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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谈中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
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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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文《太极图的现代化解析》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劳动与人性)不但属于我们社会科学系统论的理论和思维基础,也属于其基本的意识形态,更属于其政治的本质所在”,但由于篇幅所限没能展开,本文就续接这一话题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在此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便是,为何我们要先谈意识形态,并且其还属于“政治的本质所在”。按照西方思维,它属于理论最高深的部分,其一般都是先谈现象,然后才从现象中将其“抽象”出来,并将其放在最后来谈,而我们中华理论则需要先将其确定下来,因为我们的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比如先确定“阴阳”,然后再阐释“五行八卦”,这属于我们“阴阳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撰写稿子的过程中,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每次都高度紧张,也每次都会搞得身体透支,最后导致思维迟钝,比如在前文“(四)社会科学系统论的基本结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项下曾考虑写一条“‘本质与现象’表达法”,但就是想不起来。由于本文重点思考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使得这一问题一下明朗了起来,它就存在于“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之中,故在此将这一条补充进去,它会对本文话题的探讨提供助益。

    【2、“本质与现象”表达法:意识形态(本质)+社会运动(现象)。图2显示分内外两层:1)内层区分为“劳动与人性”和“自然界与动物性”,由此人性便“唯物”于“劳动”,而动物性便“唯物”于对自然界的“寄生”,其在人文科学中便体现为“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它相当于人类社会中的“阴阳”或“天”,也蕴含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2)外层则表达有形的社会运动现象。所以,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解读马克思主义原理,它既能够反映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运动,也能够反映其社会运动现象。

    很显然,我们社会主义系统论的意识形态属于“人性(劳动)”,而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则属于“动物性(寄生)”,它区分得非常清楚。】

    在运用中华思维探讨社会科学系统论时,意识形态问题带有根本性,其首先需要确定的便是所探究的内容究竟属于“人类”还是“动物界”的问题,它属于“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问题,更属于文化和理论之魂,自然与政治渊源颇深,运用它凝聚共识并统一思想具有提纲挈领的根本性作用。通过前文的“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所示,它不但将中西方意识形态阐释得异常清楚,也可以厘清中西方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

    最近,清华大学的“金砖智库”竟然公开声称:“维护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再联系台独与港独等问题,可见西方文化对我国影响至深,由此更有必要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一下系统性梳理。

    一、中西方意识形态

    我们通常所称的“世界观”,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其主要指怎样认知并改造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然而,世界观或意识形态问题本来应该属于我国理论和思维的强项,但由于我国学术理论界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弱项,导致西方的“丛林法则”或“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等趁虚而入钻了空子。同时也说明,我国有些左派学者在没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前提下的那种坚持与固执,也同样会为我国的革命与建设带来危害,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意识形态属于人类才具有的一种思维,普通动物是不具有这种能力的。根据马恩的人类进化论,面对自然界,人类的基本特征便是通过“劳动”能动地认知并改造自然,而普通动物则只能是利用并“寄生”于自然,所以在人类社会中,“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这一对基本矛盾,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它也属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

    按照词典的释义,意识形态属于“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由此说明,意识形态既包括对自然的基本认知与改造(经济学),也包括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基本认知与改造(人文科学)。

    (一)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经济学)

    请参考前文中的“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其核心部分首先阐发的便是“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现代所称的“经济学”或“物质文明”问题,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原理所在。

    通过阅读大量文章,许多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具有高级智慧,而这种高级智慧之根隶属于劳动,其突出的便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本问题,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劳动”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它属于其意识形态的“唯物论本原”,如果意识形态以“人性(劳动)”为根或主导,便会结出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之果,而如果以“动物性(寄生)”为根或主导,便会结出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理念,从而在政治上衍生出“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并以其“动物性”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的“人性”进行着博弈。所以,“劳动原理”与“丛林法则”事实上属于一对基本矛盾,深刻地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区别,示意图已对此展示得非常清楚。

    由此,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解读马克思主义原理,它会与我们中华理论一样凝练而清晰。同时它也揭示出,我们传统文化和社会科学理论侧重于改造人的人文科学,而缺失改造自然的经济学(儒道释都有此通病),它属于我们传统文化中一块明显的短板。

    所以,在目前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学属于其重要内容,并且党章和法律都规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原理,弥补了我们传统文化和理论的缺憾。这不但属于对我们传统文化和理论的补充完善,也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此从理论上也说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越来越系统完善了。

    然而,矫枉不能太过正(目前我党正在进行纠偏),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人类社会自身的认知与改造也不能放松,否则便会忽视了人文科学和“精神文明”建设。前些年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弥补了经济发展的短板(这一点目前仍需要加强),但人文科学则被学界有所忽视,如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的“三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党加强“思政课建设”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也在说明着这一问题,所以下面就对人文科学继续深究一下。

    (二)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之间的矛盾(人文科学)

    在此先申明一下,由于“劳动”属于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能动性,它与普通动物的“寄生”形成了对立统一,所以,为说明意识形态问题,原来示意图中的“人性与动物性”也可以看成为“人类与动物界”,这样反映马恩的人类起源论会更加贴切一些,也更易于人们所接受,同时它也更易于表达意识形态中“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但人类与动物界并不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其矛盾仍然存在于人类意识形态的“人性与动物性”之中,所以,自己在回看原示意图之后并未对其给予修改,其含义由各位自己掌握。

    从本根上来讲,人文科学包含于马恩的人类进化论之中,既然劳动能够改造自然,它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比如“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性之根及其本质自然也维系于劳动,这毫无疑问。所以,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必须要以劳动为其出发点和立论基础,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观(即“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否则就会陷入无本无源的“清谈”之中。

    1、人性?动物性之间的矛盾属于天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没有劳动便没有人类,更无人性可言,所以说“人性的本质属于劳动性”,它与动物的寄生性存在着天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性的本质问题属于千古之谜,只有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才使其得以破解,从而使人文科学也走向了正轨,为那些杂七杂八有关人文的各种“清谈”找到了总根。

    但在探讨和论述中,人性的覆盖面较劳动更为宽泛,它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老百姓更容易从这个方面认识问题(如“人道”或“人性本善”),也更能说服人,其应用性更为广泛,所以它属于人文科学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人性”属于贯穿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核心内容,而倡导“人性”鞭挞“动物性”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核心内容,它以改造人们的意识形态或灵魂为主。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两位伟人一再强调所阐释的根本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许多学者所容易忽视的方面)。

    2、经济学与人文科学不可偏废。在此首先得交代一下,人文科学由于侧重于认知并改造人类的意识形态,它讲究的是人类的本性或本质,所以劳动在人文科学中便体现为“劳动性”,而动物的“自然属性”便体现为“寄生(剥削)性”,其属于有待于“人性(劳动)”予以改造的范畴。

    这实质上就属于《资本论》等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其主要体现于经济学的“生产关系”之中。虽然其体现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运动之中,但实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阶级矛盾”),其实质更侧重于人文科学。

    但也需注意,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解读中,若过分强调“生产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导致重分配而轻生产(劳动)的后果,从而过分重视“阶级矛盾”,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经济发展迟缓或受阻的事实已经对此给出了有力的注脚。

    所以,研读《资本论》要与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结合起来,不能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的运动而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基本运动,同时也说明,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理既不能偏重人文科学而忽视了经济学的本身,也不能只重视经济学而忽视了人文科学,经济学与人文科学都不可偏废。

    二、中西方政治

    “政治”概念属于舶来品,其虽然丰富了我们的词汇,但自己不太赞同西方的那种阐释,它并非仅仅局限于社会运动现象的表层,而是能深入到人类思维的深处,其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基本问题,与意识形态同出一源,密切相关。政治就是“正治”,如果其不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基本的运动规律相一致,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相统一,哪能会成为“正治”?我国学界一直对这一概念难以说清就与此有关。

    通过比较会发现,由于西方思维近现代才从宗教神学中努力向外挣脱,其首先重视的便是物质运动现象与科学,所以才在经济发展方面异军突起走在了前面。由于其人文科学如同其“物质科学”一样也是从宗教神学中分化产生(到目前其人文科学基本仍由宗教神学所替代),所以其政治学也就带有浓重的宗教神学色彩(如其“丛林法则”和“普世价值观”)。但我们的中华文化则由于无神论坐底,并且其理论和思维脉络属于历史顺序的纵横运动,所以其人文科学早已形成,由此“中国政治学(内容)”事实上也早已存在,并且能够贯通古今,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的”,否则,若以西方理论思维阐释“中国政治学”,那样会割断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

    “政治”较意识形态表现得要复杂一些,它们既存在着相同,又存在着区别,其相同点在于意识形态较为稳定(如中国的“阴阳”矛盾思维和“人性本善”),但在具体运用中,政治则更加注重于应用,会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而变,比如我党在抗战时期就以抗战为主,建设时期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出现了短板就要进行“供给测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就强化二次分配,大面积展开全国性“扶贫济困”等,所以,搞政治需要很高的智慧和灵性。

    政治的问题,它应该从我国《易经》的“变与不变”原理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它们在本根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意识形态侧重于本质,而政治则本质与现象综合施策。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它与中西方思维顺序的不同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综合来讲,我们的中华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它会首先明确出社会运动的本质,然后再具体到社会运动现象,而西方思维则是首先探究社会运动现象,最后再将其上升或“抽象”出意识形态或本质,所以,如果不先搞清楚中西方思维顺序的不同,就很难搞通我们中华社会科学系统论的基本问题。

    在社会科学系统论中,首先需要确定的两大基本问题便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以及它们两者的基本关系。

    我们以上先探究意识形态问题,并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系统论的“本质”,似乎其地位高于政治,其实这属于一种误解,因在我们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它事实上包含着意识形态,其属于社会运动“本质与现象”综合在一起的一种概念,比如我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就属于社会运动“本质与现象”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概念,它既属于我们共产党人基本的思想道德规范,也属于其法定义务,其提纲挈领的作用更为凝练。

    但作为理论探究,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明确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难以贯彻执行中共的政治指导。通过阅读大量网文发现,由于我们的中华思维一直属于系统论思维,其概括性超强,而细致性则不足,其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形成了根本性影响,这也属于我国近现代科学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对我们中华理论的探究中,往往一顶“天人合一”的大帽子,将一切科学问题都给盖住了,许多学者将研究宇宙和研究人统在一起,往往会大而无当,什么也抓不住(大帽子底下缺少内容),其不但盖住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也盖住了古代理论向现代理论的进化,不利于与西方那种重现象而轻本质“科学”的相参与结合,无法对西方科学进行收编,反而会搞成中西方理论的对抗(甚至会搞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无法达到“中体西用”的目的,也不利于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与西方文化和理论的相融相通。

    2、意识形态与政治同出一源。根据“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剥削)”相互之间的基本矛盾,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这属于政治的底色所在。

    但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予以中国化之后,其政治就并不仅仅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了,而是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属于理论与思维的根本性问题了,它也属于我们理论体系之“天”,并能够“通天达地”,在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其已经也属于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了。

    对照“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试看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显然属于“劳动与人性”,而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显然停留于“自然界与动物性”(有待进化),因为其理论基础属于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由此而在其政治中衍生出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这非常明确。

    3、“人性善与恶”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对于这一问题,曾围绕“人性”话题在网络中与人展开过数十篇文章的激烈论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其的探究没能深入下去。

    通过深入挖掘,中西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深层问题仍然属于无神论与有神论,也属于进化与反进化的矛盾,它们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目前越来越明确),其冲突不但存在于军事之争中,也存在于经济贸易之争中,更存在于文明与文化之争中,它是贯穿于中西方理论和思维全盘的一个最深层问题。而在最能够深刻影响全盘的问题中,“人性”概念的基本阐释首当其冲,它属于我们中华人文科学的立论基础,其更能影响文明与文化的成型与流传。

    经考证,我们中华语境中的“人性”,事实上就是西方语境中的“神性”,若能够将这一概念阐释清楚,不但有益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涉及到对其宗教神学予以改造的问题。所以,对“人性”基本概念的阐释,以及对其一些错误理解的矫正,在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和与其它文明的交流沟通中属于一个基础性问题。

    (1)“人性善与恶”的迷宫。在我国传统人文科学中,由于始终没能搞清楚人类的起源,也就从没能搞清楚人性的本质(西方更是如此),不管是儒学还是佛学,通常都将其运用“善与恶”予以表达,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概念。由此,也就将“人的善与恶”和“人性的善与恶”一起引入了一座迷宫。

    “人的善与恶”和“人性的善与恶”这个问题很绕,它们表面看来所表达的似乎是同一个意思,但这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将“善与恶”首先冠以“人性”之名予以表达,那就等于锁定了人性具有“善与恶”,这本来并无不妥,但其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解读中,会出现一些基本概念的混淆。

    ①“人”与“人性”的辨析。根据马恩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由此,“人性与动物性”才属于对立统一的一对基本矛盾运动,其“人性”是由“动物性”中进化而产生的一种属性,它们不属于同一种概念和性质,所以也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动物性”不属于“人性”。虽然其属于“人的动物性”,但并不属于“人性的动物性”,否则在词法上就存在着两“性”叠加的逻辑错误,而如果照此类推,“人性”就可解释为“人性的人性”,出现同语反复的笑话。由此,在基本概念上这一字之差,便会有碍对中西方概念的深入探究,也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入挖掘,更难以深入到“从0到1”基础研究的最深层。

    所以一般情况下,通过“人性”表达“真善美”而运用“动物性”表达“假丑恶”,这并没有错,但在对其的具体运用中需要仔细斟酌,不可错位或越位。

    ②“人性恶”属于动物性,不属于人性。根据马恩的人类起源论,“人性”的本质属于劳动性,它与“动物寄生(剥削)性”形成对立统一,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假丑恶”或“人性劣根性”显然属于“动物寄生(剥削)性”,它不属于“人性”。所以,将一些“假丑恶”或“劣根性”也冠以“人性”予以表达,属于错位或越位,它会严重影响着马恩人类进化论原理的理解与阐释,难以体现人类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的基本事实,也会为西方的“人性自私论”留出一定的缝隙可钻。

    (2)“人性恶”与“人性自私论”。将“人的动物性”作为“人性恶”来理解这一现象,曾在网络中存在了很长时间,有些学者曾为此撰写了大量文章用以阐释“人性自私论”,即便有些很有身份的学者最近在重要媒体上所发表的文章,也依然处于这一迷思之中,模糊并扰乱着社会的视听。

    前文曾辨析过,西方由于宗教神学在其文化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其“神性”便占据了“人性”的位置,而按照其《圣经》的说法,人一出生便带有“原罪”,所以便阐释为“人性本恶”,再加之达尔文的动物进化论,由此而进一步巩固了其“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中华语境中,虽然“人性的善与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人毕竟还存在着“善”的一面,而在西方语境中,其则“人性全恶”,所以其“人性”就被囫囵个地理解并阐释为“自私性”和“动物性”。

    然而,我国许多学者由于受西方理论与思维影响至深,始终走不出“人性善与恶”的怪圈,这表面看来似乎遵循了“一分为二分析法”,并且也很能“之乎者也”一气,但实则是在将“人性与动物性”捣糨糊,将社会科学这一基本概念越捣越乱,并与西方的“丛林法则”搅在了一起,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搅在了一起。

    (3)“人性与动物性”概念的厘清会对西方意识形态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根据马恩的“唯物论本原”原理,我们中华语境中的“人性善”类属于“人性”,而“人性恶”则类属于“动物性”,这已经由马恩的人类进化论原理给出了明确的释义,由不得那帮酸儒或“精英”们再对其乱捣糨糊。所以,对“人性”本质的探究与阐释,它属于能够影响中西方文化与思维全盘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属于辨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资本主义理论根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一旦这一概念与西方社会沟通成功并取得共识,就等于挖掉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根基与祖坟,它对于由那帮西方政客所玩弄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具有“釜底抽薪”并摧枯拉朽的作用,台独、港独等更是不在话下,他们运用“动物性”冲击我们“人性”的本质便会彻底暴露于世人面前,其妄想“颜色”我们社会主义的企图,很可能会被反噬其身。

    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要想能够有理说得清,就要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一些基本概念要从本根上予以阐发,否则,如果继续沉浸在西方理论与思维之中,与其搞那种“戳戳顶点”式的论辩,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二)中国政治“变与不变”的三大背景

    大家都知道,我国《易经》中蕴含着“变与不变”的基本原理,其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始终不变,而其特殊矛盾或应用理论则顺应自然,应时而变。再对照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自信”始终不变,而又根据国内外局势的运动发展一直在强调“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一直在积极求变,这就是我们《易经》原理的具体运用。

    搞政治需要很高的智慧与灵性,它不仅需要视野开阔,也需要思维活跃,哪些“不变”,哪些又“求变”,在“变与不变”原理的运用中,我国学界在中华系统论的现代化研究中需要掌握三大背景:

    1、宇宙系统论背景。它关系到认知并改造自然的问题,主要涉及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从大的方面来讲,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要受自然规律所制约,但由于目前人类对宇宙的基本认知还有欠充分(等待自然科学界的最后确认),所以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可稍微忽略一下,不必太纠结于这一问题。

    2、社会科学系统论背景。这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马恩人类进化论”,它阐释着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基本原理,其应该属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

    马恩人类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始终不变,一直都属于“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运动,而特殊矛盾和应用理论则应时而变,所以,它与我国《易经》的思维原理是一致的。

    3、世界发展现状背景。这属于“变与不变”基本原理中必须要“变”通的范围,如果只知基本原理而不知变通应用,否认“现实”环境的存在和制约,那也会劳而无功,甚至会事与愿违出现更坏的结果,苏东剧变就是鲜活的例子。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将自己的建设和发展与其联系在一起,这属于国际环境与各国自身发展的联系问题,更属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在这种环境中谋发展的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由这一点所推动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坚持马恩人类进化论基础上,只要掌握了这三大背景,我们特色理论研究的大框框就基本能够成型了。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即“民心相通”,所以对于文化的全球化和“民心相通”问题,其属于我国文化与理论界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这一问题必然要融合于其中。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一问题其实上面已经讲过了,但由于其属于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自信”,尽管与上面有所重复,再次对其强调一下也不为过。

    长期以来,一些网文和网络讨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模糊不清,而通过运用中华思维解读马克思主义原理,它却阐释得淋漓尽致,异常清晰。

    再请参考前文中的“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其核心层中的“劳动与人性”既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也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其“自然界与动物性”,既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通过这样对比分析更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属于一种腐朽没落并有待进化的理论体系和政治体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所以,只有运用“从0到1”基础研究这种中华思维方式才能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原理,才能搞清楚其基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其真理性的光芒煜煜生辉。

    同时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理论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意识形态,并且属于其最基本的内容,这根弦在我们头脑中需要始终绷得紧紧的,不然所研究的结果就会成为历史垃圾。

    三、改革开放中的中华智慧

    这个话题在前些年是不能讲的,否则它会泄露我们的“军国大计”,但现在由于特朗普撕毁了中美“合作”的面具,单方面悍然发起了经贸战,并且愈演愈烈,我国被迫不得不出手应战,中美关系已转入了另一种态势。尤其是在目前的香港事物中,美国运用其“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极尽挑拨鼓动之能事,这显然属于一种文战,我们更是被逼不得不出手应对。由此,现在可以尝试着正面谈谈这一话题了,它应该可以为我们国人提提气,也能为前沿谈判的“将士”助助威。

    中华智慧问题属于人文科学(软件),但它又与经济学(硬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有力促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回顾改革开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可以反映出我国政治对《易经》和马克思主义“变与不变”原理的继承与发扬,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其“原则性+灵活性”运用得更为娴熟。

    国际国内一盘棋,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学到了很多东西,经消化吸收后,它们都变成了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与完善,并以其为基础进一步产生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改革开放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许多学者侧重于这样理解),它与整个世界也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步步的发展中,无不浸透着高超的中华智慧。

    (一)“韬光养晦”属于大智慧

    在改革开放之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我国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对内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对外则实行了“韬光养晦”。历史充分说明,这一战略调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其对内达成了“凝心聚力谋发展”的社会效果,而对外则为我国争取到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保证了我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在中共党史与军史中,红军由于抗战的需要,曾与国民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当时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有人把领到衣帽愤怒地摔在地上,它成为了我们党史和军史中有名的“换帽子风波”。而正是由于中共领袖们的大智慧和坚持,不但达到了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目的,也使我们中共军队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而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我国领导人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决策,隐藏起自己的政治追求,放弃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其原理就属于以上所说“政治的‘变与不变’原理”,以“世界发展现状”为背景,将我国的经济建设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从而抓住了历史机遇,将我国一举建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次并没有“换帽子”,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暂时摘下了帽子,开始了我们的“韬光养晦”并暗中积极发展之旅。

    这曾经让西方那些政客和理论家们心中窃喜,认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从而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希冀通过他们的暗中操作和我们内部的自我“演变”,用以“颜色”并颠覆我国的政治体制。其小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能通过这种方式像前苏联一样“颜色”并颠覆中国政治,那是本小利大最划算的一桩大买卖。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们事实上一直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是明面上藏起了自己的“红帽子”,但并未戴上他们的“民主帽”,只接受了其经济发展的内容,却拒绝了其“民主化”思想,既吊着它们的胃口给它们希望,又暗中防范并杜绝它们的政治企图,在国际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历史大剧。

    等到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便在内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与党内整顿(这属于人文科学),继续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而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而这种独辟蹊径的特色社会主义令他们更为头疼,也更难对付,因为它适应性更强,更能利用各种条件发展壮大自己(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那种兼容并蓄的生命力),等西方那帮政客们醒过味来,便为时已晚,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它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经具备了反遏制反制裁反摩擦的实力,中美之间的经贸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二)我国不但会借势发展,并且还谋势发展

    西方近现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其科学优势。而对于西方科学,我们并不一味地予以否定,它在历史的发展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比如:1)其物质科学的发展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支持,有力推动了世界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2)其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产生将推动新一轮科学大革命;3)在社会科学方面,虽然由于资本的贪婪在经济全球化中攫取大量利益中饱私囊,但它也将全球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西方科学这些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并且其历史使命还没有完结,还需要其继续发挥作用,我国对其学习借鉴并坚持与其“合作共赢”的理念无疑是最为理智的。

    但科学是继续向前发展的,美国万万没有想到,其所努力推动的科学发展和全球化却正在推进着人类文明产生新的跨越(现正处于酝酿并量变之中):1)其大爆炸理论不但为中华系统论给予了科学验证,也深深撼动着其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2)其经济全球化不但有力助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垫了底;3)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全球化问题上,它还在主动“让贤”,比如美国一帮政客目前所奉行的“退群”和“贸易保护主义”,就能很明确地反映着这种现代化“禅让”,并且还妄自尊大像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寻求与中共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结果却为中共军队送来大餐,不但壮大了中共军队,自己也从此一蹶不振。

    美国目前很明显是在拉世界历史倒车,而我们中国则是在努力促使世界历史向前发展,这种基本态势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无论其如何“退群”和“贸易保护主义”,都挣脱不掉其已经织就的全球化这张大网,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其自己死死地捆绑于其中。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些率性而为(我国领导层则异常清醒),但其为了全球性掠夺而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却在我国经济发展赶上来之后,为我国接手其主导权和领导权提供了便利,其“丛林法则”理念所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将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中国不但通过“韬光养晦”借势发展,还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谋势发展。在这场历史的大变局之中,我国运用中华系统论思维和智慧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取得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成就。

    通过分析西方所曾醉心的科学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其无论如何都跳不出中国“阴阳”系统论的“手掌心”和中华智慧的大手笔,美国那帮政客们在意识到这种“玄机”后,其内部正在为此而互相抱怨,有的在抱怨其前总统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失策,有的在抱怨特朗普挑起中美经贸战,说明其内乱正在发酵中。在目前所进行的G7峰会中,其它国家都对美国发起的中美经贸战心生不满,在世界经济发展问题上,西方阵营的内乱也正在发酵。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其“丛林法则”意识形态作祟,其内部发生矛盾互相撕咬属于一种必然现象,这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属于人类进化的必然逻辑。

    所以,我们不怕特朗普在气急败坏之下耍“小性子”(其事实上都属于昏招),而且我们现在还盼望他如此折腾,其越折腾对我们越有利,越会助推我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最终其仍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增砖添瓦的作用。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华系统论智慧那可不是白给的,在中美博弈中,美国最终将无计可施,就像抗美援朝战争一样,它还是会不得不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迫使其不得不放弃霸凌思维,不得不放下身段接受“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这一战中国已经胜券在握。美国在全世界耍淫威的过程中碰到中华文明与智慧,那算是遇到克星了,通过这一役,相信会让特朗普等再强化一下自己的记性。

    (三)中华智慧总能够“妙笔生花”

    据一些经济内行人讲,“股市属于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自己虽然这方面属于外行,但也想借此机会谈点看法。

    单从股市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股市筑底已基本成功,正在准备掉头向上,而美国股市却已经开始从高位掉头向下,这大体能够反映出中美两国经济的基本态势。也就是说,中国股市目前处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洼地”,而美国股市则正处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高地”,不知这种态势是由中国高层所精心谋划还是历史的自然走势,但它都能反映出某种基本的趋势。

    从这一基本态势来看,我国经济最不怕与美国经济进行博弈,美国政客的张牙舞爪,那属于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从我国最近对美国发动的经贸战进行坚决反击就能看出,我国领导层对这些心中很有底,其宏观分析和战役时机都把握得很准确,有点像当年指挥我国解放战争时期那种“大决战”的气魄,其结局也应该具有“大决战”的后果。

    现在有些报道担心中国明年经济增长会因中美经贸战降至6%以下,但美国受伤会更严重。随着中美经贸战的升级,全球经济都受影响属于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经济增长受影响也是肯定的,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大。由于我国有实体经济垫底,不害怕股市波动,但美国的虚拟经济则很害怕这一点,因它能影响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全局,中美经贸战会使其股市加速下行,从而引发其新一轮经济危机,并导致其政治也会处于危机之中。从我国对美国的反击效果看,都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并且“稳准狠”,特朗普等应该领教了什么叫“中华智慧”,他那种“交易的艺术”与我们的中华智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美国一帮政客想搞乱香港局势,从而影响我国内地政治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图谋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会激起我们全国的同仇敌忾,并会在香港动乱平息后加速国际资本向我国的快速流动,他们很可能又在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发挥“神助攻”的作用。

    这有可能属于中美之间“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政治与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一役,它会有力推动世界大变局的进程。通过这一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有可能会被拉下马,特朗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不但会将自己的政治小命毁于一旦,也会加速美国政治与经济的衰退。

    根据我国《易经》“变与不变”的系统论基本原理,我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性+灵活性”做法,其总能够“妙笔生花”,也总能够演绎出“以弱胜强”的历史篇章,它不但保障我国革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成功,而且还保障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了各种国内外具体形势的变化,从而使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顺当,也越走越宽广。

    中国从“韬光养晦”到“奋发作为”,中美(主要)从“合作”走向“经贸战”,最终在教训它一番后再回到“合作共赢”,双方便会无可避免地出现战略易势,这已成定局。而这一段历史,将来会成为我们党史和国史中精彩绝伦的一笔,它也将会在以后的历史教程中成为一段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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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5年生于山东惠民县,1971年高中退学在农村做了近1年的8分工农民和3个月的合同工,1972年12月入伍,1984年通过在职学习获取部队“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大专学历,1992年转业到“滨州外贸食品公司”,1997年下岗四处打工,2004年创办企业,2005年“因病退休”。因文革期间没能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养病期间便自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想搞懂搞通一些问题,由此发现一系列矛盾,便顺着矛盾一直追到了宇宙观与方法论。由于是自学,从未在正规杂志发表过文章。所以,在草根网开博(或许是不知深浅)也算是自己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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