义种子的萌动吗?还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吗?

    至于这个萌芽最后没有快速地茁壮成长,没有像西方社会迅速地由手工性的工商业转变成机械性的工商业,没有由人力性的机器生产转变为蒸汽机或电力性的机器生产,从而容纳更多的工人进入到这个产业,形成一个工人阶级,那只能是说,是中国的国情不同,压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能说,宋朝时代的中国,就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

    宋朝,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

    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相背离,所以,她很难在具有中华民族之特性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成长。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弱者组团,在一个集团核心的领导下,与强者作斗争的历史。

    这种斗争,可以遏制和避免强者之间的唯我独尊与无底线竞争,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少流血,可以使我们的文明与历史,不间断地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因为强者之间的唯我独尊与无底线竞争,导致最后的——“大地茫茫一片真干净”。

    所以,宋朝也一样,当资本主义的萌芽一出现,就受到了她的对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抵制,同时,她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

    从生产力文化的性质来讲,工商业生产的价值取向,与农民化小生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反的。

    工商业生产,讲究短平快;而农民化小生产,讲究顺应天时地利。工商业生产,讲究投机取巧,讲究竞争;而农业小生产,讲究和谐,讲究礼节与诚信。

    相反的价值取向,当然会导致矛盾与斗争。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是要加持于当时的农民化小生产。

    但是,工商业生产,却是得到了大宋王朝的加持。

    为什么大宋王朝,会支持工商业生产呢?

    因为,大宋王朝,本身就是在工商业生产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壮大的。

    大宋王朝,是从五代十国的天下乱战中拼杀出来的。

    这种拼杀,真的是不容易。

    天下乱战,受伤最重的,就是农业。

    而长时间的受伤,使得最后的农业生产,是根本就支持不住一个政权的存在。

    而政权不仅要存在下去,还要去与其他的政权作斗争,还要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靠什么支持政权?靠什么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工商业生产的短平快,这时就发挥出了其优势,是有力地支持了宋朝政权的存在,也有力地支持了宋朝政权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大宋王朝,当然也和中国的其她王朝一样,十分地注重农业生产;但是,她和其她王朝所不同的是,她不会“重农抑商”,她是十分地支持工商业生产,也十分地仰仗工商业生产。

    这种支持和仰仗,当然也就会影响到她的价值观,影响到她在世道变迁的阶级矛盾中的站队。

    处在萌芽状态的工商业阶层,具有资本主义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特点,但是,她与后来发展强大,具有了市场与资本扩张性的大资本阶级又不相同。

    因为他们还处在萌芽阶段,还很弱小,所以,他们就不具有征服性,就不具有好战性,他们只想投机取巧、发家致富,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他们不想打仗,不想因为打仗,而摧毁了自己发家致富的梦想,不想因为打仗,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固然是有其“功高震主”的因素,固然是有大宋王朝极不信任手握重兵的武人的因素,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背景上看,又何尝不是农民阶级与工商业阶级价值观念迥异、立场严重对立的缩影?又何尝不是两个阶级、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得失严重冲突的缩影?

    如果仅仅是因为功高震主,宋高宗赵构,未必就敢在大敌当前之时,以“莫须有”的罪名滥杀功臣;他更不会糊涂到“兔未死”,就“走狗烹”的地步。

    之所以他能够在一个关键的战略节点,毅然决然地杀掉主战的功臣岳飞,其背后,肯定还是有着一股汹汹之“民意”的鼓噪与支持的,肯定还是有着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作后盾的。

    上面是对两宋时期中华民族这个场的本质结构之状态的分析,那么,这时候的这个场的外在现象,也就是其上层建筑的具体形态,又如何呢?

    由于取代奴隶社会的诸侯贵族,在后来与皇权相对抗的门阀士族,到隋唐及五代十国期间,也被皇家及各方势力,给联合干掉了,所以,到两宋时代,填补门阀士族的职位而为皇朝效力的,就只是一些依靠科举考试上台,而没有什么家族势力与社会根底的素手官僚。

    为了不重蹈过去被门阀士族所挟制的覆辙,皇家,是肯定不会让这些官僚们,重新积累起各自的家族势力的。

    但是,伴君如伴虎,为了自身的安全,更为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些素手官僚们,总还是要想一些办法,来尽力地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同时,也使自己的观点与主张,不被轻视,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最大的释放与展现。

    那么,想一些什么办法呢?

    主要有两条,一条就是家族联姻,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一条,就是建立朋党,大搞一呼百应,一拥而上,使得皇帝要么对他们不能动,动就得动一批。而一下子动他们一批,肯定会造成朝政的极大动荡,这就给皇帝,形成极大的精神压力。

    这其中,尤其是朋党,是在门阀士族被历史所淘汰之后,官僚阶层为保护自我而实行的一种创新之举。

    所以,对于这个朋党,皇帝,也是极其忌惮与忌恨的。这也是后来到了明朝,皇帝建立东厂、西厂,重用身边宦官以对付官僚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宋朝来说,唐朝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武人干政,也是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

    所以,为了防止武人犯上作乱、干政乱政,整个宋朝,对于武人,是及不放心的。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就是宋朝建立以来的基本国策。

    在这个基本国策之下,宋朝为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还要经常地调换统兵将领。真正进行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宋朝的战争能力,当然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宋朝内在的阶级矛盾,与外在的政治架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这个朝廷是大而虚、富而弱。因此,苟且偷安、屡战屡败,就毫不奇怪;最终灭亡,也是必然的。

    另外还不得不说的是,即使宋朝支持工商业生产,即使大宋王朝在阶级与阶级的价值观念之冲突中,站在了资本阶级的一边,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今天的“国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这个基本方针,也是从宋朝开始,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之政权稳定的“定海神针”的。

    这是因为,不论从中华民族传统性的价值观念来说,还是从一个政权自身的利益取向来说,锄强扶弱,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每一个中国政权的第一要务,而国家经营工商业,防止民营工商业做大做强,就是实现这一要务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

    在这一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大宋王朝站在资本阶级的一边,避战求和、苟且偷安,就不过是在工商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生产者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做选择,更不是在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做选择。

    宋朝灭亡,并不是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华”。

    宋朝灭亡的,只不过是一个华夏政权,只不过是中华民族这个场的一个中枢性主导结构。

    而中枢性主导结构与场的关系,是演员与舞台的关系。演员可以下台,但是,这个场,还是原来的场,只不过是要再换一个演员而已。

    所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华民族这个场,不过是在这个场上,又出现了一个更不合格的演员而已。

    这对于中华民族这个场来说,这种变化,其实是虽然没有多大的助益,却也没有太多的伤害,就是更加丰富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份,使得这个民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已。

    推翻了蒙古贵族统治的大明王朝,作为从中华民族这个场中自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她就是一个秉承着中华民族之历史惯性、上接之前的大宋王朝,与大宋王朝的各个方面血肉相连、丝丝入扣的中枢性主导结构。

    那么,以大明王朝为中枢性主导结构的中华民族这个场,与从前的以大宋王朝为中枢性主导结构的中华民族那个场,相比之下,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这个场,从宋朝开始,就和从前的周朝一样,进入到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两种生产关系相互并存、并且相互矛盾与相互斗争的阶段。

    只是,经过西周与东周的发展,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候,是顺利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完成了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更替,从而比较安全地进入到了秦汉时代。

    可是,到了两宋时期,中华民族就没有那么幸运。

    经过靖康之难和崖山海战以及其间数百年的磨难,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大宋王朝,是彻底地被消灭了,整个民族,从此彻底地被文化迥异的蒙古贵族所统治。

    那么,遭遇这场空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为实质的生产关系,和以工人阶级与工商业资本阶级相互对立统一为实质的生产关系,进入到一个相互并存、并且相互矛盾与相互竞争的时期。而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矛盾,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不仅仅是利益之间的矛盾,更是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更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在这之间,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为实质的生产关系,所相应的价值观念,虽然不再受到生产力文化的加持,却是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加持的;而以工人阶级与工商业资本阶级相互对立统一为实质的生产关系,虽然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抵触,却是受到生产力文化的加持的。

    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这时的生产力文化之间,传统文化是一个恒量,她不会越来越强;生产力文化却是变量,她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越来越强。

    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力文化的实力也就不是很强。

    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是恒量,是处于守势的,生产力文化是变量,是处于攻势的,所以,资本主义文化的实力虽然不强,却很有活力,她不会被扑灭,而会在发展中越来越具有冲击性,在竞争中非常具有进攻性。这就导致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们,能够具有很强的政治进攻力。最起码,他们与对立的地主阶级是保持着互不示弱的态势的。

    而在这个互不示弱的态势中,作为中枢性主导结构的大宋王朝,却是站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边。

    这就导致大宋王朝面对强大的外敌时,其基本的国策,就是避战求和。

    而面对民族竞争,一味的避战求和,就是自取死路。

    这就是大宋王朝遭遇空前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么,在这样的教训之下,在两种生产关系仍然相互并存、仍然相互矛盾与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大明王朝,该怎么做呢?

    理所当然地,大明王朝会站在地主阶级的一边,远离工商业、“重农抑商”,同时,大力开展孔孟之道的思想教化,更进一步地完善与深化“宋明理学”。

    也就是说,大宋王朝的灭亡,是逆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使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明朝时期虽然不至于泯灭,却也发展艰难。

    我们很难说,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因为,如果没有外敌,甚至在外敌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大家“克己复礼”,相忍为国,和谐相处,不是很好吗?

    关键是,惯性,是一个事物的本性,是一个人的本性。

    由着自己的本性发展,那才是善待自己。

    当然,能够战胜自己的人,那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人。也许,那应该不是人,而是神。

    只有在挫折中跌倒、爬起,从而改变自己的人,那才不是神,而是人。

    大明王朝的这种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决定了她最终是必然地会和她的前朝——宋朝,殊路同归。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不能顺应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就必然地会被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所推到,就必然地会归于失败。

    只是看,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失败而已。

    在通过其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而得出其必然失败的结论之下,我们再来看看,大明王朝,具体是怎么失败的?

    我们来看看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

    在上层建筑上,大明王朝,似乎是梦回汉朝。

    朱元璋和刘邦,是走了一条同样的路线:先是大封功臣,然后又大杀功臣;然后,又希望自己的子孙们,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护卫自己的刘家江山或朱家江山。

    然而,汉朝的“七王之乱”被平定,明朝的“靖难之役”却获胜。

    朱棣推翻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凭自己的实力登上了皇位。

    而朱棣登上皇位后,并没有沿着他侄子的削藩路线继续走下去,而是坚持保留了自己父皇立下的封王建藩制度。

    哪怕是后来又发生了“英宗复辟”和“宁王叛乱”,整个大明王朝,封王建藩的制度,却是始终存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呢?

    而且,即使是事实也证实了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性,可为什么这样的“错误”,还是得不到“纠正”呢?

    这其实是因为,强势者实力太强时,他就不会和弱势者讲礼与讲理,他就要凭着自己的实力,去与弱势者“对话”。

    而弱势者没有实力独自地去与强势者“对话”,就只好在共同利益所形成的向心力的驱导下,以某一个因子为原核,而形成聚集,然后,以大家共同的实力,去与强势者“对话”。

    这样,作为弱势者之聚集因子的原核,在大量弱势者的支持下,就成为了王权的执掌者,就有实力去与那些强势者“对话”,并且碾压那些强势者。

    王权与贵族或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弱势者集团与强势者集团之间的斗争。

    王权是弱势者集团的中枢,是代表弱势者的,是由弱势者集团的实力来支撑的。

    而贵族是一群强势者,他们有时候凭各自的实力单打独斗,甚至相互斗争,有时候又会组成集团,共同与皇权作斗争。

    然而,当贵族阶级由诸侯贵族、变为门阀士族,再变为官僚集团时,他们相对于王权,就完全没有了什么实力可言,他们就不再那么蛮横无礼和无理。

    他们反倒非常希望,和相对更为强势的王权讲礼和讲理。

    这样,弱势者集团所受到的压迫,也就自然减轻。

    而弱势者集团所受到的压迫减轻,弱势者群体,也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向心力了。

    弱势者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弱势者集团对于王权的支持度,当然也就逐渐减弱了。

    这样,王权或皇权的家天下与世袭制,也就岌岌可危。

    所以,尽管封王建藩有危险,然而,大家好歹还是一姓之人,是一家人。比起那众多外姓之人的虎视眈眈,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一家人相互扶持,抱团取暖的概率,毕竟还是要大一些;骨肉相残的概率,毕竟还是要小一些。

    实际上,明朝的长期保留建藩制度,是一种社会民主化趋势下,面对官僚集团的朋党政治,而有意识地实行的一项捍卫王权世袭制的长期战略。

    而在这个长期战略之下,利用近臣宦官,建立东厂西厂,对官员们进行监视和压迫,就是另一种捍卫王权所必要的战术性措施了。

    而这样的一种社会民主化趋势,实际上也是说明了,工商业生产,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自宋朝以来的整个中国社会;人们的思想面貌,已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当然,正是因为民主自由化思想越来越浓厚,所以,与之对立的孔孟之道,就更加受到推崇;宋明理学,就更加得到强化。

    那么,反过来,我们又如何看待官僚集团里面的朋党之争呢?

    官僚集团中的朋党政治,首先是用来对付皇权的。

    是因为相对于过去的贵族与士族,这时候的大小官僚们,没有自己的个体实力去面对皇权,所以,他们就只好结成朋党,以集团的力量,去对付皇权。

    这就和弱势者个体力量不足,就只好聚集在皇权的脚下,仰仗皇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正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王权衰落,贵族之间或者士族之间就会相互大打出手一样,当皇权相对官僚集团怀柔、或者示弱时,官僚集团的朋党之间,就必然会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大打出手;或者,皇权的个体性的智商,高于了官僚集团的平均智商,官僚集团,也就会在皇权的操弄下,相互之间斗个你死我活。

    那么,在了解了大明王朝的这种上层建筑之特点过后,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直至最后崩溃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大明王朝前后经历了大明开国、洪武之治、靖难之役、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土木堡之变与北京保卫战、英宗复辟与石曹之乱、弘治中兴、宁王叛乱、大礼议之争、嘉靖中兴、壬寅宫变、南倭北虏、世宗崇道、隆庆新政、张居正改革、万历怠政、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国本之争、晚明三大疑案、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关等等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就构成了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直至最后崩溃的整个过程。

    从大明王朝盛转衰,直至最后崩溃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和大宋王朝一样,虽然大明王朝的江山,最后也是被外族所夺取,然而,大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特别是皇帝的权威与权力,自始至终,却是相当稳固的。

    明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对任何一个朝廷高管,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的生杀予夺的能力,而并不像其他朝代那样,来得辉煌,去得零落;更不像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的皇帝们那样,自始至终都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

    但是,在皇帝强势的同时,大明王朝的官僚集团,也和大宋王朝的官僚集团一样,也是相当的厉害,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虽然不能篡夺皇位,也没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但是,他们却能够以各种方式,不惜以自己乃至自己整个家族的性命,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以至于能够把皇帝气得长时间的不上朝,而对他们无计可施。

    同时,在这种皇帝与官僚双方都很强势的另一面,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明王朝和大宋王朝一样的党争,可以看到明朝比宋朝更为突出的阉党宦官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联合。

    阉党宦官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联合,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党争。

    是由于官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使得皇权有意提高宦官的地位,利用宦官势力去制约官僚集团,从而让宦官团体有了与官僚集团相对等的政治实力。

    而党争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党争背后的实质,其实就是“民主宪政”,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态。

    所以,如果说,朋党是官僚与皇权作斗争的产物;那么,党争,就是工商业生产大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大宋王朝与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活中的反映。

    也就是说,在明朝,虽然官方不承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忽视工商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但是,明朝的工商业生产,其实不仅占据了社会生产的很大份额,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

    晚明时期,中国民间的工商业经济力量,远比同期的西方强大。

    当英国的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就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

    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这样大的资本主义能力,必然地会对明朝的政治、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必然地会在明朝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有所反映。

    但是,相对于宋朝资本主义文化初出茅庐时的生硬,明朝的资本主义文化应该是比较柔和、比较成熟了,应该是比较地能够入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壳。

    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中国的商人,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这其中的“男盗女娼”,是商人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而“仁义道德”,就是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壳了。

    但是,正像“跪久了,也就站不起来了”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壳,被戴久了,也是很难卸下来的,也还是要对佩戴之人的心理与行为发生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相对于宋朝的懦弱无能和一心求和,大明王朝,就显得比较强健和富有血性,尽管她后面也失去了一些领土,缩小了统治范围,但是,她始终是能够“以武会友”,而不惮于“友邦惊诧”。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明朝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壳,使得大明王朝的投降派、主和派变少了。

    戴上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壳的中国工商业者们,不仅显示了不愿意再当主和派、投降派的特点,而且,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财不露白,做“闷富人”。

    因为,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商人们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要想既有钱,又有地位、又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最好,就是表面上当官、当地主,背地里当工商业主——背地里雇人替自己经营产业,自己,只做个隐形的工商业主就好了。

    而由于这些表面上的官僚、地主,背地里其实是工商业主,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做派,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工商业主们的思想烙印,要打上资本主义文化的烙印。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那么强势,可明朝的皇帝也会那么强势,而没有官场中的哪一方势力,试图去推翻皇帝。

    因为,明朝官场中的势力,总的来说是分为地主阶级势力和工商业主阶级的势力。

    地主阶级的势力,本来就是拥护皇权的,面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蓬勃发展,他们当然是更加要拥护皇权,拥护皇帝。

    而资本主义势力,是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他们没有心思搞独裁,当皇帝,只要自己能挣钱,管他谁独裁,谁当皇帝呢。

    明朝后期,国库空虚,没钱打仗,甚至连最基本的维持朝廷运作的钱都没有了。皇帝要大臣们慷慨解囊,为朝廷做贡献,可大家都没有钱。

    但实际上呢?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那些大臣们,家家都有钱。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汉人,在低层民众高呼“反清复明”的形势下,他们作为有实力的上层汉人,却对满清皇帝忠心耿耿,毫无二意,这都是为什么?

    其实,此时的中国,在本质上,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处在社会上层的,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

    在他们的眼中,是没有民族矛盾,只有阶级斗争。

    所以,他们不会反对满族人当皇帝。只要满族人当皇帝不会损害到他自己的利益就行。

    而地主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他们处在社会的下层,弱势阶级的聚集性趋势,决定了他们一定要有一个聚集的理由。

    那么,在满人统治汉人的情况下,他们聚集的理由,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反清复明”了。

    所以,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直至最后崩溃的具体原因,即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导致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性的价值观,占据了上层建筑的主导地位,从而与皇帝的独裁统治发生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取巧与见风使舵的特性,让这些官僚,不会直接与皇权对抗,而是采取欺上瞒下、消极怠工的策略,明哲保身,致使朝廷的权力运作失灵,各种矛盾累积,直至最后,整个政权崩溃。

    和宋朝的灭亡不同,大明王朝并不是由作为外来者的满清政权推翻的。

    满清势力入主中原,只不过是由于明朝政治体制已经崩盘,大汉民族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重新洗牌,她们是逮住了这个机会,趁虚而入罢了。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满清势力的趁虚而入,真的让李自成坐了天下,那么,接下来的中国社会形势,会怎么发展呢?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地主阶级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大明王朝中,除了皇帝这个“裁判”之外,占统治地位的,其实就是工商业主阶级,就是资本阶级。

    所以,大明王朝的崩溃,其实是工商业主阶级的失败,是资本阶级的失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应该是工商业主阶级,是资本阶级。

    这样的一个历史趋势,决定了李自成大顺王朝中的资本阶级,会以更柔软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步伐,不会停止。

    所以,大顺王朝最后的发展结果,就一定是“民主宪政”,是皇帝虚尊其位,国家权力掌握在“共和”政府的手中。

    但是,满清入关,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

    汉族地主阶级的弱势,决定了他们无法用武力去反抗和驱除满清政权;而汉族资本主义力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去与势头正猛的满清势力对抗。

    这就导致满清入关既成事实,汉族资本阶级,只好把满清势力作为另一个壳,来给自己戴上。

    但是,满清势力这个壳,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更加容不得资本主义文化,容不得资本主义势力,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随着满清势力的入关,“立定,向后转”。

    西方列强进攻中国,一方面是给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帮助中国的汉人,敲碎了满清势力这个壳,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重新焕发活力。

    当然,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会让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壮大;但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却让中国的另一股势力受益匪浅,那就是脱离实业的中国寄生阶层。

    寄生阶层就是脱离实业生产的脑力劳动阶层,就是一个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之从业群体。她包括已经入职的官僚和准备入职的后补官僚。

    而相对于已经入职的官僚群体来说,准备入职的后补官僚们,由于没有受到现实压力的约束,他们的思想就更加灵活,想法也更加大胆,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也就更强。

    这就导致中国,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多大势力的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却产生了一个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派——中国共产党。

    当今的一些历史学者,都习惯于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一个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志。

    其实,这样的划分,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是一个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水岭,而恰恰是一个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高峰与标志。

    这个历史阶段,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在她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又一个具有特殊本质与形态的场,显示出了又一个具有独特之历史特征的社会形态。

    这个场,是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承接大明王朝的遗产而来,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形成的。

    她的本质,就是中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和中国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进行最后的决战。

    结果,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彻底地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进入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官方语言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问题的根本,不是在于语言的宣传上,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理念或者社会主义的理念上,而是在于,在这个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中,是谁占据了主导地位,谁站居了服从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其实就是表明:在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相互对立统一的这个生产关系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大于了资本阶级的的力量,所以,工人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资本阶级占居服从地位。

    后面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由前面的这个基本的力量对比而导致的,就是力量对比所形成的结果。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今天的这个政治局面,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中国的结果。

    然而,为什么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具有枪炮的加持,却敌不过没有枪炮加持的,也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让赤手空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中国,有枪有炮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及其实体性力量,反倒退出了中国呢?

    在承认西方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同时,在承认“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清楚一个事实: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个图纸;而要将这个图纸上的内容,落实到现实中的中国社会,首先,是要中国社会的现场,具有按图施工的基础材料,然后,还要中国社会的现场,有亲临一线、按图施工的工程师。

    那么,这些现场材料从何而来?这些现场工程师从何而来?

    为什么那些留过洋回来的,所谓的“更懂”马列主义的工程师们,都不行;恰恰是一个没有留过洋的、被人责问“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的“土包子”,最后却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而冉冉升起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场,具有建设马列主义工程的材料,却又与马列主义的“图纸”上所列明的材料有些差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丰富马列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从而使得这项马列主义的工程,能够随机应变,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事求是地落到实处。

    西方的科学文化,是一种分析型的文化,她是只善于观察局部,而不善于观察全部的,也就是比较机械、比较呆板的。

    而中国的阴阳文化,是一种比较型的文化,她是不善于抓住细节,却擅长大处着眼、广泛联系的,是善于联想、因而相对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

    留过洋的工程师们之所以“水土不服”,就是因为他们的西方墨水吃得过多,所以,就养成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的习惯,而不会拐弯,不会想到:农民阶级虽然不是工人阶级,却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所以,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得下根,开得了花,西方文化、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催化剂,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础,还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础所形成的政治土壤,还是中华民族这个场。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党派?

    其实,中国的党派,在宋朝、在明朝就早已出现;都到9191年了、都到1291年了,再出现党派,好奇怪吗?

    为什么帝制会被推翻?为什么袁世凯复辟帝制,会受到群起而攻?

    科举选官,是皇权与门阀士族作斗争的结果。

    然而,官僚们能够脱颖而出、登台上位,却不完全是由于皇恩浩荡。

    那还是要靠他们自身的能力与价值,是要靠他们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对得起他们手中的公权力。

    而阉党宦官把持权力,除了是皇帝要利用他们与官僚集团作斗争,他们自身,又有什么样的能力与价值,来与他们手中的权力相匹配呢?

    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对不对得起他们手中由皇帝私相授受的公权力?

    他们的耀武扬威,能够像秀才中状元一样,得到天下人的信服与拥戴吗?

    从明朝的皇帝建立东厂西厂、扶持与重用阉党宦官就可以看出,民主的气氛,在那时就已经动摇了世袭制“家天下”之根基。

    既然强权已经势微,大家都可以讲理与讲礼,那么,就没有人再愿意仰望强者,依附于强权了;中央集权的这个社会公器,自然就要重新姓“公”;世袭制的“家天下”,自然就要受到天下的唾弃。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共产党?

    这一方面是“图纸”的作用;二方面,也是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苦难者,有太多太多的弱势者。

    这些苦难者、弱势者,必然地具有一个向心力,必然地要在向心力的驱使下形成聚集。而在向心力的驱使下,也必然地会有一些因子,能够走向这个向心力的中心,从而形成原核。

    这个原核,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图纸”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具有觉悟、具有理性的政党,她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中枢性结构,而主导中国工人阶级,从而就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具有觉悟、具有理性的场。

    而在工人阶级这个场之外,中国社会根据各自的地位不同,还有许多其它的场,比如洋奴买办阶级的场、民族资本阶级的场、地主阶级的场、农民阶级的场等等。

    其中,洋奴买办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的。

    她是工人阶级的场以及其他三个场共同的敌人,所以,她的存在,就必然地促进工人阶级之场和其他三个场之间的联合。

    而在其他三个场中,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国民党左派,她具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愿望,可是,自身实力的弱小,加上资本阶级固有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又使得他们具有左右摇摆的软弱性,他们是担负不起领导其他三个场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买办阶级的重任的。

    地主阶级,其实这时已经全面崩溃,他们是被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阶级所分化与裹挟的,他们要么成为买办阶级的帮凶,要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他们自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能够出来践行什么样的理想与理念的。所以,他们就更加担负不起什么重任。

    农民阶级本是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统一而生。当地主阶级难以独善其身时,农民阶级,就更如秋水浮萍,无依无靠。

    但是,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他们没有弯弯绕绕的理念,却有实实在在的拳头。如果把他们的拳头集合起来,那便是砸向哪里,哪里就得有一个坑。

    所以,理念先进,人数却甚少的中国工人阶级,就必须和农民阶级联合,必须以农民阶级为自己最可靠的盟友。

    回头我们再看,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阶级,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是中国。

    而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是外国。

    买办阶级是中华民族的叛徒,是汉奸。

    所以,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凝集中国各方力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共同打倒买办阶级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相对于世界的目光来说,是一件大事,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相对于中国的历史,她又算得了什么?

    中华民族七千年,有历史记载的就是五千年,西方人不得不承认的,也有三千年。

    在这七千年、五千年、三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有多少次“站起来了”?我们又在什么时候,何曾真正地倒下了?

    所谓的“站起来了”,在别人看起来,是件大事;而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认知中,却不过是“乌蒙磅薄走泥丸”罢了。

    关键是,在这个“站起来了”之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从经济基础上来说,我们是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迈入了工商业社会的门槛,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工商业;但是,工商业生产,却仍然不足以支撑起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不但是要担负着为工商业生产提供原材料的重任,她还得自己养活自己,还得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基础上,为国家多作贡献。

    也就是说,到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两种生产力并行,两种生产关系并行;是工商业市场化生产的生产力,和农业自给自足式生产的生产力并行;是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并行。

    但是,由于有马列主义这个“图纸”作指导,在上层建筑方面,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相矛盾的是,中国这时候,在农村,逐步“消灭”了地主阶级;在城市,也逐步“消灭”了资本阶级。

    由于“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本阶级,所以,中国的上层建筑层面,就是只有无产阶级,没有有产阶级,所以,我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制度的要求下,在农村,是农民分田分地,后来又改为互助组、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公私合营,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并举,“消灭”了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了统一协调、层层指派的计划经济。

    然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个规律,决定了农业自给自足式生产的生产力,必然要产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统一,分田分地,不过是化大地主为小地主,是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地主;后来的“人民公社”,本质上难道不是回到了奴隶化生产社会的那种奴隶化大生产状态吗?

    表面上是“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一筋斗翻回到了奴隶社会。只是人与人之间,相对地平等了,“奴隶主”们,不再那么残暴凶狠而已。

    当然,互助组、合作社,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应对方式,是对当时的农村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的。

    但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工商业。

    所以,互助组、合作社,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人民公社”,就更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与理想,是猴子扑井式的水中捞月罢了。

    工商业生产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市场的价值,决定了资本家的冒险与创新价值。

    城市里的公私合营,结合整体布局、计划生产,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的现状来说,是起到了促进工商业产业全面发展、快速成型的良好效果的。

    但是,从长远来说,她是忽视了个体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资本家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忽视了市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力水平还不够,是因为供需信息还不可能为社会所全面掌握,还需要资本家们冒着风险去追求,还需要资本家们的特殊能力去作出特殊的判断的这个根本现实。

    纵观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态,她与宋朝、与明朝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朝因为中央政权仰仗与支持工商业生产,所以,就站在工商业者一边,走了一条对外求和与投降的路线,最后归于失败。

    明朝吸取宋朝的教训,就远离工商业、远离工商业阶级,紧紧地依靠农业和地主阶级,结果,最后也失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经济状态,其实,不就是回到了宋朝的仰仗与支持工商业生产的路线,又在对外政策上,纠正了宋朝的对外求和与投降主义路线,沿袭了明朝的决不屈服之路线吗?

    虽然从主观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内外政策,与宋朝和明朝的内外政策有着逻辑性的内在联系;然而,同在中华民族的这个场之上,同为中国民族这个场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又具有相似的内外条件,这前后不同的三个中枢性主导结构之间,这样的内外政策之变换,不是必然的吗?

    而且,作为同样支持工商业生产的前后两个中枢性主导结构,大宋王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以国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限制私有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路线,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起作用啊。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大跃进”、三年天灾人祸,几次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都是教训;政治上,一次次的运动,总是让和平时期的人们,过着心灵上不和平的日子。

    总结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和“社会主义”理念与“资本主义”理念有关,是和“左倾”思想与“右倾”思想有关,是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关;然而,细究下去,这些问题,难道不与工商业市场化生产的生产力,和农业自给自足式生产的生产力并行,所产生的矛盾有关吗?难道不与两种生产关系的并行,所产生的矛盾有关吗?

    两种生产力、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之三大差别中的两大差别——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

    而这两大差别所导致的,就是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农民阶级的剪刀差式的矛盾。

    在思想上,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因此而容易对立;在行为上,农民阶级就很容易脱离土地,而向基础还十分脆弱的各个城市盲目流动。

    可脆弱的城市基础,显然是承载不了那么多的农民的。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或者势力,就借此攻击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工人和农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之功勋卓著的高级干部,就都是来自农民阶级。

    如何平衡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等等巨大的社会矛盾?有没有办法平衡这个巨大的矛盾?

    从长远的根本性的出路来说,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消灭农民阶级,就是消灭农民这个职业,就是要把农民全部变化成工人。

    然而,那只是长远的目标。现实的措施呢?

    现实的措施,就是无法从物质的层面解决问题,就只有从精神的层面解决问题,就是要强调大公无私,就是要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强调统筹兼顾,就是要强调协调发展。

    但是,总有人要自私自利,总有人要复辟资本主义,总有人要搞本位主义和实用主义。

    所以,斗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至少,它不能解决问题,却可以让我们忘记问题。

    而忘记了问题,忘记了矛盾,我们才可能各自安心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八    改革开放时代

    经过了二十多年不平凡的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后,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们的中华民族,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状态?

    从生产力水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

    这个意思就是说,农业还是个大问题,但是,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工业和商业。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人才、是技术、是文化、是思维能力。

    事实上,这个时候,虽然中国的工商业还不是很强,但是,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垒筑,已经建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工商业生产体系,就差充实和提高了。

    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体系的全面建成,所以,与工商业生产并行很久的农业生产,这时候就可以被工商业生产所溶化,就可以摆脱独立的小生产性的农业生产的地位,而融入市场,成为市场化生产体系中的一员了。

    也就是说,愿意进城的农民们,现在可以进城了。

    虽然没有很好的住处,至少,是有工可打,可以挣到钱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收与农民摊派。

    这标志着,从宋朝以来的两种生产力、两种生产关系并行竞争的局面,到这个时候,就彻底地结束了。

    这标志着,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彻底地融入了工商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从此不再是小生产性的农民了,他们是融入到市场化大生产中的工商业主和工人,他们成为了中国市场化生产大循环中的一员了。

    这就是一个经济基础的改变,是一个社会本质的改变,是中华民族从宋朝以来的这个场,从本质上改变、上升为了另一个场。

    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长时间凄风苦雨后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世界,将再一次看到一个古老而又年青的中国,从飘渺的云雾中,款款地走来。

    那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一个逻辑出发,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要作出哪些改变呢?

    这就是从“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回归到“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

    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跑,买办阶级已经被赶到台湾的情况下,这个专政,实际上就是将民族资本阶级排斥在了上层建筑之外,不承认他们合法的政治地位。

    这样的一种政治安排,对于我们在短期内排除干扰、集中力量,全面协调地建设出一个整体的、系统化的工商业生产体系,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在工商业生产为基本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这样的政治局面,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她与这种生产力水平所营造的生产力文化相冲突。

    工商业生产,之所以工业和商业密不可分,就是在于,这种生产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实现交换。

    这种交换,不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而是一种价值交换。

    是我用我自己的特长,所实现的标的物,去交换别人用别人的特长,所实现的标的物。

    而这个标的物相互交换的依据,不是双方在生产标的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各种必需的成本,而是双方标的物的价值,也就是双方在交换标的物之时,对对方标的物所进行的评判。

    标的物的价值,实际上与标的物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没有关系,而是与标的物的购买者对这个标的物的喜爱程度以及他的偿付能力有关系。

    也就是说,标的物的购买者对这个标的物越喜爱,他就越有可能掏钱购买这个标的物,但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他即使是喜爱,也不会购买。

    所以,能不能实现交换,甚至于从交换中获利,不仅仅是考验标的物生产者的特长与付出的成本,更要考验标的物生产者的市场洞察力,要生产者对购买者或潜在的购买者的喜好与偿付能力具有足够的了解。

    而恰恰是生产者对于市场的判断,对于产品购买者及潜在购买者的了解,不是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可以轻易解决的,它需要生产者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需要生产者独特的个人品质。

    也就是说,在工商业生产中,有经验性劳动与创新性劳动的相互合作(工人的劳动,一般就是经验性劳动;投资者的劳动,一般就是创新性劳动)。

    经验性劳动有平稳和强调统一协调的特点,创新性劳动有冒险和强调个性自由的特点。

    而由于创新性劳动,是工商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要鼓励创新,就要鼓励冒险,就要提倡个性自由。

    也就是要提倡各尽所能,差别对待——工人和资本家,在工商业生产的环境中,本质上就是有待遇差别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

    所以,工商业生产,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

    既然工商业生产,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容忍资本主义,就必须要承认资本家的价值与地位。

    所以,在工商业生产大体完成全面布局和系统建设之后,我们就要把资本家们再请回来,就要重新承认他们的价值与地位,就要让他们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出力。

    这就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由“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回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因。

    “人民民主专政”,这里面的人民,有工人阶级,也有资本阶级。

    那么,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这两个在生产上合作,在分配上对立的阶级,在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系中,谁是主?谁是从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条规定,充分显示了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系内,谁是主,谁是从。

    正是因为主从已分,所以,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就是顺理成章了。

    那么,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内涵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社会主义理念的内涵就是“民主集中”。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的。

    “集中”了的民主,就是大家都有发言权,最后就看哪种意见,更容易取得共识,更容易取得平衡,大家就以哪种意见为主。

    “自由”了的民主,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就有自由;你没有实力?那你就别想着自由了,你就搞你的“民主”去吧。

    所以,“民主集中”,就是相对弱势者的民主,就是工人阶级、相对的小资本阶级、不当其位的寄生阶级——知识阶层的民主;“民主自由”,就是相对强势者的自由,就是相对的大资本阶级、新的买办资本阶级、横行世界的跨国资本的自由。

    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理念的内涵就是“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

    从生产力水平而言,虽然市场里有黑洞,虽然探索黑洞需要冒险;但是,市场是逐步开拓出来的,有些市场是可以从宏观上进行预测的。

    所以,在有黑洞的地方,我们就要冒险,就要引入竞争机制;但是,在已经开拓成熟、已经探明情况的地方,由于没有冒险的必要,也就没有竞争的必要。这时候,如果继续保持竞争,那就是放任大鱼吃小鱼;那就是纵容垄断、制造腐朽和黑暗。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调控,就要通过调控,来避免浪费、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

    “调控”,就是制止竞争,提高效率;“搞活”,就是鼓励竞争,提倡冒险;看得清楚的,就是宏观的,就应该“调控”;看不清楚的,就是微观的,就必须“搞活”。这就是“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从“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这一理念出发,我们的冒险与创新,就主要的是在微观的层面,而不是在宏观的层面。

    所以,冒险与创新,从理论上来说,就不是来自于相对的“体大势优”的大企业,而是来自于相对的“船小好调头”的小企业。

    当然,这个理论,只是针对皈依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资本企业而言;对具有“民主集中”之价值观的资本企业来说,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一个皈依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资本企业来说,这个企业如果相对地做大做强了,她就必然地依仗强权,追求霸权,从而放弃创新,失去活力;只有相对小而弱的企业,在相对缺少资本与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仅凭着自己的一招鲜而参与市场竞争,就会具有深深的危机感,她才能够相对地具有活力,她才能够相对地具有创新精神。

    所以,这里就又有一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理念出来。

    “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就是一门政治经济学,就是以集权的力量压制强权,从而保护相对弱小之企业的创新活力。

    从奴隶式生产社会,到农民式生产社会,虽然这两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分别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矛盾、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真正地在这两个社会中云来雨往,不断地花样翻新的,是什么矛盾呢?

    在奴隶式生产社会中,是大奴隶主阶级和小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农民式生产社会中,则是大地主——门阀士族与小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奴隶式生产社会中的王权,始终是站在小奴隶主阶级一边,保护小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的;中国的农民式生产社会中的皇权,是始终站在小地主阶级的一边,保护小地主阶级利益的。

    所以,在今天的资本化生产社会,虽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的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是受生产力水平之制约,而要贯穿于这个社会的始终的;也就是说,在生产力水平不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是无解的。那么,真正的在这个社会中不断变化而促进这个社会发展的,是什么矛盾呢?

    就是大资本阶级与小资本阶级的矛盾。

    那么,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看,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大资本阶级与小资本阶级的矛盾之中,是会站在哪一边呢?“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这个经济理念与政策,到底是对谁有利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大资本阶级与小资本阶级的矛盾之中,显然是会站在小资本阶级一边;“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这个经济理念与政策,很显然是有利于小资本阶级。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就是主张“民主自由”;主张“国退民进”——实际上就是主张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让渡。

    这些主张如果真的实现,那只能是有利于那些大买办资本阶级,只能是有利于那些国际资本、国际化的大财团。

    小资本阶级,能够在一个大资本阶级充分自由的经济世界,找到活路吗?小资本阶级,能够从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让渡中,分到一杯羹吗?

    当然,用另一种眼光看,“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很明显地是以经济的手段,来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防止国家的上层建筑,由于经济基础的不牢靠,而滑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也是面对国际资本、面对买办资本,给中国内部所有民族性资本撑起的一把保护伞,她抵挡着国际强权资本,通过买办资本以及她们自己的跨国投资,来和中国的民营资本进行恶性竞争,从而保护民族资本,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

    所以,在乱哄哄的舆论氛围中,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民营资本阶级,都要衡量一下自己的斤两,认识一下自己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确定一下自己的立场、路线、与方向。

    大鱼有大鱼的世界,小鱼有小鱼的世界;大鱼跑进小鱼的世界,可以横冲直撞;小鱼跑进大鱼的世界,就只能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了。

    经济,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

    有经济,就有政治。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

    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法”,而在“法”之外,还要有“礼”。

    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

    从神农氏的“天下结盟”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具有了“礼仪”,并且形成了我们民族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作三十五弦之瑟”,女娲氏“作笙簧”,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以后的黄帝、大禹等历朝历代帝王,他们都是很重视乐器与乐的。

    为什么古代帝王都这么重视乐器与乐呢?

    因为,乐可以营造出一个“礼仪”的氛围,是一种渲染“礼仪”的极好方式;没有声乐,“礼仪”也就没有规格。

    历代帝王重视乐,就是为了推行“礼”。

    那么,“礼仪”的本质又是什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那么地重视推行“礼仪”呢?

    “礼”,是最积极的维护社会关系的方式,特别是维护上层建筑之关系的方式;“礼”,就是造就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历史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礼”,我们才既有祖先,也有历史;正是因为西方民族没有“礼”,所以,西方人就只有祖先,却没有历史。

    “礼”与“法”,都是秩序。

    而“法”为本;“礼”为表。“法”是秩序存在的依据;“礼”是秩序保持的方式。

    就像双方做生意,利益,是生意成功的基础;而感情,则是生意成功的润滑剂。

    从本质上来说,利益,是各自的实力与价值的表现;而从形式上来说,如果没有感情的存在,双方,可能根本就建立不起联系,也就无从交换利益。

    所以,“法”,是由实力而来,“礼”,是由感情而来;有“法”有“礼”,这个关系,才能够和谐;这个秩序,也才能够良好。

    然而,相当多的人,对于“法”与“礼”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以至于将她们对立起来。

    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将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而予以仇视,将孔子作为礼教的维护者而予以膜拜。

    但是,这些人有所不知的是,商鞅讲“法”,他也从“礼”;孔子讲“礼”,他也从“法”。

    只不过,商鞅之“礼”与“法”,是地主阶级的“礼”与“法”;孔子之“礼”与“法”,是奴隶主阶级的“礼”与“法”。

    商鞅之所以“变法”,是因为他要支持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也就是要从上层建筑的层面,扫荡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巩固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孔子之所以“复礼”,是因为他要阻止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也就是要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固守一个旧的生产关系,拒绝一个新的生产关系。

    商鞅“变法”,是一种质变,是摧枯拉朽、去旧迎新,所以动作很激烈,气氛也很肃杀,而一当质变完成,法制确立,商鞅,也必然地会讲“礼”,只是,这个“礼”,是一种新的“礼”,而不是过去的那种旧的“礼”。孔子“复礼”,是在质变的过程中追求过去的那种量变,是在摧枯拉朽、去旧迎新的日子里,迷恋过去的那种金玉楼台、承平盛世,所以,他的态度很诚恳,举止也很优雅,然而,一当发现有机会行使“法”权,一当发现旧“礼”不可复制,孔子,也会拿起“法”制的大棒,以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孔子不只亲手诛杀了一个法家弟子少正卯,他还作为一个鲁国国君的随从,当面诛杀他所看不惯的齐国国君带来的随从——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婆——这孔子,也是太不讲“礼”了啊。

    由于后来建立地主阶级之“礼”的人们,已经具有了和过去的奴隶主阶级同样的统治阶级之身份与地位,所以,他们在价值观念与行为做派上,就具有了和过去的奴隶主阶级相似的专属于统治阶级的那种特性,相反,却与本阶级早期,作为被统治阶级而与奴隶主阶级进行激烈斗争的先驱们,在价值观念与行为做派上,大相庭径;这就导致了这些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数典忘祖,把他们的先驱,把他们的开拓者商鞅等法家代表们,当成恶魔来仇视与诅咒,反倒把他们祖先的敌人,旧世界的维护者孔子等儒家代表,当成楷模与恩师来宣扬与崇拜。

    但是,地主阶级虽然作为统治阶级,宣扬与崇拜孔子等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克己复礼”,然而,他们的这个“礼”,已经不是过去奴隶主阶级所制定的那种“礼”,他们的“礼”,是地主阶级的“礼”,他们的“礼”,是建立在地主阶级之“法制”基础上的“礼”。

    同样,今天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们,他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这些个“法”,他们也必然地要在这些“法”的基础上,来制定相应的“礼”,以夯实与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使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不仅有骨架,也有血肉。

    那么,这些“礼”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是什么呢?

    具体形式,当然就是政治协商,就是每年的茶话会、团拜会等等;具体内容,当然就是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忍为国。

    当然,“礼”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礼”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心灵感应上,是通过心灵的感应,来达到相互的坦诚、相互的信任。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和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纠缠不清之外,国人最为关心的政治问题,莫过于港台问题。

    然而,有几个人能够了解港台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又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在港台问题上,我们的中央政府,到底希望得到什么?

    大国之谋,在于谋势,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当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香港澳门唾手可得。英国殖民者甚至于准备好了逃跑,完全没有稍作抵抗的打算。但是,解放军并没有进攻香港和澳门。

    相反,在东北的旅顺港和铁路路权,那是在当时的“老大哥”苏联人手中,这个问题相对就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然而,容易收回的香港、澳门,我们有意地不收回;不容易收回的旅顺港与东北路权,我们却坚决地收回了。

    为什么?

    这就是谋势。

    香港澳门的殖民者是西方人。虽然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殖民,但是,我们不能反对通过和西方保持联系,来最大限度地谋取我们的利益。

    在将西方殖民者的走狗国民党蒋介石买办卖国集团赶到台湾之后,我们已经夺回了整个大陆,如果继续夺回由西方殖民者直接控制的香港澳门,我们又怎么和西方继续保持联系,以谋取我们有可能从西方得到的利益呢?

    事实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是谁在从中当和事佬?是谁在指责美国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正是香港的殖民者英国人啊。

    当然,政治上的收获,相对地还不是太明显;在经济上,有了香港这个和西方世界相联系的通道,许多我们所急需而又只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我们就有可能搞得进来;如果没有这个通道,那么,那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基础的日子,就会更加难过。

    和南方的香港澳门相反,东北的殖民者是苏联“老大哥”,虽然双方的关系暂时是“友好”的,然而,毕竟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东北亡,则中国亡。事关自身的生死存亡,我们又怎么能够,放心地让东北这个国之命门,由他人染指呢?

    所以,泱泱大国,一小块地方,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她的得与失,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后果。

    香港澳门的暂不收回,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有好处的。

    但是,之所以能够暂不收回,那也是利用了之前的那个我们并不承认的什么狗屁条约。

    我们并不承认那个条约,但是,由于我们暂时不想收回香港澳门,而只有那个条约,才是一个可以掩饰真实原因的说辞,所以,我们就姑且地默认那个条约有效。

    但是,那个条约是有期限的,香港是1997年到期,澳门是1999年到期。到期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说辞,继续不收回香港澳门了。

    而这时的香港澳门,在外交方面来说,又已经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从内政方面来说,她们又由于风云际会,而不得不承担起新的使命。

    这个新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讲“礼”,就是交心,就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向占从属地位的一方坦露心迹,求得信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国共斗争,是一场中国人民相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外,其他的所有中国人,是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由于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自发形成的团结一致,所以,在这场斗争中的中国人民,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没有一个很好的秩序的。大家奉行的是不顾个人得失,而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原则。这样的“有原则、无秩序”的状况,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部压力有所缓和,大家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就自然地会滋生出一些问题。于是,解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而其最核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中国社会内部的“变法运动”,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质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秩序发生质变的过程;而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内部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变法运动”,则是中国内部的质变过程。所以,她也是翻江倒海,气氛肃杀。

    这种翻江倒海,气氛肃杀,无疑是让大陆资本阶级遭遇了很大的劫难与惊吓,所以,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劫后余生的大陆资本阶级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他们或者心有余悸,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原则与底线缺乏了解;或者恼羞成怒,对中国工人阶级充满敌意。

    香港澳门回归的议题,就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政治气氛中,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时候,由于我们和西方缓和了关系,香港澳门作为与西方保持联系之通道的历史使命,就基本完成了。而面对条约的最后期限,如果我们再不打算收回香港澳门,政府,就不好向国人交待。

    可是,面对劫后余生的大陆资本阶级,香港澳门,要以怎样的形式回归呢?

    是要补上“变法运动”的一课,由工人阶级占主导地位,以和大陆的政治结构保持一致呢?还是不进行“变法运动”,坚持她的资本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呢?

    显然,如果继续在香港澳门搞“变法运动”,那么,大陆资本阶级就没法顺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大胆地往前走了,他们就会面对改革开放,消极逃避,甚至走向反面。

    所以,香港澳门,只能是以“一国两制”的形式收回。

    这是让大陆资本阶级吃一颗定心丸,以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奋斗,去追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鼓励他们大胆地往前走。

    这就是新时代的“克己复礼”,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向居于从属地位的一方拱手施“礼”。

    当然,“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政府保持在香港澳门的驻军,这也是一种“法”的宣示,是表明“礼”之基础,就是“法”。

    另一方面,相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掌握了大陆、香港、澳门之主导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从此是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这个战略防御的重点,又是防止和平演变,所以,回归后的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也是这种战略防御的措施之一。她就是借用环境条件,主动选择战场,通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香港澳门的表演,来丰富大陆人民的世界观,改造大陆民众的价值观,增强大陆社会的凝聚力,巩固大陆社会这个基本盘。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华文化,从来就没有落后于任何一个与中华文化发生碰撞的外来文化,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对外竞争失败,都是由于内部矛盾的纠结,导致作为中枢性主导机构的一些中央政权大权旁落,无力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得自己的内部成为一盘散沙,被相对具有凝聚力的外部势力所乘。

    所以,面对外部压力,中央集权很重要。

    而能够保证中央集权有效的,就是各方实力派,在具有自知之明之前提下的“克己复礼”,就是各方实力派达成共识,团结一致,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

    当然,历史的经验,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就是,中华民族的历次对外竞争失败,都仅仅是一个政权的失败,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失败;当一个政权失败而导致整个中华民族沦丧之后,中华民族,会在沦丧中吸收和包容异族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自己从而重新站立起来,显得更加崇高和伟大。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我们关于场的进一步的认识。

    场,是一个平台,就像操场、广场一样,她能够承载一些主体,让一些主体在她的上面来来去去,尽情表演。

    然而,场与操场、广场又是不同的。

    操场和广场,都是形而下的物,而不是形而上的事。它们承载一些事物,让一些事物在自己的场上表演,然而,它们自己却不是事物,它们自己并不随着那些表演者的变化而变化。

    而场则不同。场是一个物,更是一个事。她是存在的,更是变化的。她是一个承载者,而她自身的命运,又和她所承载的事物之命运息息相关。她所承载的事物,都是由她自己营造出来的,她自身又被她所营造的这些事物所改变。

    那么,场到底是什么呢?

    场,就是一个由众多的基本元素所组成的集团;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由众多基本元素所组成的集团。

    比如说,人类社会,她是一个场。

    这个场的基本元素是什么?

    是人。

    这个场,是由众多的人所组成的一个集团。

    而这个场、这个集团中那些作为基本元素的人,他们是不断地生老病死的;可是,在某些的人生老病死之过程中,又有某些人,不断地在伴随着这些人的生老病死状态而出生、而成长。这就导致组成这个场的基本元素,是在不断地湮灭和消失,而这个场,却始终存在,始终是在自我更新的状态中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众多的基本元素——人,先天性地由于各自的产生条件不同,而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惯性,后天性地又在同一个生产力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受着同一个生产力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作用,而形成了一个共性,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惯性,所以,在先天性的个体性惯性与后天性的共同性惯性之双重作用下,他们的个体之间,就既有互斥性,又有趋同性。这样的既互斥又趋同,就使这个集团,是一个“对外有序”,而“对内无序”的集团。

    “对外有序”,就是面对自然环境,各个个体性的基本元素形成协同一致的动作;“对内无序”,就是社会内部,各个个体性的基本元素保持各自的个体自私性,保持各自独特的个体性惯性趋势。

    这就是场。这就是一个能够承载事物在其中进行表演与变化的场。

    在场的基础上,由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原因,那些“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基本元素中,就会有一些基本元素,因为同处于一种环境,而同时与这一种环境相互作用的原因,就又产生了小范围的趋同性,于是,他们在人类社会这个场的基础上,又形成人类社会这个场之内部的一个个小场。就像华夏地区的人类社会这个场中,在中华民族形成之前,就有赵宝沟文化的主体伏羲氏部族、有仰韶文化的主体女娲氏部族、有裴李岗文化的主体共工氏部族、有北辛文化的主体东夷氏部族。这些部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共同组成人类社会这个场,而他们自身,又相对人类社会这个场,是一个个的小场,是一个个的事物,是一个个的演员。

    产生了这些演员性的场之后,各个演员性的场,由于环境和自身个体性的原因,相互之间会发生既互斥又趋同的作用;而在各个小场的内部,就又在“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状态下,由于具体的原因,又会形成一个个的集团,比如奴隶主阶级。

    奴隶主阶级相对本部族中的其他成员,又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集团,所以,他们就又相对部族中其他成员,形成一个“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场。

    当奴隶主阶级这个“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场产生之后,她对整个部族之原有的“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秩序,就形成一种挑战,从而使部族中的其他成员,因为共同的与她这个场的对立而产生共性、产生趋同性,这就又形成另一种“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场;并且,这个“对外有序”、“对内无序”的场,和奴隶主阶级的那个场,是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的。这个场,就是奴隶阶级集团。

    由于奴隶阶级集团处于奴隶主阶级集团绝对的分割性支配之下,所以,奴隶阶级集团虽然相对奴隶主阶级有序,相对奴隶主阶级具有共性、具有趋同性,但是,这种有序,这种共性与趋同性,相对于奴隶主阶级对于他们的支配性,就是一种奴隶之间的相互引力。这种引力,是一种相对非常微弱的力,在宏观世界,它是有用的,但是,拿到具体的微观世界,它就微不足道——它不足以对抗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阶级的分割性支配力。

    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阶级的分割性支配力,是一种电磁性的力。

    她是奴隶主个体,自身具有中枢性主导结构,从而由奴隶主个体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发挥主导性作用,所产生的惯性趋势所形成的力。这种惯性趋势在一定的作用范围内,能够协调、调动奴隶主自身的一些基本元素,形成一个统一的惯性趋势,从而使奴隶主在某一方向具有极大的作用能力。

    当然,相对于奴隶主个体,奴隶个体,也是具有中枢性主导结构的。也就是说,奴隶个体也具有像奴隶主个体一样的电磁性的力。只是,由于奴隶个体自身的素质层次过低,他没有多少基本元素,来供自己的中枢性主导结构所协调,他也就产生不了多大的电磁性的力。他就无法利用自身个体性的电磁力,去和奴隶主个体对抗。

    而奴隶个体之间的引力,就是在奴隶主强大的电磁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被动的惯性趋势。由于这种惯性趋势都是奴隶个体在奴隶主个体的强大电磁力作用下,“自发”出来的,奴隶个体所组成的奴隶集团,并没有形成一个中枢性主导结构,所以,奴隶集团就难以发挥出协调性的作用,将这些引力转变为向心力与凝聚力。而没有转化成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引力,它即使再多,也不可能形成实力,不可能发挥出实际的作用。

    但是,当整个场的形式发生变化,使奴隶们相对的距离尺度变小,使他们之间的引力能够发生纽合,形成一个向心力,从而产生出一个中枢性主导结构,那么,奴隶们之间的引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转变成奴隶集团的电磁力。一旦奴隶们之间的引力转变成奴隶集团的电磁力,他们的实力就等于是凭空暴涨,他们就可以和奴隶主集团一较高下了。

    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可能性更大的是,在奴隶主集团内部,由于他们的“对外有序”、“对内无序”,他们又会分化为贵族阶层与百姓阶层。

    这又是两个相互对立统一的场。

    因为百姓阶层相对弱势,贵族阶层相对强势,所以,百姓阶层相对受到压迫。

    但是,由于百姓阶层相对没有被分割性地支配,所以,他们的个体之间,相对的距离尺度就比较小,他们的个体之间的引力,就能够纽合而为一种向心力,进而营造出一个中枢性主导结构。

    在中枢性主导结构的协调下,百姓阶层的这个场,就不是一个引力场,而是一个电磁场。这个电磁场就相对整合了百姓阶层,使他们有实力去与贵族阶层相抗衡。

    而贵族阶级,本来是由于没有压力,就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是各自悠呀悠哉的,但是,一旦百姓阶层形成磁场,对他们产生反弹,他们就也会形成相应的磁场,以与百姓阶层达成平衡。

    这时候,由于在场与场之间达成平衡,场内,就会出现强力与弱力。

    强力,就是中枢性主导结构的协调之力,它营造场内秩序,维持场的存在;弱力,就是场内的各方保持各自的个性,而与中枢性主导结构形成对抗之力,它极力彰显个体之自我惯性,破坏场的秩序。

    而在这种种力的作用之下,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力,都是从何而来呢?

    引力,是来自于弱者自身的惯性与强者的电磁力之间的对抗倾向,当两个弱者都处于一个强者的电磁力作用之下时,她们之间就会产生引力。

    电磁力,是来自于权衡,是来自于在中枢性主导结构主导下的权衡。权衡,就是集团中不同的惯性趋势之间的对抗与协调,就是趋同性与互斥性之间的对抗与协调,就是中枢性主导结构压制不同的惯性趋势之间的个体性,使不同的惯性趋势之间由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

    强力,也是来自于权衡。但是,这个权衡不是集团中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在集团中对其它不同的惯性趋势进行协调,而是中枢性主导结构在自身结构的内部进行协调,以调动自身的一些基本元素,形成对集团中其他个体的作用。

    弱力,同样来自于权衡。这个权衡,同样是中枢性主导结构在自身结构的内部进行协调;但是,这个中枢性主导结构,不是集团的中枢性主导结构,而是集团中被中枢性主导结构所压制的惯性趋势之个体内部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弱力的作用对象,不是集团中其他的个体,而是集团中的中枢性主导结构。

    这么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权力制约构成的关系结构。这个关系结构的各方之间的纽带,就是力。而不同的力,就形成了不同的关系。

    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之间的引力形成的;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之间的电磁力形成的;

    小奴隶主与帝王之间的关系,是由帝王的强力与小奴隶主的弱力相互作用形成的;

    小奴隶主与大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由帝王的强力和大奴隶主与小奴隶主各自的电磁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一个小奴隶主与另一个小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由帝王的强力与两个小奴隶主各自的电磁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帝王与大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由强力与弱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大奴隶主与大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由帝王的强力与两个大奴隶主之间的电磁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这么多的力,这么多的关系,总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网。这个网的各个节点,就都是权。

    权与力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关系模式。

    然而,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定论。

    为什么在这些力中,没有生产力呢?

    其实,这就是眼光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我们是用的科学的眼光,是将各个关系、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作为焦点,而只注意焦点内部的关系,没有注意到焦点外面的视域。

    当我们收回科学的眼光,再用阴阳的眼光,将各个关系、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作为焦点,而注意一下焦点与视域之间的比较时,我们就会发现,各种力,各种关系,其实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力文化和人文基础所决定的人文文化之上的。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形而上,是一种性质,是一种惯性。

    这种性质,这种惯性,从作为一种存在、作为一种物的生产力上表现出来,就是生产力文化。

    这种性质,这种惯性,从作为一种存在、作为一种物的人类世界观与价值观上表现出来,就是人文文化。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是人们的生产技术的积累。

    她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也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形而下的物。

    这种物一旦形成,就具有她独特的惯性,就具有她独特的倾向性。

    这种惯性,这种倾向性,就是生产力文化。

    生产力文化,是一种惯性,是一种倾向性,她导致这种生产力的利用者,不得不顺从这种惯性,不得不顺从这种文化,不得不皈依于这种文化,不得不按照这种文化所规定的惯性行事,不得不按照这种文化所规定的倾向性行事。

    奴隶式生产社会的生产水平,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水平,是一种依靠大规模的人力集中生产的水平,是一种依靠宽广的土地广种薄收的生产水平。

    这种生产力水平,在一段时期内是属于一种不可更改的存在,是一种形而下的物。

    这种不可更改的存在,这种形而下的物,就决定了她的倾向性与惯性,是人口扩张和土地扩张。

    只有人口扩张和土地扩张,才能够提高产出,增加收入。

    而怎么样才能实现人口扩张和土地扩张呢?最简便的方式,当然是战争、是掠夺、是殖民、是实行奴隶化的大生产。

    这就是奴隶式生产社会的,基于其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生产力文化。

    农民式生产社会的生产水平,是一种精耕细作型的生产水平,是一种依靠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单位面积之土地上的出产量的水平,是一种依靠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行小规模化生产的水平。

    这种生产力水平,也是在一段时期内,属于一种不可更改的存在,也是一种形而下的物。

    这种不可更改的存在,这种形而下的物,就决定了她的倾向性与惯性,是维互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只有维互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才能够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才能够保障收入的平稳增长。

    这就是农民式生产社会的,基于其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生产力文化。

    但是,一个社会形态中,是不仅有生产力文化,也有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就是地方性文化,就是民族性文化。

    这种文化与生产力无关,却是与一个社会的地方性和历史性有关,她是一种地方性的惯性或者历史性的惯性。

    很明显,中国和外国的地方不同,就和外国具有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不同,就和外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

    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人文文化;不同的族系也有不同的人文文化。

    东方和西方,因为具有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之发展过程,就具有相同的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而东方和西方,因为地方性不同、民族性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也是不同的。

    这种相同和不同,表明了:并不是生产力文化独自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而是生产力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

    那么,生产力文化与人文文化,她们各自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形态演变,会由她们共同决定呢?

    生产力文化的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本质,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给予人们之压力的反作用能力。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给予人们之压力的反作用能力的基础,就是自然与社会给予人们的压力。没有自然与社会的压力,就没有人们对于这种压力的反作用倾向,也就不可能成长出这种反作用能力。

    这就是说,生产力文化,归根结底,是以人们的外部环境为基础的,是人们的外部环境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塑造,是人们的外部环境给予一些人的形而上的塑造,是人们的外部环境给予一些人的惯性与倾向性。

    人文文化的基础,是人类所在的地域,是人类的历史文化。这种地域性和历史性,是与人们的社会、血缘因素相关的,是以人们的生理成长环境为基础的。

    这就是说,人文文化,归根结底,是以人们的内部环境为基础的,是人们的内部环境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塑造,是人们的内部环境给予一些人的形而上的塑造,是人们的内部环境给予一些人的惯性与倾向性。

    这内外两种因素共同塑造一个人,同时也就塑造了一个社会,塑造了一个社会形态。

    所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场,她是一个由权与力相互结合、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关系模式。而这个关系模式的外面,有她的外环境;这个关系模式的内部,也有她的内环境,这个关系模式是依托她的内外环境的存在而存在,也是依托她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就是场内有场,场外有场,场内场外,都还是一个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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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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