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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文化
20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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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文化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也是与此相适应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蒙古族游牧文化,是逐水草而迁徙,适应自然环境而驻牧。蒙古人有敬畏苍天大地的观念,有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精髓,是遵循自然规律,在保持水、草、畜的生态平衡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

    游牧文化依赖、适应、崇拜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为适宜的自然环境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资源,游牧业有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固有机制,游牧民族有与自然生态相适应 的固有观念。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适合狩猎和游牧,孕育了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是游牧文化的摇篮。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 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13世纪,蒙古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继承、汇聚、整合和发展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蒙古族游牧文化。蒙古人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中领悟到,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生态智慧形成、传承和凝炼于蒙古 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美学与哲学、法规与律令等诸多方面。

    “逐水草迁徙”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人类对自然对象性关系的适应,以天然草地放牧,遵循畜群性及季节等自然规律,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承能力之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资源又 不使其破坏。季节营地的划分是游牧业最明显的特。营地指集中放牧牲畜的地方,是牧人对牧场惯称。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还要根据草场与牲状况,做多次迁移。游牧民每年移动的轨 迹大游牧圈。大游牧圈形成的原因与水源有无、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都有。游牧民以牲畜粪便作燃料,放牧地当年的牛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水 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土壤中。这就要求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年基本都一样。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其撰写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粪马 粪烧火来煮食物,皇帝和贵族与其他人一样,以牛、马粪烧火取暖。”草原上树木很少,生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

    蒙古民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适应游牧的动态生活方式。在服饰上,蒙古族服饰具有浓厚的草原风格和适合游牧生活的基本款式。它主要由首饰、袍子、腰带和靴子四部分组成,是丰 富多彩的生态艺术。蒙古袍是最实用、最具“生态”特征的:肥大的下摆一直垂到靴子,冬天防寒护膝,夏天防蚊虫叮咬、遮暴晒。宽松的上身部位,穿着时与身体分离,形成封闭的“小气 候”。腰带系的宽而紧,使得牧民骑在马上,能始终保持腰部的稳定垂直,减少腰部的疲劳。行可当衣,卧可作被。

    在饮食上,更可看出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创造力,食物构成大体可分成两大类,即乌兰依德根(肉食)与查干依德根(奶食)。肉食多以煮食为主,春夏季肉食丰富,便将剩余的生肉割成 细条、撒上盐、放在通风处晾干;也有人再把干肉磨成肉粉。吃不完的奶乳品分离成奶和油。奶经加工制成奶干、奶豆腐,奶酪等干制食品。这样不但减小体积,而且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和 保存。

    在居所上,蒙古游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时期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黑鞑事略》曰:“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得水则止,谓之定营。”它由木骨 架和外覆毡片组成,冬暖夏凉,抗风御雪,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是适应游牧生产生活的一大创造。蒙古包是人类长久性住宅建筑中用材最少、建筑方式对自然破坏性最小的建筑,非常有利 于保护草原植被。蒙古包是蒙古民族传统的住房,又称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称格儿。游牧民族为适当游牧生活而创造的这种居所,易于拆装、便于游牧。

    蒙古族游牧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宗教主要包括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和佛教的生态观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族传统的生态理念,是一种以自然界万物有灵为信条的思想。萨 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教一开始是多神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天地神、山水神、风雨雷火等自然诸现象的神灵、各种动植物之神等) 和祖先神灵。后来逐渐形成主神教,把天作为主宰一切的、决定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占重要地位。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主宰一切,是蒙古人的最 高神灵,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地神“额土根额克”养育一切生物,掌握万物生长。蒙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作养身之母,于是产生了“天父地母”之说,有了敬天地之俗。“天 父地母”是蒙古人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和谐理念。有了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大自然被萨满教赋予灵性,被重构,再生,超越原有纯粹自然的属性,被神格化和人格化。蒙古民族的生态 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宗教信仰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积淀为一种生态保护的遗传基因。

    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藏传佛教中的萨迎派(红教),但广大牧民仍信奉萨满教。到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俗称喇嘛教),并由土默特 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是因为喇嘛教的某些教义与主张迎合了蒙古游牧民的心理。由于萨满教宣扬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大封建主死后,要用人畜殉葬 ,滥杀牲畜来供奉死者的灵魂,对畜牧业发展不利。黄教反对杀生祭祀活动,从而获得了蒙古牧民的好感,为古代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因 果法则、慈悲心怀、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在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蒙古族不仅利用宗教的、习俗的手段对大自然加以保护,而且还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自然生态。如果说宗教信仰源于人的心灵,是自觉、自律的行为,而这些成文法规法典是强制、他律 的,和游牧民族传统习惯法一起,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把自然保护意识上升为游牧人的民族意识。生态保护和环境安全意识成为游牧民族的民族意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核心价值观。

    蒙古族在“约孙”(习惯法)时期,传承古老习俗规定:“禁草生而锄地”;“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萨》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启了蒙古人生态观念向法 制化过渡的先河。据《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在《大札萨》法典条文中就有:“禁止人们手浸入饮水及用水中。汲水或取水,必需使用适当的器皿取用”;“在水源或者火种中便溺污染者, 处以极刑”等。1251年,蒙哥汗登基之时,就颁诏天下:“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不要让各种各样的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对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 猎使它们疲惫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作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上(生活)的禽兽免受猎人”。 蒙古族帝王登基对自然之物如此的情 感关怀,可称为世界第一部生态保护宣言。元朝忽必烈皇帝下令规定了禁猎区和禁猎种类。禁止捕杀野猪、鹿、獐等动物,保护天鹅、野鸭、鹘、鹤、鹧鸪、鹰、秃鹫等飞禽。几乎所有元代 统治者都下达过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蒙古族。各代皇帝或部落首领遵照这个传统,把生态保护内容进一步扩充或更加具体化。元代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至元条格》、《通制条格 》、《元典章》、《元史》中的相关部分等)、《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法典,其中都有保护畜群、保 护草原森林资源,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等内容,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蒙古族游牧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化表达,例如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格言谚语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的 蒙古民歌等都有丰富的人与草原和谐共存的内容。特别最集中的体现在蒙古民歌中,蒙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情感化的表达。

    蒙古族民歌与草原、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天籁之音,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 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例如长调让心灵回归自然。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认为,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蒙 古长调是游牧文化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是一种最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的,它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长调民歌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长调民歌那种 让人荡气回肠,似乎歌者本人已经彻底融化到蓝天白云、茫茫草原之中的辽远意境,体现着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蒙古族游牧文化饱含着对自然的感悟与智慧,是热爱自 然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的文化,是合理利用自然的文化,是绿色生态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物我相融的自然精神,人与自然和谐成为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杨道尔吉认为:各方面专家围绕着草原文化艺术的审美特征,并深入到文化发生、文化形态、文化交融和文化发展等等方面,作出了理性的思考,也作出了具有实践意 义的探索。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则是一种角度,同时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强调了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中对游牧文化遗产的继承、吸收和弘扬。我们确信,游牧文化遗产中最值得珍重并发扬 光大的内容之一是游牧生态文化。它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对自身观照的一种鲜明文化态度。例如牧歌的优美动人在于她的天然。牧人的歌不是唱给听众的,甚至也不是唱给自己 的,而是唱给大自然的。几千年的游牧文明留给我们最多的仍然是对天地的敬畏,对天地的赞美和对天地的倾诉。游牧生态文化是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倾向,更多地通过习俗惯性保留下来,也 通过艺术审美的诸种形式传达下来。我们之所以强调其在游牧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除了通过审美功能以助于认读草原文化,并有助于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内涵充实以外,还有一个期望, 那就是把游牧生态审美中的诚待自然、善待自然的理念烘托出来,传达下去。虽然我们已经离开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远,但那种意念、那种精神,那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却强有力地影响 着我们。

    (本文为《讲好鄂尔多斯传奇故事》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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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蒙古族,1960年出生。现在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没有党派,认为存在区别于老百姓的各种党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党派就是最大的党派;认为无须什么人、什么党派来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群众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理论与政治和党派无关,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编、著出版《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论文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获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书籍;发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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