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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 还是土地私有化
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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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公布,前些日子围绕着“第三次土改”或“土地私有化”的热议有望暂时冷却下来。说其“暂时”是因为要求土地私有化的理论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决非随一纸决议而消失。说其“冷却”,是因为《决议》用明确的语言重申:“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决议》给出两大理由:一是该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两个理由是否充分和有效,我不作评论。依我之见,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有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简单的理由:土地(耕地与宅地)承载着亿万农户“社会保障”的重大责任。在我的记忆里,是温铁军先生最早提出土地与亿万农民生存、失业与养老保障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无力将8亿农民的失业和养老保障从承包地上剥离出来,交由国家财政来承担,那么土地就不能私有化。我把“土地保障论”称之为“铁军”发现的“铁律”。

  我注意到《决议》对此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再使用“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完整表述,而是用“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的表述方式。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我不知道。或许取消全部农业税费后,由农户承包的土地不再承担什么“责任”了。80年代初,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全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时的政策制度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农户在承包土地的同时,“承包”了一组“责任”。一是对国家的责任,即交纳农业税(后又增加农业特产税);二是对已废除的“公社集体”承担的责任,即向乡镇政府提交五项统筹。三是对村集体承担的责任,即提交三项提留。到2006年末,这三项责任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三项责任从承包的土地上剥离出来交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来承担。对于中国农民与土地来说,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解放。但农户所承包的土地从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吗?温铁军说,还有一项更为繁重,解决起来更为困难的责任,那就是亿万农民基本生存、家庭养老和失业保障的责任。所以,我们还得把这项农村基本制度老老实实地称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

  已富裕起来且富有同情心的城里人说,国家能否将亿万农民兄弟的养老与失业保障也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与城里人同享此“国民待遇”呢?我的回答是三句话:一是“应该”;二是暂时还做不到;三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财政增加,逐渐达到“应该”。补充一句:谨防“欲速不达”或“好心办坏事”。2006年取消农民全部税费负担,县、乡、村三级总共少收了1500亿元左右。该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近4万亿,中央与省两级财政补得起这笔钱。自2006年后,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经费也由政府财政来负担,以防“大病返贫”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逐步覆盖全国乡镇。《决议》提出,按个人出一点,集体、国家补一点的办法,到2020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但关键在于涉及亿万农村工的失业保险,《决议》只提出“扩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根本没有提及“失业保障”问题。事实上,在官方“失业人员”的统计上,只涉及城市户籍人口,从未将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或农民列入“失业”统计的范围。似乎农民拥有承包地便处于“稳定就业”状态。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取消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关键也在于内含在城市户籍内的诸多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养老保障无力赋予进城打工的农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决议》只提及“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市居民”。在1.5亿农民工中,具有稳定就业、较高收入,因而能购、租住房的人,只是一个少数,他们有能力“自动长入城市”。

  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所谓的“工业化”是指“农民”脱离农业进城打工。“城市化”是指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是不稳定的、高流动的,无力拥有高价的城市住房。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进城打工,而无法完成城市化。城市的高价住房和无失业保障将他们挡在“城市化”外。他们的住房只能建在家乡的土地上,“失业保障”只能由他们承包土地来承担。由“农民工”这一奇怪称谓组成的全新社会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内将长久存在。这一庞大阶层的“前锋”会自动地“长入城市”,但绝大多数农民工将长期往返城乡之间,并在一定年龄段回退到农村。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任何“价值判断”都必须考虑到这一难以令人乐观起来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搞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坚持土地承包制,反对土地(包括宅地)私有化,一个重要而充分的理由在于,确保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时,有房、有地且有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士,都拿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益来说事。有些经济学家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产权不清,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抵制地方权力对土地的圈占,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使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有人说,应赋予农民土地(包括宅地、房)抵押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小额贷款问题。还有种种高论,不必在此一一开列。事实上,已经运行三十年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如就确保稳产高产必须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土地家庭承包制肯定不如人民公社体制。规模狭小、雷同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一直存在着。随着农村青壮年脱离乡村与农业,中国宝贵的土地资源的闲置与粗放使用也一直是个问题。小块土地通过自愿有偿转包能否普遍地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也有不少困难。如果“城市”无力为他们提供城市化的成本,那么单凭小块承包地实难支撑起“生活宽裕”的“全面小康”。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私有化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尤其能否解决私有化鼓吹者们提出的那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依我之见,一旦中国的土地私有化,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土地兼并问题必定再次出现。市场与资本一定会利用土地私有化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原始积累”过程:千百万农户与他们的小块土地相分离的过程。自然经营的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一定会协助资本去执行这一流淌血泪的分离运动。结果是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与土地集中;一极是失地、生活又无法被城市吸纳的“三失农民”。假定土地私有化就能更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与收益,这是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社会转型史的惊人无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它是中国农村社会,进而全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用“社会保障”来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作辩护,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中国经济与财政持续增长,国家有能力将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彻底地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成为国家对农民承担的义务。加上城市有能力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与住房(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住房),那时,我们便可着手对这项农村基本制度作重大调整,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一组法律严格约束下的土地私有化。任何制度安排,恰如衣物,总会穿旧,土地家庭承包制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总有一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舞台。但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此项基本制度,必须毫不含糊地反对土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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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主是对中国三农问题下功夫研究的,不是做的象牙塔里凭空想象!
    顶一个
    2011/8/22 13:23:14
  • 建立覆盖城市和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否则,通过以“土改”为切入点的一系列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切实拉动内需,确保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宏伟计划将举步维艰。
    2009/6/27 7:14:10
  •      非常赞同博主的观点。“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把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圈地运动),使他们成为无产者、自由人,而资本家和权贵们掌控了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此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在现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土地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农民的非农收入还不稳定,盲目推行“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造成农民失地,生活无保障,又会导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2009/6/27 5:51:15
  • 管他是哪个专业,理工科毕业的也有不少老汪那样缺乏基本常识的,经济专业出来大师茅于轼张维迎又如何?
    2009/3/8 20:51:19
  • [7楼] 评论人: 索罗四你好!
        请问:阁下的大学,硕士,博士分别是什么专业?硕士,博士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可否言明?别无它意,仅仅是便于鄙人请教一二。谢谢。
    2009/3/8 20:35:56
  • 我生在农村,与其他农村子弟一样,后来读了大学,硕士,博士。我比较主张私有化。但对于是否私有化还是坚持集体所有制,我认为我们讨论没有用。土地制度需要全民(农民)公决。无论私有化,还是集体制,根本的是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力。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但是,对土地制度下土地环境,土壤质量等问题缺乏必要研究。
    让农民自己选择吧。学者的责任是设计制度让他们自由选择,而不是论证他们应该怎么选择。
    从大学就读曹老师的书,很是钦佩。一点想法,供您参考。
    2009/3/8 20:14:13
  •     我认为应该坚持几十年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度,不宜过早私有化。因为:
       第一,现在中国农民人均耕地数量太少(有些村屯才每人一两亩田地),全赖农业生产,有些地方温饱尚成问题,不会有农民有资金兼并土地,能兼并土地的肯定是那些权贵者,他们兼并了土地肯定被大量用于非农产业,如此一来,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大量失地农民将因经济波动(如今年经济危机)失去城市工作岗位后回乡无地可种,造成社会不稳定。
       第二,由于农民现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太少,仅靠农业无法致富,必须大大提高农民耕地占有量,才能使农民致富。若实行土地私有化,要提高农民耕地占有量,农民没有资金够买,政府也不会出得起大笔资金购地给农民(国民党在大陆时因为不想触及地主利益,不敢实行类似共产党那样的土地政策,又没有资金购地给农民,造成极大民愤,致使农民选择了共产党,所以他们只能败走台湾)。因此,农村土地在农民之间流转,基本的政策应该是无偿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土地所有权继续放在集体手里,待农民人口自然减少和因农民城市化减少后,由集体无偿调给下一代农民,才能使农民致富。
       土地集体所有,可能出现的最大弊端是村委会领导人或领导集体为了个人私利,擅自(强行)将土地出售、承包,损害农民利益,因此,国家一要制定法规政策,二要采取严厉制裁手段,遏止未经农民集体同意出售、承包集体土地的行为,保护农民利益。
        待农村人均耕地足以保证纯粹从事农业的农民过上富裕生活、而且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农民到城市谋生本领增强、完全可以变成城市人口的时候,才可以实行土地私有化。
    2009/2/19 8:08:39
  •       国家的政策已经出来了,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归公归私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了。而焦点在于是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如何整合农村的土地资源提升土地效率,及如何保证提升土地的收益及收益增长部分的大部分归农民所有。

        如果说,农村强化或重回集体化组织,大面积的土地引进资本或政府扶持,大大提高土地的效率,如果收益增长300%,那么其中200%归农民;或者还是家庭承包,是否也可以提高土地的效率?怎么做?是南街村还是小岗村或是其他?哪种形式没有关系,1、土地归集体所有不变;2、确保农民长期收益的保障和提高。

         假设一个村的土地流转给一个公司,耕地性质不变,农民的收益和该公司承包土地的收益挂钩(动态链),政府和农民对该公司的财务和运营实行监督,公司收益增长,农民收益也增长,公司亏损,农民基本收益不变,公司破产,土地回归农民集体。

         如此,有何不可。关键是如何实施,如何保障,如何操作更加有效。

    2009/2/18 13:32:32
  • 政体,土地,计划生育,
    对基本国策的挑战
    不仅全面,
    而且近乎歇斯底里.
    2009/2/18 10:59:41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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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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