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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不是文革模式,是有效的法治模式(下)
201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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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思想怎样与法治结合?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治官,治黑社会,反对腐败,包括控制住宅价格,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动员群众参与,然后依据法律行事。这是把信仰和制度结合起来的适合于中国的方式。

  另人振奋的是: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合。毛泽东符号恰恰没有破坏法治,而是弥补了法治空缺;群众被极大地动员了,但他们没有去打砸抢,而是去揭发黑社会和作好各项工作。政府直接发给老百姓20万个绝密信封,鼓励群众揭发,结果是,群众提供4万多条线索,其中80%实名举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重庆人民动员起来,参与到法治建设里来了,他们的素质大大提升了。正是有了大量的群众举报,法治才可能起作用。短时间破获那么多的案件,做出了让法学家们不能相信的奇迹,就非要去寻找“逼供信”的证据不可了。

  中国人最大缺点是缺乏正义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少人愿意实名做证。宪法没有规定公民有做证的义务,许多公民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义务。我曾经在飞机上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乘客因乱占座被机场警察带走,全飞机200多人全部下去等待检查,耽误两个小时。警察请两位乘客做证此过程,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做征,其他人就在一边站着看,表现出冷漠,自私,与我无关,谈不上什么正义和义务。做飞机的人尚且如此,大多数人又是一个什么状态?

  大家总说中国法治不健全,是因为法条太少吗?权力干预太多吗?这是受到制度决定论影响。法治健全不了深刻的文化根源就是:中国人缺乏正义概念,不愿当证人。马克斯。韦伯说基督教新教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不知能否适用于法治?在西方那一套法庭,法官,律师,陪审团,证人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上帝或神”的信仰力量在支撑?如果有,就对了。这正是中国人搞不好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文化根源。

  如果想让中国人提升到现代法治水平,就要改造人,灌输信仰,这比制定法律条文困难万倍。怎么办?只能利用中国人自己的神,去填补信仰空缺,让中国人敢于做证,这就是重庆唱红的重要意义。

  薄熙来为什么在重庆唱红,他少年时代就是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迫害,但在此过程中间也必然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成法制社会?不是因为法条少,是因为人丧失信仰道德,没有基本勇气。大多数人不愿意做证人,“无罪推定”就什么也抓不着。迷信西方法治的人不能想象重庆一年能够抓出几千个黑社会分子,按照“程序正义”,抓6个已经不少。他们理想的民主自由法制社会,其实是以容忍腐败和黑社会为基础的,警匪勾结两极分化的社会。

  重庆唱红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唱红是为了发动群众积极揭发问题,这不是搞文化革命,而是实现有效的法治。毛泽东形象的复活,并不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作为一个信仰符号,纳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轨道,是为了造就氛围,弥补信仰空缺,群众才能有勇气有热情,用真名揭发检举黑社会,进一步扩大到对权力腐败的检举。只要坚持法治程序,唱红就不会导致文化革命,所以我说,“唱红”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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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举作证等问题等反映的还是反腐反黑打恶四过硬能不能立得住!能否取信于天下,闻诸山野----1.班子过硬 2.队伍过硬,3.组织过硬 4.理念过硬
    2011/1/5 2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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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曾担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1994年调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1995年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已发表论文上千篇,著作15本,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据有关统计,杨帆在发表文章数量和被转载数量上,在经济学家中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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