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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天使女孩案”
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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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20日的“南京彭宇案”曾经轰动了整个中国,2013年7月24日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南县的“天使女孩案”,则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目瞪口呆:“助人为乐惨遭雷劈”现在升级为“助人为乐又遭雷劈”加上“助夫为乐不怕劈人”。

  “天使女孩”胡依萱在微信上最后留下的话是:“送一个孕妇阿姨”,“到她家了”。案情令人不可思议:孕妇谭某以前有外遇被丈夫知道了,为补偿丈夫白某,她按丈夫同意的计划把女孩骗到家,丈夫白某骗女孩喝掺有迷药的酸奶,然后开始下手性侵;当发现女孩来例假后,白某停止了强奸而实施猥亵;女孩醒后,白某怕事情败露,遂在孕妇谭某的协同下杀人灭口。

  人们在悲剧发生后,往往会进行“如果不是那样,就可能怎么样”的分析。是啊,如果孕妇谭某规矩本分没有外遇,如果孕妇谭某不用害人的办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如果丈夫白某不同意妻子的害人术,如果女孩不那么助人为乐或选择报警寻助,如果女孩帮人时不是发微信而是让对方知道她拍下了画面并传出,如果女孩对谭某和白某有所警惕而不吃酸奶,如果白某想到自己十五六岁的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停止作案,如果白某犯罪后知错认错,如果孕妇谭某坚决阻止丈夫白某杀人灭口,那么,事情的结果确实有可能完全不同。

  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那么地平静、冷血、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一时失手”的痕迹。说他们是“禽兽不如”,恐怕只会是侮辱了禽兽。难怪人们会悲叹说:“见过邪恶的,可真没见过如此邪恶的”。是啊, 冷血只会让邪恶更显毒辣。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有的人从本分选择偏向善心和高尚,而有的人则从本分选择了偏向低劣、甚至无耻犯罪?到底是个人的因素还是社会的因素在起着更大的作用?我们又能从案件里得到什么教训?

  人跟人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否则就无法解释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个人的不同行为。“文化心理学”对个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有过一些跨文化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一些残酷的凶杀案里(如1991年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卢刚杀导师一案,两周后密歇根州的白人失业邮递员杀死原上司和同事一案,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辉杀人案等等),不论凶手是哪个民族的,美国人偏向于强调个性的作用更大,而华人华裔则偏向于强调环境的作用更大;所以,倘若环境因素变了,美国人偏向于认为惨案仍会发生,而华人华裔则倾向于认为惨案有避免的可能。

  也就是说,在个人责任之外的原因分析上,美国人更偏向于“个性思维”和从个人身上找原因,而中国人则更偏向于“背景思维”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枪支控制能大大减少枪杀案显然说明了制度的重要,但似乎我们中国人更愿意相信,人都是好人,只是有的人在特定情景下会“鬼迷心窍”。以前类似“天使女孩案”的案子确实有,例如,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因求婚遭拒后泄愤报复,奸杀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飞,为灭口又将其三岁的弟弟王家红杀害。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0年12月底,田厚波在重庆市忠县开车撞伤了当地一个女乞丐,驾车逃逸后1小时,又返回事故现场,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压死。

  分析这类案件的原因,当然是为了有助于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问题是,美国人的“个性思维”和中国人的“背景思维”到底哪个更有道理呢?强调犯罪的环境因素,会让我们中国人更注重社会环境的建设吗?还是说社会环境的建设太难,所以我们中国人宁愿选择按传统的“亲疏贵贱”差别心理去行事(结果对外人下手狠的事更频繁)?

  深入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原因分析不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即便“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的细节再有说服了,结果差别还是不大。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来概括说: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这里的微妙之处是,一个社会不可能去直接控制那个“个人的内因”,也不可能事先知道“个人不良需求的强度和犯罪倾向”,所以,社会能够做的,只能是去间接地控制“个人不良行为”的成本代价。换句话说, 社会只能想办法使“善心和高尚”更容易受嘉奖,同时使“低劣和无耻”更容易受惩罚。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可操作起来难度往往非常大。因为更为微妙的地方是,社会的奖惩有很多防不胜防的不确定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律的奖惩不可能“全场盯人”、“无孔不入”,即便我们给全社会都安上了摄像头,即便警察能够不计成本地“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侵权的界线和监控的死角也会存在。所以,在法律制度之外,一个社会只能选择通过道德文化来降低“社会奖惩”的成本。

  可见,个人行为的控制问题变成了行为的代价问题,行为的代价问题变成了社会奖惩的成本问题,社会奖惩的成本问题又进一步变成了道德文化的作用问题。正是在道德文化这里,包含着那个“个性思维-背景思维”的最微妙之处:道德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道德靠的是个人的自觉,而个人的自觉程度又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和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所以,“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最终是相通的,“个人的特定情景”就是这两者的交汇点。

  以上的原因分析可能暗含了非常丰富的“政策含义”,主要集中在“个人防范”、“制度改进”和“文化改造”三个方面。“个人防范”的措施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这包括助人为乐时让对方知道自己拍下场面并传出,不轻易接受别人给的食物等等。“制度改进”不仅仅是增加警力和公共监控,还要大力宣传这类公共救助渠道的存在,以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

  最难的当然还是“文化改造”,因为,“文化改造”涉及的是长期行为的惯性,涉及的是个人和社会对各种行为结果的预期;改变预期取决于正面结果能否稳定超过负面结果,而个人对结果的改变往往无能为力。更不幸的是,“从我做起”往往无力突破这种“囚徒困境”,因为,自己“从我做起”而别人不“从我做起”,就会最终导致每个自己都放弃“从我做起”。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说过: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一有危难就能得到救助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引伸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社会费用(如中国的“墙文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伸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好心更常恶报”甚至“坏人更常当道”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社会悲哀。

  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文化如何改造?可能的出路是“通过制度去推动文化改造”,是让“从我做起”得到稳定的呼应,让“先出善招”的人对“以德报德”有制度性的信心,最后使 “道德机会主义”和“不怕冒更大道德风险”的侥幸心理得到控制。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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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让这对欺骗奸杀善良女孩的恶魔,遭受到人类有史以来所无法忍受的痛苦!----凌迟!活剐了这双恶魔以儆效尤!
    2013/8/9 17:36:28
  • 呼唤凌迟重刑的重新出台。。。。。。。。中国需要凌迟!腰斩!车裂!。。。。。。中国呼唤严刑峻法!
    2013/8/9 17:28:13
  • 你对连自己发型都选择不了的事实视而不见,还有脸来和我谈选择权。瓜农有卖瓜的权利但没有在任何地点卖瓜的权利,因此城管有执法的权利,但没有打人的权利,更没有打死人的权利,因此他们将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像你所谓的好时代里,随便一个罪名就能把人打死,不负任何责任)
    2013/8/9 7:26:36
  • 必须恢复严刑峻法,尽可能的动用残酷的刑罚对罪不容诛的恶魔进行惨烈的酷刑惩罚,务必使之生不如死。----如此,才能杀鸡骇猴。

    变态恶魔太TM多了。
    2013/8/8 18:10:39
  • 恶魔,纯粹的恶魔。这对夫妻必须处以极刑。

    个人建议恢复‘凌迟’刑罚,最近十年,应该被凌迟的魔鬼太多了。

    罪不容诛的恶魔太多了。说禽兽,实在是对禽兽的侮辱。禽兽从来不会有意犯罪,切记。
    2013/8/8 18:07:37
  • 哪条路好就走哪条路,这是人民的选择,不存在硬要走这条路或只能走这条路的道理,而且说句支持刘就是反革命吗?那个年代,更好笑的事情还有,有个叫李范五的,堂堂黑龙江省的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就因为发型象老毛,被批斗为黑帮份子,当众剃发(网上有高清的照片,不信自己去看)。
    2013/8/8 15:28:36
  • 免费上免费住免费医疗,听着是蛮好听的,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或是你的长辈,究竟有多少人能享受到这种免费,即使享受到了又是一个什么水平的免费。
    2013/8/8 14:30:10
  • 回楼下:完全可以这么做,不过众所周知,在那个“天堂“般的时代,照相机这个走资派的东西可是个稀罕物,当时发生的一切罪恶,能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的,万分之一都不会到.
    2013/8/8 14:26:36
  • 回楼下:是应该追查真相,把类似的事都说岀来,不过在网上就能查到大量清晰的批斗乃至枪决所谓的反革命的照片,不信你去看看
    2013/8/8 13:22:13
  •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伸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好心更常恶报”甚至“坏人更常当道”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社会悲哀。----
    如果此类现象成为社会主流认知,则离崩塌不远。
    2013/8/8 10:42:04
  • 社会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人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分子。
    2013/8/8 9:39:25
  • 支持楼主的文章极其结论。
    2013/8/8 6:14:51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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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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