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比较越来越多，这些比较都是关于中日的相似性。比如，肤浅不值得一提的相似性：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深刻的相似性：继日本之后，在人口和幅员本来不同于日本的中国居然也步上了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道路，而且一样以美国为主要“外需”市场；中国在许多方面“重蹈日本的覆辙”，在美国压力下升值货币，国内房地产泡沫刺破；日本20年前就开始转变增长方式，刺激内需，但直到现在尚未成功，中国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转换也困难重重；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不久就陷入“低增长”局面，以日本标准看，到今天，两个“失去的十年”，铭心刻骨的痛啊！人民币升值后，如同日本，中国增长的奇迹也就慢慢地终结了？对于那些以为中国还有下一个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人来说，这个日本式危险不是耸人听闻的，是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到来的？
这个中日相似处境的单子还可以列下去：中日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在外部主要靠中日来融资，跨越太平洋，中美日三国就是这样组成了一个金融的多边的复杂“相互依存”。中日国内都有许多人（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满“货币回笼”到美国，但更多的人对“美元霸权”的感觉是无奈。
不过，中日的相似性只是极其表面的现象，看似的相似的背后是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借鉴”外国的模式，其中日本的“贸易立国”让许多中国人“羡鱼”之余而着手模仿起来，如今这种越来越依赖外部资源的“世界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叫做“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完全“师夷”日本。
世界领先的出口大国日本一度长期以来保持着与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迫于美国的压力，更是因日元升值，利用中国开放的机会，日本公司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把“制造业”（加工组装）基地成功地转移到中国。结果，日美顺差变成“中国”与美国的顺差，感性和肤浅的美国政客和选民也把矛头从日本那里指向中国。
在日元升值下，日本其实并没有靠刺激内需解决问题，日本的内需上去一点，但不是应付日元升值的主要方法，帮助抵御了日元升值冲击的是中国。即使在小泉时代，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不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是很热的，所谓“政冷经热”。中国因素使日本产业升级，度过日元升值的艰难。
如今，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略施故伎，与当年“教训日本”（BASHING Japan）用的手段都几乎一致：华盛顿行政当局把压力的责任推给立法当局，立法当局压迫行政当局做事；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对付日本。当年日本参加的G7中，美国联合其它西方国家一块压迫日本，结果才有了“ 广场协议”的城下之盟。
现在，地球人（尤其是投机者）都知道，人民币要升值。欧洲和其它西方国家，甚至一些亚洲国家，附和、帮助美国盟主。只是大家不知升值多少，是美国人要的“大幅度”、“激进”，还是中国的“小幅度”、“渐进”。
美国“教训中国”（bashing China）对那些“在中国生产”，然后“从中国出口”（这一术语中国人不愿面对）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其实是不利的。美国今天压迫人民币升值，达到的效果可能是多重的，不仅把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赤字，而且把美国与东亚的多边赤字有个解决。美国人不是不知道其贸易赤字是多边的。
在这个情况下，在美国组建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联盟里，日本其实并不这么热心。在多数国际协调场合下，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日本是睁一眼闭一眼。日本更关心的还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国际化的人民币将成为日元在亚洲和世界的竞争对手。
人民币升值正好遇到了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徘徊和迷惘，加上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问题成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无法像日本那样消化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
目前的世界经济找不到新的突破性的转折点，因为三个“没有”：没有新思想（如取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新模式）、没有新技术（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能否成为这样的东西，远不确定）、没有新市场（美欧日一度指望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而中国等则指望欧美市场，除此外，新市场在哪里？）。
出口驱动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地启动了“内需”的范例。中国能打破这个局面吗？谁也不敢说，中国在10年以后，“内需”为主。中国自身的中西部、乡下，以及与外国的自由贸易区是出路吗？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利的方面是，美国不仅压迫人民币升值，还在压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本来也是出口大国的美国更要通过出口解决其长期与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果中国市场“内需”扩大，美国为何不来多占个份额？奥巴马的出口战略就是紧盯中国扩大内需的。世界的出口竞争在加剧。
面对美国，中国与日本如此相似（当然也如此不同）。我们能否在中日相似性上做一篇大文章？好好地思考这种相似性对中日关系的意涵？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课题，值得中日两国战略家考虑。
再说了，美国造就了中日的相似处境，中日能相互合作，共同对付美国吗？很明显地，“东亚共同体”是摆在那儿的一个战略选择。美国正在驱使中日历史性地接近（这一点在本文不能展开）。中日能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开展“大博弈”、实现“大交易”吗？
见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4月10日