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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立“长安特区”所依循的逻辑理路
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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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特殊的时代与现行体制背景下,叫不叫“文明对话交融先导试验特区”的名字(当初提出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新文明探索与现实政策走向的更好对接)给不给一种相当于正省级的地位待遇(另起个名字或仅将西安这个副省级中心城市确定为国家直管的一个新时代新特区,也不是不可以的),其实都还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要建立起一套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为人类未来新文明去进行探索的新时代逻辑来;要在一种中外、或中华与世界对接交融甚至引领的大合理路上,去搞一些先行先试的标志性与综合发力的大动作。

    简单地说就是,建议搞“长安特区”,不是随随便便就那么一提,而是有一套逻辑理路做支撑和要为这即将到来的大转折大转轨时代立出一个方向确定的航标来。

    我所依据的主要逻辑理路,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简要地阐释:

    第一,中国当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历史大转轨大转折时期,从“跟随跑”到“引领跑”、甚至从更多地“为自身谋”转到“只有在为全人类谋才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巨大转变,必然要求我们全面彻底地重新梳理自己国家与文明的生存发展之道,进而去为中国和世界作出先行一步的全新探索。

    在此之前,不管改开之前的三十年(那时一度是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之理想话语的)改开以来的四十年,还是更长时间跨度里的古今两千多年、上下五千年(那时,“天下之中心”、“天下人世之中央文明”的大道文明观,是相当有影响力地长期存在着的),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在“为中国、利人类”(或为中华文明体和利天下文明)的局部发展格局下摸索着自身的前行之路的。可如今、特别是从现在开始的长远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若不考虑如何梳理与带动我们以外驳杂多分、且广阔不同的外部世界,若不能很好地朝着人类更美好的多元一统共同体的方向迈进,便无法满足中华文明之道和全球世界对自身的基本要求与普遍期望,也不可能被国内外社会更多地认同是一条可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的康庄大道。

    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存在于思想与理念的层面,其实现实发展的先头部队也已经上路了。从中国与世界一体性的发展、乃至中国引领世界发展这一密切正关联关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不是一个关联中国与世界的破局性实际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不是我们中国中华基于自身共同体理路为全球人类走向一体所规划与展现的新世界图景?!甚至,中美贸易战必然引发的全面之争、乃至根本对决,到最后,也还是要看谁更能给世界一个好的出路、而不是相反。

    所以,如果这个判断是确切无疑的话,如果真是来到了一个不同于建国与改开的新的大转轨大转折之关键节点,如果真是即将进入中国该给世界提供新的大道出路的新时代发展区间了;想想看,我们自身是不是先要在该为人类世界提供怎样一种更加美好与的图景与切实可行的路径上,进行一番基于中华之道理路、实践和面向未来的系统思考与探索呢?这样的责任与这种理路,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中华之道与人类世界未来的绑定思考上强化作为,一定要聚焦于我称作“新文明大道”的前瞻性探索,按照我们一贯的由点到面、先行先试的做法,去搞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先行先试“特区”。

    第二,从我国、我中华文明至少数千年不改的大合之道坚守来说,越是到了一种走出危机、不受胁迫、自信自主、豪迈盛华的正常上升阶段,就越会是更加定力十足地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性作为来,重塑自己一以贯之的文明大道,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地重要。它不仅是中华文明对天下文明或全球世界之责任感使命感的来源,更是我中华文明之道之所以必将促成人类最终多元一统的根本保证。

    大道,自有大道的特别力量;行大道者,也自有行大道者的自信与定力。中华文明这种循大道而行的一贯坚守,往大里远里说,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哪怕前丛林时代、或现霸权国家时代,不仅不可能令其全然中断、终至毁灭,还会在一旦转好后便重新承接天下关怀、传统之道以接续拓展,还会将更多更大的所认知所接触范围、纳入到自己的和合致远怀抱中来-----就如被异族征服了、还反过来同化异质他者文明及不断令中华共同体的族群体量充盈变大一样。往小里近处看,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民众更加自信、发展更为领先以及更多更深入全面地看透了西方之道的种种利弊后,这样的大道行者,必会一步步地重新回归与接续千年不变的原有之道,再次捡起既往屡屡成功实践过的许许多多。比如,重新捡起已被吐槽、厌弃很多年的儒释道思想与文化传统;比如,必然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再造自己的大道文明与文明中心等。

    第三,我们现在多被指认为“主权国家”的这个中国,其实更确切地讲,应是文明共同体与主权国家合二为一的中华文明国、甚至乃以中国(中国一词的本义就是中心都城与京畿之地)居中的中华文明圈共同体(昔日的文明圈至今也没消散殆尽)。既然,在国之背后或国家之上还伟岸站立着一个更为高大、更加虚实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建构,那么,这个在东亚地区延续了数千年、一再反复于原址基础上开新重建的大一统文明体,对于自身“文明中心”的重建,便一定是要充分考量历史传承这一基本向度的,是要在历史与未来、中华与他者、核心主脉与广博交融等更为综合层面上加以全面斟酌的,而不可能只是像新起一座城般,仅仅基于当代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等某些横向专分维度,随随便便找个无根的空闲之地就可以的------哪怕是最初的聚合力量与先行探索,也必然是要有来有由的。

    从客观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两个方面讲,可以说,“文明中心”,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质与客观历史的遗产及接续,还更是一种精神文化乃至主观意识上的遗产与接续。中国人之心的家园,中国人自信的跨时空深层来源,中华文明的盛华气质与大合之道,中华之道的主盛精神与姿态模样等等,不是换个地方和城市就都能发掘、接续上的。旗帜与灯塔,就是旗帜与灯塔!一千年、两千年前是她,今天和明天还会是她。一改、一变,错位与疑问就都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大合文明,根本地要聚合大多人的知行于一不断彰显之大道的;若本就没文明中心的地位与传承,如何能够在新时代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聚合得起国内国际更多的各种力量来呢?!更何况,放着长期形成的崇高历史地位与东方文明灯塔之国际影响不要,谁也不会昏到要去另搞一个无缘由来头的新文明中心的地步吧?!

    就像我们的文明、文明体是靠一次次复兴的叠加而不断变得雄伟高大起来的一样;我们的文明中心、文明之都,也必将会在保留和扬升昔日文明中心物质精神遗产的基础上重新复兴再造。这是传统习惯的使然,更是大道一贯的显现。

    第四,这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转轨大转折,除了自我发展与文明再度复兴的这一理路、向度外,还有一个大不同就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多元文明的世纪相遇及中国对于全球世界的责任。这一次,从接触、碰撞、学习和吸纳自身以外异质文明的角度看,虽然跟自身前三次做过中外大合功课后的文明复兴如出一辙,但在所处境遇、所合时空、所合规模、所合对象上,却有着大大的不同。尤其必须清醒看到的是,如今这看似势不两立的合之道文明与分之道的接触、对接、碰撞、交融、融新与统合,可以说那是上升到了大合的最高层了,其已经是要站上和超越分之道与合之道并立格局的更高之终极统合了。这样的合、大合、统合,是对最极分两条大道的一种最后之合,是之前任何时候都所未曾有过的。

    这个问题,具体到选取先行先试探索特区城市的问题上,便必然会有一个能够很好满足中外相融与全人类整合的基本要求,必须要选定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及今后有可能实现内外多元交融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搞。单单在过去曾是古都、古文明中心而不具备当下较高国际化程度的;仅凭这一条,就不具备这种分合之道统合的基础,就理应会被排除在试点城市之外。比如同为古都的洛阳、开封等城市。

    第五,以上述这些基本的理路与原则为标准进行考察,在其他几乎所有的城市与地方搞这么个大转折大转轨时代的新文明探索特区,都不足以担负起中国为人类未来开创新文明大道的千钧重担,唯有最合适与最可行的一个,只能是重新复名长安后的新长安。

    比如说,在一些中小城市,于刚刚起步的时候搞些小打小闹的新文明探索尝试,不是不可以;但从长期来看,这既不符合大道探索的基本理路,也无法在文明中心或新文明先导基地之聚合性与恢弘开度上,给以国家和世界以一种坚实稳定的开局。我国搞顶层设计搞了多年,相信这种不够从容理性和高瞻远瞩的事,今后是不会干出来的。

    再比如,在现今发展势头不错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中挑选,不是我说,能够胜过今日大西安、未来新长安而担当此任的,几乎再无第二个。我们这里比的,当然不是现如今的声名、规模、经济总量、发达程度等,甚至也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新中国建国以来或近现代以来的名望与成就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旧时代、旧文明或西方主导下之现代物质个私资商文明的遗产(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很好很有益的),在即将到来的新文明时代反倒更多地是包袱和阻滞的反动作用者。一方面中华大道文明的传统传承、底蕴底气不足,另一方面却又拥有过多属于旧的现时代既得利益、西式现代文明的包袱,在这里想要寻求突破、特别是大道始于足下的先期启动,恐怕必定会是难上加难、事倍功半的。

    论及至此,该稍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我们说,面对旧时代、旧文明或现代西方主导下的物质个私资商文明将要大转轨大转折到人类新文明的新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华之道复兴与引领人类开新特区,至少应该满足这么几个基本的条件:

    一是,足以明确标定与彰显古代中华文明、中华大合大道文明体的基本理路;二是,在中华文明之道的历史与传承上占有崇高的文明古都或文明中心地位;三是,具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开放包容伟大成就与公认口碑;四是,在新时代中国向西发展和引领人类大陆文明中心区域建设的基本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前出战略位置或中外文明抵近交融地带;五是,在现今与可预见的短期未来,具备远离政治文化(甚至当下思想舆论的)中心、更少受高度现代文明的深层影响与全盘操控、较好地保有古今以来多元自洽社会的自然态等客观条件。

    其他各条都较好理解,唯独第五条需多说几句。第五条,主要是优势与劣势、坏事与好事辩证转换一类特殊关系下的要求。“远离政治文化(甚至当下思想舆论的)中心”,表面看是现有格局上的劣势,却可令新文明大道的探索,不仅少受一时一任现实政治政策的干扰,而且也有利于阻隔和缓冲一些创新探索带去的放大效应;“更少受现代文明的深层影响与全盘操控”,直接意味着现代化发达程度比较有限,却也便于不同道的新文明之新芽,得以拥有一片干净和没受污染的天空,回归天下文明的大道厚土而自由地生长,不至于遭受过分的干扰、阻滞、重压、甚至残害。“较好地保有古今以来多元自洽社会的自然态”,可能会令卑微的社会显得朴素原始与进展不大,但却能为新文明大道的探索,保有一份丰厚和充满活力的活水来源,令人类新文明共同体的探索始终能够拥有持续不断的多元与一统的社会基础。其中两个重要的社会部分缺一不可,一个是不断发育成长的多元城市社会、甚至国际性大社会;另一个则是紧密相连与古风犹存的自洽自在乡村社会。一个城的综合先行先试,在这个层面上,既要保有现代城市文明的样本,也要保有古老乡村社会文明的样本,还要与科技、虚拟互联等智慧网络社会相结合,做最大最全面的结合统合之尝试。

    一言以蔽之,“长安特区”,既是特区,又绝非一般的特区。唯有中国重新认识了自身的文明体性质和有了重新关怀“天下文明”的责任感使命感,并一定程度上达成引领人类走向多元一统文明共同体的共识后,才可能是其横空出世的那个高光时刻。但不管这一天是早一天到来、还是晚些年到来,我们不愿止步于现代文明成就及弊端的、心中装有人类新文明更美好向往的一群人,都应为此一刻的到来而团结起来一起努力。一个特区,只是一种点上的试验;但于道而言,却意味着不同道的定位与选择。大道,往往起自不起眼处。为中华和人类造道,未尚不能从一个城市的特区试验开始。

    最后需要交代一下,“长安特区”,近处着眼时,就像我们之前所建议的那样,可搞成一个“多元文明对话交融先行示范特区”;若着眼长远未来,则直接可以定性为一个“新文明大道先行综合试验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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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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