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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与房屋拆迁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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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由一个又一个优化行为(主要是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的优化行为)进行作用来实现的。而对于特定优化行为的经济价值、社会意义、相对优化水平及其必要性的认识,与其相关联的利益群体,特别是旧城改造这样需要腾出特定空间范围里的既在者的房屋所有权人,对建设行为的认识,更是会受到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诸多不一致的差别;以致在其实施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相关联的利益主体认识不同步、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不同、异动的利益诉求不同等情况。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现实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在市场等价值原则基础上适当增加实体利益的补助和奖励措施下,能够得到相关联的特定范围内权利人的支持的程度符合(右偏特征的)正态分布的规律。这就是说,相关联的特定范围内权利人对计划中的建设行为的支持情况,自然存在支持和不支持的分歧。而且数学领域的博弈理论又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这种分歧所产生的纠纷和矛盾,还会被其中并不善良的权利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进行博弈、重复博弈和反博弈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复杂而尖锐。绝对理性最容易走向博弈的困境——即策略性地以不合作为威胁进行利益博弈,从而在利益和心理的根本上破坏作为发展进步基础的行为的合作状态。

    为现实地面对并积极地解决这种复杂的分歧纠纷以致矛盾的情况,创造有利于建设性的优化行为顺利推进的具体条件,智慧的人们早就一方面寻找到制订法律的方法,以制度性地减轻或避免发生严重分歧纠纷和矛盾情况的措施;另一方面,现实地面对所发生的分歧情况,在行为决策机制上,找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具有民主意义的制度性快速决断的方法,现实地在分歧中智慧地找到了实现合作的方法。这是制度理性的具体实践,也是文化智慧的理性应用和表现。

    少数服从多数作为一种天然形成的古老的民主制度,是在民主投票的制度 <https://baike.so.com/doc/7858466-8132561.html>中设定并要求少数人必需服从多数人的意志的决断方法。在此基础上,特定范围内的人们可以就某一行为的若干方案(只有一个方案时,其实施与否就是两个方案)进行投票,获逾半数或以上的人支持,就将该方案作为一种行为原则确定下来,要求所有相关联的权利人都接受并遵守。这是人类社会中法律之所以产生的行为基础和程序机制。也只有这种行为方法原则性地上升为法律的时候,才能有效应对在利益的驱使下进行博弈、重复博弈和反博弈的行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有关优化行为的顺利实施和实现。

    任何组织内部,对未来将要实施的特定优化行为的方案,都有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都会有认知和接受程度上的分歧,相关联的人们自然会在态度上分群,而有少数与多数的分别与存在。这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社会现象。冷静而又客观地分析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分歧,本质上是由于人们有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分析判断事物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基础不同、认识能力不同、感情好恶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使得组织内部产生不同的意见,以至分歧,乃至不同的派别。这是导致组织内出现少数和多数的分歧与区分情况的思想和行为基础,最终都刚性地落实并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联关系和利益诉求。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的现实情况下,要实现某个被选择的优化行为,以具体推动社会的正常发展,必然要对一部分非理性的不支持者进行强制。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之所以产生并被选择的原因。在现实意义上,这是最经济的、最可行的、相对较高效率的社会性行为决策方式。

    当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实现,以所有参与其间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前提条件。前提性的平等的权利,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灵魂和成立基础。但是诚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所说:法律是调整人们关系的特殊的行为规则,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国家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是实行阶级 ,它的本质 在于阶级统治。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相对民主的,至少是让所有权利人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话语权了,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机制进行决策并行为,要求少数人必需服从由多数人通过特定程序的方式所作出的决定;否则,就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以迫使其服从。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就是把社会中现实地形成的处理分歧和矛盾问题的自然秩序,以立法的方式上升为具有制度强制力的行为秩序。

    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在发展的问题和困难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我们国家的选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原则,正是社会性行为选择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性选择方式的具体表现。而且我们在具体实施房屋拆迁的时候,为实现适当的合理补偿,还有价值评估、自由协商(包括反复协商)、法律救济等法律措施和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们保护公民的人权和财产权等权利,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是民事意义上民事主体间的平等,不是权利人与国家或者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平等。权利人个人不管有怎样强大的经济实力,都不能跟国家平起平坐。事实上,《宪法》和《物权法》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可以对公民合法财产进行征用和征收,就是因为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进而在法理上和法律上具有相对较高的和优先的行为权力。

    分析我们的社会历史上之所以会产生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首先是由组织统一行动的要求所决定的。其次是由维护和发展多数人的、组织的长远利益的要求所决定的。其三是由多数人的认识通常相对正确所决定的。组织内部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时,就要优先照顾多数和组织的长远利益,同时兼顾少数和个人的利益。一般来说,多数人的、组织的长远利益是组织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因。从认识问题的角度看,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终究还是正确的成分居多,因为集体的思想、观点、智慧和经验,能够从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反映问题,可以大大减少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人们的主观认识更加合乎客观实际。通常多数人的智慧一般要高于少数人,多数人共同做出的决策,其失误的概率相对较小;而且,即使发生失误,由于共同承担责任并纠正错误,也相对比较容易。虽然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总是有真理还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发生,这在社会实践意义上就要说服解释和耐心等待;但在通常情况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性行为决策的效率较高、风险较小,还可以比较宽地分摊风险,试错的行为代价也相对较小。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认知强制、意志绑架,乃至行为和利益的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高了社会优化发展的实现效率,降低了行为的实现成本和风险。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也是能够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民主机制(民主决择机制),是当今社会公认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相对公平”实质性地高效地保障了“多数人”的利益;从而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进而使得特定的优化行为能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自觉执行的行为规则,使特定优化行为的规则具有了生命力,而非一纸空谈。

    关于多数,简单地说只要大于50%,就是多数了;而100%,则是协商一致。理论上看,在50%与100%之间有无穷多个能称得上多数的点。其中51%是最简单的多数,除此之外,还有2/3、3/4、80%、90%、99%多数等等。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标准上,有组织系统只要求51%的。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美国宪法修正案,也是要由国会两院2/3议员同意,或者2/3的州议会的请求,经过3/4的州议会或修宪会议批准后生效;其它法律中可以用2/3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不能投弃权票),使议案自动成为法律。

    我国一些地方进行模拟拆迁或模拟征收时,进行同意拆迁的意愿调查时,要求90%的多数同意;签订补偿协议时,要求协议比例达到80%或85%多数,才让协议生效,对剩下的20%或15%采取行政征收,乃至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完成全部房屋的征收工作。

    我们确实要平等地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在具体落实上主要表现为前提性的、程序性的保护;就房屋所有权而言,遇到“为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和适当的补偿的征收进行处分。而其它建设行为,需要拆迁特定范围里的房屋时,可以用民事协商和经济合同的方式进行,但为个别非理性的极端情况,应当可以在法律上采用/制度性地设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民事协商或经济合同比例达到所要求的多数(譬如3/4、80%、85%)时,依法程序性地转入“为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征收状态,从而合理合法地解决怎么应对极个别人非理性的极端情况,从而有效地保护已经以签订(模拟)拆迁合同的达成合意的大多数人(规定为3/4、80%、85%)的利益,有效推进较高优化水平的优化行为的实现。

    这样的法律安排,可以从制度上根本性地消除极个别人不正常地非理性地进行利益博弈的行为空间,从而从根本上防止极个别人非理性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而让为特定建设腾出行为空间的房屋拆迁行为全面地具有良好的行为秩序,有序地合理地进行。从行为意义和法律精神意义上看,这在理论上是正当的、合理的、正义的,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作为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为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样的法律制度选择和设置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完全合理而又可行的,完全正义而又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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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数服从多数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前提是多数都是知情且明确表达意愿的(往往不够知情)。而且谁说少数人的人权就不是人权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越知情越是少数,强权就强权,绑架民意就绑架民意,非要说少数服从多数,扯蛋。兼顾的往往是开发商和官方的利益。
    2018/12/12 2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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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71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1992年毕业于邵阳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现邵阳学院)建筑系,1992年至邵阳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工作。喜欢阅读和思考,业余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明创造。
我的所有文章,包括哲学、文化理论研究文章,都摘自拙著《纽带论》,35万字,正寻求出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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